“大概是他們來了。”我看見墳場外面的短牆揚起一片黃塵，接著一輔外交牌照的賓士牌汽車慢慢的停在鐵門的入口處。
荷西和我都沒有動，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樸素得如一個長肥皂盒的棺木靜靜的放在牆邊。
炎熱的陽光下，只聽見蒼蠅成群的嗡嗡聲在四周迴響著，雖然這一道如同兩層樓那麼高的牆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裡面的棺木還是發出一陣陣令人不舒服的氣味，要放入加里的那一個牆洞是在底層，正張著黑色的大嘴等著屍體去填滿它。
那個瑞典領事的身後跟著一個全身穿黑色長袍的教士，年輕紅潤的臉孔，被一頭如嬉皮似的金髮罩到肩膀。
這兩人下車時，正高聲的說著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聲從門外就傳了過來。
等他們看見等著的我們時，才突然收住了滿臉的笑紋，他們走過來時，還抿著嘴，好似意猶未盡的樣子。“啊！你們已經來了。”領事走過來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這是神父夏米葉，我們領事館請來的。”
“您好！”我們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個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會，沒有什麼話說。
“好吧！我們開始吧！”神父咳了一聲就走近加里的棺木邊去。
他拿出聖經來用瑞典文唸了一段經節，然後又用瑞典文說了幾句我們聽不懂的話，不過兩分鐘的時間吧，他表示說完了，做了一個手勢。
我們請墳園的泥水工將加里的棺木推到牆內的洞裡去，大家看著棺木完全推進去了，神父這才拿出一個小瓶子來，裡面裝著一些水。
“這個，你來灑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著他的長髮，一面將水瓶交給我。
“是家屬要灑的？”
“是，也不是。”領事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來往加里的棺木上灑了幾滴水，神父站在我旁邊突然劃了一個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領事對泥水工說。
“等一下。”我將一把加里院子裡的花丟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這才一塊磚一塊磚的封起牆來。
我們四個人再度沉默的木立著，不知說什麼好。“請問你們替加里付了多少醫藥費？”
“帳單在這裡，不多，住院時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將帳單拿出來。
“好，明後天請你們再來一次，我們弄好了文件就會結清給你們，好在加里自己的錢還有剩。”
“謝謝！”我們簡短的說了一句。
這時墳場颳起了一陣風，神父將他的聖經夾在腋下，兩隻手不斷的理他的頭髮，有禮的舉止卻蓋不住他的不耐。“這樣吧！我們很忙，先走了，這面牆——”
“沒關係，我們等他砌好了再走，您們請便。”我很快的說。
“那好，加里的家屬我們已經通知了，到現在沒有迴音，他的衣物——唉！”
“我們會理好送去領事館的，這不重要了。”
“好，那麼再見了。”
“再見！謝謝你們來。”等砌好了牆，我再看了一眼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牆，給了泥水工他該得的費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與我離開了撒哈拉沙漠之後，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屬加納利群島暫時安居下來。
在我們租下新家的這個沿海的社區裡，住著大約一百多戶人家，這兒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著山坡往一個平靜的小海灣裡建築下去。
雖說它是西班牙的屬地，我們住的地方卻完完全全是北歐人來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塊樂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見。
這兒終年不雨，陽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們選擇的海灣，往往散步兩三小時也碰不到一個人影。海灘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爾有一兩個步伐蹣跚的老人拖著狗在曬太陽之外，這一片地方安詳得近乎荒涼，望著一排排美麗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這兒有那麼多活著的人住著。“歡迎你們搬來這裡，我們這個社區，太需要年輕人加入。這塊美麗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聲和生命的氣氛，這兒，樹和花年年都在長，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蒼蠅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來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區的瑞典負責人與我們重重的握著手，誠懇的表示他對我們的接納，又好似惋惜什麼的嘆了口氣。
“這一點您不用愁，三毛是個和氣友愛的太太，我，是個粗人，不會文文靜靜的說話，只要鄰居不嫌吵，我們會把住的一整條街都弄活潑起來。”荷西半開玩笑的對這個負責人說，同時接下了一大串租來小屋的鑰匙。
我們從車上搬東西進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裡都有人從窗口在張望，沒有一個月左右，這條街上的鄰居大部分都被我們認識了，早晚經過他們的家，我都叫著他們的名字，揚揚手，打個招呼，再問問他們要不要我們的車去市場買些什麼東西帶回來。偶爾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魚，我們也會拿蠅子串起來，挨家去送魚給這些平均都算高齡的北歐人，把他們的門打得碰碰地響。
“其實這裡埋伏著好多人，只是乍時看不出來，我們可不能做壞事。”我對荷西說。
“這麼安靜的地方，要我做什麼搗蛋的事也找不到對象，倒是你，老是跳進隔壁人家院子去採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沒有人住。”我理直氣壯的回答著他。
“我前幾天還看到燈光。”
“真的？奇怪。”我說著就往花園跑去。
“你去哪裡？三毛。”
他叫我的時候，我早已爬過短牆了。
這個像鬼屋一樣的小院子裡的花床一向開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緞子，我總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門窗緊閉，窗簾完全拉上的房子裡是不是有人住，因為它那個氣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幾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繞了一圈房子，窗簾密密的對著大窗，實在看不進去，繞到前面，拿臉湊到鑰匙洞裡去看，還是看不到什麼。“荷西，你弄錯了，這裡一個人也沒有。”我往家的方向喊著。
再一回頭，突然在我那麼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見了一張可怕的老臉，沒有表情的注視著我，我被這意外嚇得背脊都涼了，慢慢的轉身對著他，口裡很勉強的才吐出一句結結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這個老人看，他卻緩緩的開了大玻璃門。“我不知道這裡住著個人。對不起。”我用西班牙話對他說。
“啊！啊！”這個老人顯然是跛著腳，他用手撐著門框費力的發出一些聲音。
“你說西班牙話？”我試探的問他。
“不，不，西班牙，不會。”沙啞的聲音，盡力的打著手勢，臉上露出一絲絲微笑，不再那麼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問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聽得懂德文，卻講不成句。
“我，三毛，我講德文你懂嗎？”
“是，是，我，德國，會聽，不會講。”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連忙把他扶進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邊，再見！”說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牆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著一個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說。“幾歲？”
“不知道，大概好幾百歲了，皺紋好多，人很臭，家裡亂七八糟，一雙腳是跛的。”
“難怪從來不出門，連窗戶都不打開。”
看見了隔壁的加里之後，我一直在想念著他，過了幾天，我跟鄰居談天，順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兩年了，跟誰也不來往。”“他沒法子走路。”我輕輕的反駁這個中年的丹麥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輛輪椅。”
“他的家那麼多石階，椅子也下不來。”
“三毛，那不是我們的事情，看見這種可憐的人，我心裡就煩，你能把他怎麼辦？我們又不是慈善機關，何況，他可以在瑞典進養老院，偏偏住到這個舉目無親的島上來。”“這裡天氣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爭辯的說著，也就走開了。
每天望著那一片繁花似錦的小院落裡那一扇扇緊閉的門窗，它使我心理上負擔很重，我恨不得看見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來曬太陽，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靜得使自己消失，夜間，很少燈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維持著他的帶病的生命，對我不止是一個謎，而是一片令我悶悶不樂的牽掛了，這個安靜的老人每天如何度過他的歲月？
“荷西，我們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時候不如分一點去給隔壁的那個加里吃。”
“隨便你，我知道你的個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飯也吃不下了。”
我拿著一盤菜爬過牆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門，加里才跛著腳來開。
“加里，是我，我拿菜來給你吃。”
他呆呆的望著我，好似又不認識了我似的。
“荷西，快過來，我們把加里抬出來吹吹風，我來替他開窗打掃。”
荷西跨過了矮牆，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個小桌子，給他叉子，老人好似嚇壞了似的望著我們，接著看看盤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著手勢，我在他的屋內掃出堆積如山的空食物罐頭，把窗戶大開著透氣，屋內令人作嘔的氣味一陣陣漫出來。
“天啊，這是人住的地方嗎？”望著他沒有床單的軟墊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幹了的糞便還是什麼東西糊了一大塊，衣服內褲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頭一張發黃了的照片，裡面有一對夫婦和五個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個父親是不是這個加里。
“荷西，他這樣一個人住著不行，他有一大櫃子罐頭，大概天天吃這個。”
荷西呆望著這語言不能的老人，嘆了口氣，加里正坐在花園裡像夢遊似的吃著我煮的一盤魚和生菜。
“荷西，你看這個，”我在加里的枕頭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錢來，我們當他的面數了一下。
“加里，你聽我說，我，他，都是你的鄰居，你太老了，這樣一個人住著不方便，你那麼多錢，存到銀行去，明天我們替你去開戶頭，你自己去簽字，以後我常常帶菜來給你吃，窗天天來替你打開，懂不懂？我們不會害你，請你相信我們，你懂嗎？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說，加里啊啊的點著頭，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腳趾。”荷西突然叫了起來，我的眼光很快的掠過老人，他的右腳，有兩個腳趾已經爛掉了，只露出紅紅的膿血，整個腳都是黑紫色，腫脹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腳。
我蹲下去，把他的褲筒拉了起來，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爛到膝蓋，臭不可當。
“麻瘋嗎？”我直著眼睛張著口望著荷西，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
“不會，一定是壞疽，他的家人在哪裡，要通知他們。”“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會在這裡了，這個人馬上要去看醫生。”
蒼蠅不知從那裡成群的飛了來，叮在加里膿血的殘腳上，好似要吃掉一個漸漸在腐爛了的屍體。
“加里，我們把你抬進去，你的腳要看醫生。”我輕輕的對他說，他聽了我說的話，突然低下頭去，眼淚靜靜的爬過他佈滿皺紋的臉，他只會說瑞典話，他不能回答我。
這個孤苦無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沒有跟外界接觸了。“荷西，我想我們陷進這個麻煩裡去了。”我嘆了口氣。“我們不能對這個人負責，明天去找瑞典領事，把他的家人叫來。”
黃昏的時候，我走到同一社區另外一家不認識的瑞典人家去打門，開門的女主人很訝異的、有禮的接待了我。“是這樣的，我有一個瑞典鄰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這個島上沒有親人，我想——我想請你們去問問他，他有沒有醫藥保險，家人是不是可以來看顧他，我們語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這不是我們的事，你最好去城裡找領事，我不知道我能幫什麼忙。”
說話時她微微一笑，把門輕輕帶上了。
我又去找這社區的負責人，說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來做一個名譽負責人，我是不受薪的，這種事你還是去找領事館吧！我可以給你領事的電話號碼。”
“謝謝！”我拿了電話號碼回來，馬上去打電話。“太太，你的瑞典鄰居又老又病，不是領事館的事，只有他們死了，我們的職責是可以代辦文件的，現在不能管他，因為這兒不是救濟院。”
第二天我再爬牆過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乾得裂開了，手裡卻緊緊的扯著他的錢和一本護照，看見我，馬上把錢搖了搖，我給他喝了一些水，翻開他的護照來一看，不過是七十三歲的人，為何已經被他的家人丟棄到這個幾千裡外的海島上來等死了。
我替他開了窗，喂他吃了一點稀飯又爬回家去。“其實，我一點也不想管這件事，我們不是他的誰，我們為什麼要對他負責任？”荷西苦惱的說。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這可憐的人會怎麼樣？他會慢慢的爛死，我不能眼看有一個人在我隔壁靜靜的死掉，而我，仍然過一樣的日子。”
“為什麼不能？你們太多管閒事了。”在我們家喝著咖啡，抽著煙的英國太太嘲笑的望著我們。
“因為我不是冷血動物。”我慢慢的盯著這個中年女人吐出這句話來。
“好吧！年輕人，你們還是孩子，等你們有一天五十多歲了，也會跟我一樣想法。”
“永遠不會，永遠。”我幾乎發起怒來。
那一陣鄰居們看見我們，都漠然地轉過身去，我知道，他們怕極了，怕我們為了加里的事，把他們也拖進去，彼此禮貌的打過招呼，就一言不發地走了。
我們突然成了不受歡迎又不懂事的鄰居了。
“加里，我們帶你去醫院，來，荷西抱你去，起來。”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鎖了起來，荷西抱著他幾乎乾癟的身體出門時，不小心把的的腳撞到了床角，膿血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來，臭得眼睛都張不開了。
“謝謝、謝謝！”加里只會喃喃地反覆的說著這句話。“要鋸掉，下午就鋸，你們來簽字。”國際醫院的醫生是一個月前替我開刀的，他是個仁慈的人，但手術費也是很可觀的。
“我們能籤嗎？”
“是他的誰？”
“鄰居。”
“那得問問他，三毛，你來問。”
“加里，醫生要鋸你的腿，鋸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嗎？要不要打電報去瑞典，叫你家裡人來，你有什麼親人？”加里呆呆的望著我，我再問：“你懂我的德文嗎？懂嗎？”
他點點頭，閉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滲出絲絲的淚來。“我——太太沒有，沒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給我死——給我死。”
我第一次聽見他斷斷續續的說出這些句子來，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個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對生命已沒有了盼望，才會說出這麼令人震驚的願望吧！
“他說沒有親人，他要死。”我對醫生說。
“這是不可能的，他不鋸，會爛死，已經臭到這個地步了，你再勸勸他。”
我望著加里，固執的不想再說一句話，對著這個一無所有的人，我能告訴他什麼？
我能告訴他，他鋸了腳，一切都會改變嗎？他對這個已經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麼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誰，能給他什麼補償，他的寂寞和創傷不是我造成的，想來我也不會帶給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著加里，這時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對他說：“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鋸腳，好嗎？”
加里終於鋸掉了腳，他的錢，我們先替他換成西幣，付了手術費，剩下的送去了領事館。
“快起床，我們去看看加里。”加里鋸腳的第二天，我催著荷西開車進城。
走進他的病房，門一推開，一股腐屍般的臭味撲面而來，我忍住呼吸走進去看他，他沒有什麼知覺地醒著，床單上一大片殷紅的膿血，有已經幹了的，也有從紗布裡新流出來的。“這些護士！我去叫她們來。”我看了馬上跑出去。“那個老頭子，臭得人煩透了，”護士滿臉不耐的抱了床單跟進來，粗手粗腳的拉著加里剛剛動過大手術的身子。“小心一點！”荷西脫口說了一句。
“我們去走廊裡坐著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會兒醫生走過來，我站了起來。
“加里還好吧？請問。”我低聲下氣的問。
“不錯！不錯！”
“怎麼還是很臭？不是鋸掉了爛腳？”
“啊！過幾天會好的。”他漠然的走開了，不肯多說一句話。
那幾日，我飲食無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裡看看，他除了一些陳舊的衣服和幾條破皮帶之外，幾乎沒有一點點值錢的東西，除了那一大櫃子的罐頭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簾和幾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裡，反倒不相稱的長滿了糾纏不清、開得比那一家都要燦爛的花朵。
最後一次看見加里，是在一個夜晚，荷西與我照例每天進城去醫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電可以走動的輪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著我倆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來。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從加里的嘴裡說出來。
“好，明天回家，我們也在等你。”我說著跑到洗手間去，流下大滴的淚來。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醫生也這麼說。
第二天我們替加里換了新床單，又把他的家灑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齊，又去花園裡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點多才去接他。
“這個老人到底是誰？”荷西滿懷輕鬆的開著車，好笑的對我說。
“隨便他是誰，在我都是一樣。”我突然覺得車窗外的和風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氣裡滿滿的都是希望。“你喜歡他嗎？”
“談不上，我沒有想過，你呢？”
“我昨天聽見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張片子裡的主題曲，奇怪的老人，居然會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愛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屍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麼會在離家那麼遠的地方一個人住著。”
到了醫院，走廊上沒有護士，我們直接走進加里的房間去，推開門，加里不在了，綠色空床鋪上了淡的床罩，整個病房清潔得好似一場夢。
我們待在那兒，定定的注視著那張已經沒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麼解釋。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們正愁著如何通知你們。”護士不知什麼時候來了，站在我們背後。
“你是說，他——死了？”我愣住了，輕輕的問著護士。
“是，請來結帳，醫生在開刀，不能見你們。”“昨天他還吹著口哨，還吃了東西，還講了話。”我不相信的追問。
“人死以前總會這個樣子的，大約總會好一天，才死。”
我們跟著護士到了帳房間，她走了，會計小姐交給我們一張帳單。
“人呢？”
“在殯儀館，一死就送去了，你們可以去看。”“我們，不要看，謝謝你。”荷西付了錢慢慢的走出來。醫院的大門外，陽光普照，天，藍得好似一片平靜的海，路上的汽車，無聲的流過，紅男綠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過，偶爾夾著高昂的笑聲。
這是一個美麗動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離我們是那麼的遙遠而不著邊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