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學”學生宿舍村裡面的一個獨立房間。所謂學生村，是由十數幢三層的小樓房，錯落的建築在一個近湖的小樹林中。
是以馬德里大學文哲學院的結業證書申請進入西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就讀的。在與學校當局面談之後，一切都似可通過了，只有語文一項的條件是零。學校要求我快速的去進“歌德語文學院”，如果在一年內能夠層層考上去，拿到高級德文班畢業證明書，便可進入自由大學開始念哲學。而宿舍，是先分配給我了。
“歌德學院”在德國境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分校，那種性質，大半以文化交流為主，當然也可學習德文。在德國境內的“歌德”，不但學費極為昂貴，同時教學也採取密集快速方法，每日上課五六小時之外，回家的功課與背誦，在別的同學要花多少時間並不曉得，起碼我個人大約得釘在書桌前十小時。一天上課加夜讀的時間大約在十六、七個鐘點以上。當然，是極為用功的那種。別的同學念語文目的不及我來得沉重，而我是依靠父親伏案工作來讀書的孩子。在這種壓力之下，心裡急著一個交代，而且，內心也是好強的人，不肯在班上拿第二。每一堂課和作業一定要得滿分，才能叫自己的歉疚感少一些。
苦讀三個月之後，學校老師將我叫去錄音，留下了一份學校的光榮紀錄；一個三個月前連德語早安都不會講的青年，在三個月的教道訓練之後，請聽聽語調、文法和發音的精華。那一次，我的老師非常欣慰，初級班成績結業單上寫的是——最優生。
拿著那張成績單，飛奔去郵局掛號寄給父母。茫茫大雪的天氣裡，寄完了那封信。我快樂得流下了眼淚，就是想大哭的那種說不出來的成就感。當然這裡又包含了自己幾乎沒有一點歡樂，沒有一點點物質享受，也沒有一點時間去過一個年輕女孩該過的日子，而感到的無可奈何與辛酸。那三個月，大半吃餅乾過日的，不然是黑麵包泡湯。
也不是完全沒有男朋友，當時，我的男友是位德國學生，他在苦寫論文，一心將來要進外交部。而今他已是一位大使了，去年變的，這是後話，在此不說了。
在德國，我的朋友自律很嚴，連睡眠時枕下都放著小錄音機，播放白日念過的書籍。他說，雖然肉體是睡了，潛意識中聽著書本去睡，也是會有幫助的。他不肯將任何一分鐘分給愛情的花前月下，我們見面，也是一同唸書。有時我已經將一日的功課完全弄通會背，而且每一個音節和語調都正確，朋友就拿經濟政治類的報紙欄來叫我看。總而言之，約會也是念書，不許講一句閒話更不可以笑的。
約會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雖然同住一個學生村，要等朋友將他的檯燈移到窗口，便是信號——你可以過來一同讀書。而他的檯燈是夾在書桌上的那種，根本很少移到窗口打訊號。在那種張望又張望的夜裡，埋頭苦讀，窗外總也大雪紛飛，連一點聲音都聽不見。我沒有親人，那種心情，除了悽苦孤單之外，還加上了學業無繼，經濟拮据的壓力。總是想到父親日日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一塊塊麵包吃下去，等於是喝父親的心血，如何捨得再去吃肉買衣？總是什麼物質的慾望都減到只是維持生存而已了。
因為初級班通過的同學只有四個，而其他十一個同學都不許升班，老師便問我想不想休息三個月。他也看見我過度的透支和努力，說休息一陣，消化一下硬學的語文，然後再繼續念中級班是比較合理的。
聽見老師叫我休息，我的眼淚馬上衝出來了。哪裡不想停呢？可是生活費有限，不念書，也得開銷，對自己的良知如何交代？對父母又如何去說？於是我不肯休息，立即進了中級德文班。
中級班除了課本之外，一般性的閱讀加重了許多，老師給的作業中還有回家看電視和閱報，上課時用閉路電視放無聲電影，角色由同學自選，映象一出來，我們配音的人就得立即照著劇情講德文配音——這個我最拿手。
“聽寫”就難了，不是書上的，不能預習，在一次一千多字有關社論的報紙文字聽寫考試中，一口氣給拼錯四十四個字。成績發下來，年輕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學便很悲傷，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進門摔下考卷便大哭起來。那一陣，壓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績，發現不該錯的小地方都拼錯了，便責備了我一頓。他也是求好心切，說到成績，居然加了一句——將來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這樣的德文，夠派什麼用場？連字都不會寫。
聽了這句話，我抱起書本，掉頭就走出了那個房間。心裡冷笑的想——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沒有人要嫁給你呀！回到自己空虛的房間，長褲被雪溼到膝，趕快脫下來放在暖氣管上去烤。想到要寫家信，提起筆來，寫的當然是那場考壞了的聽寫，說對不起父母，寫到自己對於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筆將頭埋在雙臂裡，不知再寫什麼，窗外冬日的枯樹上，每夜都停著一隻貓頭鷹，我一打開窗簾，它就怪嗥。此生對於這種鳥的聯想有著太多寂寞的回憶，想起來便不喜歡。
每天晚上，修補鞋子是天快亮時必然的工作。鞋底脫了不算，還有一個大洞。上學時，為著踏雪，總是在兩雙毛襪的裡面包住塑膠袋，出門去等公車時，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個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綁緊。等到進了城內，在學校轉彎處，快碰到同學時，彎腰把外層的塑膠袋取下來。為了好面子，那脫了底的鞋總當心的用一條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著，走起路來，別人看不出，可是那個洞，多少總滲進了雪水。進了教室立即找暖氣管的位置坐下來，去烤腳，雖然如此，仍是長了凍瘡。
同學們笑我為了愛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腳尺寸太小，在柏林買不到現成的靴，去問定做價格，也不是一個學生所花費得起的。自然，絕對不向父母去討這種費用，家信中也不會講的。
那天考壞了，被朋友數落了一頓，都沒有使我真正灰心，寫家信也沒有，做功課也照常，只是，當我上床之前，又去數橡皮筋預備明天上學時再用時，才趴在床沿，放開胸懷的痛哭起來。
很清楚的記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時候，學校說二十二日以後因為聖誕節，要放幾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約好，合出汽油錢，他開一半，我開一程，要由西柏林穿過東德境內，到西德漢諾瓦才分手，然後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國，車子由我開到西德南部一個德國家庭中去度節。我們講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動身。那時，由西柏林要返回東德去與家人團聚的車輛很多，邊境上的關口必然大排長龍，別人是德國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國的人，那本護照萬一臨時在關卡不給通過，就穿不過東德境內，而坐飛機去，又是不肯花機票錢的。
為了這事，那位與我同搭車的法國朋友心裡有些不情願，怕有了臨時的麻煩，拖累到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堅持在旅行之前，我應該先跑到東柏林城那邊的東德政府外交部去拿過境簽證。如果不給，就別去了。說來說去，就是為了省那張飛機票錢才弄出這麼多麻煩的。
米夏埃不常見到我，總在門上留條子，說如果再不去辦，就不肯一同開車去了。我看了條子也是想哭，心裡急得不得了，可是課業那麼重，哪有時間去東柏林。課缺一堂都不成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實在沒有時間，連睡覺都沒有時間，如何去辦手續？
心裡很怕一個人留在宿舍過節，怕那種已經太冷清的心情。“中國同學會”不是沒有，可是因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國男朋友，加上時間不夠，總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種不被認同的自卑心裡，便很少來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終於大哭特哭了一場。不過才是一個大孩子，擔負的壓力和孤寂都已是那個年齡的極限。坐得太久，那以後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經痛也是當時死釘在桌前弄出來的。而自己為什麼苦讀——雖然語文是我心摯愛的東西，仍然沒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許因為哭累了，睡過了頭，發覺桌上的小鐘指著十點，又急得要哭。抓了書本就往車站跑，跑的時候，鞋子一開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因為坐骨的痛壓到神經，變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課是完了，趕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為何來，想成了呆子。站在車站牌下，眼看著一次又一次的班車走過，都沒有上車。
逃課好了，凍死也沒什麼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沒有再轉車，摸摸身上的護照和二十塊美金的月底生活費，將書在樹叢雪堆裡一埋，上了去東柏林圍牆邊，可以申請進去的那條地下火車。
柏林本來是一個大城，英美法蘇在二次大戰後瓜分了它。屬於蘇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個城變為天涯海角，不過一牆相隔便是雙城了。
我下車的那個車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個關卡，如果提出申請，限定當日來回，是可以過去的。而東柏林的居民卻不可以過來。
那個車站是在東柏林，接受申請表格的就是東德的文職軍人了。
我們的護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隊之後，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播音機內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個小房間內去問，問什麼我不明白。總之面露喜色的人出來，大半是準進東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著會痛，又不敢亂走，怕聽不見喊人的名字，那兒，有一個辦公室是玻璃大窗的，無論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繞圈子，總覺得有一雙眼睛，由窗內的辦公桌上直射出來，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給釘著。
有人在專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機叫出我的名字來時，已是下午一點左右了。我快步跑進小房間，密封的那一間，沒有窗，裡面坐著一位不笑的軍官。請坐，他說。我在他對面坐了下來。軍官衣著很整齊，臉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將那本護照向桌上輕輕一丟，說：“你知道這本護照的意義嗎？”我說我知道。他聽了便說：“那你為何仍來申請？我們不承認你的，不但不承認，而且你們的政策跟南韓一樣。現在我正式拒絕你的申請。”我看了他一眼，站起來，取回了護照，對他笑了一笑，說謝謝。那時的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動人的——任他是誰。
已經走出了門，那位軍官是心動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說：“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塊美金，參加有導遊帶的旅行團，我給你一個條子，這種護照也可以過去的。”
我說，我是要去你們東德的外交部，導遊會放人單獨行動嗎？再說，十五塊美金太貴了，我有，可是捨不得。說完我沒有再對那個人笑，就出來了。
決定逃學，決定死也可以，那麼不給過去東柏林也不是什麼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時間，突然出現了一大段空檔，回宿舍，不甘願，去逛街，只看不買不如不去，於是哪兒也沒有去，就在那個車站裡晃來晃去看人的臉。
那面大玻璃窗裡仍然有一種好比是放射光線一樣的感應，由一個人的眼裡不斷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會兒了，他還在看我。
等我繞到投幣拍快照片的小亭子邊時，那種感應更強了。一回身，發覺背後站著一位就如電影“雷恩的女兒”裡那麼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軍官——當然是東德的。
“哦！你來了，終於。”我說。他的臉，一下子浮上了一絲很複雜的表情，但是溫柔。“晃來晃去，為什麼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個密封的審人室，說：“他們不給我進東柏林。”我們又說了一些話，說的是想先進去拿過境簽證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覺這個軍官的職位和知識都比裡面那個審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燒的眼睛，這個人那裡見過的？
事情很快解決了，臺灣護照東德不承認，給發了一張對摺的臨時證。上面要寫明身高、眼色、髮色、特徵等等——在填寫特徵時，我寫：牙齒不整齊。那叫它通行證的東西是白色的。說要拍張快照，我身上沒有零錢，那位軍官很快掏出了錢。一下子拍出來三張，公事用了兩張，另外一張眼看他放入貼心內袋，我沒說一個字，心裡受到了小小的震動，將眼光垂了下來。
排隊的人很長，一個一個放，慢慢的。那位幫我的軍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邊，一步一步的移。我們沒有再說話，時光很慢，卻捨不得那個隊伍快快的動。好似兩個人都是同樣的心情，可是我們不再說話了。
等到我過關卡時，軍官也跟了過來。一瞬間，已站在東柏林這一邊了。淒涼的街上，殘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換了一個時光，衣著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樣了。“好，我走了。”我說。那個軍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說了一句英文，他說：“你真美！”聽了這句話，突然有些傷感，笑著向他點點頭，伸出手來，說：“五點鐘，我就回來。可以再見的。”他說：“不，你進入東柏林是由這裡進，出來時是由城的另外一邊關口出去。問問路人，他們會告訴你的。外交部不遠，可以走去。我們是在這一邊上班的人，你五點回來時，不在我這裡了。”
“那，那麼我也走了。”我說。
我們沒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微微的笑著。他，很深的眼睛，不知為什麼那麼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無力和悲傷。
就那麼走到外交部去，一面走一面問人，路上有圍著白圍巾的青年，一路跟著要換西柏林馬克或美金，隨便多少都可以。我不敢睬他，只是拒絕得難過。
都快下班了，才問到簽證的櫃檯，也不存希望給或不給，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個離別時叫人落水的眼睛裡。
是東德，在東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種夢境，很朦朧的倦和說不出的輕愁。那本護照——臺灣的，就如此繳了上去。
看護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兩下，就向身後的同事叫嚷，說：“喂！來看這本護照呀！蔣介石那邊來的。”人都圍上來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雙眼睛裡。隨便人們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蔣——介——石——嗯。”那位中年人嘆了口氣。
也是那日不想活了，也是多日不想活了，當他說到這句話，我就自殺似的衝出了一句：“蔣介石，我還是他女兒呢！”“真的？！”對方大叫起來。
他呆呆的看住我的名字，一念再念——陳、陳、陳……。“你說老實話哦！”他說。我不說話，只是笑了笑。那雙眼睛，今朝才見便離了的眼睛，他說我真美麗，他用英文說，說成了他和我的秘密還有終生的暗號。
“你姓陳，他姓蔣，怎麼會？”又問。
我反問他：“請問給不給經過東德的簽證嘛？”他說：“給、給、給……。”急著譁一下蓋了章，就成了事。
隔著櫃檯，我豎起了腳尖，在那中年胖子的臉上親了一下，說：“你真美，謝謝你。”然後，走了。
東柏林在展越南戰爭的照片，進去看了一下。那張，美軍提著越共的頭，踩在無頭屍體上，有若非洲獵象獵獸的成就感，在那個大兵的臉上開著花。沒有再看下去，覺得自己是一個亞細亞的孤兒。
去飯店吃了一頓魚排，付帳時，茶房暗示我——很卑微的那種笑，使我付出了不是過境時換的當地錢。有二十塊美金，給了十塊，每月生活費的十分之一。沒有等找錢，向那位老茶房笑笑，便走了。
經過一家書店，看見齊白石的畫，我一急，進去了，要人窗內拿下來，發現是印製的，不是原墨，就謝了走開。
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著靴子，那是我唯一羨慕的東西。
又走了很多路，累了，也渴，天在下午四點時已經暗了。可是這邊的城沒有太多燈光。問到了出關回西柏林的地方，關口很嚴也牢，是九曲橋似的用曲折牆建出來的，我猜是怕東邊的人用車子來闖關而設計的。
他們不給我回去，一直審問，問我那張白色的通行證如何得來的？為什麼會身上又有一本臺灣的護照藏著。又問來時身上報了二十美金，怎麼換了五塊美金的當地東德馬克仍在，而那另十五元美金只剩下了五塊一張。我說吃飯時付錯了。問是哪一家飯店，我答誰記得路。
他們不給我走。我急了，急得又不想活了，說：“你們自己發的通行證，去問放我過來的那個關卡。去問！打電話去問呀！好討厭的，也不去解決。”
不知過了有多久，我彎彎曲曲的走過了一道又一道關，門口站著來接的，是中午那個以為已經死別了的人。他在抽菸，看見我出來，煙一丟，跨了一步，才停。
“來！我帶你，這邊上車，坐到第五站，進入地下，再出來，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輕輕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的抖，眼前經過的軍人，都向我們敬禮——是在向他，我分不清他肩上的星。
在車站了，不知什麼時刻，我沒有表，也不問他，站上沒有掛鐘，也許有，我看不見。我看不見，我看不見一輛又一輛飛馳而過的車廂，我只看見那口井，那口深井的裡面，閃爍的是天空所沒有見過的一種恆星。
天很冷，很深的黑。不再下雪了，那更冷。我有大衣，他沒有，是呢絨草綠軍裝。我在拚命發抖，他也在抖，車站是空的了，風吹來，吹成一種調子，夾著一去不返的車聲。沒有上車，他也不肯離去。就這麼對著、僵著、抖著，站到看不清他的臉，除了那雙眼睛。風吹過來，反面吹過來，吹翻了我的長髮，他伸手輕拂了一下，將蓋住的眼光再度與他交纏。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最後一班，你上！”他說。我張口要說，要說什麼並不知道，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著還想說，他又推我。這才狂叫了起來——“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請你請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子，呀！死好了，反正什麼也沒有，西柏林對我又有什麼意義。
怎麼上車的不記得了。風很大，也急，我吊在車子踩腳板外急速的被帶離，那雙眼睛裡面，是一種不能解不能說不知前生是什麼關係的一個謎和痛。直到火車轉了彎，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彎刀，一直割、一直割個不停。
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病倒下來，被送進醫院已是高燒三日之後才被發現的。燒的時間頭痛，心裡在喊，在喊一個沒有名字的人。
住了半個月的三等病房，在耳鼻喉科。醫生只有早晨巡視的時候帶了一群實習醫生來，探病的人一週可以進來一次。我的朋友唸書忙，總是打電話給護理室，叫小姐來傳話問好，但人不來。
醫院的天井裡有幾棵大枯樹，雪天裡一群一群的烏鴉呱呱的在樹枝和地上叫。病房很冷，我包住自己，總是將頭抵在窗口不說什麼。同住一房的一位老太太，想逗我說話，走上來，指著窗外對我說：“你看，那邊再過去，紅磚公寓的再過去，就是圍牆，東柏林，在牆的後面，你去過那個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