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是我從郵差先生那兒用雙手接過來的。
我們家沒有信箱，一向從竹子編的籬笆洞裡傳遞著信件。每當郵件來的日子，就會聽見喊：“有信呀！”於是總有人會跑出去接的。
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當年，我的母親才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婦人。她來臺灣的時候不過二十九歲。
怎麼記得是我拿的信也很清楚：那天光復節，因為學校要小學生去遊行，所以沒有叫去補習。上午在街上喊口號、唱歌，出了一身汗便給回家了。至於光復節郵差先生為何仍得送信這回事，就不明白了。
總之，信交給母親的時候，感覺到紙上寫的必是一件不同凡響的大事。母親看完了信很久很久之後，都望著窗外發呆。她臉上的那種神情十分遙遠，好像不是平日那個洗衣、煮飯的媽媽了。
在我念小學的時候，居住的是一所日本房子，小小的平房中住了十幾口人。那時大伯父母還有四位堂兄加上我們二房的六個人都住在一起。記憶中的母親是一個永遠只可能在廚房才會找到的女人。小時候，我的母親相當沉默，不是現在這樣子的。她也很少笑。
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時候，我們小孩子照例打地鋪睡在榻榻米上，聽見母親跟父親說：“要開同學會，再過十天要出去一個下午。兩個大的一起帶去，寶寶和毛毛留在家，這次我一定要參加。”父親沒有說什麼，母親又說：“只去四五個鐘頭，毛毛找不到我會哭的，你帶他好不好？”
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時候他才兩歲多。
於是才突然發現原來媽媽也有同學，那麼她必然是上過學的羅！後來就問母親，問念過什麼書。說高中畢業就結了婚。看過《紅樓夢》、《水滸傳》、《七俠五義》、《傲慢與偏見》、《咆哮山莊》……在學校母親打藍球校隊，打的是後衛。
聽見母親說這些話，看過我也正開始在看的書，禁不住深深的看了她一眼，覺得這些事情從她口裡講出來那麼不真實。生活中的母親跟小說和藍球一點關係也沒有，她是大家庭裡一個不太能說話的無用女子而已。在那個家裡，大伯母比母親權威多了。我真怕的人是大伯母。
母親收到同學會舉辦的郊遊活動通知單之後，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話也多了，還翻出珍藏的有限幾張照片給我們小孩子看，指著一群穿著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中古女人裝扮的同學群，說裡面的一個就是十八歲時的她。
其中一張小照，三個女子坐在高高的水塔上，母親的裙子被風捲起了一角，頭髮也往同一個方向飄揚著。看著那張泛黃的照片，又看見地上爬著在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裡升起一陣混亂和不明白，就跑掉了。
從母親要去碧潭參加同學會開始，那許多個夜晚補習回家，總看見她彎腰趴在榻榻米上不時哄著小弟，又用報紙比著我們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時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將那報紙比在身上看來看去。我問她，到底在做什麼？母親微笑著說——給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那好多天，母親總是工作到很晚。
對於新衣服這件事情，實在是興奮的。小學以來，每天穿的就是制服，另外一件灰藍條子的毛線背心是姐姐穿不了輪到我穿，我穿不了又輪大弟穿的東西，它在家裡是那麼的永恆不滅。直到後來長大了才知道向母親討，想留下背心做紀念。而當時，是深惡它的。
從來沒有穿過新衣服，眼睜睜的巴望母親不再裁報紙，拿真的布料出來給人看。當我，有一天深夜放學回來，發覺母親居然在縫一件白色的衣裳時，我衝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來：“怎麼是白的？！怎麼是一塊白布？！”丟下書包瞪了不說話的人一眼，就哭了。燈下的母親，做錯了事情般的仍然低著頭——她明明知道我要的是粉藍色。
第二天放學回來，發覺白色的連衣裙已經縫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葉邊。
“這種配法是死——人——色！”我說。“妹妹，媽媽沒有其他的布，真的！請你不要傷心，以後等媽媽有錢了，一定給你別的顏色衣服……。”母親一面說一面拿起新衣要給我套上試試看，我將手去一擋，沉著臉說：“不要來煩！還有算術要做呢！”母親僵立了好一會兒，才把衣服慢慢的擱在椅背上。
姐姐是溫馴又孝順的，她穿上與我一模一樣的新衣，不斷的拿一面小鏡子照自己。我偷看那件衣服，實在也是不太難看，心裡雖然比較泰然，可是不肯去試它。
姐姐告訴我，母親的同學嫁的都是有錢人，那天去開同學會，我們小孩子會有冰淇淋吃。在那以前，吃過冰棒、仙草冰、愛玉冰，可是沒有吃過真的冰淇淋。姐姐說，在大陸我們家每年夏日都吃那東西的。我總不能有記憶。
母親的同學會訂在一個星期天的午後，說有一個同學的先生在公家機關做主管，借了一輛軍用大車，我們先到愛國西路一個人家去集合，然後再乘那輛大汽車一同去碧潭。
那時候，我乘過十二路公共汽車，還有三輪車。上學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全年級走路，叫做——遠足，是不坐車的。
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學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母親說，那日仍然要去補習，到了下午兩點正，她會帶了姐姐和新衣服來學校，向老師請假，等我換下制服，就可以去了。為了那次的出門，母親低著眼光跟大伯母講過一兩次，大伯母一次也沒有答理。這些事情，我都給暗暗看到眼裡去。這一回，母親相當堅持。
等待是快樂又緩慢的，起碼母親感覺那樣。那一陣，她常講中學時代的生活給我們聽，又數出好多個同學的姓名來。說結婚以後就去了重慶，抗戰勝利又來到了臺灣，這些好同學已經失散十多年了。說時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動，我們四個小孩都在屬於二房的一個房間裡玩耍，而母親的眼神越出了我們，盯住那棵花樹又非常遙遠起來。
同學會那個清晨，我很早就起來了，趁著大人在弄稀飯，一下就把自己套進了那件並不太中意的新衣服裡面去。當母親發覺我打算不上學校，就上來剝衣服。我仍是被逼換上制服揹著書包走了。姐姐陪我一路走到校門口，講好不失信，下午兩點鐘會來接，一定會來接的。我不放心的看了姐姐一眼，她一直對我微笑又點頭。
中午吃便當的時候天色開始陰沉，接著飄起了小雨。等到兩點鐘，等到上課鐘又響過好一會，才見母親拿著一把黑傘匆匆忙忙由教務處那個方向的長廊上半跑的過來。姐姐穿著新衣服一跳一蹦的在前在後跟。
很快被帶離了教室，帶到學校的傳達室裡去換衣服。制服和書包被三輪車伕，叫做老周的接了過去，放在坐墊下面一個凹進去的地方。母親替我梳梳頭髮，很快的在短髮上札了一圈淡紫色的絲帶，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雙新襪子彎腰給我換上。
母親穿著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開著一個露趾的小洞。一絲陌生的香味，由她身上傳來，我猜那是居家時絕對不可以去碰的深藍色小瓶子——說是“夜巴黎”香水的那種東西使她有味道起來的。看得出，母親今天很不同。
老周不是我們私人家的，他是在家巷子口排班等客人的三輪車伕，是很熟的人。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領上了車，位置狹窄，我擠在中間一個三角地帶。雨篷拉上了，母親怕我的膝蓋會溼，一直用手輕輕頂著那塊黑漆漆的油布。我們的心情並不因為天雨而低落。
由舒蘭街到愛國西路是一段長路。母親和姐姐的身上還放著兩個大鍋，裡面滿盛著紅燒肉和另一鍋羅宋湯，是母親特別做了帶去給同學們吃的。前一天夜裡，為了這兩樣菜，母親偷偷的火了很久都沒進房睡覺。
雨，越下越大，老周渾身是水，彎著身體半蹲式的用力踩車，母親不時將雨篷拉開，向老周說對不起，又急著一下看錶，一下又看錶。姐姐很專心的護湯，當她看見大鍋內的湯浸到外面包札的白布上來時，就要哭了一般，說媽媽唯一的好旗袍快要弄髒了。
等到我們看見一女中的屋頂時，母親再看了一下表，很快的說：“小妹，趕快禱告！時間已經過了。快跟媽媽一起禱告！叫車子不要準時開。快！耶穌基督、天上的父……。”我們馬上閉上了眼睛，不停的在心裡喊天喊地，拼命的哀求，只望愛國西路快快出現在眼前。
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樹在傾盆大雨裡出現了，母親手裡捏住一個地址，拉開雨篷跟老周叫來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盡頭，看見一輛圓圓胖胖的草綠色大軍車，許多大人和小孩撐著傘在上車。“在那邊——”我向老周喊過去。老周加速的在雨裡衝，而那輛汽車，眼看沒有人再上，眼看它噴出一陣黑煙，竟然緩緩的開動了，“走啦！開走啦！”我喊著。母親譁一下子將全部擋雨的油布都拉掉了，雙眼直直的看住那輛車子——那輛慢慢往前開去的車。“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個好車伕狂衝起來。
雨水，不講一點情面的往我們身上傾倒下來，母親的半身沒有坐在車墊上，好似要跑似的往前傾，雙手牢牢的還捧住那鍋湯。那輛汽車又遠了一點，這時候，突然聽見母親狂喊起來，在風雨裡發瘋也似的放聲狂叫“——魏東玉——嚴明霞、胡慧傑呀——等等我——是進蘭——繆進蘭呀——等等呀——等等呀——。”
雨那麼重的罩住了天地，母親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們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輛漸行漸遠的車子不肯捨棄。我不會放聲，緊緊拉住已經落到膝蓋下面去的那塊油布。雨裡面，母親不停的狂喊使我害怕得快要哭了出來。呀——媽媽瘋了。
車子終於轉一個彎，失去了蹤跡。
臺北市在當年的一個星期天，那樣的模糊和空虛。
母親廢然倒身在三輪車背北上。老周跨下車來，用大手拂了一下臉上的雨，將油布一個環一個環的替我們扣上。扣到車內已經一片昏暗，才問：“陳太太，我們回去？”母親噯了一聲，就沒有再說任何話。車到中途，母親打開皮包，拿出手絹替姐姐和我擦擦臉，她忘了自己臉上的雨水。
到了家，母親立即去煤球爐上燒洗澡水，我們仍然穿著溼透的衣服。在等水滾的時候，乾的制服又遞了過來，母親說：“快換上了，免得著涼。”那時她也很快的換上了居家衣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衝牛奶了。
我穿上舊制服，將溼衣丟到一個盆裡去。突然發現，那圈荷葉邊的深紫竟然已經開始褪色，沿著白布，在裙子邊緣化成了一灘一灘朦朧的水漬。
那件衣服，以後就沒有再穿過它。
許多年過去了，上星期吧，我跟母親坐在黃昏裡，問她記不記得那場同學會，她說沒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講，跟她講講那第一件新衣，講當年她那年輕的容顏，講日本房子窗外的紫薇花、眼神、小弟、還有同學的名字。
母親心不在焉的淡然，聽著聽著，突然說：“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沒有——。”她順手拿起電話，按了小弟家的號碼，聽見對方來接，就說：“小明，我是阿孃（注：祖母）。你還發不發燒？咳不咳？乖不乖？有沒有去上學？阿孃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