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墨西哥城
拉蒙-凱利從墨西哥城波斯克-德卡布爾特派克的一家小旅店走出來，他昨天很晚才到，睡得也很晚。現在已經快中午了。
他在街上擁擠的人流中尋找著空隙走著。如果不是被小商販佔著——這些小商販什麼都賣，猴子花啦，玫瑰啦，夾餡玉米餅啦，辣醬玉米餅啦，還有香蕉葉卷肉——每一寸人行道上就滿是墨西哥人和旅遊者。在墨西哥城裡，能讓人中毒的嚴重空氣汙染在每個人每個東西上都籠上了一層令人作嘔的黃綠色的霧氣。
還是老樣子。
凱利已經快一年沒回家鄉看過了。也沒有什麼需要回來的原因。他父母兩年前就離開墨西哥去了智利，他父親又在那兒的一家石油公司找了個工作。凱利不必回到墨西哥來加深他對這個國家和這個擁有全國四分之一人口的墨西哥城原本已很深刻的記憶。這些記憶日日夜夜跟隨著他，就像是在他眼前放映循環電影：城市裡的汙染和城市外灰塵飛揚的馬路，雙手緊抓著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以免捱餓的農民，他們臉上無助的表情；能夠讓痛苦的心麻醉上幾小時的充滿音樂和豔麗服裝的頻繁的節日；在北方美墨南部邊境的外資裝配廠子煙囪裡冒出的能殺人的滾滾濃煙。有時候，拉蒙-凱利不得不努力把這些折磨他的景象從腦海裡驅走。
知道美國醫藥協會是怎樣稱呼美墨邊境線嗎？“純粹是個化糞池。”
跟凱利被稱為“他的人民”的人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個國家富有的精英人士、政客、商人、毒梟和洗錢人，他們用幾倍於科爾特斯和他的武裝的殘暴蹂躪著這個國家。那些西班牙殖民者至少在這兒還留下了一個文化，而當代的這些“征服者”卻一味地掠奪，留下的只是燒焦了的土地和空洞的靈魂。
許多人認為凱利對於貧困的墨西哥的態度過於狂熱。“你太偏激，”有人這樣說他，“往後退退，否則你將一事無成。”他父親上次跟他在一起時，這樣說他：“拉蒙，我為你感到驕傲，因為你懂得關心。可是，那些叫得最響的人往往聽眾最少。”
拉蒙-凱利知道這個忠告有它的道理，所以有時候他也採取些妥協點的做法。但那些做法卻無一例外地以失敗告終。在他的腦海裡，老是閃現著那些從一開始就煎熬著他的景象。現在，莫林-加沙和勞拉-弗洛瑞斯又被盛在棺木中回到他們的祖國安葬，就因為他們也懂得去關心。
對於加沙來說，他決定合作多半是出於實用主義而不是理想主義。但是即使如此，他也冒了他和他家人的生命危險來捍衛正義。
勞拉-弗洛瑞斯卻跟拉蒙有著一樣執著的熱情，或許只是沒他這麼狂熱。
跟加沙一樣，她也死了。
就因為他們有個信仰。
跟那些墨西哥的當權者是講不通的。跟他們協商？沒用。去迎合他們，他們的宗教信仰？開玩笑。
他擠進撞得有些變形了的綠白雙色大眾甲殼蟲車，告訴出租車司機他要去北邊乾淨些也衛生些的山上的一個地方。
20分鐘後，甲殼蟲出了市區，開始爬行在地勢越來越高的公路上，路兩邊起先是長排的高大的仙人掌，後來就可以看到杜松和粉色、紅色和紫紅色的九重葛了。
車開上了一條彎彎曲曲的寬公路，路旁有許多掩在粉色、白色或黃色石砌圍牆後的漂亮的大房子。司機在凱利給他的那個地址前把車停下。
“您想讓我等在這兒嗎？”司機問，“等的時間不算錢的。”
“謝謝，不用。”凱利說，他付了車費，費勁地從車裡鑽出來，展開身子。
出租車一溜煙地很快開走了。凱利走到一扇厚重的木門前。門右邊有個蜂鳴器，他按了一下，從信箱上面的一個小對講器裡傳出一個聲音。
“是誰？”一個女人用西班牙語問。
“拉蒙-凱利。”
“稍等。”
木門上有個小缺口，上面釘著一片帶網眼的金屬板，透過網眼，凱利可以看到前門。一個男人正從前門走出來。他慢慢地穿過一條環形的紅磚路，拔掉門閂，把門打開到剛能看到來人的程度。
“我是拉蒙-凱利。我跟弗洛瑞斯先生約好的。”
那男人長得又矮又胖，穿著黑色T恤衫，外面罩著一件有好多口袋的馬甲。手槍的肩帶邊從背心空擋處露了出來。
過了好一會兒，拉蒙也搞不清楚這人是想讓他進去還是要“砰”地在他面前把門關上。終於，那男子向後退了一下說：“進來吧。”
“謝謝。”
凱利以前也去過不少墨西哥有錢人的家裡，但這裡裝飾的華麗仍讓他吃了一驚。門廳的地板是亮閃閃的紅白雙色手切大理石的，一件黃銅敲製成的藝術品佔了一面牆；凱利認出它一定是來自米卻肯，印第安塔拉斯卡人用來供奉神明的傑作。對面的牆上懸掛著兩把交叉的劍，讓凱利記起墨西哥國歌裡的詞句，“墨西哥人，備好你的劍和馬鞍，戰鬥的號角已經吹響……”
“在這兒等著。”那人說完，就穿過一條小過道，消失在過道盡頭的門後。拉蒙侷促不安地等著，不停地倒著腳。他忽然為自己的著裝不自在起來：牛仔褲、藍條紋工仔襯衫、牛仔靴、淺駝色的風衣。也許他該穿上……
“凱利先生。”
凱利回身看到奧斯瓦爾多-弗洛瑞斯正走過來，向他伸出手。他人很高，穿著海軍藍的運動上衣，灰色寬鬆褲，褐色帶穗的便鞋，藍綠色真絲襯衫的領口敞著，露出沉甸甸的金項鍊和十字架。“歡迎到我家來。”
“我很抱歉是因為那樣一個不幸的事件來到這裡，我本想參加勞拉的葬禮，可是……”
“不必解釋了。華盛頓離墨西哥城很遠。有時太遠了，有時又覺得不夠遠。來吧，自們去個舒服點的地方。”
弗洛瑞斯家的起居室很大，色調很暖。牆上滿是得體又昂貴的藝術品。有迪埃格-里維拉的真品，佛裡達-卡羅的自畫像，巨幅的米格爾-撤貝拉的宗教題材作品，還有三件讓人敬畏的弗南多-格雷西亞-彭塞的抽象畫。
“請吧，請坐。”弗洛瑞斯說，指著一個小花布沙發。一隻鑲皮的咖啡桌把沙發和兩隻高背紅皮椅隔開。弗洛瑞斯在一隻高背椅上坐了，點燃了一支雪茄，煙味在空氣裡迅速瀰漫開來。凱利兩年多以前就戒了煙，這時他後悔了。
“葬禮。那天，你也可以想見，對於我們來說真是悲哀的一大。”弗洛瑞斯說。他說話的聲音很低沉，語調很和緩，措辭很謹慎。從他聲音裡聽得出一些傷感，但從他褐色的雙眼裡卻看不出一點傷感的影子。他的眼睛緊盯著拉蒙，一眨不眨，就像監視器。
“太可怕了，”凱利說，“弗洛瑞斯夫人怎麼樣？她承受得了嗎？”
“她不太好。她跟我另外兩個女兒一起到我們的鄉村別墅休息去了。我本想一起去，可還有生意得打理。”
“這是當然。”
一陣令人尷尬的沉默。
“你想喝點什麼？”弗洛瑞斯問，“幾分鐘後午飯就準備好了。”
“不必了。”凱利說。
“那我只能一個人吃了。喝什麼飲料？”
“可樂？”
弗洛瑞斯多肉的雙唇分開，微笑了一下，“你已經變成真正的美國人了。”他說罷，就走到站在門口的管家身邊吩咐了一聲，又回到椅子上。“當然，可口可樂跟其他好多美國思想都成了我們文化的一部分。可樂在這兒也很流行，是吧？不過我們不喝減肥可樂。你知道嗎？我有個朋友在可口可樂公司。他們搞過調查。我們平均每個人喝的軟飲料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不包括減肥蘇打水。知道為什麼嗎，凱利先生？因為墨西哥人認為喝減肥飲料沒有男人味。不夠男人氣（西班牙語）。”
“這很有意思。”凱利說。
“不值一提的事。除非你是銷售可口可樂的。你能來，我很高興，凱利先生。勞拉近期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不瞭解也不理解。當然，她那時選擇去美國留學，後來又留在那裡，我和她母親就很失望。我們這裡有個傳統……”他擺了擺手，“不過你是瞭解墨西哥傳統的。你是個墨西哥人嘛。”
“您是指未嫁的女子在結婚之前不能離開家？”
“當然是。傳統是很重要的。你不這樣認為嗎？”
“有些傳統是很重要。”
凱利的可樂端上來了，還有一杯珍貴的陳年安奈尤特奎拉。
“為勞拉。”弗洛瑞斯舉起杯。
凱利沒有回應這句祝酒辭。
“也許你能幫我理解一些事情，凱利先生。你知道，我和勞拉在過去幾個月沒有多少交流。不過我總以為她在那裡過得很快樂。那天電話打來的時候，很不幸的是，她母親接的電話，就好像，好像是我們死了。我肯定你能理解。她怎麼會那麼不快樂，覺得生活無法忍受呢？這個想法一直困擾著我。這麼年輕，正是能做很多事的時候，是什麼讓她這麼傷心這麼絕望地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呢？”
“她沒有。”凱利直截了當他說，啜了一口可樂。
弗洛瑞斯皺起眉，身子往後一靠，翹起一條腿來，說：“請解釋一下。”
凱利咬著嘴唇，想了一會兒，說：“弗洛瑞斯先生，我來這兒並不想再給您的心上添一份額外的痛苦，我知道您已經很痛苦了。可勞拉的死也讓我很悲哀，很深切的悲哀。我們曾是好朋友，我們曾合作得很密切，我們曾分享了那麼多的事情。”
“是情人嗎？”
“不僅僅是那樣。我們是同志。我們信仰我們所從事的工作。”
“‘同志’聽上來很有點政治味道。社會主義者？”
“隨便您怎麼稱呼吧。我們並不是社會主義者。不過我們認定要看到墨西哥發生一些變化。”
“事情總是在變的。”弗洛瑞斯說。
“但不是往好的方向變。”
“你把自己看成是能判斷對我們國傢什麼好什麼壞的法官嗎？”
“我和勞拉，我們把自己當成判定在這個國家沒有平等的法官的一員。您不必提醒我，我是個墨西哥人。我很為自己是墨西哥人而自豪。但我也為這裡10％的人擁有80％的財富而感到恥辱。我覺得恥辱，我的祖國的領袖是因為拿了毒販子和腐敗商人的錢才變得富有。我覺得恥辱，我的祖國的警察是靠罪犯們生活。是從他們本該反對的那些人的腰包裡掏錢。是的，弗洛瑞斯先生，我為我的國家的許多事情感到恥辱。勞拉也是。”
“我明白了。”弗洛瑞斯說。
管家進來，端著盛有午飯的托盤，弗洛瑞斯卻揮手讓她退下了。
“你到我家來，在我們承受著家庭悲劇帶來的巨大痛苦時，你卻在這裡大談政治謬論。我認為你是來向我們致敬的，可你卻坐在我的家裡侮辱我，侮辱我對死去女兒的記憶。”
“我絕無此意，弗洛瑞斯先生，如果我說的話讓您這樣想的話，我道歉。您相信勞拉是自殺。但這不是事實。你知道加沙先生嗎？莫林-加沙？”
“他是誰？”
“一個後來也跟我們一樣希望墨西哥更好的人。像勞拉一樣，就因為他的信仰，他也被殺害了。”
“我是個很有耐心的人，凱利先生。但是我現在越來越沒耐心了。你告訴我我的女兒是被殺的，被謀殺了。那麼，是誰幹的？”
凱利身子往前挪了挪，他伸出雙手，聲音也急切起來。“弗洛瑞斯先生，勞拉是被您的同盟殺的。你的商業夥伴，那些給了你電視臺、這座房子、汽車和鄉村別墅的政客們。”
“你瘋了。”弗洛瑞斯說。
“沒有，先生，我沒瘋。勞拉是個很好的研究員。她發現了會很不利於革命制度黨的一些材料。而加沙到華盛頓也是為了指證我們領袖們骯髒的腐敗行為。結果，他們兩個都送了命。”
弗洛瑞斯站了起來，手裡仍端著酒杯。他氣得渾身顫抖著，杯裡的酒也激盪著快要濺出來了。“你給我走！”他說，聲音不再那樣平靜了。
“先生，請聽我說完。我說的都是事實。就因為這是事實，我才希望您作為勞拉的父親能跟我一樣恨那些應該對勞拉的死負責的人。我還期望您能站出來，揭發這個造成無辜的人被謀殺的制度，這些無辜的人犯下的唯一的罪惡就是懂得去關心。我懇求您以勞拉的名義站出來，並且……”
弗洛瑞斯猛得把杯中的酒潑到凱利臉上，作為他的答覆。一個冰塊的尖角割破了他的一邊臉。凱利把手伸到傷口處，抹了一把，看到了手指上的血。
弗洛瑞斯喊了一個男人的名字。幾分鐘後，那個領凱利進來的男人帶著槍出現了。
“把他趕出去。”
弗洛瑞斯叫道。
那人朝凱利走了幾步。凱利舉起雙手，用西班牙語說：“站開些。用不著傷害我。我這就走。”他倉皇越過那個保安，呼地拉開前門，跨了出去，外面又有一粗壯男人擋住了他。他繞過那個人，幾乎是跑著到了大門，手忙腳亂地拔了門閂，跌跌撞撞地跑到街上。他往後一看，那兩個持槍男人並肩站著，正瞪著他。
他開始往山下逃，快要哭出來了。跑了10分鐘，他嗓子也幹了，眼睛直冒火，心——亂跳。一輛沒有標記的四門藍福特從後面追了上來。司機停下車，從開著的車窗探出頭問：“要出租車嗎？”
“要。”凱利答道。
“上車吧。”
“到城裡多少錢？”
“沒多少錢？”
“到底多少錢？”
他們談好了價。
車向市中心駛去，凱利攥起拳手，雙眼緊閉。這個司機為墨西哥城許多私人汽車服務公司的一家工作，專門在街上找客人。他不停看後視鏡，看著這個長得很奇怪的年輕人，紅頭髮，黃銅色臉上全是雀斑，蜷縮在後座的一角。瘋子，他想。準是個吸毒的。
他回過頭來問：“喂，你現在就付錢，好吧？”
“什麼？”
“現在付錢”
“啊。好吧。”
在凱利翻口袋找錢的當口，司機又看了一下鏡子。他載這個乘客時就在後面的那輛褐色破大眾車還跟在後面，跟他的車保持著穩定的車距。
“謝謝。”凱利把錢從車座上面遞過來，司機說。
他們到了加波斯伊利蒙斯上的卡布爾特派克區。交通很擁擠，車都開得很慢，城裡嚴重得讓人窒息的汙染讓山區的新鮮空氣很快成了回憶。
前面有一輛卡車壞了，讓車流停滯了下來。凱利坐直了身子，從車窗向外看去，想判斷一下離他的旅館還有多遠。“我就從這兒下車。”說著，他打開車門。就在這時，跟在後面的褐色大眾一下轉到他們的車旁邊。坐在乘客席上的男人舉著一挺英格拉姆輕型機關槍，身子探出車窗，瞄準了凱利。凱利瞧見槍，立馬跌回後座，霎時間，就聽到子彈紛紛打在福特車上，玻璃四濺，車皮開裂，槍聲和火硝的氣味吞沒了整個後座。
槍聲停了。凱利摸到了後座另一面的門，打開它，爬了出去，跌落在馬路上。他兩手兩膝撐著身子，絕望地爬向馬路對面，他能清楚地聽到身後一片嘈雜，喇叭聲響成一片。那大眾車的馬達走調地尖叫著，司機把車開上了人行道，撞倒了幾個行人和小販攤子，終於在車流中找到了個空隙，走了條岔路逃竄了。
凱利低頭看了看。他的褲子已經磨破了，膝蓋和手掌上鮮血淋漓。女人們仍在尖叫，男人們卻跑得一個比一個快，好離開這個現場，沒有人注意坐在路邊石階上眩暈痛苦的凱利。
他緩緩站了起來，朝他旅館的大致方向走去。
褐色大眾車司機把車開到一個加油站，下了車走到一個電話亭。那個槍手留在車裡抽菸。
司機對著話筒說：“我是邁納。”
“你在哪兒？”
“卡布爾特派克。”“搞定了？”
“對。”
“他死了嗎？”
“對。我想他死了。”
“你想？”那個聲音很生氣地問。
“肯定死了。幾十發子彈呢。我們就在他旁邊。”
“他最好是死了，邁納。”
“他是死了。對，我肯定他死了。”
當晚晚些時候，那個在墨西哥市柏尼託絹萊國際機場一個飛機庫辦公室裡接大眾車司機電話的人，艾爾弗萊多-蒙塔努，走進了沿飛機場大道一溜小酒店的一家，在那兒，他跟一男一女見了面。
那女人是在中央旅客控制中心工作的，是她將拉蒙-凱利前一晚到墨西哥城乘坐的航班通知了蒙塔努。
那男人尾隨凱利到了旅館，給蒙塔努打過電話告訴他凱利住的地方。
蒙塔努給他們兩人一人一個裝著錢的信封，還買了一瓶酒。他們把鹽倒在手背上，在宜母子片上也灑了點，接著把手背的鹽舔乾淨，然後一口飲下一杯廉價的特奎拉酒。緊接著，他們又喝“小血滴”，那是一種用辣椒、西紅柿和橙汁調成的雞尾酒。
“為友誼！”蒙塔努說，舉起了酒杯。
“乾杯！”
“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