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華盛頓
拉蒙-凱利——墨西哥力量組織的主席嘟囔著走出警察局，向他詢問的偵探們似乎十分確定勞拉-弗洛里斯是由代表墨西哥政府的墨西哥人殺害的。有一會兒，他曾把拳頭砸在桌子上，大叫他們無能。
“鎮靜些，凱利先生，”文德爾-傑肯森偵探說，“告訴我們你瞭解的事實，我們根據你提供的信息再調查。”
“你們是不是不明白，”凱利說，“你們只是把它當做偶發案件了，以為是哪個著了魔的傢伙碰巧把勞拉選作了犧牲品。我告訴你，其實……”
這次談話持續了一小時，凱利並沒有把它看成問詢，那些問題大失水準了。凱利覺得去警察局沒什麼大不了的，他穿得跟平時一樣。舊牛仔褲、牛仔靴、一扣到底的襯衫、毛衣（這樣的衣服他衣櫃裡還有一打），這種組合也代表了一種風格。他也有幾件西裝，甚至還有晚禮服，這些他都要用於很正式的場合。不過，他的臉比他的衣服更能留住人們的目光。他的美國祖先和阿茲特克血統的母親賦予他紅色的捲髮、寬闊的下額和黃銅色的皮膚，還有在他臉的上半部，尤其是在臉頰、鼻子和藍眼周圍雲河般分佈的褐色雀斑。要猜出拉蒙-凱利的血統不是件容易事。
凱利出來的時候向偵探們道了歉，向他們解釋說勞拉-弗洛瑞斯是他的一個很特別的朋友。
“用不著不安，”彼得森偵探送他從他們辦公室出來到大門，“我理解。”
“謝謝。”凱利說。
“不過有件事你知道嗎？”
“什麼？”
“我們並非無能，只不過幹得太多，工資卻太少。”
凱利勉強擠出一絲笑容。
“要是想起什麼來，給我們打電話。祝你今天愉快，凱利先生。”
他回到墨西哥力量組織，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叫接線員不要轉進任何電話。他在一個小記事本上花了一小時作了筆記。到了中午，他說他下午要出去，“我不能接電話，晚上打給我錄音電話，告訴我這一天都是誰打過電話。我會從墨西哥給他們中的一些人回電話。幾天後見。”
他走過兩個街區，到了停車場，交了錢，放上了一盤號稱墨西哥麥當娜的艾斯特瑞德-哈達的磁帶，慢慢地把他灰色的1992宏達車開出來，沿著第十七大街向南駛去，又拐到通往喬治-麥森紀念橋的路上。最後到了喬治-華盛頓和羅伯特-李的故鄉、歷史名港重鎮亞歷山大。他在聯合大街上找了個停車位，下了車，走進聯合大街公益廳。弗古森已經在酒吧等他了。凱利在他身邊的高腳凳上坐下。
“交通不便嗎？”吉姆-弗古森問。
“我來晚了嗎？”
“沒有。只想瞭解一下交通狀況。”
凱利笑了，“你在喝什麼？”
“弗吉尼亞土人。他們專門為這裡釀製的。”
“噢？”跟吧檯侍者說，“來一杯弗吉尼亞土人。”
“餓了吧？”弗古森問。
“不餓。有一點。今天早晨在警察局呆了一小時。”
“一次頗受鼓舞的經歷吧。”
“對。”
“這樣吧，我們先說再點菜，還是先點菜再談？”
凱利四下看了看。酒吧和整個房間都漸漸坐滿了人，“我們先找個桌子。”
“上樓吧。”
他們端著啤酒杯上了二樓，找了個僻靜舒服的角落坐下。弗古森叫了蟹肉蛋糕，凱利要了一個俱樂部三明治。
“跟我說說吧。”女招待走後，弗古森說。
凱利參考著他的記事本，向弗古森介紹了今天早晨在警察局的情形，又把他了解的關於勞拉-弗洛瑞斯和莫林-沙被殺的情況也告訴了弗古森。弗古森一直挺直地坐著，靜靜地傾聽。他二十年海軍情報官員的經歷全寫在他的身上：他的鹽和胡椒色的頭髮剪得很短，緊貼著太陽穴，眼睛明亮，很少會眨一下，他的皮膚對於一個45歲男人來說顯得年輕無暇，不過要是瞭解一下他生活規律，這也並沒有驚人的——他每天都要運動，從不抽菸，偶爾才喝點啤酒，通常還會剩下半杯。
他的穿著風格也跟拉蒙-凱利不同。他曾驕做地20年四季都穿著軍裝。現在退休了，他也幾乎總是穿著他的民用制服：純藍色運動上衣、白襯衫、領帶、灰色寬鬆褲、亮得可以照見影兒的皮鞋。
他們的午飯來了，暫時打斷了凱利的獨白。喝咖啡的時候，凱利又繼續講，弗古森很少說話，靜等著凱利講話停頓時偶爾問上一兩個問題。
“我想就是這些了。”凱利最後說。
弗古森在消化凱利的話和他的蟹肉蛋糕時，嘴唇緊抿成一條線。
“那麼，”凱利問，“下一步怎麼辦？”
“這我可沒法說，”弗古森答道，“我會把你所說的一切都傳到上面。他們會決定下一步怎麼辦。”
“我擔心他們什麼也不做。”
“只要涉及到政治，這就非常可能了。”
“我昨晚跟勞拉的父親說了。”
“很艱鉅的任務。你怎麼告訴他的？”
“只是說我對他女兒身上發生的事情感到很遺憾，告訴他我們是朋友。”
“有沒有說你告訴我的這些？”
“沒有。考慮到他和革命制度黨的聯繫，我覺得那樣做是不合適的。他的女兒是被他自己的朋友殺死的。”
“這真是有些殘酷，是吧？革命制度黨裡的人並不都是殺手啊。”
“吉姆，每個革命制度黨人都是，至少每個會因這個黨下臺而有損失的人都會不惜一切手段來保住他們的地位。”
弗古森明亮的綠眼睛一點也沒透露他的想法。
凱利說：“我今晚要飛到墨西哥去見她父親。”
“你肯定你應該去嗎？”
“為什麼不該去？”
弗古森皺了皺眉算是回答。
“我覺得應該做些什麼。”凱利說。
“這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我不習慣這樣對此無能為力。這就是那些墨西哥領袖們和大肥貓們希望看到的。我們就這樣沉默，任由毒品和毒錢滾進滾出，任由他們來姦淫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直到……”
弗古森舉起一隻手。“想聽句忠告嗎？”
“什麼？”
“退後，拉蒙。只繼續做你一直做的工作，繼續收集情報，得出些結論以幫助他制定出可行的政策。”
“而且，閉上我的嘴。”
“對，這也很必要。我會把你說的報告上去，而且我會隨時把我所瞭解的下一步的行動通知你。”
“那勞拉怎麼辦？還有加沙？他們成了戰爭中倒下的大兵，就這麼算了？葬在無名的墓裡？就這樣犧牲了？”
弗古森擺了擺手要結賬。他付錢的當口，兩個人一句話也沒說，弗古森還給了小費，點點頭，站起身來。他們下了樓，底下的酒吧的人比一小時前多多了。
“你幾點的航班？”弗古森問。
“10點。”
“祝你一路平安，拉蒙。”
“謝謝。”
他們從酒吧往外走時，弗古森停下來看了一會兒一位顧客和酒吧侍者玩的擲骰子的遊戲。那位顧客滾了個骰子，結果他輸了。吧檯上其他人大笑。
那位顧客搖搖頭，伸手捋了捋他長長的淡黃色的頭髮，跟弗古森和凱利說：“今天不是我的幸運日。”
凱利開車回家打點去墨西哥的行李，吉姆-弗古森則到了霧底，走進威斯康星大道上的一家狹窄的店面。這家店面旁邊是家法國餐館，再過一個街區就是安娜貝爾的裡德-史密斯藝術館。櫥窗上貼著一個臨時通知，上面寫著：即將到貨：適合有品味的女性選擇的服裝。一道匆匆建起來的牆把前面一小塊地方跟後面一個大一些的房間分隔開來。
“嗨。”弗古森跟坐在桌旁的一個年輕女人招呼，桌上擺著電話、電腦、傳真機和複印機。
“嗨。”
“能給我們來點咖啡嗎？”
“當然。”
她走開了。弗古森坐在她的位子上，撥了一個電話號碼。沒通。他又試了一下，還是不通。他又撥了第三次，這次行了。
“貴雅飯店。”一個帶著濃重西班牙語口音的女人說。
弗古森用標準的西班牙語說：“請接海德斯先生的房間，克里斯-海德斯。”
海德斯拿起電話。
“是吉姆。”
“嗨，什麼事？”
“我今天跟拉蒙一起吃的午飯。”
“噢？”
“警察局今天早晨就弗洛瑞斯小姐之死跟他談了話。”
“怎麼樣呢？”
“沒什麼特別的。他向我報告了一下過去幾天來的情況。”弗古森參考著他在離開亞歷山大之前在車裡做的記錄，跟海德斯講了在飯店裡拉蒙說的那些話。
“就這些？”海德斯說。
“是的，就是這些。”
“謝謝你打電話來，吉姆。”
“我答應過我要打的，拉蒙今天晚上會飛往墨西哥城去見弗洛瑞斯小姐的父親。”
“是嗎？他會住哪兒？”
“這個他沒說。”
“我會設法找到他的。多保重。”
弗古森掛上電話，那個年輕女子也端著兩杯咖啡回來了。
“你不介意幫我們送咖啡的，是嗎？”弗古森問道。
“不，當然不。而且，我知道你其實並不想要咖啡，只是想單獨跟電話機呆上一會兒。”
弗古森露出頑皮的笑容，像個幹壞事時被抓住的壞男孩。
“早晨再見，”他說，“我會帶咖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