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高顯先生第一次談到遺囑，是在他住院以後一個多月的事。某次我與他在病房裏閒話家常時，他主動提起此事，説差不多應該準備了。
“您喪失鬥志我可是會很傷腦筋的唷！”我故意用樂觀開朗的語氣説着。“不過我贊成您預先立下遺囑，雖然可能幾十年以後才會用得着啦！”
他微笑着對我的鼓勵心領神會，接着説：“遺囑的內容，大致上已經決定了，只是有些大問題，可能需要一再修改。”
“當然。”
“或許會麻煩到你，你最好要有心理準備。”
“好的。”
這“麻煩”兩字，當時我還無法瞭解真正的含義，但也沒多想。我想對高顯先生而言，質的應該是公開遺囑的時間吧？過了幾個禮拜之後，我才知道不是。
“我一行遺囑都還沒開始寫，現在講這些或許很奇怪，不過我堅持在某些條件下，遺囑才能公開。”
“什麼？”
“第一，為了避免情況更加混亂，我死後一個月內遺囑不得公開；其次，一定要相關人等全部到齊，才能公開。不相干的人不可以在場，人沒到齊也不可以，不過可以找代理。”
“沒看到遺囑內容，怎麼知道跟誰有關，跟誰無關？”
“只要事先把相關人等的名字告訴古木律師不就好了嗎？大家集、合的地點就選在迴廊亭！在那裏就不必顧慮會有其他雜音。”接着一原先生一臉落寞地説：“我打算把墓地選在八澤温泉。你知道吧？那個小廟。”
“嗯，我知道。”
“那間寺廟就在迴廊亭的前面，公開遺囑之前，或許大夥還會來為我拈柱香吧？”
我認為他選在迴廊亭公開遺囑，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這個。他擔心大夥兒只惦記着遺囑而忘了他這位立遺囑的人。與高顯先生長年相處下來，我知道他內心的脆弱。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遺囑內容很傷腦筋。”他躺在牀上不停地抓頭。“不管怎麼説，都是一羣與我不親密的家人，這種時候，要是有個老伴在身邊就好了，可惜，現在想再婚也……”
我馬上就聽出他話中有話，但我能説什麼呢？此時不管説什麼，聽起來都很虛偽，因此我只能緘默不語。從此之後，他也不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