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如果你從未看到過一個男人用高壓水管洗內衣，你就永遠不會真正體會到新舊大陸之間文化等方面的諸多差異。
這是初冬的一個清冷、靜襤的早晨，高壓水管聲有節奏地響徹在整個村莊的上空。我悄悄地向發出聲音的地方靠近，透過花園的圍牆，看見一條晾衣繩上晾滿了五顏六色的男式內衣。還有一些衣服正在洗灌之中，在水流的衝擊和拍打下，它們猛烈地扭動著，好像射擊場裡高懸的標靶。洗衣服的男人遠遠地站在水珠濺不到的地方，戴著帽子和手套，穿著一雙高到腳踝骨的絨拖鞋，他站立的姿勢是士兵在戰場衝鋒時的典型姿勢，兩腳大大地分開，水管握在胯下，水珠像冷酷無情的子彈一樣掃射出來，來回掠過，內衣無一倖免。
僅僅幾天以前，我和我的太太返回了普羅旺斯。我們已經同這裡分別了四年，四年的時間我們大都在美國度過。在那裡，我們輕而易舉地回到了那種令我們感覺溫馨而舒適的語言環境中，這是一種無拘無束、令人暢所欲言的氛圍。儘管並非完全運用自如，但講這種語言不會有禮儀是否適度、性別用得是否合適的問題。我們無須再考慮與人打招呼時用“您”和“你”的細微差別，也不需迫不及待地在字典裡查從桃子到阿司匹林的每個詞的陰性或陽性。即使我們的耳朵對那些曾經熟悉的事物生疏了，即使有些時髦的辭藻還得花些時間去適應，但我們說的畢竟是英語。
一位個子矮小的朋友告訴我，不再有人認為他身材矮小，而是認為他在與地面垂直方面受到了挑戰；從前，一小時就是平淡無奇的六十分鐘，現在，卻已經萌生出跌宕的高xdx潮和低谷；沒人注意你離開房間，而看到的是你在退出；經濟波動不已，彷彿是一顆愛捉弄人的智齒；憑直覺就可以知道，偉大思想中的哪個部分是用玄想來補綴的；那些對人們有百益而無一害的褒義詞正在泛濫成溢美之辭。重要人物冥思苦想，試圖將自己的觀點隱藏在一個個重要的談漠籌劃之間。
在日常閒談中，許多法律術語被妄加引用，有關體育運動的訴訟案件日益增多，這些都著實令人厭煩。商品過剩也是眾多可怕問題中的一個。我也注意到，那些老於世故、頗具影響力的美國人——也就是經常在傳媒中露面的人——並不僅僅滿足於將事情做完，兩是更傾向於達到某種結果。我總是有一種很卑鄙的隱憂，覺得這種每況愈下的景況很快就會流傳到那些自命不凡的餐館傳者那裡。我現在已經能聽到：“你吃完沙拉了嗎？”（當然，這話只是在你看了一會兒菜單之後才會說。）
我們是第一次遇到外人，儘管我們從未見到一星半點比他更幸運的親戚——內人——的跡象。我們被教導要放棄過時的全神貫注的習慣，試圖以集中注意力代替之。刺激人感官的新詞彙層出不窮，但是無論我們處於怎樣的瞬息萬變的社會情境，怎樣花樣翻新的語言氛圍中，我們都應該安之若素，泰然處之。
然而，總是有什麼不對頭，這當然並非不受歡迎的緣故，儘管我們遇到的每個美國人都不枉負美國人待人友好、隨和、慷慨、大方這一美名。我們曾在長島（LongIsland）盡頭東漢普頓（EastHampton）的一幢房子裡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這裡一年中倒有九個月的時間，安靜怡人。我們沉灑在美國的便利、高效、無數的機遇、挑戰和選擇中，漸漸被當地的風俗習慣所同化。我們開始品嚐加利福尼亞葡萄酒，電話購物，悠閒地開車兜風，只吃富含維生素的食物，偶爾留意一下我們的身體，為膽固醇的升降而我棘不安，測覽充滿肥皂劇的電視，在餐館裡絕不吸菸，只在私下裡偷偷過癮……甚至，有一個時期我們謹慎地遵照生活小百科的吩咐，每天定量喝幾杯水。換句話說，我們在盡最大努力，適應我們所面臨的一切。
可是，仍然還有什麼不對頭，我們總是若有所思，若有所失。確切點說，我們在普羅旺斯那純然清澈的全部視覺、聽覺、嗅覺和感覺，全都消失了。從田野裡席香草的清香，到星期天早市的繁華和嘈雜，喧囂和浮躁，都讓我魂牽夢繞，沒有哪一個星期、沒有哪一天，我不是在思鄉病的折磨中度日如年。
在許多人看來，重返失魂落魄的舊地，重拾久違的、沸騰的思緒，是一件再愚蠢不過的行為。記憶是一位帶有太多偏見和情緒的編輯，他時常按照自己的選擇，自作主張地保留下它所喜歡的東西，而對那些並不盡如人意的事情充耳不聞。在這種剪輯下，玫瑰色的往事清晰如昨，一切美好的時光也被注入了神奇的魔力，不開心的日子卻慢慢消褪。直至最後消失，只留下一片頗具魅力、朦朦朧朧的陽光歲月和朋友們的歡聲笑語。果真如此嗎？往日是否真的能夠重視？
當然，只有一種辦法才能找到它。
對直接從美國來到法國的人來說，在這個國家最先碰到的令人頭痛的衝擊就是交通的混亂。一離開機場，紊亂的交通系統，像一股氣浪向我們迎面襲來，我們立刻被捲入高速的混亂之中，感受被汽車包圍的四面楚歌的感覺，到處都有人開飛車，好像搶劫銀行的逃犯正在倉皇逃竄。很快，我們就被告知，法國司機喜歡將他前面的每輛車都視作一個挑戰，他會從側翼包抄或者從後面奮起直追，完全無視紅綠燈的存在，甚至對提醒開車人小心的路牌置若罔聞。高速公路每小時限速八十英里，這被看成是對個人自由的難以容忍的約束，或者僅僅被認為是專對旅遊者制定的一些奇特規則，而不予理睬。
假如人的應變能力和設備應變系統能夠達到要求，事情也許就不會這樣令人驚慌失措了。但是，當一輛小雷諾車輪幾乎不沾地飛馳而過時，你忍不住會想：為何不將小汽車設計成突破安全障礙型？如果你瞥一眼開車人的樣子，你可能更加六神無主。你知道，法國人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要是兩隻手臂不交插在一起，就不會說話。他們表示強調時，手指要上下晃動；表達沮喪時，胳膊要高高抬起，這是這個民族的語言管絃樂。你要是有幸看到酒吧裡有兩個人在爭論，其手舞足蹈的情景一定非常有趣。但是，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輛車速為每小時九十英里的小車裡的司機正將手臂交叉在胸前，如此這般開車的話，你的心說不定會碎然停止跳動。
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我此時的感覺，在偏僻的道路上，像開拖拉機一樣將我的車開得慢悠悠的，不時地停下來欣賞一下週圍始人的景色，快慰不已。自從我第一次走進普羅旺斯，我就愛上了那些畫在糧倉和荒涼冷落的石頭小屋上的褪色廣告。那是邀請人們品嚐早已難得一見的開胃酒、巧克力或求賣肥料的廣告。油漆早已剝落，斑斑駁駁，七八十年間的夏日迅猛的陽光早將湛藍、深褐和奶油色曬得褪了色，現出底料中的白來。
許多年來，那些標新立異、花樣翻新的現代廣告早已令這些質樸的鄉村廣告黯然失色，類似的情況、類似的侵略正與日俱增。在這裡，城鎮和村莊現在通常有兩個名字，其中一個是古老的普羅旺斯拼法，比如，M6nerbes寫成M6nerbo，Avignon寫成Avlgnoun，Alx寫成Aix－en－Prouvenco而這一切，也許只是個開始。如果普羅旺斯道路標牌員依舊健在的話，也許有一天，我們能看到FrequentRadarsContrds（繁忙的雷達控制檯）或Low－Flyingaircraf（低空飛行的飛機），甚至能看到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爾（FrederiCMistral）用詩歌語言改編的《大麥克之家》（TheHomeoftheBigMao）。
標牌隨處可見，到處播撒信息，有建議，有教育，還有所有權等各方面的。牌子大多釘在樹上，掛在田邊的柱子上，擱在柵欄上，粘在混凝土上，都是葡萄酒吧、蜂蜜、薰香精和橄欖油、餐館和不動產代理的標牌，大多數頗為引人注目。也有幾則提醒說，“當心野狗”。還有一個——我比較喜愛的——特別令人洩氣。我在普羅旺斯山上看到它，系在一棵荒郊野外的樹幹上，寫著：Toutcontrevenantraabattuiesr－vivantspoursuivis。大意是：擅自闖入者將會被打死，倖存者將會被指控。我倒寧願相信寫標牌的人有這樣的幽默感。
還有另一類警告，我想我們在法國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會見到。在聖特勞普的競技場中，這類警告舉目皆是，那兒每禮拜都有集市，警告通常是寫在釘在柵欄上面的瓷牌子上的。它以奔放的風格和嚴厲的語言提醒路過者絕對禁止在附近地區大小便。有的人會想，對於東漢普頓這樣一個以和諧和嚴格的約束性而自傲的城鎮，這種警告似乎是有點畫蛇添足。
這個警告在法國卻非常必要，因為法國人有隨地即時小便的愛好。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只要生理上有要求，他們便會很快作出反應。城鎮和城市裡有成百上千個僻靜的角落；到了鄉村，更有數百平方英里的空地和上百萬灌木叢可以提供隱蔽的方便之處。據我所知，法國人無所顧忌地對場所加以選擇，隱蔽是他們最不關心的事情。有時站在岩石上，他們在天空中襯托出的輪廓像海灣裡的牡鹿。有時離路邊那麼近，你不得不轉過頭去避開他。而他呢，正在那兒做不得不做的事情，沒有絲毫的尷尬和不安。你從他身邊走過，眼睛碰巧跟他對視，他會禮貌地衝你點點頭。但是，更多的情況是，他兩眼朝天，悠悠哉哉地數著天上的雲朵。
幸運的是，禁令佈告並不是大多數公共場所典型的打招呼樣式。在法國，對陌生人表示禮貌是顯而易見的。人們並不一定十分友好，但總是彬彬有禮。一大早出去辦事，每個停留處都會給你令人愉快的小小招呼，表示注意到了你的存在，這在別的國家並不常見。比如，在英國，許多店主表現得似乎你根本不在眼前，也許因為你沒有被正式介紹過。在美國，這塊極其不講究規則的土地上，卻常常看到另一種極端，即面對有關身體狀況以及過得如何的好意詢問，如果顧客對這些探詢沒有未雨綢緞，那他就必須立即作出反應，然後喋喋不休地痛訴和詢問家世、衣服、古怪發育和長相等情況。我以為，法國人在親熱和冷淡之間分寸掌握得十分合適。
有些問題則必須藉助語言才能表達出來，即便是最基本的小問題，也不能不使用恰當的語言來表達。不，先生，你吃飯時沒有顯出饞相；你只是在遭受一場危機。那能是我們聽到角落裡的先生髮出的腸胃氣脹聲嗎？當然不是。它是窮人的鋼琴的嘩啦嘩啦聲，窮人的鋼琴。至於胃口，我們看有撐開襯衫鈕釦的兆頭——好啦，只有女傭人做的奶油蛋卷。還有一部西部片的特別著名的優美字幕。牛仔：給我一點紅色素字幕：UnDubonnet，s’ifvonsplait。無疑，法語是這些年來最得體、最動聽的語言。
還有烹飪語言。在一個常常使人——至少在路上一一誤吃午飯或正餐的國家裡，你期望看到這個民族對美食更多的實實在在的證據。更多的精肉，更多的男人，從一餐吃到下一餐。但事實並非如此，至少在普羅旺斯不是這樣。當然有這樣的人，他們是餐桌上的龐然大物，但這種人畢竟為數甚少。我每天看到的大多數男男女女的確令人沮喪地比他們應該擁有的體形苗條得多。我聽到來自其它國家的人把這種狀況解釋為遺傳基因的某種良性合成物，或者說成是太多的咖啡和法國政治帶來的過分旺盛的新陳代謝的結果，但是真正的答案在於他們吃什麼、喝什麼以及吃喝的方式。
法國人不吃快餐。他們匆匆撕下新鮮的根狀麵包的一頭（如果麵包是熱的，其誘惑更將難以抗拒。），邊吃邊離開面包房。在法國街頭，你經常會看見人們吃這種食品。你可以拿它跟美國公眾的食品對照一下：比薩餅、熱狗、玉米片、煎玉米卷、小麵包、炸土豆片、三明治、五加侖咖啡和半加侖桶裝可樂（當然是節食者的量），天知道還有什麼該吃的東西，而這頓午餐經常設在去有氧健身課的路上。
一旦一個法國人在餐桌前就坐，兩餐之間的食物限制就會迅速找補回來，這是令其他民族甚感不解的地方。對一般人來說，如果一天兩餐都填得滿滿當當的，怎麼可能不變成一個大肉球，或者因膽固醇導致動脈硬化而突然昏倒在地呢？當然，法國人的飯菜份量適中，但是許多會將美國醫生嚇壞的食物竟然這樣被吃進肚子裡——加奶油的豬肉醬、配著阿馬尼亞克酒的肉末餅、包裹在黃油酥餡餅裡的蘑菇、肥鴨油烤的土豆，而這些還僅僅是上主食之前的開胃餐。當然，接下來還有奶酪，不過不會太多，因為甜食還沒端上來呢。
如果不是為了肚子的緣故，誰會對那種沒有一兩瓶葡萄酒的午餐感興趣呢？幾年前，美食家們“發掘”出許多法國人多年前早已耳熟能詳的東西，就是紅葡萄酒對人的身體大有神益。某些美食家們在探究一個被稱為是“法國悖論”的理念時，不覺注意到法國人喝的葡萄酒比美國人多十倍。這就對了！悖論得到闡釋——一定是葡萄酒使法國人身體那麼健康苗條。
我倒寧願相信事情就這麼簡單，但是我不能不承認應該還有其他的原因，這些原因對法國人的胃的強烈刺激比較小。我相信——雖然沒有一丁點兒科學依據——這裡的食物原料成分中所包含的添加劑、防腐劑、顏料和化學新玩意兒比美國要少得多。我也相信，正兒巴經坐在餐桌前吃的食物要比趴在桌子上、站在櫃檯前或一邊開車一邊吃的食品要有營養得多。我還相信，無論你在哪兒吃，匆匆忙忙地結束一頓飯局對消化系統不僅僅意味著脂肪肝。不久以前，紐約一些餐館裡有種流行的風尚，即確保午飯時間在三十分鐘以內，以便使事務繁忙、身份顯赫的經理們能在一小時之內款待兩撥不同的受害者。如果那不是導致緊張和消化不良的原因的話，我同你打賭，我會把我的手機電池吞下。
是的，在普羅旺斯，時間不像在世界上其他鬧哄哄的地方那樣受到崇拜。屈服於最終避免不了的事情，摘下手錶將時間鎖在抽屜裡，這些花了我一兩個禮拜的時間。從準時的意義上講，時間已經不具備任何重要性，因而瞬間便有了獨特的滋味。顯然去餐館吃東西；在街頭談話；玩滾球遊戲；挑選一束鮮花；在咖啡館裡坐坐；小小的快樂得到了其應得到的東西。沒有匆匆忙忙的情景，有時候讓人生氣，更多的時候是令人感到愉悅，最終極富感染力。我進城去辦事只需十五分鐘，然而兩個半小時後方才回來，這件事讓我意識到了這一點。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值得我去做，我努力享受每一分鐘的時間。
也許，緩慢、舒展的生活節奏塑造了當地人性格的一個重要方面——開朗、愉快。法國人不以興高采烈而出名，而是恰恰相反。許多外國人喜歡根據他們與巴黎侍者初次令人難堪的會面來判斷這個國家的基調，不知道他是否像對待自己的同胞——也許是對待他的妻子和貓——那樣陰鬱、疏遠地對待那些遠方的遊客。但是在南方，事情卻有了本質的變化，差異十分明顯。儘管那裡也面臨著相當多的困難：失業率逐年膨脹，還有法國收入稅造成的經濟癱瘓，但是，總有一種愉快的幽默氣氛洋溢在其中。
對這些難題的一個反應是把它們遠遠拋在身後，置之不理。報紙上鋪天蓋地堆滿了年輕的法國商人告別巴黎赴英國取經的長篇大論。即使普羅旺斯還存有涓埃的雄心壯志，也是日趨式微。大家都認為時代會更好，大家希望時代會更好。同時，他們還求助於“聳肩”哲學（philosophyoftheshrug）。
讓來訪者入鄉隨俗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因為普羅旺斯的生活裡從不缺乏引起好奇心的事物，解決難題的民族天才離得也不太遠。也許在什麼地方有些瘋狂的邏輯在運作，但是許多時候令人難以理解。以村子的廢料垃圾場為例，它只是毫不顯眼地擺在那兒，經常被人清理，用來承受沒有垃圾車的任何類型和體積的垃圾，這是一個在各方面都令人欽佩的設施。垃圾箱上有一張顯眼的通知，上面寫著：大物件應在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過後的兩天拋棄。
一天早晨，我對這份通知仔細研究了好一會兒，起初我認為誤讀了它的意思，或者我的法語再次讓我感到失望。但不是那樣。上面說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過後的兩天。為什麼它不說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呢？是有些進行中的計劃——無疑來自布魯塞爾（Brussels）的官僚機構中的一紙胡言亂語——把星期五的名稱改為更富有活力、政治上更加激動人心的嗎？我正在琢磨這是否是為2000年預備的好東西時，一輛小搬運車到了，司機也下車看通知。他看看我，我看看他，然後他再看看通知，搖了搖頭，聳了聳肩。
不久，通知不見了。我被告知喜歡什麼時候扔舊冰箱、自行車、電視機，就什麼時候扔，甭管什麼通知不通知。法國人對招牌的熱愛抵得上他們忽略招牌的快樂。
如果把這個民族特點和另外一個放在一起考慮，即讓你的錢儘可能從緊緊挨住的手中放出來的那種民族特徵，你會開始理解停車的問題。現在，普羅旺斯的每個城鎮都已經留出停車的位置，這些位置用符號非常清楚地標示出來，因此極易找到，但人們卻常常規而不見。另一方面，街道上卻塞滿極富想象力的非法停泊的車輛。兩隻輪子高高翹起放在人行道上，或者擠進衚衕裡，兩邊只剩下六英寸的空間，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司機在倒車時展示的駕車絕技，更令人嘖嘖稱奇。還有一些爭吵正在進行，兩個人龍咆虎哮，鬥志昂揚，喇叭也藉此放聲高鳴——為什麼呢？因為官方停車場厚著臉皮，表現出赤裸裸的貪婪，每一小時收費五法郎。
但是——我的朋友瑪蒂娜讓我放心，她經常把車停在別人不敢停的地方——不僅僅是因為金錢，還因為原則。停車收費是對法國民族精神的一種當眾侮辱，必須被抵制，即使要找個車位得開車繞城半個小時。時間畢竟不花錢。撇開道德和經濟的原因，還有一種找到一個真正特別的地方的極大滿足感。我曾經看見一個人把他的小車倒進損毀後翻新的時裝店的院子裡。他走開時，回過頭來沾沾自喜地注視著他的寶馬小巧整潔的外觀，想象這是一個汽車展示櫥窗，然後滿意地點點頭。這時，人和車之間在一瞬間形成一種默契，似乎他們一起贏得了一場重要的勝利。
對我來說，瞬間——組成日常生活的聽覺、視覺和嗅覺——界定了普羅旺斯的特色、歷史以及風景。如果要我選擇一種我最懷念的美國東西，那麼這就是鄉村集市。那兒沒什麼特別的東西，就是從阿普特到絡曼尼的每個城鎮每星期擺出來的貨攤。
這些市場給人以視覺上的誘惑。市場上有五顏六色的花兒和蔬菜，手寫的招牌，貨攤在古老的懸鈴木樹蔭下，有的靠著更古老的石牆。也許這些貨攤是專為名信片攝影師安排的，藝術氣息頗為濃厚。也許是因為旅遊旺季的緣故，它們在夏末時節就會拆掉，被人忘得一乾二淨。不過，在一月和八月份，你會看到這樣的貨攤，因為它們銷售的麵包和黃油是當地居民自己製作的。旅遊者只不過是一團果醬，儘管非常受歡迎，但並不一定必要。
攤主和顧客都認識，購物過程十分緩慢，帶有社交的傾向。老讓-克洛德挑選奶酪時臉上綻出讓人十分羨慕的笑意。他剛剛裝了一副假牙，對哪種奶酪最合適自己猶豫不決。布里乾酪太軟，米姆賴特奶酪又太硬，也許來點波弗特奶酪最好不過了，就等著新牙適應了。達爾馬佐太太站在番茄攤位旁邊，帶著十分疑惑的神色。當地的番茄還不到成熟的季節，這些番茄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不把產地寫在標籤上？她看了一會兒，捏了一下番茄，摸摸鼻子，噘著嘴唇，最後決定把謹慎拋向風中，稱半公斤嚐嚐。一位留小鬍子的男人在他的攤位前走來走去，一隻手裡端著一杯玫瑰酒，另一隻手中拿著一個嬰兒的奶瓶。奶瓶是來喂他收養的一個野豬崽。聞到牛奶的香味，豬的小黑鼻子貪婪地抽動著。賣花的婦女給我妻子找了零錢，然後急忙彎下腰去，從她的攤子下面拿出兩個剛下的蛋，用報紙捲包得很漂亮。廣場另一側，咖啡館外面的桌子旁坐滿了人。來自蒙特-卡洛（MonteCarlo）電臺的聲音掩蓋了煮濃咖啡器發出的嘶嘶聲，播音員以狂喜般的熱情描述本週的賽事。他們是在哪兒找到這些從來不需休息的人呢？四個老年人一溜兒坐在一堵低矮的石牆上面，等著閉市，好打掃廣場，他們就能玩滾球遊戲了。一條狗在挨著他們的牆上蹲著，它要是戴上一頂平平的無沿帽，看起來就像那些非常耐心、滿臉皺紋的人一樣。
攤販開始收貨閉市，幾乎有種伸手可觸的預感。吃飯的時間就要到了，今天陽光和煦，午餐可以擺在戶外。
在大西洋這邊，我們經常遇到兩個出乎我們意料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我們卻無從回答。第一個，美國人常常被視作萬事通，經常被人詢問有關發生在華盛頓和好萊塢的偶然事件（現在幾乎是同一地方），似乎我們本人非常瞭解政治家和電影明星。第二個，在某種程度上，認為我們應當為美國民族風俗習慣的傳播負責，因此我們常常發現我們被法瑞苟勒先生的指責釘在恥辱柱上。
法瑞苟勒是一位退休的中學教師，自詡為法國文化和法語純潔性的捍衛者。他對從快餐到棒球的所有東西都焦慮不安，這些東西已開始在頭腦簡單的法國人身上顯現。但在這個特別的秋日，他的頭腦中有更嚴肅的東西，當他從酒吧凳子上站起身走到我旁邊時，他的擔心顯而易見。
“這真是一件令人憤慨的事情。”這是他的開場白，緊跟著是一串環繞大西洋出口對法國人鄉村生活結構有害影響的輕蔑評論。法瑞苟勒身材矮小，幾乎是一個小人國的人。激動時，為了加強說話的語氣，他的腳上下跳動，活像一隻憤怒的皮球。假如他是一條狗，他會是一條獵犬。我問是什麼使他不安，同時發現自己的腦袋也開始隨著他的晃動而左右搖擺。
“萬聖節，”他說。“我們需要這個嗎？這是一片產生了伏爾泰、拉辛、莫里哀的國土，我們把路易斯安娜拱手讓給了美國人的美國。可他們給了我們什麼回報？”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從他的語調和緊緊繃著的向下撇著的嘴唇，顯然這是一場大災難，堪與葡萄架上出現根瘤蚜或巴黎外的歐洲迪斯尼的到來相提並論。
“我並不這樣認為。”我說。
“你怎能看不見？到處都有——面目全非的南瓜——阿普特，卡瓦隆，到處都有。”
面目全非的南瓜只意味著一件事，就像米老鼠和番茄醬在法國已經家喻戶曉一樣，萬聖節也來到法國，這是文化的又一個催命符。
在加以說明之後，我決定親自到阿普特去看看。法瑞苟勒有些言過其實，這是他的一貫伎倆。不過，萬聖節飾品確實已經妝點了一兩個櫥窗，普羅旺斯也是這樣。我想知道，在正式印發的年曆上，萬聖節是否也已經登堂入室，他們是否知道應該怎樣對待這個節日。我在阿普特的大街隨意詢問了幾個行人，他們對此表現的只有困惑。南瓜只意味著南瓜湯。
讓萬聖節在普羅旺斯謬種流傳究竟是誰的主意？允許孩子們晚上在農莊四周玩“不請吃就搗蛋”的遊戲，提醒他們應該注意的健康問題了嗎？狗肯定會咬住他們。幸運的是，地方報紙上沒有任何流血事件的報道，至少在今年，看起來萬聖節是沒有人出席的聚會之一。
無論如何，法國已經擁有許多自己的傳統節日，我們每月都有新發現。
五月初有一個公眾假日，接下來還有好幾個；為八月的節目做好準備，那時全國都在休假。官僚機構的永遠節日，以雪片般的文件為標誌。每個聖徒都有每個聖徒的節日，每個村莊都有每個村莊的節日。由於大眾的要求，每星期都有普通人的節日，即星期天午餐。
星期天是與眾不同的一天，是即使沒在辦公室裡度過一週也感到不同的日子。周遭的聲音改變了，工作日裡有鳥鳴和嗡嗡響的拖拉機聲，星期日早上卻換成獵狗的吠叫聲和遠方槍火的砰砰聲。普羅旺斯的獵人喜歡行使他捍衛鄉村的權力，從不容忍作惡的野兔和歌鶴的來犯。
今年，他面臨一個比以前更嚴重的挑戰，這種挑戰來自變異的野豬。沒人知道是怎麼回事，但野豬的數量卻逐年劇增。目前理論界的研究成果認定，野豬的迅速繁衍取決於它們太過正常的生活方式，即每年定量產一窩小野豬。野豬一直與更為多產的家豬交配，其後代正威脅著葡萄園和果園。到處都能看到它們作惡的痕跡：尋找食物時在地上挖的凹痕，糟蹋的菜園，撞歪的石頭牆。
我們房子附近的地區在一個星期日被封，這是一場有組織的驅趕野豬的運動。沿著漫長而骯髒的土路，每隔一段，獵人們已把他們的搬運車停在灌木叢裡。穿著綠色偽裝服的人們，手裡拿著武器，正在那兒耐心等待。獵狗圍成圈兒，氣勢洶洶地走著，項圈上的鈴檔叮叮檔檔作響，它們因興奮而發出的吠叫聲聽起來十分嘶啞。我覺得我似乎被捲入一場大搜捕或者一場戰爭之中。
我走近房子附近時，第一個傷者出現了。一個獵人正朝我走來，陽光從他的背後照過來，只能看見一個依稀的輪廓。他的肩上斜挎著來復槍的槍簡，胳膊抱一個毛絨絨、長著腿的什麼東西。他走動時，那隻掉下來的腿在晃動著。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來，我方看清楚那隻長著腿的東西原來是一隻黝黑色的獵犬。它朝我們的狗翻著眼睛，陰鬱，哀傷，而它的主人更是以一副痛悼的神情，問我早上好。我問他愛犬受傷的原因，是不是在灌木叢裡受到了一個肥壯、兇猛、護窩的野豬的襲擊？
“唉，”獵人嘆著氣說，“它在養狗場度過了整個夏天，爪子不太兇猛了。今天它跑得太遠，腳受了傷。”
十一點半，道路上已空無一人。大隊人馬撤退了，回去重新組織一下，換換衣服和武器。戰鬥服和槍支被幹淨的襯衣和刀叉所取代，獵人們準備在餐桌上繼續作戰。
無論什麼時候，星期日午餐都是我最感興趣的一餐。早晨沒有工作干擾，午睡也沒有內疚感。我覺得餐館周圍有一種非同尋常的幽默氣氛，幾乎是一種潛伏的節日情緒在流動。我確信大師傅們非常賣力，知道他們的客人是來享用廚藝而不是來談生意的。這一點毫無疑問。星期日的飯菜味道更好。
在我們房子周圍大約二十分鐘車程的範圍內，十幾家相當不錯的餐館琳琅滿目。眾多的選擇把我們的胃口寵慣壞了，我們精挑細撿，準備找一個適合天氣的地方。麥斯-托特倫院落闊大，綠樹成蔭，酒店還提供樣式繁多的草帽供顧客挑選以便納涼，這感覺就像浴於九十度的高溫裡在天堂吃飯。冬天有埃格布倫客棧，這是一個戶外火爐，寬敞明亮，懸掛著雪白的窗簾，甚至可以欣賞到私人河谷的風景。
這兩家與大多數當地其他餐館——的確還有許多別的法國餐館——大相徑庭的是，廚師都是女人。傳統的勞動力分工模式總是男人在灶前，女人管針線活。現在，時代變了，儘管沒有女廚師像阿蘭-迪卡斯那樣得到國際認可。這個女人不簡單，她獲得的星狀勳章足以在聖誕節裝飾一整棵聖誕樹。法國婦女的地位在醫藥、政治、法律方面要比餐館廚房裡高得多。這在美國卻大不相同，我覺得匪夷所思，是否與男性至上主義有關呢？我不得而知。
關於這個微妙的社會問題，如果你想得到一個富有挑釁性的答案，那麼只有一個人才能辦得到，他就是我的朋友羅傑斯。事實上，我相信，他是法國精神的傑出代表。在烹飪和男權至上主義方面他都十分出眾，並且非常樂意與整個世界一同分享他的觀點。他對女性廚師的激烈態度一點也不出乎我的意料。我問他為什麼法國沒有更多女廚師，我的話音剛落，他的答案已經像子彈一樣射出來。“你必須明白，”他說，“在法國，有些事情被認為太重要了因而不給婦女們去做。”
女醫生、女法官和女內閣成員都很少見，但是她們還勉強可以被接受。女廚師們和女餐飲總管則令他感到懷疑和不舒服。他認為，這些事情違反事物的正常規律，專業化烹飪是男人的工作。
在埃格布倫客棧的一個冬日的星期天午餐，我們想他應該幡然悔悟了。剛開始時，他還相當謹慎地對付瑞土牛肉奶汁，後來便很輕鬆地處理燉羊肉，最後大刀闊斧地吃掉一堆小山似的各色奶酪和一塊黑色三味巧克力。而所有這些都是一位婦女烹製出來的。
我們走出餐館，我等著他承認他也許錯了。然而，什麼都沒有。他只是調整了一下他的男權至上主義，來調整此刻的尷尬。
“只有在法國，”他說，“你才能在默默無聞的地方見識到這樣絕妙的烹調手藝。”他朝連綿不絕的遠山和普照河谷的太陽揮了揮手臂，“回來真好，是不是？”
是的，回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