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要來講一個故事了。這是一個人家的故事，關於我的父兄。這是一個拼湊的故事，有許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像和推理，否則就難以通順。我所掌握的講故事的材料不多且還真偽難辨。一部分來自於傳聞和他本人的敘述，兩者都可能含有失真與虛構的成分；還有一部分是我親眼目睹，但這部分材料既少又不貼近，還由於我與他相隔的年齡的界限，使我缺乏經驗去正確理解並加以使用。於是，這便是一個充滿主觀色彩的故事，一反我以往客觀寫實的特長；這還是一個充滿議論的故事，一反我向來注重細節的傾向。我選擇了一個我不勝任的故事來講，甚至不顧失敗的命運，因為講故事的慾望是那麼強烈，而除了這個不勝任的故事，我沒有其他故事好講。或者說，假如不將這個故事講完，我就沒法講其他的故事。而且，我還很驚異，在這個故事之前，我居然已經講過那許多的故事，那許多的故事如放在以後來講，將是另一番面目了。
有一天，在我們這些靠講故事度日的人中間，開始傳播他最近的警句。在我們這些以語言為生產材料的勞動者的生活裡，警句的意義是極大的，好比商品生產中的資本，可產生剩餘價值，又可投放市場和擴大再生產。所以，傳播並受某人的警句，是我們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警句是：
“原先我以為自己是幸運者，如今卻發現不是。”
恰巧在這一天裡，因為一些極個人的事故，我心裡也升起了一個近似的思想，即：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快樂的孩子，卻忽然明白其實不是。”
他的警句和我的思想接上了火，我的思想裡有一種優美的憂傷，而我又要保護我個人的故事，不想將其公佈於眾，因為這是與情愛有些關係的。所以我就決定講他的故事，而寄託自己的思想，這是一種自私的、近乎偷竊的行為，可是講故事的願望多麼強烈！我們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將真實的變成虛擬的存在，而後駐足其間，將虛擬的再度變為另一種真實。現在，故事可以開始了。
他與我並無血緣關係，甚至連朋友都談不上，所以稱之為父兄，因為他是屬於我父兄那一輩的人。像他這類人，年長的可做我們的父親，年幼的可我們的兄長，敘述的方便，我就稱他為叔叔。他們那類人倒黴的時候，我只有三歲，而當我開始接受初級教育的時候，他們中間近半數的人已經摘去那頂倒黴的右派帽子，只留下了一些陰影，尾巴似的拖在他們身後。等那陰影驅散，雲開日出，他們那類人往往成為英雄的時候，我已經是個成熟的青年了。這便是我與叔叔在時間上的關係。他們那類人倒黴的，有的已大白於天下，有的至今還是個不幸的謎，有的很冤枉，有的很荒唐，也有的很活該。叔叔倒黴是因為一篇他在校刊上發表的文章。文章描寫一頭小驢子從過不慣集體生活、自私自利而變為熱愛集體、大公無私，來反映從個體農民到公社社員的成長過程。叔叔所以採用這樣的擬人化的用第一人稱自述的手法，是因為他剛讀過一本借來的。這文章被指責為汙衊農民是沒有自覺性的驢子，並借驢子之口攻擊合作化運動。我曾在三個不同的場合聽到或讀到叔叔複述這篇文章。其時，叔叔已成為一名講故事的專家。第一次是在一個全國性作家大會的小組發言，叔叔以他自己的經驗來批判極左路線是多麼有害，他說他其實是熱心地真誠地讚頌合作化運動，好心卻變成驢肝肺，他說他願意滾釘板來證明他的忠誠。他對由之而的多年的生活充滿了贖罪與乞求新生的心情，猶如煉獄一般。他的苦難經歷深深吸引了像我們這樣的青年，正像我們以我們插隊的經歷去吸引下一批青年一樣。當我們被上一代的經驗哺育長大後再操起批判的武器，來做一次偉大的背叛，就像貓和虎的中國童話。叔叔很認真地敘述他這一篇致命的文章，做了許多註釋，生怕我們不懂也怕我們看輕了它。這文章有一種刻骨的天真爛漫，令我們微笑不已。第二次聽到這文章是在某個刊物舉行的筆會上，一日傍晚，參加筆會的人們走在夕照下的海灘，叔叔以自嘲的口吻告訴我們這個幾乎置他於死地的小文章，他嘲諷當年運動的荒誕不經，多少純潔青年的命運被這荒唐歷史演繹而擺佈，一個偶然的行為卻可成為決定生死的事故，這便是宿命吧！他三言兩語地說完文章的內容。那文章顯得既簡練又富有含義，展露了一個青年的文學才華。這篇文章第三次出現是在叔叔發表於某雜誌的文學小傳裡，這一回已是一篇真正的“伊索寓言”，對當時的世事，充滿了具有先知意味的諷刺，作為處女作排列在叔叔的寫作歷程裡，使叔叔的文學生涯一開始便充滿了大禍臨頭的災難意味。後來我還聽別人第四次說起過叔叔的文章。那是一個老奸巨猾的傢伙，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裡，他到處聲稱自己是一名“漏網”的右派，所以沒有戴帽完全是由於僥倖和偶然。他說他其實是一個真正的右派，叔叔則是個假的，而且在叔叔的檔案袋裡，裝滿痛哭流涕卑躬屈膝追悔莫及的檢查。他又順便提到叔叔的文章，說那文筆糟得很呀！不如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之所以成了右派，完全是為了湊數。這真正是個錯劃的右派啊！他臉上佈滿了痛心的表情。這是叔叔頂頂走紅的時候，幾乎成為我們這些人的精神領袖。所有的人全都分成兩大派：一派是崇拜他的人，一派是中傷他的人。所以，此人提供的情況立即被排除出考慮的範圍。我只需從叔叔的三次敘述中挑選一次，作為我講叔叔的故事的材料；或者是將三次結合起來，這符合我們一貫遵循的創造典型人物的原則。我想：我選擇第一次敘述中的那一個真誠的純樸的青年，作為叔叔的原型；我選擇第二次敘述中的那一個他具有的宏觀能力且帶宿命意味的世界觀，作為叔叔的思想；我再選擇第三次敘述中的那一篇才華橫溢的文章，作為情節發生的動機。這便奠定了叔叔是一個文學家的天才命運的基石。現在，叔叔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大致可以確定了。
叔叔就這樣成為了一名年輕的右派。當時，他年輕得還沒得及談戀愛，所以他和別的故事裡的右派所不同的是，他沒有女朋友，因此就沒有人與他聯手演出傷感的離別劇。他背了一個簡單的鋪蓋卷，去了青海。去青海的這段路程，我們可從許多“右派”的回憶錄裡獲得印象：大雪蒼茫，車在暗夜裡行駛，幾臨深淵和懸崖，宛如一隻白色的蟲蟻在千溝萬壑裡爬行。在叔叔身邊，有一個老人，教授模樣，慈愛地問他有多大年齡，又說叔叔和他第三個兒子一般大。當別的右派熟睡的時候，這老人給他講了一個俄羅斯童話，關於喝鮮血而活三十年的鷹和吃死屍而活三百年的烏鴉的故事。當鷹嚐了一口死屍的腐肉之後，騰空飛起，說道：我寧可喝鮮血活三十年，也不願吃死屍而活三百年！老人的童話在這雪夜行駛的貨車裡產生出奇異的效果，青年右派雖然還不能理解童話的含義，可是卻被這憂傷又激昂的氣氛感動了。後來，那老人與他分在農場的兩個大隊裡，他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面。這一個夜晚就像是一個夢境，卻留給青年一個童話。從此這個童話就存在於他的心間。他認為這童話是教導人們要有意義地活著，要健康的人生而擯棄腐朽的人生。他引申到他的錯誤，心想自己險些兒誤人腐朽的人生，於是努力懺悔，恨不能脫胎換骨。可是後來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裡，他開始懷疑道：什麼是腐朽的人生？什麼又是健康的人生呢？他想他那贖罪的半生經驗是絕對算不上健康的，他想他半生的經驗全是為了向人們證明他是個誠實的青年，這種證明消耗了他整個的青年時期，這有什麼意義呢？再後，他又想他的半生不是平淡度過，而是獲得了寶貴的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於他日後成為一個大作家無疑是重要的財富，於是，叔叔心裡充滿了鷹的驕傲。
但是，當我認識叔叔之後，才知道他做右派時，去的並不是青海，而是遣返回鄉，到了蘇北地區的一個小鎮的學校裡。開頭的幾年是做校工，看門、打鈴、掃院子、起茅廁、種學校後面的幾畝菜地，還餵了一口肥豬。後來摘了帽子，便開始教書。在他成為一個傳奇人物的時候，那些去青海的故事是極易產生並流傳的。而所以會有那則出神入化的俄羅斯童話，大約是因為叔叔那一代人是在蘇俄文學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三套馬車”永遠是他們審美的背景。假如要編一個叔叔的夜晚，大風雪是少不了的，驛道是少不了的，如再要講一個童話，那就只能是鷹和烏鴉的童話了。
叔叔當年所在的小鎮與我後來插隊的農村地理上屬於一個區域，行政上卻跨了兩個省份。我們的麥地連著他們的麥地，當他們的孩子入侵到我們湖裡割豬草時，我們常常笑話他們有些字的發音，比如將“鞋子”說成“孩子”。當一個女孩丟了她的鞋子時，她便大叫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這樣的趣事一個後晌便傳遍了我們的村莊。我們和他們還因為爭奪土地發生械鬥。我是後來才知道叔叔所在的小鎮就在我們鄰近的地區，這就給我今天講故事提供了揣測的依據。
我想，當叔叔來到那小鎮不久，一場大饑荒便席捲了中國的大地。在我們村莊裡，關於這場飢餓的故事流傳了很多年，並且將一直流傳下去。有一些人餓死了，又有一些人撐死了。這些撐死的人是在長期的飢餓之後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這些吃的都是偷竊而來，或是倉庫裡留存的來年的種子，或是地裡半熟的果實，假如被守倉庫或看青的入逮住，便會捱打並遊鄉。撐死比餓死更加悲慘，他們大張著兩眼，渾身抽搐，叫著：“渴啊！渴啊！”但這時候可萬萬不能給他喝水。開始時並不知道，只當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了水便死。後來就不給水喝了，可不喝水也還是死。那時候，我是城市裡一個六歲的孩子。我記得我們城市流傳著搶劫的可怕傳說。於是我們便不在街上吃東西，而是帶回家來吃。回家的道路總是路遠迢迢和險象環生，我們緊緊拉著爸爸媽媽的大手，急急地回家。那時候，我是個幸福的孩子，無憂無慮，還沒上小學。少先隊員是我羨慕的榜樣，我的命運的重閘扛在爸爸媽媽的肩上，要過很久，我的幸福才會打折扣。下鄉的時候，我們跑前跑後，走東串西，要求老鄉給我們憶苦思甜，他們不說則已，一說便是一九六O年的大饑荒。這場饑荒割斷了我們村莊的歷史，為我們村莊留下了一群紀念碑似的墳頭，每到清明時分，墳頭上便頂了一塊碗大的新土，就像我們城市裡的一種點心，叫定勝糕。不過，叔叔畢竟是吃商品糧的居民，每月的定額基本保證供給。餓是人人必受的刑罰，但鎮上沒有人餓死，死的是那些逃荒路過的外鄉人。在很長一段時期裡鎮上沒有貓也沒有狗，都被殺吃了。鎮上和周圍的樹皮也被放學的孩子剝光了，野菜也挑完了。後來，據叔叔自己說，這一段日子倒並不難過，那時候的人都講政策，對人也尊重，見一個右派，至多淡漠一些，倒也平安無事。至於飢餓，由於信念的支持和贖罪的心情，這一場折磨於他幾乎成了安慰。他說：他像個自虐狂或者苦行僧一樣，隨著飢餓一陣陣襲來，便覺得自己逐漸地純潔了。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幸運的右派，當他第一天走上講臺，孩子們隨了班長的口令全體起立，他覺得孩子們是在安慰他並且原諒他。這是我從叔叔的一篇小說中讀到的，權且借來作為我故事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