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醫生原名高淑怡，“淑”是班輩，“怡”是名。浙江杭州人。臨安高家是著名的大戶，但他們的一支卻式微了。到她出生的一九二○年，家中的地和房都典了，已無收人可言。在她三歲那年，母親去世，父親帶了一個姨娘離家，杳無音信。族中長輩出面，將還有一個在家的姨娘遣回原籍，幾個孩子分送到親戚家寄養。她由她乳母抱著，去到上海的姨母家。說是姨母，其實隔了有三表。姨母家供她吃住，還供她上學，負起了養育的責任，但感情終是疏淡的。唯一親近的就是這位乳母，紹興柯橋人，結婚半年死了男人，遺腹子不出月就夭折了。鄉人都說她命硬，婆家人很虐待她，於是就出來做乳孃。小孩子說話說不清，一開頭就叫她姆姆，連大人也跟著叫了。這種鄉下女人，本是沒有姓名的，漸漸的，竟就忘了自己叫什麼。後來，戶籍登冊，登的是“高母”兩個字。而她們真像是一對母女，夜裡歇在房內，大的囑咐小的努力爭氣，小的允諾大的奉養她一生，說到後來，兩人淚眼婆娑，相擁入睡。
在世紀初，似乎遍地是這樣破產的家庭與失去怙恃的孤寡，她們便是其中的一對。姨母家是基督教家庭，姨父是庚子賠款的留美生，思想很洋派，小孩子都是上的公學，習洋文，讀工科。等這一個讀到中學畢業，就進了滬上一家教會辦的醫學院，就是在這裡，她將“高淑怡”這個名字改為“高晨”。人生常會有一個時刻，似乎是突然之間，轉變來臨。這種轉變不是指境遇，而是心理。在她的遭際之下，很難會有明朗的性格。她自小就會輕著手腳行動，輕著聲音說話。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有無數的房間與無數的走道，她本能地選擇背靜和背陰的角落過往，就好像盡力要讓人覺察不出有她這個人，她覺得她是這個家多出來的一個人。在這點上，姆姆倒是比她坦蕩，她和那些下人們相處和諧。底下人的是非裡，她常要插人一腳，甚至有一陣子，與廚子的關係還有點曖昧。這些雖然會引來麻煩，但從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已經楔進這家的生活。也正是有了她，這小女孩子才與她的恩主加強了聯繫，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緊張，但她還是和姨母家生分著。三年的寄宿中學的生活，使她收縮著的身心略略伸展開，然後，進了醫學院。醫學院有運動會，每個同學都報名，她報的是短跑。她沒有任何體育技能，心想，跑步總是會跑的吧！於是，早晨，就跟了同學在校園裡練跑。草坪廣闊，樹木蔥蘢，鳥在枝葉間啁啾，哥特式的禮拜堂靜靜地矗立——這種古老的風格，因四下裡年輕人的面孔和身姿而變得清新了。她的眼前一下子明亮起來，籠罩著她的陰霾一掃而空。她看見操場沙地上，自己的被旭日拉長的影子，和同伴們的影子交錯疊加，光也在交錯疊加，鐘聲響起了。
高晨進校的時候，正是抗戰爆發，學院的附屬醫院遷進校內，作為教學醫院，學生們有相當部分的學習課程，是在醫院裡臨床進行。高晨穿著白衣，隨老師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種貧民大病房，幾十張病床縱橫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時候會感到奇怪，在姨母家裡，身邊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卻是消沉的；在了這裡，面對著如許受折磨的人，她則昂揚著，這是為什麼呢？那些享福的人與這些受苦的人，為什麼會如此相反地激起她的感情？她想：大約是“同情”這兩個字。受苦人需要她的同情，而享福的人不需要，甚至反過來，她還需要他們的同情，於是，她就有了不同的價值。再接著，她發現對這些受苦的人，僅僅用“同情”是不夠的。當她目睹他們忍受煎熬，掙扎和搏鬥，其中有一些人最終不得不服從命運，一種敬意油然升起。她想起了耶穌，她從科學的概率的方式出發，認為他們其實都是耶穌的化身。在疾病的理論上，常有這樣的量化統計，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有罹患某種疾病的可能性。她想，是那百分之幾的人，替其餘更大百分比的人承擔了罪罰。她不敢將這發現告訴別人，生怕別人笑話她幼稚，但她被這解釋說服了。於是，在她心中，充滿了慈悲的心情。她想，怎麼為這些受苦人付出都是不為過的。
第二年，醫院裡有醫生護士赴雲南滇緬公路服務，她以見習護士的身份申請，沒有得到批准。老師對她說。她目下的重要任務是學業，並且委婉地批評她，在醫院裡的服務佔去了太多時間。老師說，抗戰當然重要，是救民眾出危亡，可民眾的危亡何止這一時這一事，那幾乎是與存在同時並行的。後來，數年過去，她以優異成績完成學業，畢業典禮上，從校長手裡接過文憑，她忽然很感激命運的安排，倘若那年學校批准她去滇緬公路，她也許會成為一名虔誠，甚而狂熱的膜拜主義者，而現在，她有了理性。
畢業後，按規定在校實習一年，然後就進了一所教會婦產科醫院。這所醫院是英國人所辦，有著嚴格的規定，所有的醫生都是男性，女性護士則都未婚，倘要結婚就只能辭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醫院曾有一度變為難民醫院，為應對變故，原先的限制不得不變通遷就，之後亦相對鬆懈。等高晨進醫院時，院內已有二三位女性醫生。她們這些最早的女醫生，當時與以後都沒有婚嫁。在旁人看來似乎是為保存和延續醫院的傳統，事實上，各有具體的理由。有為事業或者上帝奉獻；也有為要養育父母與弟妹，不堪增添家累；還有一位，純然是職業病的緣故——終日目睹生育的苦狀，已談不上有什麼慾望了。其實，不管何種理由，總起來就是一條，職業婦女的壓力。高晨的未婚，哪條理由都沾一點：她有獻身精神；有養育的責任，她畢業後就從姨母家搬出來，住進醫院提供租賃的職員宿舍，和姆姆一起生活；對生育的恐懼是免不了的，但在她也還是適度的，可是，生活裡終究沒有出現一個人，值得她克服這一點嫌惡與顧慮的。所以，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原因，很簡單，沒有遇上一個人。文化革命開初，像她這樣，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勿論破落還是上升，又生活於有產者家庭，加上教會學校背景，總是革命的對象。被批判和鬥爭時，未婚這一點，是最讓人詬齒的。人們浮想聯翩，經過多種演繹與歸納，最後的版本是：這是一個美蔣特務，負有反攻大陸的使命，由於紀律限制，她不能夠與共產國家的成員結合，所以不得不保持獨身。雖然怪誕可笑，但這年月有的是這種荒腔走板的故事，由不得人不信。對於當事人來說，無論離事實多遠，卻也是涉及到隱私，足夠受侮辱的。這時候，還是多虧了姆姆，紹興人多有著山地人的耿脾氣，她又是個一無所有的人，稱得上赤貧，你能拿她怎麼樣？不管是單位的造反派，學校的紅衛兵，或者里弄裡的野蠻小鬼，凡是上門都是由她出去對付。要帶高晨去批鬥，她則跟著，一路和人辯著。門口不論來人貼什麼，她都有膽量撕掉。
她們住的是一幢洋房，最初是醫院為醫護職工一併租賃下來的，後來有的遷出，有的晉升職位住入獨立成套的公寓，也有的自行與人交換調節了住房，至今，本院的職工所餘無幾，多是不相干的住戶。高晨依舊，住二樓的一間。房間素樸得像一間病房，或者說修道室，牆是刷白的，地板，也讓姆姆用鹼水拖得發白，床上鋪著白單子，門後面掛著她的白大褂。除了幾架書，幾把桌椅，再無其他用物。牆上有母親一張遺像，本來還掛著她的畢業證書，證書上的徽樣，藤蔓枝葉的邊飾，以及木質鏡框的紋理，可說是房間內唯一的一點色彩，可紅衛兵抄家給沒收了。相形之下，姆姆所住的內陽臺倒有幾分俗世的熱鬧。床上的被褥印著喜鵲鬧枝的花樣；櫃子上支著鏡子和梳頭匣子；吃飯的飯桌上擺了幾個青花瓷罈子，盛著豆乾，鹹菜，於是，空氣裡便充斥著一股黴醃的氣味；姆姆買來的碗盤，粗磁面上畫著小人兒，牽了風箏，或者捧了鮮桃。也是靠了她的姆姆，高晨才和鄰里間有了些往來，而不至兩不相干。姆姆有時會帶了鄰人的身體上的問題向高晨求詢，或者直接將隔壁患病的孩子抱過來讓高晨診治，久而久之，高晨就成了這幢房子裡的保健醫生。這幢房子的住戶幾經調換出入，如今多是一般市民，居住擁簇，家境中等，遵循著基本的道德觀念生活。高晨的人生多少是偏離了他們的務實的習慣方式，可他們自有他們世故的通達。而高晨安靜的生活，以及為他們提供的切實的服務，使他們尊敬，並且心存感激。有時候，他們會送來一小袋新收成的黃豆，因知道高晨喝的豆漿，是姆姆在自家小磨上磨的；又有時候，他們送來的是方才打下的新米。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些鄉下的親戚。他們禁止小孩隨便去高晨房間，因知道老姑娘是怕吵鬧的；在院子裡晾衣服，亦自覺地與高晨的衣物保持一點距離，做醫生的人總歸有潔癖。即便在文化革命開初的令人驚懼的日子裡，他們也只是對高晨保持著緘默的態度。夜裡小兒突發高燒，他們還是會來敲高晨的門，事後呢，悄悄塞給姆姆一隻鄉下找來的母雞。這就是高晨的人間。他們既不是姨母家那樣華衣美食的人，亦不是難民醫院裡掙扎受苦的人，他們是更廣大的人群，是她那個百分比中最火的一個數。他們也許不像難民醫院的苦人兒那麼激勵高晨，高晨對他們的感情是較為節制的，但這種平靜溫煦，表明高晨是與他們同在。所以，她的慈悲其實並沒有削減，而是彌散和洋溢開來，將她和他們融為一體。
高晨的身世畢竟是簡單的，她在革命初期的受衝擊，更像是出於一種心血來潮。因此，她又被解放出來，派去“六？二六”醫療小組，下放川沙紫藤蘿公社衛生院。此時，她被剪得七高八低的頭髮還未長齊呢！這就是南昌一時辨不出高醫生是男是女的原故。像南昌和嘉寶，經過輾轉關係介紹來的莽撞男女，在高晨並不是第一對。心裡是不喜歡這種拜託的，倒也不完全是因為道德的男女關係觀念，而是，她覺得一個生命來到世上，就有權利生存。這有一些是來自基督教的教義，還有一些是來自她的職業，她的職業是挽救生命。高晨同時也對婦女的孕育同情，從理論上說，她不反對墮胎，婦女應該有拒絕孕育的自由，當然了，最好不要讓受孕發生。所以，折衷起來，高晨是支持避孕的。可是，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怎麼辦呢？前來找她的男女大多是青年，在她眼裡，都是孩子。他們的驚慌，窘迫，恐懼，不期然地讓她生出母愛的心情。產婦，尤其是鄉下產婦，她們的大呼小叫是如此坦蕩和洪亮，痛苦中帶有著炫耀，幾乎是幸福的宣言。而那些中止妊娠的女孩子，一律咬牙忍著不出聲，下了手術檯，躺都不躺，一溜煙地跑走，轉眼蹤影全無。高晨不會去打聽她們的下落，可心裡是為她們擔憂，不知道手術愈後如何，不知道當她們想做母親的時候能否正常受孕，更不知道年少時經歷了這些事故將來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尤其是她所看見的那些男孩大多是孱弱的，讓人不敢相信能對女孩負責。也因此，她對男孩子的態度通常比較嚴厲。她不是要責罰他們，只是想讓他有意識，他與她必須共同承擔後果。
南昌吃了她一記教訓，話不重，卻有些分量，心裡開始畏懼這個女醫生。坐在一邊，聽高醫生與嘉寶問答，關於身體的某些表徵變化，他發現女性竟是那樣複雜的一種生物，他了解甚少。而他對自己，男性的身體，又有多少了解呢？在問診的過程中，間斷有幾位病人求醫，高醫生就讓他們坐到一邊去等候。他們兩人並肩坐一張長凳，互相併不說話，方才高醫生的詢問使嘉寶意氣消沉，她彷彿這才意識到她將要經受什麼樣的事情。時間已到正午，高醫生說吃過飯再做手術吧，於是，領他們到公社食堂吃飯。食堂裡瀰漫了草木灰與飯蒸汽的味道，嘉寶忽又嘔吐起來。她已經有一段時間不吐了，她把嘔吐這回事都忘了，可現在，不期而至。這是南昌第一次看她嘔吐，不由地也心中作嘔，而且情緒低沉。這天上午，他無疑是上了一堂人體生殖系統的課程，感受是什麼呢？是嫌惡。這心情其實是與嘉寶同樣的，她間隔多日，又一次嘔吐，多半也是為這。可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接近起來，相反，更生分了。從出發到此時，他們大概連相互看一眼的交流都沒有過。
高醫生買來白米蝦，紅燒魚，成菜毛豆。這兩人都沒胃口，南昌還吃了半條魚，一碗飯，嘉寶只是開水泡了半碗飯，用了點鹹菜送下去。吃飯間，有人與高醫生打招呼：來客人啊！高醫生笑答：兩個小客人。這話使兩人都感到了親切。高醫生又指給他們看食堂地上搖擺著的一隻鴨子，說那鴨子專是跟了前邊那條大漢，公社的一名書記，也不是他家的鴨子，可專與他要好，果然，那鴨子等他買了飯，又跟在他腳後跟到了桌子底下。中午時分，食堂的洋灰地上蒸出熱氣，門窗外是白熾的日光，白木飯桌散發出木頭與抹布混合成的氣味，鄉下人樸拙的口音也是令人厭氣的。不知道高醫生的興致從何而來。此時，她摘下帽子，露出剃成男式的頭髮，有女幹部模樣的人走過，撫撫她的肩膀，說：要不要施點化肥，長快點。高醫生就說：讓書記批條子呀！南昌不禁驚訝地看著這一幕，嘉寶則完全沉浸在心事中，對周遭一切都視若無睹。
手術時，南昌就坐在外間，只隔了一張布簾。聽得見裡面器械的響動，高醫生對嘉寶的說話——讓她數數，說數到一百，就好了。南昌不敢走開去，高醫生的訓斥一直在耳邊，不由也在心裡跟著數起來：一，二，三……可是高醫生數得非常慢，“一”之後好半天才是“二”，“二”之後又好半天，“三”之後就更長了，嘉寶一直沒有出聲。不知道有多少時間過去，南昌已經放棄了數數，只高醫生偶爾地報出一個“十五”，或者“二十”。門外的太陽地，明晃晃地炫目，這個午後真是無比的漫長。突然間，嘉寶發出一聲哀求：醫生，拉拉我的手！高醫生應道：好的，等一等，讓我騰出手來。門外的日光忽地尖銳起來，南昌的眼睛一陣刺痛，他將頭埋在膝間，感到了慘烈。
終於結束了，高醫生洗淨手，在南昌身邊坐下。嘉寶在裡間，聲息悄然，高醫生說讓她躺一會。南昌嗅到高醫生身上來蘇水的氣味，這氣味就像有鎮定作用，南昌平靜了一些。他直起身子，靠在牆上。停了一會兒，高醫生問：今年多大？十八了，南昌回答。父親母親呢？高醫生問。父親隔離審查，母親去世了，南昌如實答道。哦，高醫生點著頭，聽起來和我差不多，我三歲那年母親去世，父親呢，棄家出走。南昌轉臉看著高醫生，又一次想到，她是可以做自己母親的年齡，而他從來沒有和自己的母親這麼接近地談過話。高醫生接著說：那個時代盡是沒父沒母的孩子，還有遺棄孩子的父親。說到這裡，高醫生輕輕笑了一聲，好像說到了一件極好笑的事情。南昌也跟著一笑，他精神漸漸鬆弛下來。兩人靜了一會，簾子裡也靜著。南昌的眼睛移到高醫生的頭髮上，猶豫著說：高醫生，您是……高醫生接過他的話：牛鬼蛇神，已經回到群眾隊伍裡來了。高醫生的口吻裡帶了一點戲謔，南昌不由義笑了一下。高醫生問：中學學的是英語還是俄語？南昌說：英語，可是全還給老師了。於是，高醫生念出兩個英語單詞：LIGHT，TRUE，學過嗎？“光和真理”，這是我們學校的校訓。說罷，她又笑了，擺擺手，站起身：我又放毒！好了，走吧。
騎在回去的路上，南昌在後，嘉寶在前，兩人相隔很遠。南昌不敢靠近她，似乎是，嘉寶身上帶了一個可怕的創口，這創口連帶著她這個人，一起變得殘酷了。遠遠的，她的背影在他視野裡，日頭略偏一些，光依然是炙熱的。在這過度的明亮之下，視野反變得模糊了。嘉寶的背影顛簸著，南昌的心也在顛簸，不是心疼，而是恐懼，恐懼這個創口會崩裂，流血，不可收拾。他們沿路騎去，不知怎麼一個迴轉，黃浦江在了眼前。江上蒙了一層水汽，在日頭底下，白茫茫的，輪渡鳴著汽笛，南昌想哭。一班輪渡剛離了岸，碼頭有一陣空寂，江面袒露，看得見對面，殖民時代的建築隱約呈出華麗的輪廓線。海關大鐘敲奏著頌歌的旋律，那單純的音符，有一股質樸，與這城市的性格是不符的，可是因為鐘聲的高廣，充盈蒼穹，於是便有一種近乎本意的東西，最終覆蓋了這片大地，使之生出新的氣象。對岸的輪渡迂迴著靠過來，阻斷了視線。下午時分的輪渡很空，但依然按時往返。南昌偷偷回頭看嘉寶，看到的仍是背影。嘉寶背對著他，扶車向著江水。一艘駁船突突地過去，在江面犁開一條路，隨後又合攏。幾個浮標乘著水波上下滑動。南昌看不見嘉寶的表情，這使他慶幸，也使他不安。嘉寶好像換了一個人，他從來都沒有認識過她似的。船到浦西，出了碼頭，他們都沒打個照面，分別往不同的方向騎去。他騎過大樓間的狹街，石砌的牆面遮暗了光線，他就像騎在樓的裂縫裡，心中的哀慼越積越多，哽住了喉頭。他騎出狹街，眼前漸漸開闊，最終開闊成一片，他駛在了人民廣場。多麼遼闊啊！他簡直辨不清方向了，恍惚中迎面跑來一個小孩，他急忙一個剎車，人和車一同倒在地上。這時，他看見了天空，天上飛著幾個風箏，那個疾跑過來的，就是放風箏的孩子，此時已經跑遠。偏西的太陽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眯縫起雙眼，想起高醫生方才說的兩個詞：光和真理。這是很淺顯的概念，淺顯到南昌懷疑自己是否懂得它們的本義。現在，高醫生與他隔了一條江，高醫生卻是在了彼岸。這是漫長的一天，怎麼過也過不完。南昌身上壓著自行車，身體呈一個“大”字，有人和車過來，奇怪地看一眼，過去了。曬得滾燙的地面烙著他的身體，他身體深處也有一個創口，受著撫慰。天何其的藍和高！
下午四時許，丁宜男在窗前縫紉機上繡一件織品的花邊，忽聽窗戶上叩響了兩下。推出窗去，見是嘉寶，在樹葉的影問，一張臉顯得小而且蒼白。她悄聲問：你家有人嗎？丁宜男說：外婆跟母親去舅舅家了。嘉寶這才鎖車進門。進來後，站了站，說：我能在你床上靠一會兒嗎？丁宜男引她到自己的床邊，她脫了鞋，平躺下來，閉上眼睛。丁宜男覺得異常，想問又不知問什麼，就讓她躺著，回到縫紉機前繼續做活。有幾次回頭，看嘉寶一動不動，似乎睡著了。還是有些不放心，便走過去，想問她喝不喝水，卻見她滿臉是淚。你怎麼了？丁宜男問。她側過臉朝向牆，這時，丁宜男看見，在她身下，正滲出血跡，漸漸地染了她的潔白的床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