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西方的發展學者說：貧窮是一種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說，有些人受窮，是因為他不想富裕。這句話是作為一種驚世駭俗的觀點提出的，但我狹隘的人生經歷卻證明此話大有道理。對於這句話還可以充分地推廣：貧困是一種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種生活方式；追求聰明是一種人生的態度，追求愚蠢則是另一種生活態度。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樂，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聰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這種情形常常能把人徹底搞糊塗。
洛克先生以為，人人都追求快樂，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為基礎，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學大廈。斯賓諾莎也說，人類行為的原動力是自我保存。作為一個非專業的讀者，我認為這是同一類的東西，認為人趨利而避害，趨樂而避苦，這是倫理學的根基。以此為基礎，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大不相同，認為禮高於利，義又高於生，這樣就創造了一種比較複雜的倫理學。由此產生了一個矛盾，到底該從利害的角度來定義崇高，還是另有一種先驗的東西，叫做崇高——舉例來說，孟子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說我是民族虛無主義，反正我以為前一種想法更對。從前一種想法裡產生富裕，從後一種想法裡產生貧困；從前一種想法裡產生的總是快樂，從後一種想法裡產生的總是痛苦。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前一種想法就叫做聰明，後一種想法就叫做愚蠢。筆者在大學裡學的是理科，憑這樣的學問底子，自然難以和專業哲學家理論，但我還是以為，這些話不能不說。
對於人人都追求快樂這個不言自明的道理羅素卻以為不盡然，他舉受虐狂作為反例。當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佔極少數。但是受虐卻不是罕見的品行。七十年代，筆者在農村插隊，在學大寨的口號鞭策下，勞動的強度早已超過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極限，但那些工作卻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對於這些活計，老鄉們概括得最對：沒別的，就是要給人找些罪來受。但隊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卻樂此不疲，幹得起碼是不比別人少。學大寨的結果是使大家變得更加貧窮。道理很簡單：人幹了艱苦的工作之後，就變得很能吃，而地裡又沒有多長出任何可吃的東西。這個例子說明，人人都有所追求，這個道理是不錯的，但追求的卻可以是任何東西：你總不好說任何東西都是快樂吧。
人應該追求智慧，這對西方人來說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蘇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畫上了等號。但是中國人卻說“難得糊塗”，彷彿是希望自己變得笨一點。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衝動比追求快樂的衝動還要強烈，因為這個原故，在我年輕時，總是個問題青年、思想改造的重點對象。我是這麼理解這件事的：別人希望我變得笨一些。謝天謝地，他們沒有成功。人應該改變自己，變成某種樣子，這大概是沒有疑問的。有疑問的只是應該變聰明還是變笨。像這樣的問題還能舉出一大堆，比方說，人（尤其是女人）應該更漂亮、更性感一些，還是更難看、讓人倒胃一些；對別人應該更粗暴、更野蠻一些，還是更有禮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經歷過中國的七十年代，就會明白，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許會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風尚，但我對這種話從來就不信。我更相信喬治·奧威爾的話：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必須承認一加一等於二；弄明白了這一點，其他一切全會迎刃而解。
我相信洛克的理論。人活在世上，趨利趨樂暫且不說，首先是應該避苦避害。這種信念來自我的人生經驗：我年輕時在插隊，南方北方都插過。誰要是有同樣的經歷就會同意，為了謀生，人所面臨的最大任務是必須搬動大量沉重的物質：這些物質有時是水，有時是糞土，有時是建築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期為止，在中國南方，解決前述問題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擔。在中國的北方則是一輛小車。我本人以為，這兩個方案都愚不可及。在前一個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腳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壓迫之下，會給你帶來腰疼病、腿疼病。後一種方案比前種方案強點不多，雖然車輪承擔了重負，但車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話，比挑著還要命。西方早就有人在解決這類問題，先有阿基米德，後有牛頓。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把這問題解決了。而在我們中國，到現在也沒解決。你或者會以為，西方文明有這麼一點小長處，善於解決這種問題，但我以為這是不對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問題。、西方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源於自身，所以就重視解決肉體的痛苦。中國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是親親敬長，就不重視這種問題。這兩種想法哪種更對？當然是前者。現在還有人說，西方人綱常敗壞，過著痛苦的生活——這種說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見過，東方的生活我也見過。西方人兒女可能會吸毒，婚姻可能會破裂，總不會早上吃兩片白薯幹，中午吃兩片白薯幹，晚上再吃兩片白薯幹，就去挑一天擔子，推一天的重車！從孔孟到如今，中國的哲學家從來不挑擔、不推車。所以他們的智慧從不考慮降低肉體的痛苦，專門營造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理論。
在西方人看來，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減少，這是一切的基礎。假設某人做出一份犧牲，可以給自己或他人帶來很多幸福，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這麼說的。孟子不是這麼說，他的崇高另有根基，遠不像洛克的理論那麼能服人。據我所知，孟子遠不是個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還另有說法。他說反對他意見的人（楊朱、墨子）都是禽獸。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義：有種東西，我們說它是崇高，是因為反對它的人都不崇高。這個定義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細想起來，我覺得這是一種模糊不清的混蛋邏輯，還不如直說凡不同意我意見者都是王八蛋為好。總而言之，這種古怪的論證方式時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裡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杆沒撈上來，人也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這件事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知青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結論是：國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於說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人家也沒這麼說。他們只說，算計自己的命值點什麼，這種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說，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現在有種說法，以為民族的和傳統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論據：因為反民族和反傳統的人很不崇高。但這種論點嚇不倒我。
過去歐洲有個小島，島上是苦役犯服刑之處。犯人每天的工作是從島東面挑起滿滿的一挑水，走過崎嶇的山道，到島西面倒掉。這島的東面是地中海，水從地中海里汲來。西面也是地中海，這擔水還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著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終還要流回東面去。無價值的吃苦和無代價的犧牲大體就是這樣的事。有人會說，這種勞動並非毫無意義，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靈魂；而有些人會立刻表示贊成，這些人就是那些島上的犯人——我聽說這島上的看守手裡拿著鞭子，很會打人。根據我對人性的理解，就是離開了那座島嶼，也有人會保持這種觀點。假如不是這樣，勞動改造就沒有收到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人性就被逆轉了。
從這個例子來看，要逆轉人性，必須有兩個因素：無價值的勞動和暴力的威脅，兩個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轉之後，他也就糊塗了。費這麼大勁把人搞糊塗有什麼好處，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則不會有這麼個島。細想起來，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裡就包含了這種東西。舉個例子來說，朝廷的禮節。見皇上要三磕九叩、揚塵舞蹈，這套把戲耍起來很吃力，而且不會帶來任何收益，顯然是種無代價的勞動。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實的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這兩個因素，這套把戲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腦子搞得很糊塗。回想七十年代，當時學大寨和抓階級鬥爭總是一塊搞的，這樣兩個因素就湊齊了。我下鄉時，和父老鄉親們在一起。我很愛他們，但也不能不說：他們早就被逆轉了。我經歷了這一切，腦子還是不糊塗，還知道一加一等於二，這隻說明一件事：要逆轉人性，還要有第三個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我認為七十年代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看法和一些同齡人是一樣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現在的青年很不一樣，更熱情、更單純、更守紀律、對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黴。成為這些人中的一員，是一種極難得的際遇，這些感受和別人是一樣的。有些人認為這種經歷是一種崇高的感受，我就斷然反對，而且認為這種想法是病態的。讓我們像奧威爾一樣，想想什麼是一加一等於二，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想清楚了這些事，我們再來談談崇高的問題。就七十年代這個例子來說，我認為崇高有兩種：一種是當時的崇高，領導上號召我們到農村去吃苦，說這是一種光榮。還有一種崇高是現在的崇高，忍受了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犧牲之後，我們自己覺得這是崇高的。我覺得這後一種崇高比較容易講清楚。弗洛伊德對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釋：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之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以便使自己好過一些。對這個道理稍加推廣，就會想到：人是一種會自己騙自己的動物。我們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所以有人就想說，這種經歷是崇高的。這種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過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還有些壞作用：有些人就據此認為，人必須吃一些無益的苦、虛擲一些年華，用這種方法來達到崇高。這種想法不僅有害，而且是有病。
說到吃苦、犧牲，我認為它是負面的事件。吃苦必須有收益，犧牲必須有代價，這些都屬一加一等於二的範疇。我個人認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犧牲是無價值的，所以這種經歷談不上崇高；這不是為了貶低自己，而是為了對現在和未來發生的事件有個清醒的評價。邏輯學家指出，從正確的前提能夠推導出正確的結論，但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就什麼都能夠推導出來。把無價值的犧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個錯誤的前提。此後你就會什麼鬼話都能說出口來，什麼不可信的事都肯信——這種狀態正確的稱呼叫做“糊塗”。人的本性是不喜歡犯錯誤的，所以想把他搞糊塗，就必須讓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塗也很難得呀。因為人性不總是那麼脆弱，所以糊塗才難得。經過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對人世間的把戲看得更清楚，他就是變得更聰明。有些人對人世間的把戲更看不懂了，他就是變得更糊塗。不管發生了哪種情況，七十年代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我要說出我的結論，中國人一直生活在一種有害哲學的影響之下，孔孟程朱編出了這套東西，完全是因為他們在社會的上層生活。假如從整個人類來考慮問題，早就會發現，趨利避害，直截了當地解決實際問題最重要——說實話，中國人在這方面已經很不像樣了——這不是什麼哲學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的社會里，必須有改變物質生活的原動力，這樣才能把未來的命脈握在自己的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