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遙遠的波黑依然是戰火紛飛生靈塗炭，我經常從電視上看見一些年輕英俊的斯拉夫人種的士兵在硝煙中穿行的鏡頭（或是斷了一條腿躺在擔架上），也是在電視上，我看見無數男歡女愛糾纏不清沒完沒了的連續劇，每劇必有一首悽愴動情的主題歌，每天夜裡準時刺痛你的耳膜。那恰恰是世界的兩個方面，一個是真實而平靜的血，一個是虛幻的賺人眼淚的戲。我們只能生活在其中，玩味他人或者被他人玩味，去打仗或者製造打仗的武器，去演戲或者欣賞別人演戲。我們只能這樣，不管是九三年，還是九二年或九四年。九三年像所有的年份一樣，對於我也是有苦有樂。九三年南京的夏天並不很熱，相信冬天也不應太冷，正如我蝸居在閣樓上寫出的作品，不是很精采，但也不會讓我很失望。寫作者為自己作品的好壞擔驚受怕，本身是一件令人憂慮的事，但我不想避諱這種忐忑的心情。好在那篇作品完了，我又可以寄希望於下一部小說了。
與我同住南京的作家葉兆言說，作家就他Ｍａ的得寫。隨遇而安，隨遇而樂，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種良好的創作心情——是不是這樣？我想應該是這樣。九三年冬天的夜晚，窗外寒風呼嘯，我聽見一個聲音在冥冥中說，你一個字一個字地到底要寫到什麼時候？另一個聲音卻說，寫你的吧，別東張西望，你以為你是個什麼東西？除了寫作你還能幹什麼？還能幹什麼？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