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是“大東亞房地產開發總公司”的總經理。嚴格是湖南醴陵人，三十歲之前瘦，三十歲之後，身邊的朋友都胖了，出門個個腆個肚子，嚴格仍瘦。三十二歲之前，嚴格窮，爹孃都是醴陵農村的農民，嚴格上大學來到北京；人一天該吃三頓飯，嚴格在大學都是兩頓；也不是兩頓，而是中午買一個菜吃一半，晚上買份米飯接著吃。大學畢業，十年還沒混出個模樣，十年跳槽十七個公司。三十二歲那年，遇到一個貴人；人背運的時候，黑夜好像沒個盡頭；待到運轉，發跡也就是轉眼間的事。嚴格回想自己的發跡，往往想起宋朝的高俅。當然，也不同於高俅。自遇到那個貴人到現在，也就十多年光景，嚴格從一文不名，到身價十幾個億。嚴格在大學學的不是房地產，不是建築，不是經濟，也不是金融，學的是倫理學；講倫理嚴格沒得到什麼，什麼都不講，就在地球上蓋房子，從小在村裡都見過，倒讓他成了上層社會的人。他的頭像，懸在四環路邊上的廣告牌上；把眼睛拉出來，看著他的房產和地產。世界，哪有一個定論啊。沒發跡的時候，嚴格見人不提往事；如今，無意間說起在大學吃剩菜的事，大家都笑。大家說，嚴格是個幽默的人。
嚴格富了之後，也有許多煩惱。這煩惱跟窮富沒關係，跟身邊的人有關係。四十歲之後，嚴格發現中國有兩大變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越來越小。按說體胖應該心寬，不，胖了之後，心眼倒更小了。心眼小沒啥，還認死理，人越來越軸了。他伺候的是一幫軸人。別人軸沒啥，身邊的朋友軸沒啥，老婆也越吃越胖，心眼越來越小，人越來越軸，就讓嚴格頭疼。嚴格的老婆叫瞿莉，三十歲之前，瘦，文靜；過了三十歲，成了個大胖子，事事計較，句句計較；一個CEO的老婆，家產十幾個億，為做頭髮，和周邊的美容店吵了個遍。由老婆說開去，嚴格感嘆：中國人，怎麼那麼不懂幽默呢？過去認為幽默是說話的事，後來才知道是人種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兩種動物。擰巴還在於，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出門往街上看，他們把世界全變了形，洗澡堂子叫“洗浴廣場”，飯館叫“美食城”，剃頭鋪子叫“美容中心”；連夜總會的“雞”，一開始叫“小姐”，後來又改叫“公主”。嚴格走在街上，覺得自個兒是少數派。本不幽默，也學得幽默了。人介紹他：“‘大東亞房地產開發總公司’的嚴總。”
嚴格忙阻住：“千萬別，一蓋房子的。”
人說他瘦，講健身，他說：“想吃胖啊，得有得吃呀。”
人說他生意大，北京半個城的房子都是他蓋的，他搖頭：“搬磚和泥，粗活，不要見笑。”
人說他幽默。他漸漸也不幽默了。不幽默並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為幽默，嚴格吃過不少虧。周圍皆是小心眼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見紅。水該一百度沸騰，他們五十度就沸騰了；水該零度結冰，他們五十度就結冰了；他們的沸點和冰點是一樣的。本來是一句玩笑話，待朋友翻臉後，或沒有翻臉，僅為一己之私，會把上次的玩笑，下回當正經話來說；時間一變，地點一變，人的態度一變，把同樣的話放到不同的環境和氣氛中，這話立即就變了味，一下就將嚴格置於死地，無法順著原路回到原來。話的變味，比朋友翻臉還讓人可怕。由此帶來的擰巴，比人窮不走運還大。嚴格搖頭：“不讓幽默，我不幽默還不成嗎？”
四十歲之後，嚴格發現自己最大的變化是，四十歲之前，自己愛說笑話；過了四十歲，開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對玩笑有一種後天的反感。人跟他開玩笑，如是部下，他會皺眉：“不能正經說話嗎？”
如是朋友，他不接這個玩笑；對剛才說過的事，不苟言笑重說一遍。或者，四十歲之後，嚴格除了瘦，其他方面也變得跟眾人差不多了。不喜歡跟這些人說話，但話每天又得說；話不是不能這麼說，只是覺得話越說越乾澀，就像日子越過越擰巴，就像老婆整天說自個兒身上疼、眼乾舌燥一樣，就像發動機缺機油在幹轉一樣，這日子早晚得著火。機油，你哪裡去了？
“大東亞建築有限公司”下邊，有十幾個建築工地。十幾個建築工地，就有十幾個包工頭。任保良是其中之一。嚴格除了跟那些大胖子打交道，也常去建築工地。建築工地的民工，沒有一個是胖的。見到這些民工，民工有河北人，有山西人，有陝西人，有安徽人，也有河南人；與大胖子說話，話越說越乾澀；倒是到了建築工地，全國各地的民工一開口，又讓嚴格樂了。他們每天吃的是蘿蔔燉白菜，白菜燉蘿蔔，但一張口，句句可笑，句句幽默。或者說，是這些民工的話，把嚴格腦子中殘餘的一點幽默的細胞又激活了。所有的包工頭，見嚴總來了，以為是來檢查工程；工程是要檢查，但主要，是來聽民工們說話，透上一口氣。古風存於鄙地，智慧存於民間；有意思的事和話，都讓那些胖子就著鮑魚和魚翅吃沒了；僅剩的一些殘汁，還苟活於蘿蔔和白菜之中；奴隸們創造歷史，毛主席這句話沒錯。
在十幾個包工頭中，嚴格又獨喜歡河北滄州的任保良。任保良說話不但可笑，還愣。民工們跟任保良說話，覺得他很精；嚴格聽起任保良的話，句句有些傻。或者不能說是傻，是粗；不能說是粗，是愣。但話愣理兒不愣。句句是大實話。初聽有些可笑，再聽就是實話。原來實話最幽默。一天傍晚，嚴格去任保良的建築工地。一幢CBD的樓殼子，已蓋到五十多層。兩人坐著升降機，來到了樓頂上。夕陽之下，整個北京城，盡收眼底。嚴格感嘆：“好風光啊。”
任保良指著腳下的街道，街道上像螞蟻一樣蠕動的人群：“‘雞’又該出動了。”
又啐了一口痰，狠狠罵道：“婊子就叫婊子，還‘小姐’！”
又說：“嚴總，咱別蓋房子了，開窯子吧。掙個錢，不用這麼費勁。”
這話沒頭沒腦，初聽很愣，細聽可笑。嚴格來時，正煩惱一事，現在彎腰笑得，把一切煩惱全忘了。本來晚上還有飯局，他又多待了一個小時。這時天安門華燈齊放，從沒這麼美麗過。漸漸，平均一個禮拜，嚴格要到任保良的工地來一趟。一是來聽民工和任保良說話，遇到飯點，也到民工的食堂吃飯。民工們吃劉躍進的蘿蔔燉白菜吃膩了，一端起碗就吐酸水；嚴格卻覺得好吃，連菜帶汁，能吃上兩碗，吃出一頭汗。任保良看他吃得痛快，感嘆：“該鬧革命了，一鬧革命，你天天能吃上這個。”
嚴格又笑。
這天中午，嚴格又到任保良的工地來了。工地正在吃中飯。任保良吃工地食堂吃膩了，沒去食堂，從外邊買了一個盒飯，正蹲在他自個小院的臺階上吃。任保良的小院，不能說是院，離工棚三尺開外，靠一棵棗樹，臨時用廢板子圍成一個圓圈；房前，巴掌大一塊地方。但你又不能說它不是院。任保良吃的是栗子燒雞塊，見嚴格來了，以為又來吃中飯，嘴裡嚼著雞說：“等著，我讓人給你打好飯去。”
但今天嚴格到工地來，既不是為了吃飯，也不是為了聽民工和任保良說話，是為了找一個人。找這個人不是為了這個人，而是為了讓他裝扮另一個人。一番車軲轆話說完，任保良有些懵：“嚴總，你要演戲呀？”
嚴格：“不是演戲，是演生活。”
任保良一愣，接著笑了：“生活還用演，街上不都是？”
嚴格：“一下沒過好，可不得重演？”
接著一五一十，給任保良講了這段沒過好的生活的來龍去脈。嚴格遇事背別人，背那些大胖子，背老婆，但不背任保良這種人。原來，嚴格一直與當今一位走紅的女歌星好，這天嚴格去她家裡看她，兩人該辦的事辦了，嚴格走時，她戴一墨鏡，把嚴格送到樓下。樓下有一條小衚衕，衚衕裡有釘皮鞋的，烤羊肉串的，修自行車的，崩爆米花的，賣煮玉米的，賣烤紅薯的，一派人間煙火。兩人分手之前，女歌星到烤紅薯的爐子前，買了一塊烤白薯。正好一個小報記者在對面小鋪吃雜碎湯，看到這歌星，大吃一驚，順手拍了一張照片。這照片別人拍到沒啥，被記者拍到，第二天就上了報紙，佔了半個版。照片有兩張，一張是街頭全景，熙熙攘攘的人，各種做生意的攤子；全景圖片右上角，疊一張特寫，烤白薯的爐子前，女歌星握著一塊紅薯，在往嘴裡塞。圖片下的標題是：厭食症也是炒作？這事登報沒啥，說是炒作也沒啥，這事本身就是炒作，正著炒反著炒一樣；問題是，歌星肩右，露出一嚴格的人頭。圖片上的嚴格，條瘦，倒像得了厭食症。嚴格對上報並不介意，他把自己的照片，整天掛在四環路的廣告牌上；但報上不是他一個人，旁邊還有女歌星，問題就大了；雖然他把照片掛在四環路邊，世上沒幾個人能認出嚴格；問題是，嚴格的老婆瞿莉認識嚴格，瞿莉早就懷疑嚴格外邊有人，現在報上登了這個，懷疑不就照進現實了嗎？瞿莉上個禮拜去上海走孃家，下午就回北京。一下飛機，就會看到這報紙。瞿莉的頭髮沒做好，就能跟美髮店吵翻，現在看嚴格跟一個女人在一起，又上了報紙，怕是要拿刀子殺人。瞿莉還有一個習慣，動刀之前，愛搞追查；這個追查的過程，比殺人本身還可怕。照此推論，瞿莉看到報紙，便會去現場調查。為了矇騙老婆，嚴格想把現場重新佈置一遍，把昨天的生活重演一遍；待瞿莉調查時，眾人皆說嚴格和歌星不是一起來的，把必然說成偶然，把兩個關係親密的人，說成互不認識；說不定能將案子翻過來，躲過這一劫。街頭現場有十幾個攤位，烤紅薯的，烤羊肉串的，釘皮鞋的，崩爆米花的……，嚴格都交代好了；就一個賣煮玉米的，安徽人，一說話就哆嗦，怕他露餡，得找一個人替他；演他，還得像他；像他的人，工地最多，就找任保良來了。一番話說完，把嚴格累著了，任保良也聽明白了。但任保良懷疑：“她要是看不到這報紙呢？我們不白張羅了？”
嚴格：“她看不到，別人也會告訴他；她身邊，都是大胖子。”
大胖子沒好人的理論，嚴格也對任保良說過，任保良能聽懂。但他又感嘆：“多費勁呀，如是我，早跟她離了，一了百了。”
嚴格瞪了任保良一眼：“事情沒你想得那麼簡單。電視上，每天不都在演戲？一個人去視察，周圍都得佈置成假的，和對付我老婆一樣。各人有各人的難處。”
任保良明白了，這戲是非演不可了；但他搔頭：“可要說裝假，你算找錯了地方。工地幾百號人，從娘肚子裡爬出來，真的還顧不住，來不及裝假。”
嚴格的手機響了，但他看了看屏幕，沒接；端詳任保良：“我看你就行。”
任保良跳了起來，似受了多大的委屈：“我咋給你這印象？剝了皮，世上最老實的是我。”
這時話開始拐彎：“嚴總，咱說點正事，工程款拖了大半年了，該打了；材料費還好說，工人的工資，也半年沒發了，老鬧事。”
用手比劃著：“一個月不出，我的車胎，被扎過五回。”
任保良有一輛二手“桑塔納”。嚴格止住他：“我說的也是正事。我要被老婆砍死了，你到哪兒要錢呢？”
任保良一怔，正要說什麼，小院的門被“哐當”一聲撞開，劉躍進進來了。進來也不看人，也不說話，徑直走到那棵棗樹下，從腰裡掏出一根繩子，往棗樹上搭。任保良和嚴格都吃了一驚。任保良喝道：“劉躍進，你要幹嘛？”
劉躍進把脖子往繩圈裡套：“幹了半年，拿不著工錢，妻離子散，沒法活了。”
原來，劉躍進剛送走韓勝利。這次韓勝利沒白來，劉躍進從食堂菜金裡，給他擠出二百塊錢；這二百塊錢的窟窿，還待劉躍進到菜市場去補；雖說是菜金，其實這二百塊錢，早被劉躍進從菜市場找補回來了，只是不想還債，才找出這麼個說法。但韓勝利不同往常，臨走時說，剩下的三千四百塊錢，只給兩天時間；兩天再不還，就動刀子。看他的神色，不像開玩笑。目前劉躍進身上，倒是還有三千多塊錢；但這點錢，以備不時之用，一般不敢動；身上少了五千塊錢，劉躍進心裡就不踏實。韓勝利走後，劉躍進正兀自犯愁，兒子劉鵬舉又從河南老家打來電話，說學校的學費，兩千七百六十塊五毛三，不能再拖了；也是兩天，如果交不上去，他就被學校趕出來了。欠人錢，兒子又催錢，任保良欠他錢，三方擠得，劉躍進只好找任保良要賬。兒子正好來了電話，也是個藉口。他也知道，任保良手頭也緊，想讓任保良還錢，就不能用平常手段。上個月，安徽的老張，家裡有事，辭工要走，任保良不給工錢；老張爬到塔吊上要往下跳，圍攏了幾百人往上看。消防隊來了，警察也來了。任保良在下邊喊：“老張，下來吧，知道你了。”
老張下來，任保良就把工錢給了老張。劉躍進也想效仿老張，把工錢要回來。劉躍進本不想這麼做，跟任保良，也是十幾年的老朋友了；但因為工地食堂買菜的事，兩人已撕破了臉；加上被事情擠著，也就顧不得許多。但劉躍進用這種方式刁難自己，還是出乎任保良意料。任保良馬上急了：“劉躍進，你胡唚個啥？你妻離子散，捱得著我嗎？你老婆跟人跑，是六年前的事。”
又指嚴格：“知道這誰嗎？這就是嚴總。北京半個城的房子，都是他蓋的。你給我打工，我給他打工。”
又抖著手對嚴格說：“嚴總，你都看到了，不趕緊打錢行不行？見天，都是這麼過的。”
嚴格倒一直沒說話，看他倆鬥嘴；這時輕輕拍著巴掌：“演得太好了。”
又問任保良：“是你安排的吧？你還說你不會演戲，都能當導演了。”
任保良氣得把手裡的盒飯摔了，栗子雞撒了一地：“嚴總，你要這麼說，我也上吊！”
又指指遠處已蓋到六十多層的樓殼子，上去踹劉躍進：“想死，該從那上邊往下跳哇！”
嚴格這時攔住任保良，指指劉躍進，斷然說：“人不用找了，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