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場夢。
我醒來時彷彿是半夜，發現自己仍睡在西爾維亞身邊。她竟然在我的懷裡平靜地呼吸著，真讓我不敢相信。她看上去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美麗。我真想吻她，但我不能攪了她的睡眠。
我看了看錶，已經過了5點鐘了。通過她窗上那臨時湊合用的百葉窗，可以看見黑暗的天空已開始出現絲絲曙光。我得回房間去了。
儘管我穿衣服時儘量輕手輕腳，西爾維亞還是突然睜開眼睛，用胳膊支起身子，在黎明的昏暗中看著我。
一開始她光是看著，然後說：“不。”
“不什麼？”
“你不能走，馬修。”
我俯下身去，臉緊挨著她的臉。“你願意他們知道嗎？”
“那有什麼關係？他們反正能從我的臉上看出來。”
“是的，”我微笑著說，“你能從我的臉上看出來嗎？”
她點點頭。“所以你可以留下。”
“不行，”我開玩笑地說，“我不願讓吉勒斯妒忌。”
她笑了。我掙脫了她的魔力，迫使自己按我知道是對的方式去做。
“馬修——”
我停下來輕聲說：“不要擔心，我們才剛剛開始全新的一章。回頭見。”
我走進棚屋時吉勒斯驚醒了，很快伸手去拿眼鏡，但我叫他放心，說：“別冒汗，還早，我只不過出去散了一下步。”
“啊，當然。”他回答的口氣讓我猜不透，“不用擔心，你沒有打攪我。我一直在訓練自己5點鐘就醒來看鳥。既然你已經起來了，你想跟我去嗎？”
我感謝他慷慨的邀請，答應以後和他去，同時對於他對周圍事物的不加註意，或是注意到了但好心地裝作沒有注意到，心裡十分感激。不管怎樣，我希望今晨他能看到帶來幸福的藍知更鳥。
我們的啞劇繼續了差不多48個小時。我的隊友們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的行為有什麼變化，我們很高興沒有人知道我們之間的秘密。
第三天早上，弗朗索瓦派我們兩人開著半履帶式汽車去給一個生病的酋長看病。他如此寬宏大量地讓我帶個朋友去進行本來只要一個人就夠了的簡單出診，我是應該起疑心的。
我們回來時他對我們咧著嘴直笑。
“二位，我不得不給你們重新安排住處。從現在起你們兩人都住在11號屋，就是說，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西爾維亞和我交換了一下目光。
“不介意，”我代表兩個人說，“我們會強迫自己服從的。”
突然我想起來了。“嘿，一共只有10間屋子呀。”
“啊，信不信由你，希勒，我們已經把你的東西搬到了院子裡最新開發的住宅中去了。”
“你是說我的東西也搬過去了？”西爾維亞覺得又驚奇又有趣地問道。
“沒有，我們覺得你會願意自己搬。當然，是在下班以後。總之，我們的一些康復病人手可巧了，你們今天上午不在的功夫，他們用創記錄的速度把整個棚子搭了起來。”
看來顯然是這樣。棚子的結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建築上的典範，把電話亭般的長方體和比薩斜塔那輕緩的傾斜結合了起來。但是那又有什麼，它有著無法估量的優點：它坐落在倉庫的另一邊，遠離其他的棚屋。不論它是多麼粗陋，它是我們的第一個家。西爾維亞和我手拉著手站在一起，看著這剛剛蓋好的住所。
“幸福嗎？”我問。
她微微一笑。“我對你說過誰都會看出來的。”
“那好呀，省得我們告訴大家了。”
這時弗朗索瓦在遠處大聲說道：“請允許我提醒二位，這可不是個藉口，下午上班一分鐘也不能遲到。”
不用說，我們的夜晚是難忘的。
我們非常幸福。
然而，在白天無情的酷熱中，我們不可能不注意到周圍的一切。
土地是焦乾的。除了蘭花楹屬樹木勇敢地、挑戰般開著的紫色花朵之外，什麼都似乎不開花、不生長。周圍的景色是一片單一壓抑的暗淡棕黃色——微帶剛能察覺的一絲紅色的暗棕色。有時在沉思中，我會想像這是土地吸收了所有的屠殺所流的鮮血的結果。
從診所，我們有時能聽到噠噠的槍聲。這是種令人擔憂的聲音，還不僅是因為它意味著馬上就會有受傷的人來手術。自然我從不問受傷病人的政治派別。有些人年紀非常小，我常常懷疑他們自己也不瞭解自己。而這再一次說明了戰爭的愚蠢。
西爾維亞的父親知道該怎麼辦事。第一個星期尚未結束，他在達赫拉克群島上的石油勘探公司的直升飛機就把藥品從阿斯馬拉機場安全地運到了我們的後院。擁擠在附近的病人高聲歡呼，為歡迎這些魔力無邊的直升飛機跳起舞來。
而我們則用做手術來表示慶祝，還有給沙眼患者開強力黴素（唉，但是沒法開給達威特）。
全靠工作的速度才使一切變得可以忍受。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對看到的可怕疾病感到毛骨悚然。在書裡面看到圖片是一回事，但是在現實中面對一個原本很可愛的孩子嚴重毀容的臉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看病的時間以外，西爾維亞和我都在一起。對於別人來說，疲勞而毫無變化的日子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他們的精神，而對於我們，每一天都純粹是幸福的無限重複。然而，每一天都必須承受的、令人無法接受的無謂死亡，即使在我們身上也產生了影響。
我能通過在假鍵盤上練琴來排除自己的痛苦，但西爾維亞卻沒有這樣的途徑，需要向人述說她的感受。她不用說話我就能知道，什麼時候情況特別困難，她需要安慰了。
她會回到家中，換上浴衣，匆匆到臨時露天淋浴處去洗澡。如果時間掌握得好，曬了一天的水還會是溫熱的。
洗完澡回來，她會緊挨著我在床上坐下。我膝上放著鍵盤，狂熱地彈奏著。沒有樂聲，她無法知道我彈的是哪隻曲子，所以我解釋給她聽。
“這是貝多芬所謂的《月光奏鳴曲》的最後一個樂章。給了這首奏鳴曲這個愚蠢的名字的人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一部分——它確實十分激越，路德維希①實實在在是宣洩出了一股猛烈的旋風。”
①路德維希，貝多芬的名字。
然後，我用全部力量再度投入彈奏那瘋狂的琶音和隆隆的和絃中去。
“你真是一位不可思議的藝術家。”她說，一面吻著我的頸背，“我一看你的臉就能看出你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微笑著，“有時候我也能聽見音樂聲。”
這時我就會停下來，我們會談談一天的情況。因為我們不能不談。這是保持神志健全的唯一方法。
如果病人死去，西爾維亞總要責備自己。有一天午後不久，一對雙生嬰兒死產，那天晚上她有一大半的時間都在進行嚴厲的自責。
我用盡自己全部的說服力才使她相信，這個國家的產前檢查不僅是質量低的問題，而且根本就不存在。實際上，不少臨產婦在步行許多英里往診所走來時，還沒有到我們這裡就失去了嬰兒。她沉默了片刻，然後低聲嚴肅地說道：“有的時候我痛恨這個地方。”
“不，你不恨。”我反駁道，一面把她摟進了懷裡。
由於食堂是唯一有電的“娛樂”室，晚餐後大家都留在那裡，看一個星期前的舊報紙，寫信，聊業務或——是的——吸菸。壓力確實極為殘酷，我們有一兩個人又犯了老毛病，吸起煙來。
我們常常用短波無線電收聽英國廣播公司國際節目中的新聞。當提到厄立特里亞的起義者為從埃塞俄比亞獲得獨立所進行的戰鬥時，我們總是如飢似渴地聽著。他們在倫敦，但對於發生在我們家門口的事知道得似乎比我們要多。
其他的醫生簡直談不到有什麼社交生活。吉勒斯的鳥當然是有翅膀的，因此大多數時間他都是獨自坐著看書或發呆。然而，他似乎並不願意這樣。我總是努力讓他參加到我們之中來，他顯得很勉強。
“這種閒談總是落到談個人過去的話題上。”他陰沉地評論道。
“那又怎麼樣？也許會很有趣呢。”
“對我不是這樣。我沒有過去。”
我那助人為樂的本性使我不肯放棄。
“你總可以編出些細節來的。我相信多數人都是這麼做的。”
“我沒有想像力。”
到這個分上，我那牧師般的寬宏也到了頭。
當最後的讀書人交換過了最後的平裝書以後，直到上床睡覺之前，除了聊天以外就沒有別的打發時間的辦法了。
漸漸地，我們知道了彼此過去生活中的故事，那些各種各樣導致我們今天一起來到這塊充滿厭倦、無聊的綠洲的奇遇和不幸。同事的過去不可避免地成了我們的主要消遣。
我想弗朗索瓦成了第一個傾吐一切的人，這是可以預料的。我們從他左手上的戒指知道他結了婚，從佩爾捷夫人的從不出現我們可以推斷他們的結合並不是無比幸福的——我們上飛機前她都沒有露面。
一天晚上，他無意中提到自己是個“幸福的已婚男人”，我聽見後不由自主地說了聲“真的嗎？”於是引起了一場關於婚姻問題的熱烈辯論。
“真的，希勒，”他肯定地說，“我們一起20年了，有3個很有意思的孩子。”
“你有多少時間是和他們在一起度過的？”
“這種事情是不應該用量來衡量的，老弟。”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從你呆在國外的時間來看，你短暫的家庭生活經歷必定是驚人地熱烈。”
這時，莫里斯·赫爾曼斯提出了那個我們大家都特別想問的問題。
“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話，弗朗索瓦，請問你的妻子從這樣的安排中能得到什麼呢？”
“哦，”他點燃一支香菸，慢吞吞地說，“她結了婚，卻不必忍受老有個丈夫在旁邊礙手礙腳的不便。當然，她為我的工作感到驕傲。她本人是我們資金籌措辦公室的主任，而且是個好母親。”
我心中暗想，這不是佔上風的一招。不過事情還沒有完。
“每年8月在諾曼底我們的小別墅裡，我們都提醒自己，性生活就像優質香檳酒——一開始時冒泡的話，20年後就會更好。我們使短暫的相聚充滿了溫文爾雅的談話，這樣我們會暫時忘記我們已經不再相愛。”
毋庸多說，沒有人再提出任何問題了。
隨著時間的過去，“等我回到巴黎以後”之類的話開始進入人們日常的談話裡。我們時常需要提醒自己當初將我們帶到這片遙遠的多災多難的土地上來的理想主義，因為我們正在逐漸變成薩特①的《別無出路》中的人物。只是結果發現，地獄中並不是“別的人”，而是同樣的人。
①薩特（1905-1980），法國哲學家、劇作家、小說家，法國存在主義的首創者。
在我們這一漫長的冒險歷程之初，當莫里斯·赫爾曼斯要吹口琴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門廊上吹，以表示對我們的尊重。但是漸漸地，他不僅把表演移到了室內，並且還開始和英國廣播公司競爭起來。
從原則上講，即使如此也還是可以忍受的。遺憾的是，他的保留節目只有《紅河谷》和《我親愛的克萊門坦》。可以聽到有人要對他施以私刑的傳說。
5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們從廣播中聽到意大利前總理阿爾多·莫羅被左翼恐怖主義分子綁架並殺害的消息。西爾維亞受到了極大的震動。這不僅勾起了她對自己母親命運的可怕記憶，而且莫羅還和她父親有私交。
我力圖安慰她。“至少在這裡你是安全的，不會遇見那種事情。”
我讓她答應不再聽新聞廣播。“乾脆就利用咱們在窮鄉僻壤這一點。咱們的病人就夠咱們愁的了。”
她點點頭抓住了我的手。“你說得對。我們應該珍惜這些時刻。”對於我來說，這些話籠罩著哀傷的陰影。它們提醒我，田園牧歌是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
偶爾我也大著膽子考慮一下將來，但總感到充滿了痛苦，所以聯想一想未來那不可避免的分離都受不了。
然而，儘管我理性的頭腦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仍會幻想和西爾維亞結婚。有天夜裡，一個助產士碰上臀位產，無法應付。我給產婦做了緊急剖腹產。當我把嬰兒用毯子包好交給那個母親時，我成功地想像出了我和西爾維亞可能有的孩子的模樣。這是短暫的、充滿了純真的快樂的一刻，以後如何，我就無法想像了。
我絕對設想不出一個在現實世界裡我們能夠在一起的生活。我是說，她會和我一起回到迪爾本去行醫嗎？不太可能。我會去意大利嗎？也不怎麼可行。我無法想像自己會受到歡迎，進入她在米蘭的社交圈子。
我開始相信，我們是被殘酷的命運作弄的玩偶，把我們帶到一起只是為了拆散我們，造成我們更大的痛苦。這樣的想法我必然無法向西爾維亞隱瞞。她毫不猶豫地承認，同樣的別離的幽靈也盤踞在她自己的腦子裡。
“我是說，我們現在是這樣幸福，”我堅持說，“為什麼不能永遠像這樣生活下去呢？”
“我同意。”
起初我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現在一切都那麼完美，”她分析道，“我們為什麼不能就在非洲呆下去？這裡的工作一輩子也做不完。”
“你這話當真，西爾維亞？你是說你真要放棄你世界中所有那些別的東西？”
“重要的只有愛情和工作，馬修。我的世界一切都在這裡，就在這裡開始，也在這裡結束。”
“啊，我願意與你共度此生，如果你能肯定這是你真正希望的生活。”
“這是我真正希望的生活。”
“那麼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的回答是3個詞：‘是的’，‘是的’，還是‘是的’。”她黑眼睛閃著光，撲上來抱住了我。
“咱們幹嗎不去找一個神父？”
“行啊，我沒意見。”只要我們能結婚，以什麼形式結婚並不重要。
我提出由我給阿斯馬拉天主教大教堂打電話約一個時間。她想什麼時候去？
“越快越好。”她說。
這時，一個念頭突然出現在我腦子裡。“我說，你沒有懷孕吧，是嗎？”
“沒有，不過我對這個想法突然感起興趣來了。”接著她用較為嚴肅的聲音承認道，“說實話，實際上，我們既然已經決定了，我想如果給我父親一個既成事實要更好些。我無法解釋，這只是個直覺。”
我明白她是對的。我們等的時間越長，消息就越有可能傳到這個極有勢力的人的耳朵裡。他會搬天動地——肯定無疑會搬動厄立特里亞——把女兒從我身邊奪走。
我們去找弗朗索瓦，沒有解釋原因，只是要求享受早該享受的休假，好去阿斯馬拉。
“沒問題。”他和善地同意了。“別忘了去試一試尼亞拉飯店6層樓上的餐廳。他們把桌子佈置得像小帳篷一樣。很有意思。”
兩天以後，我們早上7點從阿迪蘇瑪出發，不到中午就來到了厄立特里亞首府的郊外。這裡的海拔比阿迪蘇瑪整整高出一英里。氣候的變化簡直是戲劇性的：我們把地獄般的夏季拋在了身後，進入了春天。
開車進城時，我們經歷了一次文化衝擊。在非洲的荒野中生活了這麼長時間以後，我們突然來到了一個很像米蘭郊區的地方。我們這樣想不是沒有理由的，城裡的大部分建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89年意大利的征服，從那以後，這兒成了意大利非洲帝國的中心。
阿斯馬拉沒有辜負它的名字：花林，到處都是九重葛和蘭花楹屬的花木。街道一塵不染，兩旁有露天咖啡館和真正的商店，而不是逢集時放在毯子上的商品。然而即便在這裡，我們這輛破舊的半履帶式汽車也並非顯得格格不入，因為這裡幾乎一半的交通工具是馬拉的。
既然不是去觀光的，我們便徑直開上了自由大道，在天主教大教堂附近停下車。這是一所俯視周圍的意大利式建築。我們早了幾分鐘，於是就在教堂裡面閒逛起來，看看那些冒充哥特式傑作的20世紀的彩色玻璃窗。
突然，我的注意力被一件神奇的東西吸引住了，我許多個星期的渴望意外地獲得了滿足。我沒有停下來去徵求同意，卻發現自己在迅速地拔下大教堂管風琴上的桂子。我已經有很多個星期沒彈過琴了。
當然要彈的只會是巴赫那偉大的（小調賦格曲》。開頭的部分只彈了一半，就有一個很大的聲音壓過了有力的音樂。
“可以請問你是什麼人嗎？”
能夠再一次彈琴使我得意忘形了，我的回答可能有點不夠尊敬。
“目前我只不過是巴赫的一名恭順僕人。我們約好要和教區代理主教伊夫特見面。你知道可以在什麼地方找到他嗎？”
“你已經找到他了。”那人答道，然後他誇張地補充道：“你們來早了，孩子們，很顯然你們是借愛情的翅膀飛來的。”
像他的大多數同胞一樣，伊夫特先生非常結實，但穿得比阿迪蘇瑪一帶的人要好得多。他已開始歇頂，出現了雙下巴，眼鏡的金屬絲架緊貼在臉上，賦予他一副機靈的神情。他已經嚴厲地瞪了我多時，認為我會明白他的意思，但最後不得不說：“希勒先生，你彈得已經很夠了。請你們二位這邊走。”
3份咖啡已經等好在他四壁放滿書的辦公室裡了。我不禁注意到其中許多是拉丁文的。
“請用，”他指指咖啡說，“咖啡豆是我們嘉布遣會的一些會友在這裡種的。”
“啊，”我剋制不住地說道，“這樣說來，這是真正的咖啡了。”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後盡了我認為是他最大的努力笑了一笑。
“好了，孩子們，你們現在離家很遠。你們是在非洲認識的嗎？”
“不是的，先生，我們是3個月前在巴黎參加這次任務的集訓時認識的。”
“啊，”教士評論道，“這麼說，你們相識的時間不長？”
這只是我的想像，還是我真的感覺到了他問題中暗含的懷疑？
“我想，如果僅從年月上看，時間是不長，”我代表我們二人回答說，“可是我們一直生活在一起——我是指日夜一起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和人是會變得非常密切的。”
“是的，”伊夫特先生同意道，“有關你們出色工作的消息連我們這裡都聽到了。應該祝賀你們。好，現在我們該從哪兒開始呢？”
呃，我心裡想，你可以從表現得友好一點開始。我想像他的買賣不見得好到能拒絕像我這樣的可能的皈依者的程度。
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兩隻手的指尖對壓在一起，看著西爾維亞。
“婚姻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達歷山德羅小姐，而且當然是永恆的、牢不可破的結合。”
西爾維亞看了我一眼。我的表情說明，對他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我是越來越不耐煩了。
她回過頭去用和緩的口氣說：“我們明白這一點，先生，所以我們才來找你。我在威爾特郡的聖巴塞洛纓讀過書。”
他聽了似乎覺得很受用，便直接回答西爾維亞道：“好呀。”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時西爾維亞追問道：“那你願意主持我們的婚禮嗎？”
“當然，當然，到時候會的。但是教會的規矩是，想結婚的人必須到我們這裡來五六次，以使他們得到充分的準備。你們願意每月來一次嗎？”
我不能肯定，但是我認為他剛剛把我們的婚禮推遲了半年。可我錯了。
“當然你們的情況是，”他補充說，“有一方為非天主教徒。”他看著我。
“我是不是可以認為你願意接受宗教教導？”
“是的。我是不是可以認為，如果我不願意，我不必正式皈依天主教？”
“是的，只要你同意子女在這一真正信仰的教育下長大。”
有一剎那功夫，我沒有做出反應。我已經對西爾維亞說過，我願意我們的孩子成為天主教徒，但是我不喜歡這個人對我施加壓力。然而，我明白只有一個詞能使我們擺脫這裡，因此我說了出來：“同意。”
“好極了。”他的反應是這一天裡最熱情的。“我可以肯定，對於像你這樣一個有教養的人，最多再要3個月時間就夠了。”
不，這已經是一個長達9個月的拖延策略了。
我只是點了點頭。
“很好，”他站起身來，“那麼現在這個鐘點對你們方便嗎？”
“方便，先生，”西爾維亞客氣地說，“這樣我們來回只要一天就夠了。”
“非常好。那我們是不是……”他手伸進法衣的口袋，拿出了一本精巧的皮面日誌。他仔細地翻過後建議說：“我們24號再見面，行嗎？”
那是3個星期以後。
“好的。”西爾維亞代表我們二人回答。說完後，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了出去。
一走到他聽不見的地方，西爾維亞便低聲說道：“深呼吸，馬修，做深呼吸，等到了街上再說。”
我們必須從教堂的門廊經過才能回到停汽車的地方。
那時，我們才看見了後牆上的銅牌。日期是1922年，是為了紀念教堂最初的捐助者而設的。其中赫然包括了溫琴佐·達歷山德羅，法瑪公司的創始人，以及他為之忠實服務的領袖，貝尼託·墨索里尼。
“哦，這就明白了，”我挖苦地說道，“你知道這是個家族教堂嗎？”
“我要是知道的話，你覺得我會提出到這裡來嗎？”
然後她用那美麗的大眼睛看著我，柔聲問道：“你仍願意和我結婚嗎？”
“當然啦，西爾維亞。只要不在這裡。”
我們在意大利和美國使館的經歷與在教堂的經歷截然不同。當地態度和藹的職員答應盡一切可能促使他們各自的政府儘快同意我們在國外結婚。他們都對我們說，我們可以準備在兩個星期後舉行婚禮。
我們冒著讓弗朗索瓦失望的危險，退掉了在尼亞拉飯店預定的當晚的餐位，而在公園咖啡廳匆匆喝了一杯蒸餾咖啡就動身回去了。
“你在想什麼，馬修？”
“僅僅是在琢磨而已。”我說。
“琢磨什麼？”
“琢磨你父親需要多長時間把我們拆散。”
她抓住我的手。“別傻了，什麼也不可能使我們分開。”
“別那麼自信。”
“我說，你現實點，我們已經超過21歲了，他怎麼可能阻止我們呢？”
“西爾維亞，”我半開玩笑地說，“以你父親的關係，他可以讓你參加意大利的第一個前往火星的太空項目。”
我們晚上很晚才到家，但回到熟悉的環境使我們非常高興。那晚我們久久地、熱烈地做愛。
後來我們擁抱著靜靜地躺在那裡。
西爾維亞悄聲說：“馬修，沒關係。”
“什麼？”
“我們已經是夫妻了。”
我緊摟著她。真的，別的什麼也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