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夏天的時候，我最喜歡和麵包廠門衛的兒子在林蔭大道後面那條寬闊的道路上玩耍，那裡的泥土堆積如山。那男孩天生就是瘸腿的，他慢慢地跟在我後面一瘸一拐地走著。我們坐在坑坑窪窪最深的地方，他彎曲右腿，將那條細小的左腿僵硬地伸展開。他坐下來的時候樂呵呵的。他雙手敏捷，頭髮鬈曲，臉色淡黃。我們沉浸在遊戲中，將泥土堆積成疊在一起爬行的蛇。
那些蜥蜴就這樣爬到麵粉裡面，他說，所以麵包上才有洞眼。
不是，那些洞眼是因為酵母。
是蛇弄出來的，問我父親好了。
等到他父親帶著包從麵包廠回家，有這大半天工夫，其他蛇肯定爬到坑坑窪窪的地方去了。可是如果我的連衣裙弄髒了，我就不樂意了，要跑回家去。我就讓男孩一個人和那些蜥蜴待著。有兩週時間，另外一個門衛坐在麵包廠的大門口。然後父親回來了，沒有把男孩一起帶過來。有人給他那條僵硬的大腿做了手術，並給他進行了深度麻醉。他再也沒有醒過來。我獨自一人到了那條寬闊的大街上。林蔭大道上的樹木一起在那裡站立著，我開始怕生起來，像似它們承諾說，男孩雖然已經死在家裡，但還是到這裡來玩耍了。我坐在泥土上，堆成了一條蛇，很細很長，像他那條伸展開的大腿。路旁的草地鬆鬆散散的，我的眼淚順著下巴滴落到蛇上，於是蛇變成了標本。有人從我手中奪走了這個男孩，也許他從天上看得到，我現在還想和他一起玩耍呢。每當我上午在城裡溜達的時候，有人已經從我手裡奪走了莉莉。我覺得自己被傳訊的那些日子很短暫。即便我不知道阿布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但他還是對我有所打算的。我需要我襯衣上的大紐扣，需要聰明的謊言，別的什麼也不需要。我四處溜達的時候對自己有什麼打算，我知道的要比阿布想從我這裡得到的更少。
我真傻，既然阿布十點整要等我，我今天早上八點前還看什麼燕子呢。我不願意去想燕子的事。我根本什麼都不願意去想，因為除了被傳訊，我什麼也不是。我有時會想，燕子不是在飛，它們是在行走或者游泳。去年夏天，保羅還擁有一輛紅色的摩托車，這是一輛捷克產的“雅娃”牌摩托車。我們每週一兩次開車到城外的河邊。驅車經過大豆地，真是幸運啊。我們經過的天空越多，我就越發輕鬆。道路兩旁繁花似錦，車子經過的時候花朵在顫動不已。人們沒注意到，每一個花朵都有兩隻圓耳朵和張開的嘴唇，可我知道這個。那是一片沒有盡頭的攀緣豆田，就像在玉米地裡一樣，人們看不到它們有序的排列。就算每一根莖都已經乾枯，葉子被風吹折斷，但到了夏末，玉米地看起來始終就像剛剛梳理過一樣。在玉米地裡，即便天空在飛翔，我的腦子也從不會感到輕鬆。只有在大豆地裡，我才因為高興而傻傻的，會慢慢閉上眼睛。而當我重新睜開眼睛，我已經錯過了很多東西，燕子早已在另外一個軌跡上飛翔了。
我抓住保羅的肋骨，吹起了那首樹葉和雪花之歌，可我只聽見摩托車的聲音，聽不見自己的聲音。我平時從不吹口哨，因為這是小時候就必須學會的東西，可我小時候從沒有吹過口哨。我根本不會吹口哨。而且自從我的第一任丈夫在大橋上吹過口哨之後，每當有人吹口哨，我總是會縮起脖子來。可就在大豆地裡，我竟然自個兒地吹起口哨來了。因此，這真是幸運啊，因為凡是我能做的，就像在大豆地裡吹口哨一樣，僅僅是成功了一半而已。我在攀緣豆地裡的運氣真是讓人摸不著頭腦。我在河邊從沒有交過好運，河水平靜無波，即使讓我想起大橋，也會讓我鎮靜下來。鎮靜帶來好運是不可能的。我們來到河邊，我感到很尷尬，保羅感到很煩躁。他對期待看到大河感到高興，我則是對回頭經過大豆地感到高興。他踝骨沒入水中，指給我看一隻黑色蜻蜓。蜻蜓的翅膀之間長著肚子，就像一隻玻璃做的螺栓。我指著我身旁河岸上的黑莓，這些成團的黑莓發出黑色的光芒。而在河的另一邊，黑色椋鳥蹲伏在莊稼收割後佈滿茬兒的一捆捆灰白色四角形秸稈上。這個景象我沒有指給保羅看，因為我想起燕子在空中留下的黑影，不明白這些黑點在這個被曬成黃色的夏天是怎麼分佈的。我迷惘地哈哈大笑，從草地中撿起一塊樹皮，扔到保羅的腳趾邊。然後我說：你聽著，看來這些燕子是不可能很快飛走的，它們在耍詭計呢。
保羅用腳尖撈起樹皮，隨即踢入水中。他的腳一離開水，樹皮馬上又浮出水面，發出黑色的光芒。他說：
啊哈。
我極其短促地抬起兩隻眼睛，足以看到那裡面的黑色斑點了。還要問什麼呢，如果在他看來，連燕子都不值一談，那麼還有哪種黑色水果是他看得上眼的呢？他完全想到別的地方去了，不是在他的腳趾上。白蠟樹起風了，我傾聽樹葉的聲音，保羅或許在傾聽水聲吧。他不希望我們之間說話。
第二天，我在廠裡用“啊哈”對內羅作了試驗，那時候他在拇指和咖啡杯之間夾著一張清單走到我的桌子跟前。他談到這個月我們為法國人縫製的女外套紐扣尺寸問題。他的鬍子尖的像燕子的翅膀，在嘴角一動一動的。他對著我的臉說了幾句話。當他為了一週計劃而來時，我數了數他下巴上忘記刮掉的鬍子。我抬起眼神，盼望著他的眼神。當我們的瞳孔相遇時，我迅即說：
啊哈。
內羅一言不發地走到自己的桌子跟前。我也試過其他的言辭，比如：喲，嗯。可並沒有超過“啊哈”的程度。
當我的那些紙條被人逮住之後，他否認是他告發了我。每一個人都可以否認。給意大利人訂做的白色亞麻布西裝被打包裝箱的時候，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已經分手。我和內羅出差十天後，他想繼續和我睡覺。可我當時已經打算嫁給西方人了，因此我分別在十個後褲兜裡塞上了小紙條：tiaspetto，我的名字和我的地址。和我聯繫的隨便哪一個意大利人，就是他了。
在我不允許參加的會議上，我的紙條被定性為在工作場所賣淫。莉莉告訴我，內羅要求定性為叛國投敵，可他的說法無法令人信服。由於我不是共產黨員，而且這也是我的初犯，於是人們給了我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我沒有被解僱，這對內羅來說是一次失敗。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將兩份書面警告帶到了我的辦公室裡。我必須在原件上簽字畫押，複印件留在了我的辦公桌上。
裝在鏡框裡，我說。
這對內羅可不是什麼玩笑話。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削鉛筆。
你想和意大利人做什麼，他們過來操你，送你一些緊身連褲襪和除臭劑，然後回到他們有噴水池的家裡。如果舔他，他還額外送給你香水。
看著那些波浪形木屑和黑粉從他的鉛筆頭上掉下來，我站了起來。我將那份警告舉過他的頭頂扔了出去。那張紙在空中飛過，從他的下巴下面掉到桌上時，沒有發出聲響。內羅將頭轉向我，企圖微笑，可露出了蒼白的臉色。然後，他肘關節不小心碰到了剛削尖的鉛筆。鉛筆從桌子上滾下來，我們看著它，聽見它著地時發出響聲。內羅彎下身子，我看不到他顴骨磨動的樣子了。鉛筆尖斷了。他說：
它掉在地上，不是掉在天花板上。
我也感到很驚訝，我說，在像你這種人那裡，一切都有可能。
我被審訊了三天後，又回到了廠裡。內羅沒有問起任何問題。他要比我想象的更有能耐。後來人們在為瑞典人訂購的褲子裡發現了三張紙條，上面寫著：來自獨裁國家的問候。這些紙條和我的紙條一模一樣，但不是出於我的紙條。我被解僱了。
即便瀰漫大雪封鎖大地，我們照常開著“雅娃”牌摩托車去上班。保羅開摩托車有十一個年頭了，儘管他喝酒，但從沒有出過一次交通事故。他就像熟悉手的內部結構一樣熟悉大街小巷，保羅閉著眼睛都能找到我們工廠。我把自己裹得暖暖的，路燈和窗口燈光在閃爍著，嚴寒刺骨，凍得臉生疼，嘴唇像凍硬了的麵包皮，臉頰冷冰冰的像瓷器。天空和道路被大雪遮沒了，我們開進了一隻雪球中。我倚靠在保羅的背上，下巴緊貼在他的肩膀上，雪球可以鑽入我的兩隻眼睛裡。我目瞪口呆地睜大眼球，街道是最長的，樹林是最高的，天空是最近的。我真希望沒有盡頭地開下去，不敢眯著眼睛。耳朵、手指和腳趾針扎般地發痛。寒冷戰勝了一切，只有眼睛和嘴巴感覺是冷的。好運沒有時間，我們必須在凍死之前到達，每天早上六點半準時趕到服裝廠大門口。保羅讓我下車。我用一隻紅中帶紫的手指將保羅的帽子推高，像吻瓷器狗一樣吻他的額頭，然後將帽子重新拉回到眉毛上面，於是他就繼續騎車到市郊的摩托車廠去。他的眉毛上面有一層白霜，我想到：
現在我們老了。
紙條事件發生之後，我徹徹底底忘記了意大利的計劃。人們無法通過出口服裝得到馬塞洛，人們需要關係、信使和經紀人，不是後褲兜。我有了那個少校，而不是一個意大利人。我的愚笨從內心深處向我吼叫，我的自責就像耳光一樣，我的腦子裡塞滿了稻草。我討厭自己，只有這樣我才能每天繼續和內羅一起坐在辦公室裡，盯著那些表格，並把它們填寫完整，直至第二批便條出現。我仍然對自己好，只有這樣我才會喜歡乘坐有軌電車，我把頭髮剪短，購置新衣服。我也感到很抱歉，只有這樣我才能分秒不差地準時出現在阿布面前。而且我也無所謂，我覺得，好像為了懲罰我的愚笨，我理應接受審訊似的。但不是出於阿布提出的理由。
由於你的行為，我國的所有女人在國外都成了妓女。
為什麼都成了妓女呢，那些紙條又沒傳到意大利那裡去。
那是在你同事的幫助下，他說。
為什麼是妓女呢，我只想要一個意大利人，我是想嫁給他，妓女需要錢，不是去嫁人。
婚姻的基礎是愛情，只有愛情，你不是知道這是什麼嗎？你就像垃圾一樣，想把自己出賣給那些馬塞洛。
怎麼會是垃圾呢，我完全可以愛上他呀。
醜聞發生之後，我重新在大街上走著。夏日，陽光明媚，車水馬龍，人聲鼎沸。稻草在我的心裡發出沙沙作響聲。或許我根本沒有愛上這個意大利人，但他可以把我帶到意大利去呀。我可以努力去愛上他。如果不能，那麼我可以在路上遇到另一個人，意大利人在那裡有的是。只要你去尋找，你總能找到一個人，你可以愛上他。可內羅點名叫我去了，他可以隨心所欲地點名我。在工作的時候，內羅盯著我的手指看。我勸自己放棄所有的男人。恰恰之後不久，當我堅持拒絕的時候，我在保羅那裡耽擱住了。我想，這種拒絕在我這裡類似於一種要求，它不僅僅是尋找。一定是這麼回事，於是我緊緊抓住。不是每一個人，但也可以是另外一個人而不是保羅，他可以向我證明，防守是如何變成渴望的。儘管厭倦，但我沒有停下腳步，於是不得不到處閒逛，因為在某一個星期日，我認識了保羅，並且在星期一在他那裡停下了。而到了星期二，我帶著全部家當搬到了他那幢滑落的塔樓房裡。
我對每天到辦公室上班感到越來越痛苦。保羅兩隻手握住他的“雅娃”牌摩托車站在廠門口，出於習慣微笑地等待我吻他的額頭，然後說道：
你必須做得像內羅不在你身邊一樣。
不錯，這話迅速從他的嘴裡說了出來。八個小時這麼做，就像兩根鬍子尖兒懸空在寫字檯後面，這怎麼可能呢。
內羅內心太髒了，我說，人家看不出來。
摩托車發出隆隆響聲，弄得輪子周圍雪花飄舞，或者塵土飛揚。我真想用眼睛把保羅從半條街遠的地方拉回到廠門口，每天早上還想和他說幾句話，可以一整天把它們帶到機器旁。但我們總是說同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