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有點猶豫。
不止一點。
然而猶豫的韁繩沒有勒住你，你終於還是去了王府飯店。
王府飯店！
五星級畢竟是五星級。大堂裡的人造瀑布氣勢非凡。映入眼簾的每一個細節都有聲或無聲地宣佈著這裡的第一流屬性。
第一流。上流。
彷彿是因為太過於上流了，所以要在大堂里布置一個分層跌落的人造瀑布——展示“水往低處流”這一最單純的真理。真的，這裡如果設置一個噴泉，反倒敗興了。
約你到香檳廳，吃法式西餐。還約了胥保羅。老同學聚會。彈指35年！
2
你去，是因為你還記得，那時候，還僅止是一個初中三年級的學生，你就做著繽紛斑斕的文學夢；並且有一天，放學後去到年虔祈和胥保羅他們住的那個大院，你和胥保羅玩得很好，平時總在胥保羅家待著，不知怎麼搞的那天你從胥保羅家出來，偶然地去了年虔祈家，你和年虔祈關係很一般，可就在那裡，你宣佈說，你將來要寫一本書，一本很厚的小說，年虔祈就問你，那小說什麼名兒，你就告訴他，叫做《阿姐》。
年虔祈當時聽了，似乎感到很無味。你們就沒有再聊下去。後來你同年虔祈再沒提起，他也再沒問過。初中畢業後，你就跟年虔祈斷了來往。你跟胥保羅上了同一個高中，後來你斷斷續續地同胥保羅保持著聯繫，但奇怪的是你至今沒有跟胥保羅提起，你要寫一本書，一本小說，叫做《阿姐》。
你不知道那是為什麼。你常常不知道為什麼。不為什麼，結果說出了什麼，做下了什麼，留下了什麼。想為什麼，往往又說不出來，做不出來，什麼也沒留下。這是為什麼？
3
年虔祈從美國回來。他到美國已經18年了。他現在是個美國人。就是說他已正式加入了美國籍。他是一個外賓。
年虔祈在舊金山，也就是三藩市，也就是聖·弗朗西斯柯，定居。他做生意。他是一個美國商人。他賺這邊的錢。當然，他的商業活動也給這邊帶來好處。他是一個受歡迎的人。
他從4年前開始回國，到這一次累計已是第9次。
他回到過母校。那裡的校長、教導主任、老教師和新教師，還有團幹部，熱烈地甚至可以說是相當激動人心地接待了他，把他介紹給今日的中學生。他也回到過昔日居住過的地方。那個他和胥保羅都住過的大院早已拆掉，現在那裡是兩排用鋼筋混凝土預製構件蓋成的居民樓，也還有昔日的鄰居，他受到了現今居委會和一些老鄰居及新居民的歡迎，熱烈程度稍遜於母校，但也充滿了令人難忘的細節。他也回到過赴美以前工作過的那個單位，原有的頭頭腦腦差不多都換光了，卻仍有不少往日的同事還在那裡上班開會領工資報銷出差費用，他受到了一般性的歡迎，但關於他的出國、發財、榮歸，那單位裡的人私下裡流傳著比母校、故居更多的故事與評論。
他來中國，當然主要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他的商務上，他同不下30個這樣那樣的機構、部門、單位之間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關係。
四年裡九次來中國，直至這最後一次，在這邊人的嘴裡眼裡心裡，他一忽兒被當作華僑，一忽兒被讚譽地稱為“海外赤子”，一忽兒又被同情地稱為“海外遊子”，還有幾回被稱作“海外愛國人士”。有一回則被鄭重地冠以“美國北京人”頭銜，當然更常常被定性為“美籍華人”，又因為他是繼承叔父遺產而去的，所以還被稱為“華裔美人”，再加上他現在的妻子是從臺灣去的，所以他有時又被視為臺胞臺屬。有一次還被稱為“旅美愛國人士”，但在宴席上拍著他肩膀親暱地跟他論“咱們中國人”的更大有人在。
但是，儘管年虔祈在美國還確實不能從心理上同非少數民族的白種美國人完全認同，一旦回到中國，來到北京，在中國人面前，他卻充滿了洋溢於全身心的意識，我是一個美國人，一個美利堅合眾國的盡納稅義務的公民。
4
年虔祈很容易地打聽到了你家中的電話號碼。要不是你幫忙，年虔祈找不到胥保羅。你現在出名了。胥保羅仍默默無聞。年虔祈承認，他其實更急於見到胥保羅。他同胥保羅當年不僅是同學、鄰居，還是教友。
“胥保羅怎麼樣？”
胥保羅還沒有到。已經過了約定的時間，胥保羅還沒出現。年虔祈先給他自己和你點了飲品，他喝人頭馬白蘭地，加冰塊，你喝他介紹給你的一種粉紅色的開胃酒，他用法文稱呼那酒的名字，說得很快，你沒聽清，也不好意思再問。
開胃酒很好喝。淡甜，有一點辣味，通過喉嚨時有一種撫摸天鵝絨般的感覺。
胥保羅怎麼樣？
無從說起。
你望著年虔祈，奇怪，這麼多年過去，他彷彿並沒有什麼變化，他當年就那麼個高個子，那麼個大臉龐，那麼個大鼻子，兩條眉毛離得就那麼遠，兩隻眼睛就那麼有點往下撇“八”字，眼神就那麼老成……儘管他穿著一身昂貴的西裝，還灑了香水，但你還是總覺得他身上散發出一種陳舊的呢子大衣的氣味，一種樟腦丸和黴菌混合而成的氣味。少年時代的那一天你在他家跟他說你要寫一本厚厚的小說名兒打算叫《阿姐》時，他穿著一件父輩留下的舊人字呢大衣，那大衣上的氣味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彌散到今天……
你想跟他細細地說說胥保羅。但是無論他，還是你，都沒有那份時間。也許胥保羅來了，自己會說。但很可能胥保羅只會很簡單地用一句話概括：“我很好，我很熱愛我現在的教學工作。”
你在想：年虔祈從什麼時候同胥保羅失去聯繫的？
那有許多年了。一定是當年虔祈一家從那個大院裡搬出去以後，他們就再無聯繫了。
那以後，直到年虔祈到美國去之前，還有好多年，找到胥保羅並不困難，但年虔祈沒有找，甚至沒有打聽。那很自然。現在年虔祈第九次從美國回北京，商務大昌的餘暇，忽想以與老同學、老鄰居、老教友的聚會調劑一下神經，也很自然。
“胥保羅怎麼樣？”
5
應該出名的應該是胥保羅，而不是你。
早在16歲的時候，胥保羅就能在鋼琴上彈奏莫扎特、李斯特的複雜的奏鳴曲，他並且在當年全市中學生業餘文藝創作會演中，因演奏自己作曲的《麻雀之歌》而獲得過一等獎。
也就在那個時候，胥保羅便能在單槓上和雙槓上完成許多驚險而優美的動作，他一度是區業餘體校體操隊中的佼佼者，在全市中學生運動會的體操比賽中獲得過全能第三和雙槓冠軍。
一到冬天，溜冰場上便閃動著胥保羅的影子，他總愛穿一件紅毛線衣，一條勞動布細腿褲，頭上罩一頂黑色的絨線帽，腳上蹬一雙球刀，一忽兒跟穿跑刀的人一起跑大圈賽速度，一忽兒跟穿花樣刀的人一起在場心舞8字旋轉跳金雞獨立，一忽兒又操起冰球棍到球賽區追堵奔射……
在課堂上，胥保羅顯示出超凡的數學頭腦，他心算的能力極強，考試幾乎總是輕而易舉地便得個100，每學期發下數學課本，他不等老師開講，幾天裡便翻閱完一遍，幾周內便自己演算完所有習題。以至於當年輕的老師在講授例題出現了困難時，便只好求助於他，請他到黑板前分步解說，他倒比老師更能讓同學們明白那其中的訣竅；後來他就自己找高年級的數學課本來自學，到初三畢業的時候，他已經把高中的數學全自修完了……
但是，胥保羅從初中起就一直遇到麻煩。
生物課一開頭講的是植物學，後來講到動物學，再後來就講到從猿到人，記得生物老師剛講完從猿到人的頭一堂課，下課鈴響過生物老師還沒離開講臺，胥保羅就走過去很真誠地對生物老師說：“人怎麼會是猿猴變的呢？人是上帝造的呀！”
一些同學圍了過去，你也在其中。你記得，生物老師一開頭以為胥保羅是故意調皮，不屑理他，一些同學也隨即發出了笑聲，但胥保羅一臉嚴肅，他竟以一種要同生物老師辯論的口氣說：“上帝造了猿猴也造了人，上帝造人是先造了男人，叫亞當，後來又用亞當的肋骨造了女人，叫夏娃……這都是有根據的！猿猴變人的根據在哪裡呢？”生物老師氣得目瞪口呆。
你不記得詳細的情形了，總之，生物老師把這事及時地彙報給了校長和校黨支部書記……
胥保羅因此在你和許多同學都戴上了紅領巾成為“中國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的隊員之後，儘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申請，卻長時間地不被批准。
胥保羅的父親是個牧師。
那時候你不懂得什麼是牧師。你去胥保羅家，見到過他父親，他父親同別的成年男人沒有什麼兩樣，相貌體態沒什麼兩樣，在家裡的穿著也沒什麼兩樣，他父親也同你說過話，你覺得跟自己父親和自己父親的那些朋友同你說話也沒什麼兩樣，你不記得他父親跟你說過什麼上帝造人一類的話，他說的也無非是應當好好學習，應當飯前洗手，應當積極要求進步，應當當天的事當天做完，諸如此類的一些話。
胥保羅家裡的牆壁上掛沒掛過十字架？你不記得了，也許掛過，但你那時候不注意別人家牆上掛了些什麼。你只記得有一回注意到胥保羅家的書架上，有兩三排好大好厚封皮兒好精緻書脊上的外國字燙成金顏色的好漂亮的外國書，你問：“俄文的吧？”因為那時候最流行俄文，也搭上你哥哥正在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深造，但是胥保羅告訴你：“不是俄文，也不是英文，也不是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是羅馬文。”當時你不禁一愣。什麼是羅馬文呢？你意識到胥保羅的父親懂羅馬文。那是你頭一回感覺到他父親跟別的成年人有所不同。一種古怪的、令人不放心的不同。
那時候你同胥保羅為什麼合得來、總一處玩？你常去他家，他也來過你家，什麼東西把你們粘在一起？你至今不能作理性回答。你不會彈鋼琴，也不練體操，溜冰溜得很蹩腳，數學更是學起來費勁，而你所愛好的文學胥保羅則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他語文課上經常打瞌睡，寫起作文來彷彿駱駝被逼著穿過針眼，直到高中的時候，他仍然沒讀過《水滸傳》，並且也不讀那時候很流行的外國小說，從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到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全不讀，也不怎麼喜歡看電影和話劇。也就是說，你們兩個並沒有什麼共同的愛好，可你們兩個偏合得來，一塊兒玩，為什麼？
難道僅僅是一種命運的偶然？難道那僅僅是因為命運之神，要你親眼目睹和感受胥保羅的不幸與幸、不變與變？
初中畢業時，你們的總成績都達到了被保送到高中的標準，你們填寫了同樣的志願單，志願單上的頭一個志願學校沒有錄取你也沒有錄取他，第二個志願學校同時錄取了你們。這樣你們就又繼續同窗。
上到高中的胥保羅早就皈依了從猿到人的科學觀念。他甚至比你還要更積極、更迫切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記得高一上完的暑假期間，你因為總想跟從東北農學院回來度假的阿姐，還有也正放假的小哥和恰巧從外地出差來北京的二哥一起在家裡玩和一起外出遊覽，就很不想參加班上團支部組織的“團課學習活動”，胥保羅卻不僅自己報名參加，還非拽上你，你有時候該去的時候不去，他就生你的氣，還找到你家裡，批評你，動員你，下一回就乾脆一早趕到你家，拉著你一起去……
那時候班上的團支部書記是一個皮膚黝黑長相不佳的女同學，一笑便露出大塊粉紅色的牙齦，一嚴肅便鼻子皮起皺，但是大家都知道她父親是某一個文化部門的級別很高的領導，她母親則是一個著名的話劇演員——不是舒繡文那樣的出身經歷可疑的演員，而是，據團支部書記自己說，是一個愛惜自身形象，只演工、農、兵的革命演員，實際上也確是那樣，從1950年到1965年15年間她只演過三個戲，一個戲裡演先進的紡紗工，一個戲裡演農村的女幹部，再一個戲裡演紅軍中的女政委。團支部書記不姓父親的姓而姓母親的姓，她經常談起母親而諱談父親，這都更讓同學們感到她父親的非同尋常。團支部書記叫黎曙霞。
“團課學習活動”的主要環節，是大家在教室裡圍成一圈，對照團課裡所講到的革命道理，檢查自己的不足。胥保羅總是非常認真地作那樣的檢查。但黎曙霞一聽胥保羅開口發言，便鼻子皮起皺，彷彿在警惕一隻飛得越來越近的蒼蠅，有一回沒等胥保羅說完，便截斷他說——
“不要繞來繞去的，要向組織上交出真心。比如說，你為什麼要作一首《麻雀之歌》的鋼琴曲子，還跑到大庭廣眾當中去彈奏？你為什麼不歌頌雄鷹，不歌頌和平鴿，而要歌頌麻雀？”
胥保羅非常狼狽，他鼻子皮繃得蒼白，囁嚅地說：“我早就不彈了呀……”
黎曙霞便冷笑著，露出粉紅的牙齦，環顧著會場上我們其他的“爭取入團積極分子”說：“不要以為組織上不知道，從前的事，家裡的事，社會上的事，組織上都一清二楚！”
你不記得胥保羅是怎麼檢查自己竟然喪心病狂地歌頌麻雀的，也不記得黎曙霞及其他團員和積極分子是怎麼幫助他認識那一罪惡的，幸好那時候麻雀還未正式列入與蒼蠅、蚊子、老鼠並列的“四害”之中，還沒到1958年“全民殲滅麻雀”的時候，否則，胥保羅恐怕更難矇混過關，但你記得當時心裡“咯噔”一下，好不自在，因為，胥保羅初中時候參加市裡文藝會演，自編自彈《麻雀之歌》的事，是你對黎曙霞講的，你當時不但不以為那是罪惡而是當作一樁趣事，隨隨便便講出來的……
你記得事後胥保羅對你說：“向組織上彙報是靠攏組織的表現，你做得對，你一定比我更早地成為一名光榮的共青團員！”
但你一直沒有獲得那份光榮。胥保羅更沒門兒。奇怪的是胥保羅越沒門兒越玩命兒地靠攏團組織，他每週週末都主動向黎曙霞遞上一份書面的思想彙報。你注意到，黎曙霞每回接過那份彙報時鼻子皮都起皺。
後來就發生了一樁你至今想來仍感到驚心動魄的“廁所事件”。
那一天課後你同胥保羅在操場打完球，一同到教學樓裡上廁所撒尿，廁所挺新式的，小便池鑲著白瓷磚，上頭安著刷有銀粉的自來水管，自來水管上有許多小孔，往白瓷磚上噴淋著水絲，以隨時沖掉尿池裡的尿液。你同胥保羅在那裡撒尿時，學校裡負責思想教育工作的教導主任王老師，也正好去撒尿。那天胥保羅那泡尿又多又衝，你撒完了等著他，他撒完了繫好褲釦你們才一起出了廁所。
誰知剛出廁所就聽見一聲嚴厲的呼叫：“胥保羅！”
胥保羅一愣。你也一驚。
原來王老師出了廁所並沒有離去，他在外面等著你們出去。
“胥保羅，你幹了什麼？！”王老師的眼光透過眼鏡片，射擊般地釘到胥保羅臉上。
胥保羅半張著嘴，懵了。
“你呢？你看見了嗎？你看見他幹什麼了嗎？”王老師又把眼光移到你身上，還好，和緩多了，不像射擊，只像掃描。王老師好像並不知道你的名字。
你慌得不得了。想哭。你實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王老師又把眼光移回胥保羅臉上，宣判般地說：“你破壞公共財物！你故意把尿高射到自來水管子上，腐蝕那管子！你心理陰暗，你思想很成問題！”
你費了好大勁才弄懂那一指控。
胥保羅臉色煞白。
“你看見了，對不對？你可以作證！”王老師又對你說。
你的臉色如何？一定也很難看。你心裡更慌。說實在的你不記得看見了什麼，你不知道該作什麼證如何作證。
“你去吧！”王老師一擺手，把你發落了，卻厲聲地對胥保羅說，“跟我去辦公室！”
胥保羅跟在王老師身後走了。
你感到恐怖，卻又感到一種意外的安全，你依稀記得自己也曾在撒尿時把尿線高揚，下意識地去射濺噴水線的自來水管，但王老師只著意於胥保羅的行為思想，而對你毫無興趣。
這是怎麼回事？
你不清楚胥保羅去了王老師辦公室以後的情況。後來也沒有人找你去作證。那以後你仍然同胥保羅一起復習功課一起玩耍，你也沒有主動問他。
後來就到了1958年，開展了全民圍剿麻雀的戰役，有一天北京市全民動員，工廠停工，學校停課，集體出動，用敲鑼打鼓敲盆打罐等辦法發出不間斷的騷擾性噪音，讓空中的麻雀被驚嚇得無處可以落腳休憩，便只能在飛累後跌落到地上心力衰竭而死——你們學校的師生被分配到故宮博物院即紫禁城的城牆圍子上去敲鑼打鼓，你們班分到的是西華門附近的一段城牆，那真是令人興奮的事，那真是人生中難得的經歷，你記得那天你們在那段城牆上親眼見到空中不時落下被驚嚇勞累而死的飛鳥——不止有麻雀，也有烏鴉和喜鵲，以及別的叫不出名兒的鳥兒，每落下一隻飛鳥，黎曙霞就帶領你們發出一陣歡呼，誰讓這些飛鳥偷吃公社田地裡的糧食呢？它們是罪有應得！——不過這是後話。且說黎曙霞在宣講完消滅麻雀的重大意義之後作具體佈置時，她唸完了每一個滅雀小組的組長和組員的名單後，胥保羅舉手提問說：“我呢？我在哪一組？哪一個地段？”同學們都扭頭看他，又都扭頭望著黎曙霞。黎曙霞先冷笑一下，露出粉紅色的牙齦，又面色極為嚴肅，皺起鼻子上的皮，對胥保羅說：“你呀，你家裡待著吧！”
你記得，當時你萬沒想到會是這樣的，你被指定為一個小組的副組長，你就去跟黎曙霞說：“讓胥保羅到我們這個組吧！他可以負責統計掉下來的麻雀的數目！”黎曙霞瞥了你一眼，不理你，徑自和別的同學講話去了；你看見胥保羅去求班主任老師，可那位面團團的班主任老師搓著手說：“這事團支部負責……”你知道那位班主任老師不是共產黨員，凡帶有政治性色彩的事他都不管，交給黎曙霞掌握，班上所有同學都知道黎曙霞是真正有權的人物。
你不記得滅雀大戰那天見沒見到過胥保羅，更不知道那天胥保羅是不是一個人老老實實地待在了家裡，你心裡掠過一種當時尚不能完全消化的人世悲哀，你意識到胥保羅的不幸全肇始於他幾年前自編自彈的那首《麻雀之歌》。那時候麻雀並沒有被宣佈為社會主義的敵人，所以還給他發了獎，但現在情況變化了……敵人似乎越來越多，那個頭幾年常到你家去的阿姐小哥他們的老同學崩龍珍，不也變成了一個敵人嗎？
後來，到高三快畢業的時候，有一陣你爸爸出差在外，你媽媽因為很偶然的原因到外地去了也不在家，你一個人在家裡到了晚上就有點害怕，因此把胥保羅找來陪著你住，你記得有一晚——不是剛來的那一晚也不是最後一晚——胥保羅對你講了這樣的話：
“我知道黎曙霞為什麼對我這樣，知道她跟王老師講了，所以王老師對我那樣……你還什麼都不知道吧？我爸爸，他三年前就劃了右派，兩年前又因為不認錯，表現不好，送去勞動教養了，直到現在表現也不好。我媽一個月去看他一回，我跟他劃清界限了，我不去看他，現在我恨他，他對我的毒害太深了！他從小給我灌輸《聖經》裡講的那些個東西，所以我初中的時候糊塗到去跟生物老師辯論，出了大丑！現在我誠心誠意地信仰唯物辯證法，擁護社會主義，渴望入團、入黨，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真的！他們不相信，你要相信才對！你知道我把自己改造成這樣是很不容易的！我恨自己編過彈過《麻雀之歌》，那時候，只覺得麻雀是一種活潑潑的生命，以為用一種靈動諧謔的旋律表現麻雀的歡快，可以構成一種美，現在真認識到錯了！生命是具體的，而不可能是抽象的，不是革命的、進步的生命，就是反動的、腐朽的生命！黎曙霞讓我好好檢查頭腦裡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人生觀，我一直在努力……你也要注意啊！你那麼喜歡《約翰·克利斯朵夫》，很危險！讓咱們共勉吧，看誰先改造好思想，先加入共青團……”
當時你很感動，真感動，所以你記住了他這一番話。他說這些話時很真誠，也很痛苦。那一晚月光很好，銀色的月光從月窗外透過馬櫻花樹的枝椏瀉下來，鋪到你們合睡的大床上，又用樹杈的陰影給罩上了一張網，你記得那月光，那“網”，月光和“網”都可以作證，你們當時是兩個真誠而苦悶的少年！
6
“中國人怎麼老不準時？”
年虔祈看看腕上的超薄永不磨損型拱形金錶，問。
你心裡想：難道年先生就不是中國人了嗎？接著又憬悟：確實，對面的年先生不是中國人，而是美國人。你望著他，他呷一口白蘭地，望著你，微笑。你意識到對面的這位美國人絕無半點譏諷、挑釁之意，他是很自然地說出這句話的。的確，離約定的時間已過去17分鐘，胥保羅怎麼還不來？我們中國人就是不如他們美國人尤其是美國商人遵守時間……但胥保羅其實是應該守時的，他是一個鈴響後必須進入教室授課的教師啊！
你覺得又彷彿嗅到了一種舊呢子大衣上的樟腦丸和黴菌混合在一起的氣味，不知道為什麼，即使已經是美國人了，你還總感到飄過來這樣一種氣味。
“也許他來了，但找不到這個香檳廳，我出去迎他一下。”
你就去迎胥保羅。
果然，胥保羅來了，在大堂裡呆頭呆腦地張望，他正如所料地找不到所約定的具體場所。
你在滾梯上就看見了胥保羅。他沒有發胖，身材看上去比當年略矮了一些，腰板也還挺拔，穿著一身大概是平日輕易不穿的西裝，還結著領帶，但渾身顯露出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土氣——顯然他是頭一回走進這金碧輝煌的王府飯店，也許他連其他那些三星四星的大飯店也都沒有進去過，他被包圍著他的徹頭徹尾西方化而且是西方的上層社會化的景象震懾住了，可以估計出來他已經乘滾梯去過上面一層也下過底下一層，但他沒有找到香檳廳；又可以估計出來他羞於開口向那些穿著西方式號服的侍應生詢問……
你一望見胥保羅，望見他那一頭全然灰白了的頭髮，望見他那老遠便能看出皺紋的面孔，便不由得鼻子一酸……
你和胥保羅高中畢業時都在報考大學的志願表上填寫了一連串各自所向往的高等學府，你的第一志願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他的第一志願是清華大學機械系……
你們考得都不錯。有標準答案，可以自己核對，自己估算得分，即使盡量保守，打折扣，往少算，那也還可以樂觀。
但結果卻出乎意料。你考上的不是北京大學，而是師範學院，這倒還不離奇，離奇的是胥保羅接到的是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科的錄取通知書——他報的是理工科，參加的理工科的考試，而且考分絕對不低，但卻不被任何一所志願表上所填寫的或未填寫的理工科大學或專業錄取，他從小就最不喜歡語文，最不擅長語文，卻偏偏分配他去學語文，並安排他以後去作為一名語文教師教語文！
後來你們都搞清楚了，你未能考上第一或第二或第三志願，胥保羅未考上所有的志願乃至完全被轉移了學科走向，確實不是因為考分的問題，不是因為身體條件的問題，或其他什麼問題，而是因為操行評語，那報名表上所附的評語不是班主任擬定的，而是由團支部書記黎曙霞填寫的，錄取者看了那令人咋舌的評語還錄取你，並且終於還錄取了胥保羅，應當說已相當地寬宏大量。再一個原因是那時候師範學院總招不滿，而師範專科學校的中文科，就更不得不從理工科中因操行評語不好而被淘汰掉的考生中，再找補回一些考分確實很高身體又健康的來填補空缺……
黎曙霞給你和胥保羅填寫的加蓋了學校印鑑的操行評語，就這樣決定了你們一生中後來的走向。不知當她填寫那評語時是冷笑著露出了粉紅的牙齦，還是嚴肅得鼻子皮起皺。
……上師範學院後你同胥保羅，以及其他中學時代的同學都不再來往。後來你到一所中學當了語文教師。你漸漸從教師這平凡的崗位上獲得了生活的動力和內心的滿足，後來你不僅適應而且喜歡上了這一職業……到“文革”的前一年，講究實現“革命化”。有一回你所在的那所位於南城的中學組織教師們到位於北郊的一所中學去“取經”，因為那所中學的“革命化”搞得好，有關部門號召同行業都去參觀學習……在那所中學別開生面的經驗展示會上，忽然鑽出一隊青年教師，高唱他們自編的革命歌曲，而在一旁用手風琴伴奏的那位，你好生面熟，定睛一認，不是別人，便是胥保羅！
歌一唱完，你立即走過去招呼他：“保羅！”
他笑吟吟地過來同你緊緊握手，但糾正你說：“叫我保紅！保衛紅色江山！保證一顆紅心！別再叫我保羅，那是宗教味兒的洋名字，腐朽！落後！……”
胥保紅？你總覺得彆扭，你就不再叫名字，只叫他胥老師。胥老師問到你的情況，頭一句話就是：“入黨了嗎？”你在中學教書時倒是終於入了團。但，入黨，那還沒有想過，難道……你便問：“你入黨了嗎？”
他滿面紅光地對你說：“快了！”
你很吃驚。當然，你為他高興……
“胥保羅！”
你從王府飯店前堂的滾梯上下來，你招呼已經滿頭灰髮滿臉褶子的老同學、老同行。他現在確實已經又習慣於人們叫他胥保羅了。
“啊呀，你……我怎麼也找不著那個廳……虔祈呢？”胥保羅如獲大赦地迎上去握住你的手。
你就領他去香檳廳。
在滾梯上，他掏出一方手帕，揩著額上、鼻頭的汗，有點不好意思地對你說：“真不習慣……”
7
“要點什麼飲料？”
“隨便……隨便……”
“你要哪一種色拉？”
“都行……都好……”
“熱菜呢？能吃烤波爾多蝸牛嗎？”
“蝸牛？……挺貴吧？別……不用……”
“喜歡還是不喜歡？不喜歡蝸牛？那麼，羊腿怎麼樣？燒羊腿？”
“那好……行……”
“湯呢？你喜歡濃的還是清的？”
“怎麼都好……”
“喝一點乾白？白葡萄酒？中國的就挺好，喝‘長城’的，
還是‘王朝’的？”
“你定吧，你定……”
“你如果主菜要羊腿，不要魚和海鮮，那就該配點紅酒，乾紅怎麼樣？給你來點法國的乾紅，如何？”
“不必，不必，我就也白的吧，跟你們一樣吧……”
“想吃哪一種甜食？要不要點乾酪？法國的乾酪世界第一，有幾百種……”
“不用了……要一點也行……不要吧，夠了夠了……”
“餐後來咖啡，還是香檳？建議都來一點，先香檳，後咖啡……”
“不用了不用了……行，行，我一樣就行了……”
……
你望著胥保羅，彷彿對著一面鏡子，照出了10年前的你，那時候你初次出國訪問，大家請你吃飯，你也是這樣；好在年先生畢竟不是洋生洋長的洋人，他還能懂得“隨便”、“都行”、“都好”、“不必”、“不用”……一類話語背後的心理狀態，還能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耐心地為胥保羅安排好他的那一份食譜。
……邊吃邊聊。你注意到胥保羅並不同於那些從未玩過洋葷的土包子，他能中規中矩地使用刀叉，喝湯時能自然而然地由內向外地用勺舀湯，只是那動作都不夠麻利，對了對了，胥保羅本是牧師的兒子，他家裡一度非常的西化，他從小就彈鋼琴、練體操、打冰球……而且，當年年虔祈、胥保羅他們住的那個院子原來根本就是教會的房產，裡面住的不是神職人員便是兩代以上的教民，生活方式都有點偏於西化，而胥保羅家似乎在其中又是最富裕的……
年虔祈問到胥保羅的父母：“令尊令堂都還健在吧？”
胥保羅簡單地說：“家母去世多年了，家父現在很好，他是神學院的教授……”
你注意到胥保羅臉上隱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你能讀懂那表情，你知道他心裡一定纏攪著痛苦與困惑，活像一團蠕動著掙扎著而分離不開的蛇群……
自1965年那一回在“革命化”取經活動中邂逅之後，你同胥保羅只有次數不多的來往。有一回他來找你，你也是問到他的父母，他坦然地對你說：“他們一個是友，一個是敵，在組織的指引下，我能夠站穩革命的立場，區別地對待他們。我母親，你知道的，一直在小學教語文，她思想落後，跟我父親劃不清界限，我對她採取的是‘原則性關懷’的態度，就是說，生活上照顧她，思想上批判她……因為下面還有弟弟、妹妹，生活上發生暫時困難，那幾年我母親就每一季度去血庫獻一次血，這也是支援社會主義醫療事業，沒有什麼不好，同時國家也給予獻血者一定的補貼，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她回到家總是說：‘唉，又賣了一次血！’我就批判她，告訴她不能說‘賣血’，要說‘獻血’……當然我採取的是耐心的、充分說理的、和風細雨的方式……跟我父親那就不一樣了。我一度想跟他斷絕父子關係，但學校黨支部批評了我，我懂了，那是一種懦夫思想，也是一種投機心理，我不能逃避鬥爭，更不能以為只要一刀兩斷就解決世界觀、人生觀的問題了……所以我就一方面堅決不去勞改農場看他，讓他不要對我存在幻想，一方面又絕不迴避他是我父親這一事實，我就主動回憶他對我的毒害，每月定期交一份揭發和批判他的思想彙報給黨支部……”
你至今還記得胥保羅——那時候改名叫胥保紅——對你講到的這番話，你當時很震驚，不是對他震驚，而是震驚自己——你驚恐地發現，儘管你也確實在努力地使自己“革命化”，拼命地改造思想，但直到那時你還是完全不能理解他講的那些話，特別是因為你比其他人更相信他的真誠和執著……
但那時令你震驚的事層出不窮，並不斷地加速著呈現的頻率……有一天你從報紙上看見一大版的文章，文章批判著一個文化界的領導人物，說他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義的觀點和主張，那被點名批判的不是別人，便是黎曙霞的父親。你當時心裡怦怦亂跳，並且不得不作如此聯想：黎曙霞是否也在某一處地方看那張報紙那篇文章呢？她會怎樣？是露出她那粉紅色的牙齦，還是鼻子皮起皺？……
你知道，當你和胥保羅被分配到師範院校的時候，黎曙霞卻儘管考分不夠高，但政治條件奇好而被清華大學錄取，什麼專業你不記得了也無關緊要——因為聽說她剛上到二年級便被抽出去當了專職的政工幹部，先在系裡當，後來升到校一級機構裡被委以了重任……
“文革”的急風暴雨鋪天蓋地而來，你嚇壞了，不明所以，不知所措，除了自己家裡的親人，你顧不得念及其他人的安危……
“文革”後你趁時順勢，竟終於成為了一個作家，有一天你偶然在一本雜誌上翻到一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不由得細讀一遍，讀完不禁遍體清涼。這以後你再沒在報刊上看到過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也許她還在清華？她還在干政工方面的工作？那樣的文章她只能寫一遍，而你也只能讀一遍。
黎曙霞的文章是應刊物之約寫的，內容是悼念她的雙親。她的父母都是幾十年黨齡的老革命，這本是你早已知道的，你不知道是她的父母二位在“文革”中都以反革命的罪名而被弄死。她父親死在批鬥會的現場，從三張桌子搭成的一個高臺上昏倒摔下來當場斃命，母親則在隔離審查的屋子裡用撕成布條的襯衣結成繩子把自己勒死在了門把手上——完成了她繼那先進女工、農村女幹部和紅軍女政委三個舞臺形象後的第四個形象，不過這一回是在人生的大舞臺上。
……你在“文革”結束好幾年之後，才想起來去找胥保羅，那是出於一個實用主義的目的——你想得到一本《聖經》，因為你弄文學，需要把那當作一本必要的參考書和工具書；你在報紙一角的一則消息中獲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已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而在一個有關部門召開的落實宗教政策的座談會上，有幾位宗教界的代表發了言，開列出的發言者名單中，有一位牧師正是胥保羅的父親；你去胥保羅任教的那所中學去找胥保羅，他果然還在那裡沒有換過別的單位別的工作，他見到你既未流露出高興也絕對沒表現出不高興，他知道你已經成為了一個作家，已經結婚並有了一個女兒，他主動問你的頭一個問題依然是：“你入黨了嗎？”
你便問他：“你呢？”
他認認真真地回答說：“這回是真的——快了！”
你和他在學校操場邊上那高高的白楊樹下一邊漫步一邊聊天。你記得他對你說：“我跟父親要本《聖經》給你那沒有問題。其實你直接找他要他也會給你，他還記得你。他現在是神學院的教授。現在我不能單純地把他看成一個宗教界人士，一個唯心主義者，我認識到，他也是國家的一個難得的人才。因為，你知道，他懂得羅馬文，古羅馬文，還有希臘文，古希臘文，那是好比梵文、滿文那樣的死文字，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人用那樣的語言說話了，也幾乎沒有人用那樣的文字書寫，就是能讀能認能解的人也不多了，而我父親還會。儘管他在勞改農場呆了20多年，他居然還拾得起來……有關部門很重視他這個專長，正讓他帶幾個學生……不過我當年確實對他太‘左’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是‘左’了，受‘左’的路線、‘左’的思潮影響麼！你不知道，1965年年底，勞改部門把我找去了，他們對我說，我父親勞教期滿了，讓我把父親接回家去，我一聽就懵了，那怎麼行？我多年來一直同他劃清界限，不跟他見面，不允許他鑽空子用父子情什麼的那一套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人道主義來軟化我。再說我母親已去世了，我們家已經拆散了，我作主把我們家住的房子捐給街道託兒所了，我和弟弟妹妹都不再依賴父母那不乾不淨的房產過活；對了，我弟弟、妹妹跟我一樣，考大學不管原來填的什麼志願，最後都只被師範類院校錄取，而且全被分配到中文專業，所以跟我一樣全是語文教師，滿門語文教師……總之那時候我們都沒有結婚，都住學校的集體宿舍，接回我父親去我也沒有地方安置他，勞改部門就說他們可以通知我們學校，讓學校為我和父親專門安排一間宿舍，那不成問題，可我不同意，你想想，我好不容易堅持了那麼多年，同我父親劃清界限，現在可倒好，忽然他跟我一塊兒住在學校，住在一間屋子裡，我怎麼受得了？並且你要知道，勞改部門跟我說得很清楚：我父親儘管勞教期滿，但他的右派帽子還沒有摘掉，因為他拒不承認自己的右派罪行；你想當時我能接出那麼個父親來一塊兒住麼？我也實在不懂，他不認右派罪行，那又為什麼不繼續對他勞教呢？勞改部門就耐心給我解釋，說雖然我父親不認原有的罪行，但他在勞改農場的鍋爐房燒火很盡職，又沒有新的右派言行，而原來所判的勞教年限確實已到不擬對其加判，所以我作為家屬中的最年長者應當將其領出……我堅決拒絕，我說我無論如何不能容忍跟他住在同一個屋頂下的那種生活，勞改部門就勸我跟父親見個面，雙方協商一下，看怎麼辦；我也堅決不肯跟父親見面，我說我是他兒子那沒有辦法，但我不願意同一個頑固的右派分子見面，勞改部門就說那隻好安排你父親在勞改農場實行期滿留場就業。我一聽就同意，說很好，留場就業很好。當然，他留場就業，我也還要繼續肅清他對我的毒害和影響……你看，那時候我有多‘左’！可當時我真是那麼想的，我以為那樣做是對的……”
胥保羅講到這一切時，語氣趨向於平淡，你聽了卻又一次感到震驚，你在心底裡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和諒解他當年的那種態度和做法，你可以斷定，倘若換了你，你或許也會提醒自己要同父親的右派罪行劃清界限，但你會毫不猶豫地將他接出來，住到一處……
你記得那一天天氣異常晴朗，金亮的陽光從白楊樹上穿出來，撒出無數閃動的“金幣”在你們的身上，那些“金幣”非常誘人，然而卻虛幻不實……
你問胥保羅：“落實政策以後，你父親見到你，他原諒你了嗎？”
胥保羅點頭說：“他原諒，全原諒，徹底原諒。我問他：爸，你為什麼原諒我？還問他：爸，那些年，連我們兒女都不認你，不要你，政府要放你出來，我們反不容，你在那裡面又總不低頭認罪，你是靠什麼支撐住的？弟弟妹妹又跟他說，你那時候沒出來也好，因為如果出來了，半年以後就是‘文革’，勞改農場裡的地富反壞右反倒受不到‘紅衛兵’的直接衝擊，那‘紅衛兵’對漂在外頭的地富反壞右可是不論什麼政策不政策的，有的拖出去就活活給打死。你沒出來倒反而保住了……爸爸就說那他也不怕，我們就問：你為什麼不怕？你為什麼在什麼情況下都能泰然處之？你知道他是怎麼回答我們的嗎？你知道嗎？”
你設想不出來。
“我爸的回答很簡單，他挺直身子，莊嚴地說——我信上帝！”
你心中有一個大震撼。
……後來你得到了一本《聖經》。
8
“……你又在寫什麼新的作品呢？”
年先生的臉龐彷彿從非常遙遠的地方又飄了回來，清晰地呈現在餐桌對面。你這才意識到已經上了餐後香檳。你沉浸在回憶之中，完全不知道年先生和胥老師兩位老同學、老鄰居、老教友已經聊過了一些什麼。
你原以為年先生會提及當年的那一天那一回，在他家，你跟他講過的那個話，你要寫一本書，一本挺厚的小說，名叫《阿姐》……然而他根本不提，顯然他忘了，甚至於當時他就並沒有在意，沒有去記，所以也無所謂遺忘……顯然他只是朦朧地記得你當年就幻想當一個作家，而且也只是從美國的華文報紙上知道你已經成為了一個作家，他至今仍並未讀過你的任何一篇作品，而且今後也不會去讀——他太忙，他的心思主要在他的商務活動上。當然，他倒也有跟老同學、老鄰居、老教友們聚一聚的興致，利用幾個商務活動的間隙約他們來吃一餐聊一聊。於他來說倒真不失為一種調節神經調劑心理調養精神的妙方。
你知道，年先生這天一早就參加了一個已談判成功的簽約儀式，下午三點還要拜會一個有關部門的頭頭，晚上則要出席為上午那個成功的項目所舉辦的一個宴請——是中方掏錢，在新世界飯店，吃潮州菜。
中國人講究午睡，美國人不午睡，年先生就絕不午睡，他這天把中午十二點半到兩點半拿出來與你和胥保羅共進午餐，並重敘舊情。
同時也順便關注到你們的現狀。他就問你又在寫什麼新的作品。
不知道為什麼你彷彿又嗅到一股從舊人字呢大衣上飄散出來的樟腦丸和黴菌混合的氣味……
你就說你目前只寫一點零碎文字，給報紙副刊和軟性雜誌投稿，掙一些稿費，以補助生活，“著書都為稻粱謀”，純粹是賣文為生，有些文章不過是小巧玲瓏而已，沒什麼深意，不過是博讀者一笑，當然啦，“賣笑不賣身”……這樣的提籃小賣也掙不了多少錢，同胥保羅那樣的中學教師一樣，現在儘管中學教師也有了種種津貼，如班主任費呀，教研室主任費呀，超鐘點費呀……以及從校辦工廠的收入中分得一點福利費，歸裡包堆——北京市民時下的俗話叫“亂七八糟加起來”，終究也沒有多少，絕對比不了個體戶，更比不了大商人。但是，莫要“笑貧不笑娼”啊，對吧？……
喝了大半杯香檳，你覺得自己的口舌變得油滑了，看見胥保羅一顆灰白頭髮包住的頭顱在微微地點動。
“……不要寫《古拉格群島》那樣的玩意兒！”美國人年先生捏著裝香檳的倒傘形闊口玻璃杯，用一種指導性的口氣對你說。“你看，現在蘇聯和東歐，官方自己已經把什麼都公佈出來了，還用作家去寫嗎？你寫，能超過官方自己公佈的材料嗎？你寫不贏的！”
沒想到本應“在商會商”的年先生，竟有此種“在商會文”的雅興和頗為不俗的見解。
啞然。
咖啡送上來了。
9
同年先生和胥保羅分手後，你決定一路散步著走回家去。
一邊順著王府大街往北邊走，一邊想：不要寫什麼？要寫什麼？怎麼連年虔祈先生這位美國商人也來加以指導？這樣那樣的好意指導實在是太多了……
實在的，當年你竟然在年虔祈面前對他說，你要寫一本書，一本叫《阿姐》的書，你為什麼要那麼想、那麼說？直到今天你也猜不透……
但是你終於成為一個作家，一路寫下來了。你要什麼？不要什麼？該怎樣寫？不該怎樣寫？
你有要的，有不要的，有不知道要還是不要的……
你心中有一個定數，變的是展現形式，如2+2、22、(1+1)×2、8÷2、
X-4=0……終究變不出那個定數4去，該怎樣，不該怎樣，你說不清道不明，但你終究總是你……
最要緊的是你不但想寫，而且能寫；你對自己說，想寫能寫，那就別猶豫，繼續往下寫吧！
這麼想著，走著，你就漸漸走進了童年時代曾經居住過的那條衚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