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鼓樓下的“老人俱樂部”。
一過下午三點，照射到鼓樓東牆根的陽光，便顯得格外寶貴，因為至多還有半個來小時，這冬日的陽光便不再具有暖意了。
在鼓樓東牆根下“負暄”①的老人們，一到這時辰，心情便不免沉鬱起來。他們留戀帶有暖意的陽光，不那麼願意，甚或很不願意回到那屬於晚輩統治的家裡。即便在家裡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同談得投機、玩得默契的女伴分手，心裡也悵悵地。
胡爺爺自然是最怕“老爺兒”②偏西的一位，因為“老爺兒”一偏西，便是“老人會”的散場，他拖著疲憊的腳步回家之後，見到的將是兒子那張冷漠的臉，兒媳婦那對白果一般的眼球，以及在飯桌上的這類遭遇：孫子將一塊肉夾起來，對他說：“爺爺，給！”而兒媳婦將那塊肉接過去，喂進孫子口中，假笑著說：“爺爺好吃素，爺爺要你吃！”他呢，便連自己夾一塊肉吃的勇氣也沒了……
胡爺爺同海老太太坐在一起，猶如小孩子嘴裡含著一塊幾乎化成了薄片兒的糖果，捨不得讓它消失一般，你一言我一語地競相咂摸著這鐘鼓樓邊的往事，彷彿在這樣一種熾烈的懷舊中，他們便能夠讓時間停住似的。
咂摸得最久並且百提不厭的，自然是那關於一百多年前的“豆汁姑娘”的傳說。論起來，胡爺爺和海老太太還是那傳說中有關人物親友的後裔呢。
胡爺爺的祖上，原是銀錠橋畔那經營豆汁鋪的老夫婦的近鄰，老夫婦的獨生女兒被惡貝子搶走的情景，胡爺爺祖上是親見的，因此多年來講起這段事，胡爺爺總用著權威的口吻。據胡爺爺說，那貝子自從被神秘地剜去雙目後，懼怕連性命也失去，便放還了那被搶的姑娘。姑娘的父母，後來果然給她招進了一名白衣女婿，是個瓦工。庚子年間，那年老的夫婦都已去世，這對夫婦連同他們的五個子女，都成了“義和團”的團民。每當有人說那昔日被搶過的婦人，入“義和團”後當了“紅燈照”時，胡爺爺總要予以糾正：“不是紅燈照，是藍燈照。我爺爺當年跟他家熟得不能再熟，他家的豆汁我家隨便喝，我家的芸豆窩頭蒸得好，他家也隨便拿；所以究竟是怎麼個情景兒，得聽我爺爺的——我爺爺說，義和團的女團民，只有那年輕沒出閣的，才叫紅燈照，結了婚的婦人就叫藍燈照，還有寡婦們，叫青燈照。”後來呢？據胡爺爺說，“義和團”失敗後，那瓦工被捕去殺了頭，英勇犧牲了，那婦人便帶著子女逃往了外地。究竟逃到了哪兒？他就說不清了，因為他爺爺沒告訴他。不過，至今胡爺爺仍能到銀錠橋畔，指認當年那家豆汁鋪和他家祖上居室的位置——自然早已成為了別姓的住屋。
海老太太呢，卻是與那傳說中的反面角色有親緣關係。據說那惡貝子的一個庶出的妹妹，便是海老太太的姥姥。這樣論起來，那被義士剜去雙目的貝子，海老太太還該叫他舅姥爺呢。這種關係倒並未使海老太太在參與講述那傳說時有什麼羞愧之感。因為據她說，那舅姥爺豈止是欺壓府外的良民，就是府內，他也不僅是虐待奴婢，對海老太太的姥姥——他庶出的妹子，也是想罵就罵，說打就打的。因此，每當講到她那舅姥爺在那個月黑夜裡，門窗未動而雙目被剜的情節時，她甚至比胡爺爺等人更覺解氣，還每每要發一通“惡有惡報”的議論。再說，與海老太太有親緣關係的滿清貴族及其後裔還很多，有的支持過辛亥革命，有的解放後成為政協委員，還有那論起來得叫她舅媽、表嬸的，人家都成了共產黨員了。因此，海老太太的親戚關係裡是既有壞蛋也有好人——這也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有的狀況，不足為怪的。人們自然常向海老太太打聽她那舅姥爺的下場，她總是鑿鑿有據地說：“出了那檔子事沒多久，他就得瘋病死了。臨死的時候，他直嚷：‘燙！燙！’問他：‘炕燙？火盆燙？’他說：‘豆汁燙！豆汁燙！’敢情他總覺得有人端著熱豆汁往他身上潑……”對這類描述，人們自然只是姑妄聽之。
那傳說中籠罩著神秘色彩的俠義少年，他究竟從何方而來？又往何方而去？他何以能夠不動門窗而潛入惡貝子寢室，從容地將其雙目剜去？這些問題，胡爺爺和海老太太便只能同大家一樣，憑著想像去猜測了——他們都失去了權威性。但幾種傳說的“版本”中，都有這個細節：在惡貝子雙眼被剜的那天傍晚，那騎馬的美少年，曾光顧過鼓樓大街上的“北豫豐”煙莊。“北豫豐”煙莊的位置究竟在哪兒呢？這個問題，海老太太和胡爺爺以前就爭鳴過，這天不知怎麼搞的，聊著聊著，他倆又抬起槓來。
海老太太說：“那‘北豫豐’煙莊，就在如今‘炊事用具供應部’那兒，門臉正對著菸袋斜街。買妥煙料的主兒，一邁出‘北豫豐’的門檻，抬頭就能望見菸袋斜街把口的‘雙盛泰’菸袋鋪，那門口掛著好大的菸袋幌子——您忘啦？足有四五尺長，底下墜著紅布……”
胡爺爺說：“那咋不記得？幌子上還箍著銅箍兒，小風過來不帶晃搖的……可‘北豫豐’蒂根就不在這鼓樓南大街上，它是在鼓樓東大街，如今‘民康回民小吃部’斜對過……瞧您那點子記性！”
海老太太便揚起嗓子說：“我記性差？凡我經過的事兒，拾起來全能全枝全葉的……我倒試試您吧——當年菸袋斜街裡的‘忠和當’，門臉在哪塊兒？”
胡爺爺脖子都直了：“街中間，廟對門，門臉朝北——我能忘了它？早年可沒少跟它打交道！”他忽然回憶起，民國十三年夏天，紫禁城裡建福宮遭回祿，從鐘鼓樓一帶都能望見宮裡的紅光，後來內務府派了幾十個庫丁去收拾廢墟。他當年不到20歲，也是其中的一個。以往在庫裡幹完活，出庫房時，不但要脫光衣衫，還要雙腳蹦過一條尺把高的長板凳，同時還得立即將雙手一拍，叫喊一聲，守候在那裡的主管點了頭，才讓穿上衣衫回家。這是為了防止庫丁將庫中財寶藏在口中、手中、胯下、肛門和腋窩盜出。但到建福宮收拾火災現場，一來露天作業，監督不便；二來人手不夠，還另僱了一些力來應急，難於管理；三來當時皇室已然衰敗凋敝，威風早已不似當年；故而庫丁和力們都有了可乘之機。在幹活的過程中，他同別的庫丁、力一樣，也趁便拾了一些熔成團塊的金銀，偷偷藏在褲襠裡，混出神武門以後，便趕緊到“忠和當”去噹噹——後來才知道是吃了大虧，原該拿到錢莊去的，可他只跟當鋪打過交道，錢莊的門檻從來沒有邁過……想到這裡，他不由得考問海老太太：“您記性好，您該記得早先故宮裡頭著大火的事兒吧？……”
海老太太不等他問完便用勁地說：“敢情①！那一年春上我出的閣，那場大火，記得是陰曆五月十四晚半晌著起來的。第二天我跟我們掌櫃的逛‘荷花市場’，一進大堤，滿耳朵聽見的全是那大火的事……”
海老太太一提起“荷花市場”，胡爺爺便把那建福宮大火的事撂一邊了。“荷花市場”！這四個字勾起了他多少既辛酸又甜蜜的回憶。他不由得又同海老太太一問一答地議論起當年的“荷花市場”來。海老太太在這話題中，同樣也既回味到青春的樂趣，又反芻出人生的苦澀。
所謂“荷花市場”，是民國初年到20世紀30年代末那二十幾年裡，在這鐘鼓樓西南的什剎海出現的一種臨時市場，每年從陰曆五月初五開市，至陰曆七月十五收攤。當時的什剎海前海遍植荷花，海西是一條頗寬的土堤，堤東是一片稻田，“荷花市場”的中心區便在這土堤之上，所謂“東邊荷花西邊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場的商棚，大都用杉篙木板扎搭，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中，上面或罩以席頂，或鋪著可展可收的葦簾，當然也有因陋就簡——覆以舊布縫綴的傘篷的。胡爺爺當年也曾一度在著名的“德利興”棚鋪中學徒，到那“荷花市場”中給人搭過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櫃的，得意時卻是“荷花市場”中攜眷遊逛的人物，潦倒以後，一度又在“荷花市場”中擺攤給人測字相面……
胡爺爺和海老太太興高采烈地回憶了一番“荷花市場”的盛時景象……那“八寶蓮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粳米煮成，煮得膩篤篤的，盛在小碗裡，中間混著鮮蓮子、鮮藕、鮮雞頭米，上面再堆上雪花綿白糖、青絲紅絲……小碗又擱在冰桶裡，用那從窖中取出的天然冰塊偎著，取出來的時候，涼颼颼的，稱作“冰盞兒”，你說該有多麼爽口！還有“蘇造肉火燒”，是拿花生油、鮮雞蛋和細羅面烤成的，皮兒一層又一層，層層不亂，薄薄的皮兒下，露出裡頭的蘿蔔絲瘦肉末餡兒，一兩算你兩個，真勾人的“哈喇子”①！……吃的如是豐富多彩，那些耍貨②更讓人眼花繚亂！上頭泥塑、下頭豬鬃紮腳的“鬃人兒”，擱在銅盤子裡，一敲盤邊，它們就連轉帶舞，別提有多麼逗哏；還有各式各樣的風箏，“黑鍋底”、“沙燕”、“蜻蜓”、“蜈蚣”、“孫悟空”、“美人”……都不稀奇，最有趣的是“蝴蝶送飯”——它附在大風箏之上，大風箏放起老高以後，把它掛在風箏線上，能眼見著自動升上去，上去老高了，拴著線香頭的小爆竹一響，繃線震斷，它那翅膀便能一合，“哧溜”滑將下來——你說巧也不巧？……
他們又回憶到當年“荷花市場”上售賣的幾種燈：“荷花燈”，並不真用荷花製作，而是用高粱秸破篾，圈成一個小西瓜大的圓圈，上面貼一圈用粉紙剪好壓凹的花瓣，下面再貼一圈用綠紙剪成的六七寸長的流蘇，中間點上一支小蠟燭，孩子們入夜後用一根小棍挑著，邊玩邊唱：“荷花燈，荷花燈，今兒個點了明兒個扔……”他們小時都點過，也都扔過的；“荷葉燈”，用真荷葉一張，當中插蠟燭，點上舉過頭玩；“河燈”，用一小塊厚厚的圓木頭，周圍糊一圈紙，中間放一個泥捏的小油燈盞，點上後，擱進什剎海，任其漂流；最令人難忘的是“蒿子燈”，拔一棵青蒿，把許多點燃的線香頭一一系在青蒿的枝葉間，手舉根部，搖來搖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裡、衚衕中，點點紅星晃動著，嫋嫋香菸飄散著，引出正當青春年少的他們多少非分的幻想！……
“啊，二位說的，不就是當年‘雨來散’裡的玩意兒嗎？”一位一手提著鳥籠，一手揉著核桃、身板比他們硬朗的主兒，聽他倆聊得起勁，湊過來搭話。
“雨來散”？對！當年的“荷花市場”逢上下雨，自然散攤，所以確有“雨來散”的俗稱。海老太太和胡爺爺一聽見“雨來散”這仨字兒，心中頓時充滿了無限的悵惘。“荷花市場”逢雨便散，人生呢？緣分呢？……唉唉，往事真不堪回首！
那過來插話的，便是盧寶桑的父親盧勝七。他比胡爺爺和海老太太要小十來歲，對於他來說，“荷花市場”實在沒給他留下什麼好印象。他記得那時候他還不到20歲，在轎行裡等著當隨行的執事——他們丐幫中的小夥子常去幹這個，當然輪不到他們打傘、打扇，只能是在執事行列的尾部打打旗。旗有幾種：青龍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他受僱時只能是打那繡著龜身蛇尾的“玄武神”的玄武旗，走在最後。那年夏天他天天去轎行等候，天天落空，也不知怎麼搞的，那年夏天闊主兒們都不娶媳婦！於是他頭一回跟著父輩去“荷花市場”搞“硬乞”。他把一個大鐵鉤子鉤進鎖骨，拖著個墜鐵球的鐵鏈，從堤南走到堤北，竟然只有人指點觀看，而並無人施捨一枚銅板！從那以後他就恨上了什剎海，每從湖邊過，他總忍不住要往湖裡啐一口痰！現在他聽見胡爺爺和海老太太坐在那兒你一句我一句地讚美“荷花市場”，心中好不以為然，點出那“荷花市場”不過是“雨來散”之後，他又把右掌心的核桃揉得嘩啦嘩啦亂響，大聲地說：“當年那什剎海有什麼好的！別看海心裡有那麼點荷花裝樣子，海邊上堆著多大一圈垃圾雜物？那住海邊的人家，有的還見天地往裡倒屎尿盆子，那股子味兒！打那裡頭竄出來的蠅子蚊子就別提有多少了！你們二位歲數都比我大，該比我早看見過‘鼓樓冒煙兒’？……”
胡爺爺和海老太太一聽，一齊點頭呼應：“可不是，有一回這鼓樓頂上躥起一丈多高的‘黑煙’，街面上的人都當是裡頭著火了，嚷的嚷，跑的跑……”“是有那麼檔子事兒！後來不是把那消防隊都叫來了嗎？消防隊的人爬上去一細看，咳，鬧了半天，哪是什麼‘黑煙’，是成團的蚊子攪成了那麼個‘通天柱’！”
“瞧，那時候咱們這塊兒有多埋汰①！說那路面是‘無風香爐灰，有雨墨盒子’，真是一點也不假！”盧勝七突然煥發出一種憶苦思甜的熱情，指著斜對面街上的店鋪說，“要是當年，甭說別的字號了，就那‘泰麟菜蔬商店’，那‘和成樓生熟肉鋪’，咱們敢進去嗎？”
海老太太接上去說：“敢情！自打日本人來了以後，那物價就光見漲不見落！我還記得日本人來了以後印的那票子，一邊有個孔夫子像，一邊有條龍，瞅著就跟豆紙②似的，‘毛’得厲害！……”胡爺爺搶著說：“可不！那是‘華北準備銀行’的票子，外號‘小被窩’嘛。當年大夥不都這麼說嗎：‘孔子拜天壇，十塊當一元！’……再後來那國民黨的‘法幣’，就更不能提了，日本投降以後，‘光復’的頭一年，一百塊‘法幣’還能買倆雞子兒，過了沒兩年，一百塊‘法幣’合算只能買上一個煤球兒！那是些什麼日子啊！……”
說到這兒，恰好一輛長車身的8路公共汽車從他們面前的街道上駛過，海老太太便見景生情地接著進行新舊對比：“那時候打咱們這塊兒出門有多難！都到民國多少年了，這街上才有了當當車①（當年北京人對有軌電車的稱呼），那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踩鈴兒，噹噹地響，真吵人！……”胡爺爺跟上去說：“可不，我記得司機踩出的那調調是：噹噹噹，噹噹噹當，當，噹噹……沒錯吧？那噹噹車的車票倒不算貴，可左等右等，等得你腦門流油兒了，它才開過來；這也不怪它，鋪的是單軌嘛，每到一站，這邊的車先開到拐出的‘耳朵’②上去候著，等那邊的車開過來，錯過去了，才能再從‘耳朵’上拐出來，接碴兒朝前開……那車廂後頭，時不時還總吊著幾個蹭車的，瞅著真懸乎！那時候有話嘛——‘人力車，坐不起；噹噹車，等不起。’哪像今天這樣，公共汽車、無軌電車好幾路，車又大，來得又勤，想去西單、王府井、天安門、動物園……上車走人，多省事兒！……”說到這兒，胡爺爺臉朝著盧勝七，興奮地問：“你說是不？”
盧勝七卻忽然沉默。因為胡爺爺關於噹噹車的話語，勾起了他最不愉快的思緒——遠不僅僅是不愉快，說實在的，那是他最大的恥辱，也是他最大的困惑，並且還是他最大的恐懼……36年前，他曾被國民黨特務所收買，就在這鼓樓的前頭，去追打那些進行“反飢餓、反內戰”遊行的青年學生，而所獲得的代價，不過是每打一個學生得到一個饅頭……當遊行隊伍被衝散以後，有一個留長髮的大學生跳到正在行駛的當當車後踏板上，一手著車門，一手散發傳單。盧勝七在打紅了眼的情況下，竟瘋狂地衝向當當車，伸手去拉拽那大學生，企圖把他拉下車來；沒想到那大學生竟伸腿踢他，拼死抵抗，他便上去抱住那大學生的腿，生把那大學生從車上扯了下來；兩人滾倒在地，扭作了一團，在幾秒鐘裡，他倆的臉離得那麼樣地近，兩人的眼珠幾乎都要從眼眶裡蹦出來——顯然，他倆從此誰也忘不了誰了……可是後來也不知怎麼一來，那大學生被人救走，盧勝七倒捱了幾腳，疼得鑽心——救護大學生的，好像倒並非是參加遊行示威的人，而是幾個路過的壯工。盧勝七站起身來罵了一陣，啐了一陣唾沫，便晃著肩膀領饅頭去了。
解放後，盧勝七隱瞞了他這段醜惡的歷史，直到“文化大革命”當中，才被揭發出來。他確實是知罪認罪，他明白了，那當年散發傳單的共產黨人，不怕流血犧牲地同國民黨英勇鬥爭，正是為了使他那樣的乞丐不再過那不像人樣的生活……可是他很快又陷於驚詫與困惑。有一天大街上開過某國家機關遊鬥“走資派”的大卡車，那最後一輛卡車上有個掛黑牌的“黑爪牙’，那模樣，似乎分明便是當年同他滾作一團的那個共產黨大學生！這是怎麼回事呢？當年國民黨特務花一個饅頭代價讓他去打的人，怎麼今天反倒被共產黨自己“打倒在地，還踏上一萬隻腳”了呢？……
又過了幾年，“四人幫”倒臺了，盧勝七偶然去親戚薛永全家串門，在垂花門那兒，他恰巧同住北房的張奇林打了個照面，張奇林倒沒什麼反應，他心裡可怦怦亂跳——他覺得那人恰恰就是當年著噹噹車車門散傳單的那位，也就是前幾年讓人給掛著黑牌子當“黑爪牙”遊街的那位……他假作無意地問了一下薛永全，薛永全告訴他，人家眼下是國務院的正局級幹部，說不定過兩天就升副部長、部長！盧勝七那天沒敢喝酒，背上直冒冷汗，出了薛家的屋，低著頭一溜煙地快步躥出了院子，從此再不敢去那院串門……可他回家後幾次細細回憶，又覺得跟薛永全住同院的那位張局長，似乎並不是當年那個同自己扭成一團的大學生，因為那大學生眉心有個如同黃豆般大的黑痦子，而張局長眉心卻分明平平整整、乾乾淨淨……
盧勝七的突然沉默，使胡爺爺和海老太太的談興受挫。吹來一陣小風，帶來陣陣寒意。盧勝七晃著鳥籠，揉著核桃，踱了開去。胡爺爺和海老太太朝下棋的那一群望去，那一群倒還絲毫沒有散攤的意思。當天的《北京晚報》已經開始發賣，他們有人已經買到了《北京晚報》，並且已經根據晚報四版上的“星期棋局”《步步為營，穩健人殺》，擺上了林宏敏對鄔正偉的殘局，一步步地進行著複驗……而那位前區商業局的吳局長，則正同身邊的一位白髯老人同猜晚報三版上的“口字謎”。他很快便猜出“一字四個口，五穀樣樣有”是“田”字，但讓“奇形怪狀一個口，口字隱約藏裡頭”給難住了……
既然人家都沒有走，海老太太也捨不得這就回家。太陽眼瞅著失去了那最後的火力，寒意一秒一秒地擴散著，她望著眼前的大街，只見依然是車水馬龍、人頭攢動，不禁想起早年的一首《京華竹枝詞》：
暮鼓晨鐘不斷敲，
苦心婆口總徒勞。
滿城人競功名熱，
猶向迷津亂渡橋。
她既然熟記這首《竹枝詞》，想必是已“看破紅塵”，達到“頓悟”境界了吧？其實不然……
胡爺爺尤其不願回家，他是能在這鼓樓根多捱一會兒便要多捱一會兒。見海老太太籲出一口氣來，他怕她這就要起身離去，便立刻找出個話茬來搭訕：“您那個院兒，許快給落實政策了吧？”
海老太太叫他這麼一問，心裡得到很大滿足，遂莊重地點頭說：“可不。中央有精神嘛。中央聖明啊！如今的中央，事事講個‘理’字，能不擁護嗎？……”
其實，海老太太並非那個四合院的房主。胡爺爺不清楚這一點，僅僅根據前些時海老太太的某種口氣，以及她那特殊的氣派，便作出了這樣的估計。他已經幾次把她當做那四合院的房主同她對話，她竟默認了，並且漸漸地形成一種心理狀態，就彷彿她真是那四合院的房主似的。
海老太太父系祖上，據說屬滿族正白旗中赫舍里氏一支，當年也確是一個既富且貴的大家族。但自從她十來歲以後，她那個大家庭便處於迅速地分崩離析、潦倒沒落之中。她出閣以後，夫家原是蒙軍旗，公公和丈夫都在蒙藏院裡掛職，倒還過了兩三年小康生活；但因為後來公公去世，丈夫隨即被蒙藏院裁員，去參與一樁投機生意又蝕了本，家道便一天天衰落下去；後來丈夫僅憑著家傳的一本《麻衣相術》，在什剎海、後門橋一帶擺攤給人測字相面，勉強維持生計；不想日佔時期丈夫又一命嗚呼，她未曾生育，成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寡婦。她只好自謀生路——先到輔仁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女生宿舍當了幾年傳達，又到一個私立託兒所當了幾年保育員。解放後那私立託兒所一直存在到1952年，才被政府接管。後來，她又轉到另一個託兒所幹了幾年，才從那託兒所退休。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清寒的，哪裡來的房產呢？她現在所住的四合院，不過是當年她孃家堂兄弟一度擁有過的房產罷了。但解放後沒幾年，那堂兄弟也就將那所院子賣給了房管局，因為她同原來的房主有那麼一種親戚關係，又因為她是該院中居住歷史最長的住戶，長期形成由她代收代繳全院房租水電費的習慣，房管局有什麼事也總是先找她聯繫，院裡有什麼事需同房管局打交道也總是由她出面；因而久而久之，人們總模模糊糊地覺得她似乎便是這所四合院的房主，逢到這幾年北京市開始著手落實私房政策，不僅外院的胡爺爺，就是同院的某些住戶，也以為海老太太屬於應得到落實政策的房主之一。
海老太太很喜歡人們這樣看待她。比如此刻胡爺爺那樣發問，她回答時，心裡便充滿一種自豪和喜悅。不過，她避免使用直接肯定的詞句，因為她曾經捅過婁子，險些觸犯法律。她不想越過“雷池”，去重蹈覆轍……
那是1952年，正當她所在的那個託兒所由私立轉為公立的前夕，有一天她按著報紙上登的文章，向孩子們講志願軍的英雄故事，講著講著，講到一位英雄的犧牲，她因為確實感動，哭了起來。幾個大孩子跟著哭了，有一個伶俐的小姑娘便走攏她膝前問她：“海阿姨，您幹嗎哭了？”她便說：“我想著那當媽的，知道她兒子犧牲了，心裡該多難過啊！”這話被那小姑娘傳給了家長，傳走了樣：“我們海阿姨的兒子犧牲了，她心裡難過！”家長覺得這事不能沒有表示，送孩子時，便找到託兒所所長說：“你們這兒海阿姨的兒子，是個最可愛的人，最近不幸犧牲了，我們知道了心裡非常難過，我們要當面向海阿姨表示我們的慰問！”託兒所所長是位民主人士，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她開頭有點疑惑：“海阿姨不是無兒無女嗎？”可後來一想，海阿姨來所後工作任勞任怨，人是很本分的，可能舊社會里她有過私生子，怕說出來找不著工作，所以以前隱瞞了；如今新社會了，這不但不能算什麼問題，反倒說明海阿姨的身世格外令人同情；更何況她還將惟一的兒子，貢獻給了偉大的抗美援朝事業……於是所長立即領著那家長去慰問海阿姨，別的一些家長聞知也紛紛擁了上去。開頭，海阿姨支吾否認，所長認為她是出於羞澀和謙遜，越發慰問得動情而懇摯，後來，海阿姨半推半就地接受了這慰問……
事情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家長們紛紛送來慰問信、慰問品乃至於成束的鮮花。附近的小學校聞訊來請海阿姨去作報告，“哪怕講一點海叔叔小時候的最小最小的小故事也成。”海阿姨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竟在自己心中迅速地塑造出了一個烈士兒子來。他隨自己姓，叫海京生，他從小熱愛勞動，是非分明，有一年冬天他路過什剎海，見一個小朋友掉進了冰窟窿，他便毫不猶豫地跑去救出了那小朋友來……開頭，海阿姨的講述還僅僅像冬天的枯樹，並且她上臺後總是顯得非常緊張；後來，她的講述變得枝繁葉茂，並且“颱風”也越來越輕鬆自如，她常常率先被自己的講述所感動，泣不成聲……結果，連她自己也堅信確有過海京生這麼一個嫡親的兒子。
報社來了位記者，採訪了她。隨即關於英雄母親和英雄兒子的報道見了報，還配發了她的照片。報道發表一週以後，便飛來了上千封信，無數的中小學生爭先恐後地向她表示：“海媽媽，您失去了一個海京生，您卻能得到千萬個海京生！我們都是您的兒子！向英雄的媽媽致敬！”她在信堆面前既感到幸福，也感到恐懼……
於是有關的部門裡爆發了一場爭論。有人拿著報紙，發出了疑問：這位英雄所在的部隊，究竟是什麼番號？為什麼竟至今不將英雄犧牲的通知，寄給我們這個有關的部門？難道他們只注意通知家屬，而忽略了向我們上報嗎？也有人作出判斷：肯定是我們工作中出現了疏忽和差錯，弄丟了有關的通知單和材料，我們應當立即給海阿姨補發“烈士家屬證明書”，並向她賠禮道歉……有人主張立即去找海阿姨當面問個清楚，有人認為那樣做會導致侮辱烈屬的後果，觸犯眾怒……
足足過了三個月，經過有關部門的仔細調查，才作出了最後的判斷：並無海京生烈士其人，這位海阿姨是個騙子。怎麼辦呢？訴諸法律，以示儆戒？還是批評教育，以觀後效？研究的結果，是認為這位海阿姨除了滿足自身的虛榮心，似乎並無其他企圖，而且她的種種表現，也並未造成什麼不良後果——倒是倘若當眾揭發出她來，反會使群眾（特別是中小學生）思想混亂，所以，最後便決定將此事“靜悄悄地解決”。
有關部門正式找海阿姨談話。頭一個來鐘頭裡，她怎麼也繞不過彎兒來，看樣子她確實不是“負隅頑抗”，她是被自己心造的幻影控制住了。她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傾訴著對她那“海京生”的母愛與悼念……後來她才漸漸回到現實。當她終於弄明白她確實並沒有什麼“海京生”以後，她突然既不哭也不笑了，而是痴痴地發呆。
她被嚴厲地訓斥了一頓，並從那個託兒所調到了遠在另一城區的另一託兒所。她在那一託兒所中漸漸恢復了往昔的正常面目，並漸漸地被人們所忘懷，那“海京生”在她心目中也漸漸淡化成一股輕煙。
她再不敢那樣大膽妄為地自娛了。但在一定的限度內，她仍然渴求著人們對她產生一種高於她本人實際情況的估計，她仍然時時墜人令她聊以自滿的種種想像中。
在北京的衚衕雜院裡，具有海老太太這種心態的人物，為數不算太少。
海老太太退休以後，一個人生活十分寂寞，於是從孃家最小的親弟弟那裡，過繼了海西賓為孫。海西賓4歲來到海老太太身邊，如今已經24歲。海老太太打小對他溺愛，他從中學畢業，分到園林局當工人以後，雖說至今月月一發下工資，必及時送到海老太太手中，對海老太太不可謂不孝順，但能夠當面點出海老太太吹牛撒謊的，也就是海西賓一人。海老太太有時想起西賓的不留情面，未免暗自傷心。比如頭幾年海老太太的一對舊藤椅壞了，修理吧太費錢，扔了吧她又捨不得，便讓海西賓把它吊到院門的門洞上方，海西賓對奶奶的支使，一般總是服從，奶奶讓吊，他便搭個人字梯去吊。他在梯子上幹活，奶奶在梯子下張望，這時住東偏院的荀大嫂路過，不由得問：“嗨，這椅子要不能使了，處理了算啦！您吊在這兒存著它幹嗎呀？”海老太太便鄭重其事地說：“這椅子哪能隨意處理呀？您知道誰來坐過嗎？康大姐坐過！”荀大嫂因為常看電視裡的“新聞聯播”，一聽這話不免驚奇：“喲！康大姐來過咱們院呀？什麼時候來的？我們家怎麼一點信兒也沒有？”荀大嫂自然是把康大姐理解為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同志，海老太太要的也是這個效果——其實，來過她家，坐過這藤椅的康大姐，只不過是海西賓他們單位的工會主席。當時海西賓忙著幹活，沒注意這個話茬，誰知幾天以後，院裡便傳開了——尤其是詹麗穎，她到水管子那兒接水，逢人便議論說：“康克清康大姐來過咱們院，看望過海奶奶，看起來，海奶奶這個人不簡單呢！”並且直接詢問過海西賓：“你奶奶當年是不是參加過革命？後來一定捱了錯誤路線的棒子吧？原來跟我一個命啊——現在也徹底平反了吧？康大姐打算怎麼安排她呢？”海西賓又急又氣，臉漲得通紅，聲明說：“哪裡哪裡！根本沒那麼回事兒！”回到家裡，他便批評海老太太說：“奶，您瞎造些個什麼輿論啊！一個人往臉上貼金，能好看麼？我看咱們實實在在地過日子，比什麼都強！您要再胡編這號瞎話，我可就跟您分開過了——我害不起這份臊！”海老太太嚇得縮起肩膀，臉色發白，哆哆嗦嗦地說：“我也沒說啥啊，是他們在那兒猜度……西賓呀，你可不能跟我這麼說話，我把你拉扯大，容易嗎？”說著便掏手絹，抹眼淚，海西賓不得不又安慰她：“您別再瞎吹就行。您想您這麼一大把年紀了，我能離開您嗎？就是個鄰居，我也該照顧您呀……”
這天正當海老太太和胡爺爺在鼓樓根下捨不得離開時，海西賓從外頭騎車回家，路過那塊兒，他剎住車踩著馬路牙子，招呼二位老人說：“奶！胡爺爺！太陽沒勁了，還不家裡歇著去！”海老太太說：“這就家去！”胡爺爺也笑著點頭：“就家去，就家去。”
海西賓騎車走了，胡爺爺望著他那肩寬腰細的背影，豔羨地對海老太太說：“您真有福呀！西賓這孩子多懂禮！連我也沾上了他的孝心……”他想到自己的兒子兒媳婦，他們也曾帶著孩子，逛完公園或是商場，打這鼓樓根附近走過，可他們要麼根本就不拿眼皮兒夾他；要麼看見了也裝作沒看見，根本不搭理；孫子倘若想叫他，兒子兒媳婦便會趕緊把孫子拉走，顯然是怕周圍的人們發覺，他這個糟老頭子同他們那油光水滑的一家有著那麼個關係。唉，如今這樣的兒孫也不算稀奇，倒是海西賓那樣的難得！可海西賓要跟上一輩的人物比，那孝心也還是淡多了……胡爺爺想到這裡，禁不住對海老太太說：“要說孝子，你們院的荀興旺，那可真是個大孝子。他沒搬到你們院的時候，我就見過他。那是解放初，我在他們工廠門口的小飯鋪燒火。每月荀興旺他們廠裡開支那天的晌午，他老孃總站在我們飯鋪門口，等荀興旺出來；荀興旺拿著工資出來以後，立時就把他老孃領進飯鋪，給他老孃叫上幾個肉菜，再要上兩個雪白的大花捲兒，坐在一邊，瞅著他老孃吃——他自己不吃，他在工廠食堂吃窩頭鹹菜；老孃吃完了，他給完了錢，再留下自個兒抽葉子菸的錢，就把那剩下的所有的錢，都交給他老孃；他老孃把那錢用土帕子包起來，揣在懷裡，稍歇一會兒，他就攙著他老孃，往家裡去……我問過他：‘你幹嗎月月讓你娘到我們這兒來吃上一頓？’他說：‘你不知道，小時候娘牽著我討口的時候，我就立下了這個誓，如今我月月能見著娘吃上一頓好的，心裡頭舒服！’……您瞧瞧！像荀興旺這號孝子，如今好找麼？”
海老太太聽罷也讚歎道：“跟那戲臺上演的，也差不離兒啊！”說著站起身來，提起了馬紮，用“知足常樂”的口氣說：“如今不指望荀興旺那樣的啦，能像我們西賓對我，也就湊合！”
胡爺爺也站起身來，拾起小板凳，戀戀不捨地望著昏黃的夕陽，企圖多少再延緩一下歸去的速度，喃喃地續接著海西賓這個話題叨嘮著：“敢情！你們西賓可有出息。有出息哇！中學一畢業就有了個好工作不是？一工作就見上了‘中央首長’不是？……”
海老太太聽到這話，未免不快。不錯，海西賓1975年中學一畢業就到了園林局，沒工作幾個月他就見著過一次江青，那時候海老太太確實跟胡爺爺顯擺過……可如今胡爺爺幹嗎提起這檔子事呢？真是哪壺不開提溜哪壺！海老太太便道了聲“明兒個見！”管自轉身朝家裡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