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局長住在北房。他家沒有自用廁所。
門洞裏很黑。好幾家都把用不着的傢俱堆放在門洞兩邊,連頂棚上也掛得有誰家坐破了可還捨不得扔的舊藤椅,這就讓小院的這個“咽喉地帶”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味道。
張秀藻端着盛炸油餅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籮,在門洞裏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為什麼一手拿着斜放着小刷子的糨糊碗,另一手提着兩張大紙,他是要張貼什麼呢?
瞬間,張秀藻只覺得自己喉頭髮澀,心臟的跳動明顯地失去了均勻。已經有好幾個月了,她嚴厲地命令自己,倘若“狹路相逢”,見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揚起下巴,淡然地點一下頭,然後不動聲色地擦身而過。但因為她家住在裏院最後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卻住在過了這門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華大學水利繫上學,只有星期天才回來(有時連星期天也不回來),所以,她實踐這種自我命令的機會,這幾個月裏也僅僅三次而已——現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當她揚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點頭時,荀磊卻笑吟吟地、熱情地對她説:“你能幫幫我嗎?”
顯然,荀磊是要她幫着去張貼那樣東西。荀磊的這一句問話,使張秀藻積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頓然動搖。在相視沉默的兩秒鐘裏,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裏充滿着純潔、真摯而又善良、聰慧的光芒——這眼光對她來説真是勾魂攝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處的生活環境裏,像荀磊這種年齡的小夥子們,確實還沒有哪一個具有這樣兩扇使她覺得格外可欽可愛的“心靈窗户”。難道她可以面對着這樣的兩扇窗户,冷淡地説出拒絕的話麼?
張秀藻的嘴唇抖動着,幾乎就要吐出“好吧”兩個字了,荀磊卻快活地笑着道歉説:“啊,對不起!瞧我……你還拿着早點呢!快給家裏送去吧,我一個人也能貼……”
張秀藻簡直傷心極了。她手裏為什麼要捧着那麼個小笸籮呢?荀磊剛才為什麼沒看見它,而現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難道她不能把小笸籮暫時放到大門邊的石座上嗎?那石座子上原來有一對小獅子,在1966年的夏天,被衚衕裏的“紅衞兵”極其艱苦地用鑿子鑿掉了……是的,她或許就應當那麼做,去幫助荀磊一起貼他手裏拿的東西……可是荀磊現在卻歉然地對她笑着,放棄了他原來的請求,並且斜過了身子,紳士風度十足地給她讓路……
張秀藻剋制住自己,微微揚起下巴,以再明顯不過的冷淡姿態,朝荀磊輕輕一點頭,斜趄着身子穿過了門洞……
如果她的心裏繃着一百條弦,那麼現在每一條弦都在顫動着,而且並非和諧的顫動……她想立刻尋找一個角落,坐下來,用雙手捧住腮,一個人靜靜地安撫自己的心絃,使它們重歸於和諧……
但她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剛進垂花門,那薛師傅家為辦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觸目驚心地撲進她的眼睛。固然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見到了,剛才出院去買早點時也經過了它的旁邊,但那些時候它還沒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樣了,薛師傅正彎着腰在苫布棚外生一個煤球爐——顯然,今天他們需要不止一個火——苫布棚里正傳出緊張的剁肉的聲音,並且飄出了一種混雜的令她氣悶的氣味……
也不知怎麼,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滿臉客氣地問:“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門哇?”
張秀藻沒有心思對薛大娘笑,但她父母從小就給予了她那樣的教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使主動來搭話的人掃興,她便強顏歡笑地對薛大娘説:“是呀,吃完這早點,估計送他去飛機場的汽車也就該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事,您儘管説!”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級雜拌糖撒到了張秀藻手裏的小笸籮中,誠心誠意地説:“你爸你媽都有公事,我們紀躍就不去打攪他們啦。這點糖,意思意思吧……”
張秀藻趕緊説:“謝謝啦!喲,這糖挺高級呀,您給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聲地説:“唉,過幾年你還我們的時候,不得更高級呀!咱們先説在頭裏——到時候你就給這麼點兒,我們還不幹呢!”
張秀藻實在笑不出來了。薛大娘當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動着。她辦事的時候?她跟誰去辦事呢?
“瞧您説的!”張秀藻勉強地應付着。
薛大娘沒有看出她的心思,笑着轉身朝別處去了。張秀藻趕緊朝家裏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牀邊,坐下來,一個人待着……
但是她回到家裏,仍然不能實現她的願望。
張秀藻家住着這個四合院儘裏邊的三間大北房。房外有相當寬闊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廚房。她父親張奇林今年55歲,解放前上大學時參加了地下黨,1948年從北平到了解放區;1949年隨着解放軍進了城,後來被安排到國務院一個部裏工作,先當副科長、科長,“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處長;“文化大革命”中部長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長的“黑爪牙”,也受到衝擊,下放到幹校養了6年豬;粉碎“四人幫”後回到原機關,被任命為處長,前不久又被提升為一個局的正局長。1977年他們全家從幹校回北京時,因為原來的宿舍早已被別人佔了,住了很長時間的招待所,直到1979年機關行政處才把他家安排到了這個院裏。據行政處處長老傅説,他費了老大的勁,繞了好幾個彎兒,才用屬於他們機關的四間較小的平房,從房管部門手裏倒換出了這麼三間大北房。他們剛住進去時,也真滿意。張秀藻的一個哥哥一個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張奇林夫婦和張秀藻三個人,三間合起來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細灰頂、花磚地大北房,他們住着當然寬鬆舒適。回想起在幹校時,先是三人分別編在不同連隊住集體宿舍,十八個人一間屋子,開始幾個月睡的還是地鋪;後來雖然准許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間很小的簡易平房,跟今天的情況比較起來,那真是一個地下,一個天上了。
但住了一陣以後,便感覺到這住房有個極大的缺陷——沒有自家專用的廁所。要上廁所,還得出院子去上斜對過的公廁。行政處及時地給他們家安裝了電話,引進了自來水管,也一直打算給他們修個專用廁所,但勘察了一番以後,發現從他們屋裏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難順利地安裝出一條通向衚衕外暗溝的排糞管道,這事便擱置起來了。於是乎從去年起,張秀藻的媽媽向老傅提出了換住新居民區單元房的要求。老傅手裏也確實掌握着一些統建分下來的這種住房,加以今年張奇林升為正局長,老傅來看望時,更明確表示:下一批統建統分房下來,一定馬上給他們換上兩套兩間的單元——當然,格局層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對這件事,張奇林的態度是無可無不可。張秀藻的媽媽於詠芝卻越來越急迫。她是個醫生,院裏人都管她叫於大夫。她近來常向張奇林提起搬家的事。頭天晚上,張秀藻從西郊回來,吃完晚飯,一家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新聞,當熒光屏上出現了新住宅區的景象時,於大夫忍不住又提起這事説:“老傅也不知道説話算不算數。”
張奇林笑笑説:“他對我説話一向算數。不過,依我想,我們換個三間的單元也就可以了。”
於大夫不以為然:“局級幹部配備四間,這是規定嘛。”
張奇林仍然笑笑説:“土規定。”
於大夫爭辯了:“這規定不算過分嘛。你們局除了你,有幾個局級幹部沒住上四間?”
張奇林並非爭論,而是發表感想説:“平房好啊。我們這平房比樓房住着舒服。”
於大夫點出主題:“可廁所呢?天天上公共廁所,多不衞生!”
張奇林仍舊微笑着:“院裏的老住户,一向就這麼上廁所,我看他們都比咱們結實啊!”
於大夫有點急了:“那麼説,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沒有廁所不説,洗澡也不方便啊!”
張奇林全身鬆弛地倚在沙發上,眼睛望着電視屏幕,還是不緊不慢地説:“幹校的公共廁所多簡陋,我們不是照樣過了6年了嗎?至於洗澡……”
於大夫不等他説完,便欠起身子來,急躁地説:“話怎麼能這麼説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説什麼,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嗎?現在洗澡堂晚上都權充旅店,淨是些跑單幫的買賣人在那兒過夜,他們有的有蝨子,蝨子掉在卧榻上,誰顧得上殺滅?他們剛走,澡堂就開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們女部情況還好一點,據説男部簡直不像樣子!”
張奇林一邊聽着一邊微微點頭,表示並不反對她的議論。但忽然笑容變得更明顯了,他想起了頭年夏天的一個小鏡頭:晚上他去廁所小便,還沒走進去就聽見嘩嘩的水響,進去一看,原來薛家老大光着身子,從廁所的水龍頭那兒接出根皮管子來,在給自己沖澡……看到這情景他感觸很多,覺得自己真該更努力地工作,來更快地改善北京廣大市民的生活條件——雖然他的工作只能間接地起到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動着薛家老大那結實的身軀,以及那濕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對愛人説:“上公共廁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總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接觸羣眾、接觸社會。關起單元門來自己什麼都解決了,好處再多,也總還有一個弊病,容易脱離羣眾、脱離社會。”
於大夫搖頭説:“你以為你住進單元房,電話鈴響的次數就會減少嗎?敲門的就會減少嗎?而且到那兒找你也許更方便,你瞧着吧,甭説茶葉,光開水我們也供應不上的!”
張奇林點頭,同意她的估計,但解釋説:“我説的接觸羣眾、接觸社會,主要不是指接觸本單位的羣眾,處理本單位的事情,而是説接觸像咱們院裏的這些鄰居,接觸咱們鐘鼓樓這一帶的社會。這雖然同我們的工作沒有直接關係,可接觸一下和完全不接觸,到底不一樣啊。它至少可以豐富我們的見聞,豐富我們的思想,促使我們不是從一點上,也不是從一條線、一個平面上觀察、考慮問題,而是立體地去觀察、考慮問題……”
於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發背上,這次是她微微點頭了。張秀藻在一旁聽到這兒,才插話説:“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來電話,讓咱們搬到單元樓去,咱們該怎麼辦呢?”
張奇林笑笑説:“那就搬過去吧。”
張秀藻忍不住問:“咦,那您剛才説的接觸羣眾、接觸社會的問題,可怎麼解決呀?”
張奇林坦然地説:“關鍵畢竟還不是住在哪兒。關鍵是自己本身要有這個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這兒來串門,二是可以在那裏結識新的鄰居、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嘛!”
全家的認識漸趨統一,大家心情都舒暢起來,只是於大夫還忍不住對張奇林説:“你説是這麼説,到時候你忙個手腳朝天,哪還有回這兒來串門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兒也結識不了幾個新鄰居!”
電視機前的這場談話,很能代表張秀藻他們家的家庭氣氛。這種家庭氣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張奇林的手中。他總是那麼冷靜、理智,卻又不讓人感到過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衝擊最厲害的時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態上沒有露出一點驚慌失措。張秀藻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她才7歲,不懂得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她和媽媽,還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個廣場上去參加批鬥會,先是揪出部長和一些副部長、局長、副局長來,然後就揪“黑爪牙”,裏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場面嚇壞了,因為每個“黑幫”都被剃了光頭、掛上了大黑牌,並被“噴氣式”地撅着。像她爸爸那樣的“黑爪牙”,當晚還是許可回家的。媽媽見他回來,光流眼淚,不敢多説話。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劃清界限”,搬到學校住去了。這天晚上樓裏發生了大騷動,有個被揪的“黑爪牙”想不開,自殺了。第二天爸爸去部裏以前,全樓已經都知道了這自殺的事。媽媽望着爸爸,驚怕擔憂得以至於哆嗦起來。爸爸卻冷靜地對媽媽宣佈説:“我不會。”只有那麼三個字——張秀藻至今回憶起來,那神態語音還清清楚楚。接着,他問張秀藻:“你還有多少塊糖?”張秀藻那時有個糖罐,她便打開蓋子,數了數説:“26塊。”爸爸彎下腰,摸着她的頭説:“這糖,都留給爸爸吃吧。一天一塊。”張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説:“幹嗎一塊?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塊都行。吃完了,咱們再買呀!”媽媽聽着只是擦眼淚,爸爸卻冷靜到極點地説:“咱們家以後沒錢買糖了。這糖給我留着。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來了你餵我。一天一塊都太浪費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紙全剝了,扔了,把每塊糖全用小刀切成兩半。這樣,我就能一個半月裏全有糖吃了。”説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來,俯首讓張秀藻欠起腳,喂他那半塊糖吃……他沒有自殺,沒有神經錯亂,沒有沮喪,沒有妥協。等這一切都成為過去,當他們搬進這三間北房以後,當20英寸的日立牌彩色電視機運到的頭一天,他們全家——不止三口,因為哥哥、嫂子正巧回來探親——坐在電視機前的沙發上,當電視中恰好出現了糖果的畫面時,張秀藻不由得引動爸爸去回憶:“爸,您還記得那時候,您白天挨鬥,晚上回來,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嗎?”媽媽一聽這話眼睛就紅了,哥哥嫂嫂都望着爸爸,只等他開口;爸爸卻不動聲色地呷了一口茶,問張秀藻:“你把今天的晚報給弄到哪兒去了?”……
張秀藻的爸爸張奇林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説實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內心裏究竟都裝着些什麼?同樣,張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兒,特別是今天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