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羅．卡爾維諾
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除掉些許短篇小說不算，這本長篇小說幾乎可以算是我的第一份寫作成果。當我重讀這部長篇小說時，此時的我作何感想呢？（注1）這本書與其說是出於我自己不如說是出於時代的群體氛圍、出於道德張力──至於作者是誰，並不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了時刻，我們的世代在這種文學品味中指認自己。
在那個時代，意大利的文學狂潮與其說是藝術事件，還不如說是肉體的事件、存在主義事件、群眾事件。那時我們才經歷了戰爭，我們年輕一輩的人（在大戰時，我們太年輕，未能加入游擊隊）並不覺得失敗、挫折、虛脫。恰好相反，我們是勝利者，才剛結束的戰爭驅動了我們，我們得天獨厚擁有戰爭留下來的寶藏。然而，我們並非輕易樂觀，也並不無端亢奮——事實正好相反。我們覺得自己所持有的寶藏，是相信生命得以從傷痕重生的信念、是對諸多問題的通盤關切，甚至是我們足以熬過折磨絕望的內在能力——此外，我們還多具備了一些大膽的歡愉。許多事物就從這樣的氛圍中滋生出來——我處理最早的一批短篇小說以及第一本長篇小說的寫作態度，也是當時的產物。
時至今日，這種特色尢其觸動我們：時代的音量比寫作者發聲來得強大，比仍未確定的個人式轉音來得有力。當時的經驗、大戰與內戰無人得以倖免，作者和讀者都一概受苦過，作者和讀者之間的溝通也就格外順暢了。大家面對面，勢均力敵，各有好多故事要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人的生命都有歧路、高xdx潮與冒險；我們從彼此的嘴角摘下詞語。重獲說話的自由之後，我們立刻感受到敘述故事的熱望：在恢復行駛的火車上，在塞滿乘客、麵粉袋、橄欖油桶的車廂中，每一位乘客都對陌生人述說似真半假的故事；廉價飯館餐桌前的每一位食客以及商店外排隊購物的每一位婦女也都有故事要說。日常生活的灰黯彷佛屬於另一個時代，而我們卻得以走入七彩故事的國度。
於是，在那年頭開始寫作的人就會發現：自己處理故事素材的時候，就像是沒沒無名的口傳敘述者（注2）。我們親身經歷或目睹的故事和我們曾經聽來的寓言混雜合一，揉入了嗓音、腔調、模仿的表情。在游擊戰場中所經歷的故事，都遭扭曲變形，化為黑夜裡爐火邊的閒談——這些故事增生出風格、語言、虛張聲勢的氣味、追求痛苦駭怖特效的企圖。我的部份短篇小說以及這本長篇小說的部份章節，就是從這種新生的口傳傳統、從這些事件、從這般語言之中孕生出來。
可是……可是，在那時，寫作方式的奧妙並非只在於寫作內容的基本性、普遍性；寫作內容並不是寫作成品的主要來源（我著手寫下這篇序的時候，一開始就回憶當時的群眾情緒──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我忘記自己其實是在談論一冊書，一種以字句寫在白色紙頁上的東西……）。反而在許久之後，我們才發現：那時候的故事，只不過是生而不熟的材料──當時激發年輕作家的自由爆發力，並不見得是作家急於記實、報導的願望，反而該是作家急於「表達」的慾望。表達什麼呢？表達我們自己，表達我們才剛體會的生命苦味，表達當時我們「自以為懂」或「自以為是」的人事物──或許在那時節，我們真的「懂」，也真的「是」。角色、風景、射殺行動、政治宣言、行話、詛咒、詩心、軍火、性愛，這一切都只是調色盤上的顏料，只是樂譜上的音符；我們都很明白，歌劇的音樂總是比歌劇的臺詞重要。雖然按理來說，我們應該多加關心作品的內容，可是我們卻正是最死硬派的形式主義者；我們理當扮演客觀冷靜的記者，但是我們卻比抒情詩人還要濫情。
對當時揭杆而起的我們來說，這就是「新寫實主義」了。這本書就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型錄，展示了「新寫實主義」的優缺點。產出這本書的動力，就是開創文學的青猛慾望；這種慾望，就是此一「流派」的特色之一。時至今日，有些人記憶中的「新寫實主義」仍然大抵是文學遭受的一種汙染，或是文學之外的因素（注3）施加在文學上頭的包袱──不過，這種看法並不盡然正確。實際上，文學之外的元素屹立不搖，無庸置疑，看起來簡直就是天生的事實。對我們來說，一切的問題就是文學的問題；我們只想要將這個世界轉化成文學作品──我們以為，這個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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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寫實主義」並不是一個流派。（我們必須試著準確地陳述事實。）「新寫實主義」是多種聲音的組合；這些聲音大致上都是邊陲的。「新寫實主義」大規模發現了意大利的多種地方風貌，甚至──或者該說，尢其──許多意大利的地方風貌都不曾在既往的文學中呈現過。正因為彼此未曾往來（或，誤以為彼此未曾往來）的意大利各地風土是多彩多姿的、正因為繁異的方言和術語可以揉捏合為文學語言，所以才有了「新寫實主義」。不過，「新寫實主義」並非只侷限於地方風情──19世紀的「寫實主義」（注4）才著眼於區域性格。在「新寫實主義」風潮下，作家藉著刻畫地方風情來為他們的作品增添真實的風味，他們作品的關注焦點並不是地方風情本身，而是這整個世界：就像1930年代作家筆下的美國鄉野一樣──許多批評家就曾指稱，我們是這些美國作家直接或間接的徒子徒孫。於是，語言、風格、步調對當時的我們而言是極其重要的；我們的「寫實主義」會和「自然主義」越離越遠（注5）。我們為自己畫出一條陣線，或者該說是一個黃金三角──威爾加（注6）、維多里尼（注7）、帕維瑟（注8）──我們從此展現，每個人各自以自己的地方語彙和風景為寫作基礎。（我總是說「我們」而非單一的「我」，彷佛我所談的運動組織完善，經過熟慮。但我要解釋，當時的實情正好相反。多輕易呀──當人在討論文學的時候，就算身置最為嚴肅、最實事求是的討論場合中，也會不知不覺地捏造事實……也因此，文學的討論越來越讓我感覺惱怒──無論是別人的或我自己的文學議論，都讓我煩厭。）
我筆下的風景，是讓別人嫉妒的，我自己的私有物（我可以從這裡為自序開頭：將「一個文學世代的自述」這個命題加以壓縮精簡，一開頭就談論和我自己直接相關的事物，或許我可以因此避免空泛籠統的弊病……），以前都沒有人將這般風景真切寫在紙上。（只有詩人蒙塔列（注9）例外──雖然他來自裡古利亞的里維拉那邊。在閱讀蒙塔列的時候，我覺得從他的意象和語言，可以讀出我們共同家園的記憶。）我自己則是波南提的里維拉人，我的家鄉是聖雷莫。我偏激地將觀光味濃重的海岸從聖雷莫的風景中抹去──那樣的海岸，充斥著棕櫚樹、賭場、飯店和別墅──我似乎以這觀光景緻為恥。我從舊城的窄巷下手，爬上河床，避開幾何形狀的康乃馨花床，我偏愛葡萄園階地以及圍牆古老幹枯幾欲頹圮的橄欖樹林，我在苔草蔓蔓的山丘騾徑探險，抵達森林的起點，近處先是松樹，再過去就是栗樹，然後我看見海──從高處總是可以清楚看見海，那是一條夾在兩翼綠蔭之間的藍帶。我一路從海平面來到裡古利亞阿爾卑斯山低處的迂迴山谷。
我擁有風景。可是，如果要描繪這片風景，風景只會具有次要地位：人民、故事，會比風景更重要。抗戰時期即呈現了風景和人民的交融。這，就是我的小說了，我沒有辦法用別的方式將它寫出來。我整個人生的日常景緻，已經全然變得特殊、驚險：這個故事從舊城的幽暗拱門開展，一路延伸到森林。這個故事追尋、藏匿武備的人們。我發現當時的別墅都已經被徵收、改建為禁閉室和監獄，於是我在小說裡重繪別墅當年風貌；康乃馨的花田早已是無人管理的廢地，無法橫越，甚至還自然生出一場火災，而我也將昔日花事寫下了。因為作者可以將人間故事嵌入風景之中，所以「新寫實主義」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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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小說裡（我最好言歸正傳。現在就為「新寫實主義」寫下辯護狀，是言之過早了些；甚至，在今日分析我們為何和「新寫實主義」決裂，都還比較貼合我們的情緒），那個文學時期的陳跡和作者少年時代的刻痕交織一起。在小說末尾，暴力和性的主題都被激化，而這樣的手法看起來是太過天真的（而今日的讀者則可以適應更加火辣的口味），也太過勉強了（作者後來的作品中，暴力和性都只是外圍的、暫時的主題，而此可知作者無心於此）。
這本小說塞入了意識型態的論點。這種手法看來真是太天真、太勉強了，更何況像這樣的一個故事根本就建立在一種截然不同的基礎上：在語言和意象方面，都是直接呈現、客觀敘述的風格。為了要滿足意識型態的需求，我使出一招權宜之計：我將所有的理論思考全放在第九章之中；在風格上，這特別的一章和書中其它章節有很大的差異。第九章收納了政治委員金姆的思維，這一整章簡直就像插在一本小說中腰的序文。果然，這樣的權宜之計慘遭我的早期讀者全面批評，他們進而勸我將這一整章砍去。我明白，這本書並沒有完好的一統性格（在那年頭，風格的統一性是美學的少數評斷準則之一；不同風格和語言交雜並置的手法在今天雖然風光，但是在早年卻還沒有流行），但我堅持不改：這本書就是這副德性了，充滿綜合的、不規矩的元素。
後來文學批評的另一個焦點，就是語言－方言的主題。在此，這個主題的面貌還處於初步階段：方言凝結成為色塊（然而在我較晚的作品中，我試著將方言完全吸收在語言中，宛如重要卻隱形的血漿）；有時候好像很可貴、有時又流溢而來的，質地不均勻的文字，則全都用來呈現直接的描述；俗民文化（俗諺、歌謠）詳列出來，像紀錄片一般，簡直達到民俗研究的水平……。動詞的時態是個問題：因為方言中並沒有「簡單過去式」，此外光用「完成式」又太單調了，於是我便決定以「現在式」寫下這整本小說……。
另外（我繼續羅列時代的符號，這些符號或屬於我，或遍及眾人。在此時寫下的序文必需具有批判性，才會顯得有意義），描述人物性格的方式也該留意：誇張怪誕的相貌，扭曲的面容，曖昧的、俗世的、群眾的戲劇。意大利的文學和造型藝術錯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表現主義」（注10）盛會，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達至高峰。或許，意大利那段時期的標籤應該是「新－表現主義」而不是「新寫實主義」吧。
「表現主義」風格鏡頭的扭曲表現，可以在這本書中的人物臉孔看見。這些臉孔本來都屬於我的親朋好友。我努力偽飾這些臉，讓人看了認不出來，讓這些臉變得「負面」──因為我覺得唯有在「負面」裡頭才存有文學意義。同時，我也對真實人生懷抱懊悔──真實人生是更繁異，更暖和，更不可定義的啊；我對真實的民眾懊悔──我知道他們的人性是更豐富良善的啊；懊悔的心境伴我好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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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當我現在重讀這本小說的時候，它在我身上產生了何種效果？（我這時已經找到一個好論點了：懊悔之心。我應該在序文開頭就談懊悔之心。）這部小說為我帶來長期的不適──這些不適，有一部份已經稀釋，有一部份卻仍然殘存。這種不適感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面對遠比自己巨大許多的事物，是因為我所有同儕所糾纏的情緒，是因為悲劇，是因為英雄風度、慷慨作為、天才行徑，是因為出自良心的黑暗劇。抗戰：這本書在「抗戰文學」中的位置在哪裡？當我在書寫這本書的時候，開創「抗戰文學」似乎是種迫切的使命；解放才不過兩個月不到，維多里尼的《人與非人》（注11）就出現在書店櫥窗裡，散放我們死亡與欣悅的太初方言。米蘭的都市游擊隊也馬上有了他們的小說，盡數在城市的向心地圖上快速進擊；曾為山中游擊隊員的我們也想要自己的小說，小說裡要有我們自己獨特的步調和律動……
譯註
1.本篇「作者自序」和《蛛巢小徑》小說本文兩者的寫成時間相隔甚久。小說本文當初於1947年初版，而自序則寫於1964年。值得留意的是，市面上《蛛巢小徑》的版本不只一種，之間或有相當程度的差異。甚至連英文版的書名譯法均未統一，不同的英譯者對於內文也有不同的呈現。
2.昔日的口傳敘述者——如吟遊詩人之類——所說的故事並非敘述者自己發想，而採自長輩流傳的寓言或民間傳說。然而，作家的書寫大抵上應是個人的創作。口語傳播的敘述者和執筆的作家雖然都說故事，但照理來說兩種角色通常是大異其趣的。
3.即政治風氣，社會背景等等。
4.意大利的「寫實主義」（verismo）並不盡然等同英美文學的「寫實主義」（realism）。意大利的「寫實主義」盛行於19世紀末以及20世紀初，企圖客觀呈現（下層階級的）人間處境。「寫實主義」習採直接而未加文飾的語言，細節鮮明，對話寫實。「新寫實主義」（neorealismo），意大利的文學、電影運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興起，試圖寫實刻畫戰前事端以及戰時、戰後的社會問題。「新寫實主義」大致上和先前的意大利「寫實主義」近似──事實上「新寫實主義」就是「寫實主義」的延伸；不過，法西斯迫害以及大戰傷痕等等經驗為「新寫實主義」灌注了新的關懷。當時諸多1930、40年代英美小說湧入意大利，這些作品的社會改革性格也在意大利文壇造成影響。
5.「自然主義」（naturalism）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學、美術運動，由自然科學（尢其是達爾文的研究）所啟發。在文學的領域裡，「自然主義」是「寫實主義」傳統的延伸，追求更忠實客觀的寫實呈現，最好可以呈現「生活的橫切片」。但「自然主義」又和「寫實主義」不同：「自然主義」強調科學決定論，著重於文學角色的環境、生理面，而非角色的內裡、心理面。後來「自然主義」作者遭受批評，因為他們的作品仍然含蘊偏見，根本不如他們聲明的那般客觀真實。就時間脈絡來看，應是較晚的「自然主義」向較早的「寫實主義」求異，而非「寫實主義」重審「自然主義」。不過卡爾維諾文中「我們的『寫實主義』」並不是原先的「寫實主義」，而應是修正版本的「新寫實主義」──從上下文看來，意大利「新寫實主義」的重點與其說是忠實客觀，不如說是熱血激情，和「自然主義」有所不同。
6.威爾加（GiovanniVerga,1840-1922），小說家、劇作家，意大利寫實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意大利作家，他的小說也被改拍為著名的新寫實主義電影《大地動搖》（Terratrema，導演為威斯康提〔LuchinoVisconti〕）。
7.維多里尼（ElioVittorini,1908-1966），小說家、翻譯家，小說作品以意大利新寫實主義風格著稱。
8.帕維瑟（CesarePavese,1908-1950），意大利詩人、批評家、小說家、翻譯家。他和維多里尼一樣，將許多現代英美文學引介至意大利。
9.蒙塔列（EugenioMontale,1896-1981），意大利詩人、散文名家，於197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10.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的重點並不在於客觀現實，而在於藝術家的主觀情緒。表現主義出於對物質主義、中產階級優勢、都市化、家庭主義等等保守傾向的反抗，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時與戰後的德國勃興。表現主義在美術和電影的表現尢其可觀。後來遭納粹壓制。
11.《人與非人》（Uominieno,1945），為維多里多在抗戰時期的個人經驗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