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應中央電視臺10頻道邀請去錄一個節目，錄完正往大院門口走去，忽然聽見有人在身後叫我，扭頭定睛一看，驚呼熱中腸，是久違了的谷文娟大姐。她說："我從背影上就斷定是你！"但看到我正面時，她笑說："老了老了……"她的笑容像當年一樣總帶有些揶揄的味道，頭微微晃動著，我不忍心說我覺得她變矮了，低頭望著她只是傻笑。10頻道"綠色空間"在谷大姐愛人他們單位的招待所裡租屋搭棚錄像，谷大姐他們宿舍也在那個大院裡，正好下樓散步，我們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訴谷大姐已到耳順之年，她眉毛聳動，大概是在推算我們當年認識的時候我才多少歲，也許是同時意識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時才多少歲，就爽朗地說："我今年73了，早退下來啦！"我們心裡都掀起了往事的煙雲波濤，卻一時不知從何說起。我只說了句："當年你對我是有恩的……"她也沒謙詞，仍是一臉燦爛的笑。看得出她在為我高興，僅僅因為我仍在繼續24年前開始的事業，沒有停歇，她就為我高興。她的這份高興，實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與谷大姐的這次邂逅，引出我許多的回憶，以及複雜的思緒。
24年前，即1978年，那是個歷史轉硬彎的年頭。我在1977年11月發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又在1978年春天發表了短篇小說《愛情的位置》和《醒來吧，弟弟》。雜誌負責人和編輯對這些作品的出世當然起著關鍵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廣，還需要一個很重要的渠道，就是電臺的廣播。那時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盧新華的《傷痕》、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陳國凱的《我應該怎麼辦》等等，被稱為"傷痕文學"，是有爭議的。鄧小平同志復出以前，當時最高領導人還在強調"兩個凡事"，從理論領域到文學領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屢遭阻擋，那時的文學雜誌、報紙副刊刊登那樣的作品，特別是電臺文藝部將其朗讀或改編為廣播劇，都還要承擔一定風險，必須以膽識和銳氣、熱情甚至激情，才能迅速地將其發表播出。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谷文娟作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的編輯，連續編錄了我的《班主任》、《醒來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當時還不能及時看到報刊的人們，特別是還在農村插隊或在邊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年輕人，從電波里一下子聽到了跟"四人幫"那時候完全不同的聲音，以至於印象深刻到終身難忘的程度。有那樣的聽眾後來見到我，跟我細說當時情況。那時農村裡安裝著很多的高音喇叭，地頭的電線杆上也有。在"四人幫"倒臺以前，那些高音喇叭裡充斥著諸如"批孔"、"批鄧"的肅殺之聲，1977年裡的聲音裡雖然多了批判"四人幫"的內容，卻仍在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時時興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調至最大，傳出的聲浪在廣袤的田野上滾動彌散，遇到丘陵山谷還會發出轟隆的迴音，透過聽覺給人心靈的震撼是無可逭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們從那高音喇叭裡聽到了谷文娟等編錄的節目，內容上對"文革"發出了質疑，宣佈了愛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樂裡出現了貝多芬的《命運》旋律，又有輕柔的絮語與抒情的琴音，這讓在田野中的他們驚奇、驚喜，"世道要變了"，他們也因之釋放出了求變履新的青春情懷。在這樣的田野裡聆聽，他們感受到被啟蒙的喜悅與激動，於是他們記住了那些作品與作者的名字。許多這樣的青年是先聽到廣播，再去找報刊書籍閱讀相應文字的。到了現在，有的文學史家可以說那還不是文學，有的批評家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硬幼稚，我們自己也可以真誠謙虛地一再地申明那時候實在還沒有真正邁進文學的門檻，但是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那時因為時代機遇、思想潮流、文學復甦，加以有這樣的廣播託舉而名噪一時，紛紛湧進文壇，命運發生了重大轉折。雖然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各有各的浮沉哀樂，但這一事實，無論回憶起來時是自豪還是赧顏，都已嵌在了歷史年輪裡，不可更改。
1978年年底，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改革開放大勢初定，文學的潮流急速奔騰，雖然爭論不斷，風波不少，但人們心態越來越樂觀勇進。那時被谷文娟改編錄制的廣播劇可以說是播一出紅一出，作品因此廣為流佈，文學評獎活動中，也就成為了一張無形的巨大選票，作品因此獲獎，作家因此得福，不是中國作協會員的可望立即入會，有機會被派出國訪問，所在地甚至有獎勵住房的。記得那時一些作家見到谷文娟真是笑面如花，不知該怎麼親近她才好。還曾有人私下裡來問我："究竟怎麼著才能讓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編播出）呢？"在那時經常是由馮牧等作家協會領導主持的活動中，我就看到有的人指著谷文娟背影跟旁邊的人小聲說："那就是她……"彷彿見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年以後，大概是因為新電影漸漸多了起來，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說改編的，電視機開始普及，電視劇也開始活躍，許多電視劇也都取材於小說，廣播劇在這種情況下就漸漸不那麼稀罕了。於是文學界對谷文娟的粘糊，似乎也就逐步地變成了疏離。到1985年以後，許多新銳作家已經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許人也。我自己也顧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聯繫，她究竟還在改編錄制些什麼廣播劇，不清楚也不想去收聽了。
時過境遷，世態炎涼，這些詞語我們用濫了，但真正錐心地體會到這些字眼裡的人生況味，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不是我們太遲鈍，倒也許是太聰明瞭。文學史家稱為是"新時期文學"的那個階段裡，對推動那時的文學復甦、發展做出貢獻的新聞界人士是頗多的。我記得的就還有中國新聞社的記者甄慶如（現在他使用甄誠的筆名），他有時一天裡向海外發出數篇關於中國文學復興的報道德，像巴金的言論、艾青的新詩、丁玲的復出、王蒙等的改正、中國作協創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獎項、劫後的第一個作家代表團的出訪，等等，這些消息都馬上被港、臺及世界各處的華文報紙搶著採用。還有新華社的女記者郭玲春，她寫報道總願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體，還寫了不少有深度的專訪。電臺方面的人士也絕非谷文娟一個。我知道的就還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青年節目裡，播出了不少的新小說，我的《愛情的位置》、《穿米黃色大衣的青年》就是他組織的，他能請到像董行佶那樣的能以聲音塑造人物的藝術家來擔綱朗誦，使這些小說在群眾中的流佈更如清溪般暢快致遠。那時候絕無"紅包"現象，也還沒有"炒作"一說，這些人士盡全力宣傳新作品新作家是出於高度的工作責任心，更是出於由衷的呵護熱情，他們使許多我這樣的人名利雙收，自己卻名利雙無。隨著歲月推移，他們與紅火的"知名作家"的距離漸行漸遠。後來很少有人再憶念這些人這些事。記得上世紀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談，我提起了這幾個人，有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們是誰，這倒不算什麼，可是就有知道的講起其中某某的軼事趣聞，涉及私生活，多為尷尬事，邊說邊笑，大為不屑。即便其所說的全非謠言，也無傷大雅，但自己名利雙收，周遊列國，甚或還有了官職榮銜，對人家"不過還是那麼個角色"，甚或改換為更不起眼的角色，持此種態度，毋乃有失厚道乎？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這是我們背得爛熟的古訓。因為沒有什麼新意，不能為詭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只喜歡顛覆風格的讀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經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們的雙腳，難道應當從這樣的道德基石上挪開嗎？檢討我自己，也很慚愧。記得1988年我在雜誌主編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從美國的來信，說她隨在駐美機構工作的愛人暫住美國，希望我們能給她按期寄雜誌。我就此事與管財務的副主編商量，都感覺到如果按期給她寄贈，那麼相應地就該給另外的許多海外人士寄贈，初步拉了拉名單，因為郵費很貴，單位經費有限，算起來實在吃不消，也就嘆氣作罷。現在捫心自問，怎麼就不能由我個人自費給她按期郵寄呢？不承認是捨不得錢，那麼，承認不承認是捨不得時間和精力？更應該承認的，是心裡面已經不那麼看重她，過了河了，她也不是橋了，自己日理萬機，國內海外，要應付的人際絲縷紛亂，對她僅存一份淡淡的憶念，似乎也就仁至義盡了。
回顧這24年的寫作歷程，予我有滴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我真湧泉相報了嗎？也許只有一例，那就是馮牧仙逝後，在他家中的遺像前，我獻上自己一幅水彩畫後，著實發自肺腑地飛淚嚎啕。其實我後來在文學觀念上與馮牧已經疏離甚至有所齟齬，但我的登上文壇，他實為第一扶植者，這是永遠不能忘懷，也永遠不該諱言的。
細想起來，真要履踐以湧泉去報滴水之恩，恐怕也實在很難。滴水算起來總不會很少，自己又哪有那麼多泉眼可供噴湧呢？環顧人世，熙熙攘攘，營營苟苟，恩將仇報的事情不少，何處在湧泉報恩？那樣的風景實不多見。但與谷大姐的邂逅，畢竟牽出了這許多的思緒，像滴滴清露，還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別時，我們都沒有詢問記錄對方的電話號碼，偶然相遇比著意聯繫，似乎更有淡如水的君子意趣。也許不必湧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終於相忘於江湖，更是真實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實的人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