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晚霞》雜誌（省委老幹部局主辦）上看到蕭萸老人寫的《難忘的記憶》一文。此文回憶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一些共產黨人和國民黨裡的反蔣反汪人士，以及一些觀點與他們相合的其他政治團體的人士，還有無黨派人士，從武漢、四川流亡到上海，尋求一個落腳點。他們在上海遇到了辛亥革命的老前輩劉雲門先生（又名劉正雅，筆名鎦魚山）。劉先生是四川安嶽人（雜誌上誤為廣安），清末最後一科舉人，留學日本時進過兩所大學，在東京參加孫中山的同盟會。大革命時期到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授，與共產黨人畢磊等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任幹事，北伐時以軍醫身份隨軍突進至武漢。在汪精衛宣佈“分共”後逃至上海，著114句36韻長詩《哀江南》，痛訴“四一二”後的憤懣與悲懷。不僅抨擊了蔣、汪，也對政治詭變中的各種屠夫、孱頭、肖小，以及“賣人肉包子”的告密叛徒等鬼蜮進行了淋漓盡致的譏諷批判。氣勢磅礴，正義凜然，藝術上也相當成功。曾用“唯物社”名義自印散發，後又有“神州國光社”的印本面世。他在上海利用自己在國民革命中的威望，找到招商局督辦趙鐵橋（亦是老同盟會成員），於是趙把招商公學交給他，由他出任校長，以專門收容各路因不與蔣、汪合流而衣食無著的知識界人士。蕭萸老當時二十來歲，也被庇護於此。1929年蕭萸等自發組織了一個共產黨招商公學支部，劉雲門以黨外人士身份參加支部活動。1930年趙鐵橋被刺身亡，南京派來的新督辦下令關閉招商公學。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日寇轟炸上海，劉雲門犧牲於日寇炮火中，他的書稿《人類命運論》，同日亦與被炸的商務印書館一起焚於敵焰。
蕭萸老文章中寫到的劉雲門，便是我的祖父。
我在祖父罹難十年後方出生。雖然我父親經常給我們子女講述祖父的事蹟，例如20世紀20年代祖父在北京時就專門收留四川來的各路暫時落魄或需隱蔽一時的豪傑，朱德在離國赴德前就住在我祖父家中，並且為了避人耳目，還乾脆讓朱德住進我父親的臥室，等等。但我們都不大在意，尤其是我，祖父我見都沒見過，他的榮辱功過，跟我有多大的關係呢?後來我們子女更得知，祖父在世時，對父親並不怎麼滿意，他們父子之間，有著許多心靈上的隔閡與感情上的衝突。父親對祖父，是又愛又怨，又尊又怪的。
回想我的少年時代，和父親很有幾次非常嚴重的衝突，我毫不留情地說了毫無根據的故意惹他傷心敗他聲譽的話，氣得他渾身發抖，竟一反常態地揮手打起我來。結果我拼力反抗，他的手竟被震麻弄痛。這幾次衝突都被母親細緻地記入她的日記，和那些年月她的家庭油鹽柴米賬記在一起。
如今我的父母也都故去了。我只是在年過半百之後，才在比如說一個陰雨綿綿的傍晚，一個萬籟俱靜的清夜，忽然痛心疾首，憶及我竟那樣毫無妥協餘地地傷害過父親，並把傷痕一直延伸到母親的心上。
我不知道父親對我發怒時究竟是怎麼想的，他在暴怒時一定視我為“弒父弒君”的大逆不道之徒。其實，仔細想來，我並不是真要妨礙他的繼續存在，我只不過是想換一種跟他有區別的活法罷了。
當我翻看著母親那已成為遺物的日記時，我才發現，其實這世上為我付出感情最多而且最濃又最持久以至能堅持到生命最後一刻的，是我的父親和母親。那不止是親子之愛，也不僅有“不成鋼”之恨，還有許許多多超過語言文字表達限度的複雜因素。那真是說不清道不明的。
如今我憬悟，這是沒有辦法，而且用不著想辦法，不該去想辦法的事——我的身上，流著父親傳給我的血，當然，那也是我祖父通過他再傳給我的。
我是祖父劉雲門、父親劉天演的一個天然遺傳物。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我經歷了許多次有時是很激烈的代間衝突。因為政治，因為經濟，因為道德觀，因為興趣愛好分流，因為認識分歧，因為感情波動，因為性格的變異，因為無端的煩躁，因為單向或雙向的誤解，以及什麼也不因為……有時是被時代、社會的大潮流所推動，有時迫於具體處境，有時完全是主動出擊，有時似乎非常清醒，有時實在是渾渾噩噩，有時始於理性而終於非理性……代間的衝突釀成了一出出悲喜正鬧的活劇。
我不是宗教徒。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和我一樣，沒有宗教信仰。我們不覺得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在我們的肉體和靈魂之上，而我們都面對著他，因此要對他負責。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浸潤，使大多數西方人覺得在人與人之上有一個上帝，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代間的差異衝突和個體生命與上帝的差異和衝突相比，因有質的不同，所以簡直微不足道。人與人的關係是面對上帝的平行線。我們中國人，尤其漢族人，其絕大多數人，人與人之間是親族的鏈環關係，一個人，只是這鏈中的一環。比如我，我沒有上帝，我只能這樣來確定我的位置：我是我祖父祖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妻子的丈夫、兒子的父親，以及誰誰誰的朋友、誰誰誰的對頭、誰誰誰的鄰居，等等。我需對以上種種人際關係負責。現在我非常理解孔夫子提出的“仁”，這個字拆開了就是“二人”。是的，儒家學說的精髓就是讓我們時刻意識到，我們沒有單獨的個人價值，我們個人的價值是建築在起碼兩個人以上的關係上的。而在我們所置身的人際鏈環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是誰的後代?我們是否令他們滿意?
我不知道祖父如果看得到今日的我，他會有何觀感。父親沒有等到我大踏步走入文壇，就過世了，他其實並不一定希望我成為一個作家。想起來常常發愣，為什麼父子間的衝突，即使在最親和的家庭中，也往往不能避免?
《紅樓夢》裡寫到的賈政和賈寶玉的衝突，常被論家定性為封建與反封建的衝突。這誠然是一種很有道理的辨析，但其實賈寶玉何嘗有“弒父弒君”之想?他自己又何嘗有明確的“
反封建”理性?近年已有論家著文，說賈寶玉是個浪漫詩人，他要生活在詩境裡，所以不斷和現實發生矛盾。他的與蔣玉菡交厚，與金釧兒調情，都並非是針對君、父的，他那“下流痴病”縱使發展到極端，也不至於去參加農民起義軍，掀翻王朝和貴族府第。他的“不肖”，在偶然事態的引發下，使得賈政恨不能把他“一發勒死了，以絕將來之患”。但事過境遷，雖然父子間的心靈取向仍然不同乃至愈加分歧，賈政也並不堅持“必欲除之而後快”，第三十三回寫了“不肖種種大承笞撻”，到第七十八回，卻又有“老學士閒徵詞”：賈政要寶玉寫一首詩歌頌抵禦“流寇”的林四娘，寶玉不但遵從，還積極到主動寫出“長篇一首”的地步，而賈政此時對寶玉的看法，已修正為：“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評起來，也還不算十分玷汙了祖宗。”作為人際鏈環中直接相銜的兩環，他們不管如何衝突，到頭來，也還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按曹雪芹原來的構思，賈家遭劫，那賈政和賈寶玉是一起被“鏈拿”的，在那時，他們父子難道會互相“幸災樂禍”嗎?
沒有宗教，我們只能格外重視親情。儒家學說有時被尊為“儒教”，但那其實不是宗教，因為那教義裡沒有上帝。孔夫子是“聖人”，不是神。“打倒孔老二”曾給予“五四”時的新青年們以革新乃至革命的激情，但中華古老的“族鏈”還是把中國人組織在了人際鏈環中。“單個的人”，還是難以存在，無論在哪樣的陣營中。20世紀70年代的“批孔”是為了“批林”，都說“文革”是造神，其實它的效應仍是聖人崇拜。20世紀80年代就有“單個的人”在中國出現嗎?我們看不清楚，20世紀90年代呢?我們看到了許多脫離鏈環的無序現象，同時感受到一種普遍存在的“清理修復鏈條”的社會性呼籲。其實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排斥混亂無序的，任何一種社會都不允許一盤散沙的狀況長期存在，乃至短期的存在也不允許。
無論哪兒的人類都需要良性共處的“遊戲規則”，我不是根據理性而是憑著直覺，宣佈中國人的社會到頭來還是要用“理順鏈環”來達到民族親和，而第一步，可能就是祖、父、子三代間在衝突後的和解與妥協。
忽然想到王朔，不少人說他是“痞子作家”，沒正形兒，把一切化為笑談，可是他也寫了《我是你爸爸》。這篇小說裡有一種宿命的憂傷，我讀的時候常常想到其作品以外。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誰是我爸爸，誰是我兒子、孫子，或反過來，我是誰爸爸，我是誰的兒孫，實在是太重要了!以王朔為主策劃出的電視連續劇，裡面充滿對上一代、老規矩的揶揄，有時甚至達到刻薄的程度。可它那主題歌，卻又高唱“人字的結構，就是相互支撐”。這是典型的中國傳統意識，只有漢字裡的“人”才能引發這樣的聯想。我想這也未必是電視劇合作者們的“狡猾策略”，很可能恰是他們心靈深處無可逃逸的文化基因使然。又忽然想到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這是一部讓許多中國人敗興的戲。有人就問：紐約既然是那麼可怕的一個“戰場”，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去了那兒的人在“堅持戰鬥”?可見他們到頭來還是捨不得什麼。那究竟是什麼?他們堅持戰鬥就能如數得到麼?那些企圖掙脫中國鏈環的中國人，他們到頭來還是脫不掉，或他們自以為脫掉了，卻並不能成為西式“平行線”，或終於成為“平行線”了，卻又並不那麼舒服。這種中西文化衝突往往構成個別人乃至一定群體的大悲劇。
這類悲劇的底蘊恐怕是一個永遠的謎。我沒有猜謎的能力，但我卻無端地由此想到那牽著我們中國一代代祖、父、孫的神秘之鏈。這不是一個什麼愛國不愛國的問題，這裡面有一種超出政治、經濟和一般意義上的道德、倫理範疇的無形力量。
我讀了蕭萸老人憶念我祖父的文章，竟浮想聯翩。我心中充滿一種莫可名狀的大悲憫，為祖父、為父親，並且為我自己。50歲前，我也曾充滿“審父”的激情，我珍惜那份情懷，我並不是要為此懺悔。我現在面對著我的兒子，我努力去做他的朋友，但我經常不能容忍他的忤逆，我和他有過多次相當驚心動魄的衝突。我認為我對他的訓斥乃至於暴怒大體上都是對我，並且對他有益。我並不期待他年過半百時對我悲憫。但我銘心刻骨地意識到，正如我與祖父、父親是緊緊相銜的鏈環一樣，兒子也是和我緊緊相銜的一個鏈環。這鏈環應當延續下去，鏈中一環——這是我們中國人無可迴避也毋庸逃遁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