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叔是我們家的朋友。如今朋友的定義很寬泛,成了一個遊移不定狀態的代名詞,朋友便也可分為受歡迎或不受歡迎的人。齊叔在我們家受歡迎,家人説他嘴嚴,無是非。齊叔是位畫家,畫油畫,畫風和題材散漫不定。在國內外舉辦過不少個展,作品卻很少參加國內大展,因為大展評委們對於一個60多歲在畫風上仍然聲東擊西的他,一直很陌生。但齊叔不在意,作品送展時,他只須向送展單位囑咐一句:“別把畫給我弄丟了”,了事。
我以齊叔為線索曾寫過一篇叫《近的太陽》的小説,發表在《人民文學》上。齊叔得知後,便找我説,都説你寫了我,給我也看看不行嗎?我把早已準備好的雜誌交給他,説,只是借了您個畫家的身份,有時候不用真姓名寫,你就像連自己都不相信一樣。您肯定不會在意的。我替齊叔翻開雜誌,指給他頁碼。他一口氣讀完,我當怎麼回事呢,這不屬於名譽侵權案,不就是我給你講的那個故事嘛。
齊叔會講故事,這也是我歡迎他的原因之一吧,和他相處,我有便宜。
從前我們和齊叔都住B城,後來我家遷入省城,齊叔仍在B城,和齊叔見面就少了。
90年代初,我應邀去挪威參加一個國際女性文學研討活動。從莫斯科乘火車赴哥本哈根,計劃在哥本哈根換飛機再去奧斯陸。傍晚我獨自穿過哥本哈根商業街,朝有“美人魚”的海濱走,不想在國家歌劇院門前巧遇齊叔。他也是獨自一人,正揹着手在易卜生的雕像前徘徊。他穿一件風衣,很新,筆直的褶縫兒挺着,多了些中國人在國外的氣質。這氣質常招外國人這樣那樣的眼光。在北歐那些穿着隨意的國家,這穿扮就更顯得惹眼。當時我真想為這個中國藝術家另外設計一下穿着。其實齊叔並非沒見過世面,早年他在列寧格勒學油畫時,我還沒生下來。他這次來丹麥,還見了女王瑪格麗特二世。
和齊叔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相遇,我十分驚喜。原來齊叔正在這個國家舉辦他的個人畫展,但畫展不在哥本哈根,在日德蘭島的另一個城市。我知道丹麥由三個島組成:西蘭島,非英島和日德蘭島。他是專程來哥本哈根參觀博物館的。齊叔問了我來北歐的目的,我告訴他我的目的地是挪威的奧斯陸。齊叔笑着説:“奧斯陸,那也是我的目的地,那裏有維格蘭和蒙克。”維格蘭是挪威的雕塑家,奧斯陸的維格蘭公園集中了他一生的大半作品。油畫家蒙克作為北歐表現主義先驅,比維格蘭的影響更大。那麼,我和齊叔將是同路人。響應齊叔的提議,我們約定三天後在日德蘭島的腓德烈港乘船,穿過接連北歐三國的斯卡格拉克海峽去奧斯陸——我放棄了乘飛機的打算。
三天後我們如約在腓德烈港見了面。齊叔還是穿着他的風衣,但風衣在他身上顯得隨和了些,就像他已經融入了北歐的氛圍。
我們將要乘坐的輪船叫“冰川”號,船體很大,塗着黑色,像矗立在腓德烈港的一座黑色城市。我們踏上高高的舷梯,穿過一條條迷宮般的通道,邁上無數個台階,終於找到了屬於我們的艙問。幾年後我看電影《泰坦尼克號》,總覺得那就是我們乘坐的“冰川”號,它實在是不遜色於“泰坦尼克”號的。
那天乘客不多,我的房間有四個鋪位,乘客只我一人。齊叔在我隔壁,也是一人守着四個空鋪。不能用豪華和現代來形容這房間,但艙內典雅、殷實,鋪陳潔白乾爽,一個小巧玲瓏的盥洗間,使人想到意大利的老派飯店。我稍事整理,和齊叔來到甲板。船正沿着丹麥的格雷嫩角緩緩駛向大海。岸上正顯現出燈火。10月末的季節,中國北方已是初冬,然而在北緯60度的海灣,海風卻温暖宜人。記得一位北歐友人同我説起,有了挪威灣的暖流,也才有了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發展。當大海變得漆黑,岸上燈火齊放時,“冰川”號才駛離格雷嫩角。原來傍晚看格雷嫩角的燈火,是這個旅行路線的一大景觀。看完無盡的燈火,我和齊叔來到他的房問。齊叔坐上他的鋪位,點着一支煙,問我“冰川”號什麼時候到達目的地。我説大約明天上午9點鐘吧。我們不約而同看看錶,現在是8點。齊叔説,當你真的走到地球另一面時,才能意識到地球真是圓的,不然你總以為這屬於異端邪説。這時我問齊叔對丹麥的印象,齊叔毫不掩飾地説,好,丹麥好。可人類的共性還是這山望着那山高。我那位館長的女兒,非要扔下丹麥的一份好工作去巴黎打工,她説巴黎神秘。我看丹麥就很神秘。我請齊叔談談丹麥的藝術,他説都是些浮光掠影,他説“我這是浮光掠影丹麥國”,實在沒什麼可講的。我説,可咱們還要坐12個小時的船呀,講點什麼吧,齊叔。齊叔抽了一陣煙,想想,突如其來地問我:“你今年多大?”
我説,您知道的。
齊叔説,糊里糊塗。就記着你跟你爸媽去過幹校。有一次你丟了,讓人好找。你在一個麥秸垛裏睡着了,找回來頭上還沾着麥秸。
我説,那年我6歲。
齊叔“嗯”了一聲,翹起右手,用拇指數着食指和中指翻來覆去一陣,似在計算我的準確年齡。接着他問,那時候你淨想什麼?
我説,説不清,只覺得天很高,自己就像個小蟲子。
你自由嗎?齊叔又問,顯然是指那時候。
我説,我覺得沒什麼不自由的。不是有麥秸垛嗎?麥秸垛,鑽進去很温暖。
哎,這就真實了。齊叔説。現在你是個作家了,我覺得寫“”就應該這麼寫,這裏有文學。再則,“”這五個字根本就不能落在紙上。還有“十年浩劫”“十年”,都不能落在紙上。這都不是文學。
我説,您這個見解很像捷克那個作家M.K,他説他從來不捷克斯洛伐克這幾個字落在紙上,他用“波希米亞”這個老詞兒。捷克人反對他,他説捷克斯洛伐克缺乏歷史感。你只應該寫波希米亞那塊土地上發生了什麼事,寫人的行為。捷克斯洛伐克是蘇俄十月後的產物。
嗯,很耐人尋味。齊叔説。
那麼,那時候您自由嗎?我反問齊叔,想起他當時的樣子:穿件油漬漬的棉襖,棉帽子的耳朵向下耷拉着。到食堂打飯,身後還有人跟着。
齊叔説,沒什麼不自由的,我會裝病,我會造假化驗單,假診斷書。他們讓我回城檢查病,我每月寄一張就完了。
我説,聽説那時候您淨偷着上太行山畫畫。
齊叔説,是啊,畫畫,聞山裏的味兒,沁人肺腑的氣味兒。看麥苗返青,看柳絮紛飛,牲口無顧忌地拉屎撒尿。早春凍僵的壟溝解凍了,潮濕着自己決心給大地以生命。你的生命也被融入了這解凍的大地——一張化驗單裏有這麼大的便宜,這不就是自由?
可是,後來您又被揪回去了。我説。
也許因為我提到了太行山,齊叔沒有接着説他再次被揪回去之後,又是如何再爭得新的自由的。他突然扭轉話題説,哎,我給你講個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不過你得躺着聽,躺着聽故事能身臨其境。來,脱鞋,躺下。
我贊成齊叔的見解。人的經驗都大同小異——躺着聽故事,似乎真能身臨其境。小時候躺着聽大人講狼,狼格外可怕。躺着聽黑夜,黑夜格外黑。我脱了鞋,躺在齊叔對面。齊叔盤腿坐在他的鋪上。
是個三月底四月初吧,嗯,三月底四月初,我正坐在壟溝邊上畫畫。這是太行山西縣,西縣瓦坨大隊。那時叫大隊,不叫村。我腳下就是泛了青的麥苗,眼前有幾棵開花的楊樹。楊樹開花,一串串的。顏色像玫瑰紅,又像玫瑰紫。樹下有幾個女社員正給麥苗鬆土保墒,不幹活,推搡着打鬧。我脱下棉襖,墊着,壟溝濕呀。對,我還帶着一個學生叫小三。那時候追着你學本事的學生格外多。你出門畫畫前呼後擁,不管你方便不方便。這回我就帶了小三一個人。小三在市文工團當美工,畫樣板戲畫膩了。我坐着我的棉襖,起好稿,一邊鋪顏色,一邊研究楊樹花的顏色到底是玫瑰紫還是玫瑰紅。畫筆在調色板上和弄過來和弄過去,紫里加點紅,紅裏又加點紫。畫畫,刮刮;刮刮,畫畫。兩三個小時候過去了,畫面上的樹還是一片空白。這時有兩隻腳出現在我眼前。是個男人的腳,穿雙家做的布鞋。鞋幫上納着密密實實的粗線,像沾上的芝麻粒兒。沒穿襪子的腳在鞋窠拉里逛蕩着,腳面很皺。我顧不上看人,繼續作畫,畫畫刮刮,刮刮畫畫,過了半小時,又過了半小時。我扭頭看看,這雙腳還在。腳的主人突然開口了,説:“家去吧,晌午啦,餾山藥去。”
聽口音這是當地人,他們説話簡潔,舌頭有點大,有點發直。比如他們把“去”説成“卻”——家卻吧。
當地人給我講過許多關於他們自己的大舌頭笑話,笑話裏有挖苦也有自慚。比如:買了個小居(豬)不其席(吃食);比如:有個人進城買藥,花了五摸怯(毛錢),買了個大藥窩(丸)。這藥丸是老式中藥丸,皮是蠟做的。買藥人一出藥鋪就掰開藥丸把蠟皮吃了把藥丸扔了,還忿忿地説。白花了五摸怯,敢情包着這麼大個合(核兒)。
我放下畫筆站起來,站在我眼前的是個年輕人:瓜子臉油紅,早該修理的頭髮很蓬亂;一件假軍綠棉襖,釦子都掉光了,用根繩子系在腰間;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過來,知道是該回去吃飯的時候了,就彎下腰幫我收拾畫具。沒想到這揹筐的年輕人制止小三説:“別忙收戲(拾),可以爺(研)究爺(研)究。”
小三覺得很奇怪,打量着年輕人説:“研究研究,你懂畫?”
年輕人説:“説不上懂,俺們接具(觸)過。”
接觸過,我和小三都為這個“接觸”驚異起來。
“你是哪個大隊的?”我問年輕人。
“土坨的。”年輕人,“我知道你們住瓦坨,瓦坨老悶兒家。土坨和瓦坨就隔着一條河溝子。”
小三説:“你剛才説你學過畫?”
年輕人説:“我説我只是接具(觸)過。”
小三説:“油畫?”
年輕人説:“油畫。”
小三説:“在土坨?”
年輕人説:“在土坨。”
我説:“想不到在這兒遇見個同行。”
年輕人説:“哪敢,還得稱呼您老師。”
他把“只是”“哪敢”“您”加在他的方言裏,聽起來很是“硌生”,但從此又可他確實是接觸過外界文明的。
小三對年輕人有點窮追不捨了,説,你説要研究研究我老師的畫,我老師的畫到底存在什麼問題?
年輕人向後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畫,又看看眼前的對象,沉吟片刻説:“老師的畫是個觀察問題,觀察方法缺少整體意識。太注意樹這個局部了,忘記了周圍。我説的顏色,啊,顏色。你看看後面的山,腳下的地,婦女們的大紅襖,再回過頭樹。看見了吧,構成樹的顏色不是紫也不是紅,是藍,鈷藍、湖藍和普魯士藍。紫和紅是表面現象,僅是一點小小的點綴而已,是些細枝末節。”
我更驚訝了。這可不是個一般觀眾的見解。何況這年輕人在講這番畫論時,不知怎麼就換了一套普通話。我在外面寫生,觀眾常品頭論足,像啦,不像啦。昨天我也在畫樹,一個孩子在我身後説,你畫的樹一點也不像。我問怎麼不像,他説,你數數那樹葉有多少,你才畫了幾個。眼前這個年輕人可不是數樹葉的問題。小三漲紅着臉,心裏七上八下,像為我受了委屈。
我對年輕人説:“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嗎?”
“當然。”年輕人説,“你當這是我的發現,是我好不樣兒的生就出來的?”
小三説:“這是誰的觀點,也請告訴告訴俺們。”
年輕人説:“這喲,這觀點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蘇聯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餾山藥去。”
小三追問着還想聽:“俺們還想聽呢。”
年輕人卻一定要領我們到他家去餾山藥,説,談藝術,有的是時間,他也有一批作品要給我們看。説着,就去幫我提畫箱。大中午到年輕人家去餾山藥,這本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春天的山藥好吃。可我們在瓦坨有派飯,我還是謝絕了年輕人的盛情。年輕人顯得很遺憾,説,要不這樣吧,我去就你們吧,趕明兒清早我就過瓦坨,老悶兒家的炕大。可是有些日子不畫畫了,手實在癢癢。
我們一起往回走,路上沒有再談小格拉西莫夫。我想這是一個大而嚴肅的問題,年輕人説有的是時問。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齊叔問我。
我説,我不太注意蘇聯的畫家,雖然我在莫斯科也看他們的博物館。
你不喜歡?為什麼“他們的”?
我覺得蘇俄畫家用油畫的形式表現俄羅斯這個民族,確實作出了努力。像蘇里柯夫,列維坦……可是世界一些美術史家為什麼總不把他們放在眼裏。排出近百年30位畫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列賓。
“嗯,難説。”齊叔也説,“不過蘇俄畫家對於中國可不一樣。”
“這裏有個感情問題,有歷史原因,不代表藝術自身的標準。”我説。
齊叔説:“當時他們可都是我們的偶像,比如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有兩位,一位是A·格拉西莫夫,也就是阿歷克塞·格拉西莫夫,畫列寧在講壇上,我十幾歲在解放區就看這張畫的印刷品。那時不懂油畫,以為是照片。後來他又畫了不少蘇聯英雄肖像,晚年還畫過《集體農莊浴室》,一羣女莊員在一間公共浴室往身上撩水,腰很粗,屁股很大。這位格拉西莫夫,我們稱他老格拉西莫夫。土坨那個青年説的小格拉西莫夫是C·格拉西莫夫,就是謝爾蓋·格拉西莫夫。他主要畫風景,畫西伯利亞,白樺樹,奧卡河……,畫得瀟灑,顏色也講究。”
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這個青年怎麼會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覺得奇怪。
齊叔説,咱們先去喝點什麼吧,我請你。也讓我想想這故事怎麼往下講,是順敍,還是倒插筆。
我們出了船艙,來到位於船體中部的酒吧。“冰川”號的乘客本來就不多,現在已是夜深人靜,酒吧的客人更是寥寥無幾:一對講西班牙語的老夫婦,守着兩隻空杯子,在認真議論他們的旅行路線。幾個穿着隨意的當地青年男女,對乘船顯然已沒有任何興趣和好奇,他們正相互依偎着打盹兒。還有一個蘇聯青年,是我從莫斯科乘火車來哥本哈根的同路人,我們在一個包廂裏度過了十幾個小時。他是個地道的俄羅斯人,人很和氣,塊頭很大,能吃能睡,二十幾歲已是大腹便便。他一路吃着隨身帶的和餐車裏買的各種食品:炸雞,燻魚,豬肉凍……喝伏特加或者格瓦斯。他只會講俄語,我又只懂幾個俄語單詞,所以,我們幾乎一路無話。我只知道他是去挪威的卑爾根找他失散多年的父親,他父親好像在那裏開着一家小商店。現在,他眼前又攤滿了不少吃喝,杯盤相互擠壓着。看見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臉有些紅。我和齊叔坐下,我要了愛爾蘭咖啡,齊叔要了馬提尼。我看着那個蘇聯青年的寬厚背影,心想,沒準兒他也姓格拉西莫夫吧。由此又到俄羅斯的藝術家,到底為俄羅斯貢獻了什麼。那天我和一個蘇聯友人在莫斯科看特列加柯夫博物館,中午在街上找吃喝,走了幾公里路,末了在蘇聯電影家協會俱樂部,每人只買到一個肉丸子和一勺土豆泥。就這,還因為這友人是電影家協會會員,有證件。那天正是蘇聯“八一九”事件的第五天,葉利欽的坦克正包圍着“白宮”。莫斯科的商店本來商品就少,市民排半天隊也許只能買到兩個茄子。難怪酒吧裏這位“小格拉西莫夫”對吃喝如此貪婪,看來他是決心要吃喝到目的地的。可我又實在佩服那些排隊買票爭看列賓、蘇里柯夫,還有老、小格拉西莫夫的蘇聯人,他們排隊有耐性,看畫又仔細。
齊叔品着馬提尼,繼續講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從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輕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時候我也叫。那天我們沒有去吃小格拉西莫夫的餾山藥,決心回瓦坨吃派飯。分手時小格拉西莫夫又説,明天他就過來。小三説,別忘了帶上你的作品,讓俺們也見識見識。小格拉西莫夫説,還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見個老師,這深山老峪的。
晚上,我和小三並排躺在老悶家的炕頭上,小三翻來覆去地只説,嗯,小格拉西莫夫,神啦。我説,我也覺得很神。
第二天天剛亮,外屋就有了響動。我們都以為是房東在倒騰什麼東西,便故意躺着不起。當外屋終於安靜下來,我下炕來到外屋。原來,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個蒲墩兒上。他縮在那裏,猛抽着自制的捲煙。他看見我,忙站起來説,老師,你,畫箱我也背過來了,還有……他指指我身後的牆。在我身後,那被灶煙燻黑的牆上攔了兩條麻繩,繩子上彆着他的一批作品:書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專為老師佈置了一個展覽。”小格拉西莫夫説。
小三也過來了,看看畫,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畫。
“當時您的第一感覺是什麼?面對小格拉西莫夫的畫。”我問齊叔。
齊叔説,説實在的,那是一大奇觀。只覺得它們離自己很近,又覺得它們離自己很遠。你想,在一箇中國農村,一個深山老峪的農村,聞柴草味兒,聞豬糞、羊糞味兒才是合情合理的。你突然聞見了油畫味兒,你知道,一排油畫掛出來味兒是很濃的。松節油、亞麻仁油浸人肺腑呀。你常看畫,知道那味兒。你説“”——我又用了“”這兩個字。“”十年讓一個畫家失掉的不就是這股味兒?今後你就寫,寫一個畫家是怎樣失掉這股味兒,然後又找回這股味兒的,比寫他鑽牛棚、低頭彎腰挨鬥更具文學價值。
那牆上的畫呢?小……格拉西莫夫的。我提醒齊叔。
齊叔説,小三在就好了。當時小三站在我身邊搓着手,嘴裏絲哈着只一個勁兒地説:“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
真可以嗎?我問。
齊叔説,你是個聰明人,完全可以想象當時出現在眼前的一切,也可以替我做出評價。可,藝術這玩意兒,奧妙就奧妙在,有時好壞都使你沒法下嘴。就像你吃有些東西一樣,沒法下嘴。這次我在哥本哈根看了不少博物館,也看了不少畫廊。在一家畫廊我看見一幅叫《雞的憤怒》的油畫,倒是色彩斑駁。但我卻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我請教畫廊老闆,老闆説這張畫是雞畫出來的。藝術家把顏料滾在雞身上,讓雞在畫布上拍動翅膀作畫,還有雞的爪子,雞的嘴。不知為什麼,當時我想起了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您站在小格拉西莫夫的畫前也遇到了“雞的憤怒”麼?我問。
齊叔説,不能這麼説,小格拉西莫夫的畫有形象,有人手塑造的痕跡,不是雞刨出來的。哪兒是山,哪兒是樹,房子,石頭……都能看出來。顏色堆積得很厚,有的作品,厚得鞋底子一般。可見他追求之虔誠、執着。對這樣一個農村孩子,我實在不願輕易給他潑冷水,油畫又不是他們的祖傳。他父親、祖父都是種地、趕氈、賣柿子的。
他的畫要是掛在哥本哈根,沒準兒真能轟動。我説。
齊叔説,有時氛圍很重要。作品與氛圍的關係,永遠是藝術家探討的一個重要方面。可當時,小格拉西莫夫的畫不是掛在哥本哈根畫廊,而是可憐巴巴地摑在老悶兒家的土牆上,旁邊襯着杈、耙、掃帚和幹蘿蔔片兒。
可以想象,這氛圍對小格拉西莫夫的畫是不利的。我説。
齊叔説,當時小格拉西莫夫非讓我立刻評價他的畫不可,我説咱們還是先洗臉,吃飯,上山。畫麼,還是你先談,談談你作畫的體會。小格拉西莫夫説,也行。他説得很爽快,也很自信。但這時我們卻研究起他的畫箱了。小格拉西莫夫忙把畫箱的三條腿拉開,打開箱蓋,摳出調色板。畫箱裏,顏料、畫筆、刮刀排列有序,該有的都有。看得出,這是一隻典型的蘇式畫箱,是我早就夢寐以求的。在列寧格勒學畫時,眼饞得不得了,買不起。現在我那個只能“攤”在地上的畫箱顯然就相形見絀了。小三又:“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自己做的?”小格拉西莫夫説:“完篡(全)是自個兒鼓搗的。”
我們吃完派飯,三人結伴上山。小格拉西莫夫揹着他的蘇式畫箱在前頭引路,畫箱的金屬飾件被早晨的太陽照得一閃一閃。有了小格拉西莫夫的引路,我們就少走許多冤枉路。在路上,小格拉西莫夫又讓我談他的畫。我説,你還沒有談體會呀。這時小三插話:“小格拉西莫夫,你為什麼不先把形象畫具體?連個比例也不講,雞和狗都一樣大。還有你畫的那門,狗能進嗎?”
小三的議論使小格拉西莫夫突然停住腳,他和小三站了個臉對臉説:“小三兄弟,就藝術的整體而言,你的話是有道理的;就藝術的階段性而言,你的話是錯的。”
“俺們錯在哪兒?”小三問。
小格拉西莫夫説:“錯就錯在你忽視了藝術的階段性,也就是作畫的目的性。你畫一張畫,就為了讓狗能進門兒?這再簡單不過。可你忘了,現在我們畫箱裏裝的是什麼,是顏色呀。也就是説,現階段你要擺弄顏色。有一次小格拉西莫夫指導學生畫寫生——我説的是蘇聯的那位,不是我。他們眼前除了白樺和塔松,還有一座建築,這建築有12個台階,啊,聽準了,台階是12個。有個學生多畫了一個,也就是説把台階畫成了13個。小格拉西莫夫給他打了5分。相反,有個學生不多不少畫了12個台階,小格拉西莫夫反倒給他打了3分。”
“這是為什麼?”小三問。
“為什麼?藝術的階段性。”小格拉西莫夫説,“目前,小格拉西莫夫給學生講的是色彩,就不必去計較一個台階的得失。此時此刻老師打分的根據是學生對色彩的觀察能力。顏色這玩意兒,神秘呀。它打動人又難為人。你要擺弄它,必得先了解其規律。齊老懂。為什麼一上午畫不完兩棵樹,是比例問題嗎?顯然不是。比例在齊老手下還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他是為顏色問題而苦惱。齊老,你説對嗎?我的話有不當之處,也請齊老指正。我,一個深山老峪的人。”
我對齊叔説,我很想知道,小格拉西莫夫説這番道理時,是不是又用了普通話?
齊叔望着杯中的馬提尼説,是用普通話呀。走吧,咱們回去躺着説。
我們站起來,路過“小格拉西莫夫”的座位時,他面前又換了吃喝。他看見我欠欠身,笑着,很訕。
我們回到房間,展開卧具。我躺下,齊叔也躺下。夜深了,才感到卡特加斯海峽的涼意。我把毯子拉到下巴,把自己團起來,聽齊叔接着講小格拉西莫夫。
從理論上講,小格拉西莫夫的話無可挑剔,這是蘇俄畫家從謝洛夫開始對繪畫色彩理論研究的核心之核心。他們主張繪畫應該放棄固有色,大膽認識條件色。怎麼認識?就是土坨那個小格拉西莫夫講的,從改變習慣的觀察方法入手。比如你眼前有個熟透了的蘋果,我問你蘋果是什麼顏色,你準説是紅的。可是如果我在蘋果後面掛一塊紅布呢?你再看那蘋果就不紅了。認為天一定是藍的,土一定是黃的都是“固有色”在作怪。當時我們對這個理論迷得不得了。其實,這不是繪畫色彩的惟一理論。有專門用固有色畫畫的畫家:馬蒂斯,布洛克,還有拉丁美洲的萬徒勒裏,還有專畫黑白畫的畫家,你能説他們不偉大?可當時蘇派畫家的色彩理論,確實讓我們神魂顛倒。土坨的這個青年認準了小格拉西莫夫,其實,C·格拉西莫夫並不是這個理論的代表人物。
那天我們三個人在山上,我記得畫得很順手。作畫,有時得有人給你提個醒兒,小格拉西莫夫對我就是個提醒。
那天小格拉西莫夫畫得如何?我問。
嗬,猛藐我們。膽子大,畫筆在紙上好一陣層厾打。齊叔説。
齊叔用了個“厾打”來形容小格拉西莫夫作畫,我有幾分明白了,就又問齊叔,小格拉西莫夫的自我感覺如何。
好,好得不得了。齊叔説。畫着畫着騰地站起來説:“齊老,我給你翻個跟頭吧!”翻了幾個跟頭又唱起當地的老調梆子。唱青衣,唱花臉,唱《潘楊訟》,唱《秦雪梅弔孝》。藝術這東西有時候是能把人弄得五迷三道,忘乎所以。
我説,我還是想先知道是誰非要把小格拉西莫夫傳小格拉西莫夫不可。
齊叔説,應該是王某某,我師姐。兩年前王某某先生來西縣畫畫,住土坨,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麼就迷上了油畫,也不出工了,柿子也不賣了,一天天摽着王某某,還淨給王某某找雞蛋吃。王某某愛吃雞蛋,一天吃12個,你説一個女同志。那時候雞蛋不好買,養雞也屬於資本主義尾巴。小格拉西莫夫就給她串着村子找。我想,誰傳給他的這不是關鍵,再説也不是王某某一定要把油畫播種到土坨。關鍵是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麼就迷上了它,還管王某某叫乾孃。走火入魔,你懂吧。面對那些高深理論,你不能説他完全是死記硬背,那的確是油畫讓他的靈魂不安分了。有了油畫,他就成了一個生活中的勝利者。每次畫畫回來,他把新作別在麻繩上,唱着“我們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老調梆子又改蘇聯歌曲了。我們在他眼裏反倒總像個失敗者。
小三不甘失敗,晚上在被窩裏向小格拉西莫夫挑戰:“哎,小格拉西莫夫,請再給俺們講講水怎麼畫,怎麼畫水?”
小格拉西莫夫把煙抽得很旺,露出光着脊樑的肩膀子説:“你問的是畫水?水嘛,水就是一面鏡子。”
“那山呢?”小三又問。
“山,一個沉默着的人。”小格拉西莫夫又勝利了。
不過有時候他也會很沮喪。不是為了他的畫,是為了別的事。我們在土坨的房東叫老木,老悶兒是他的兒子。老悶兒的新媳婦很漂亮,我和小三想為她畫張像。晚上跟小格拉西莫夫商量,讓小格拉西莫夫去請。小格拉西莫夫不屑地説:“她長得不行,太敦實,脖子短,肉眼泡。這樣吧,明天我把我嫂子領來吧,娜塔麗婭一般,你們一看便知。”你知道,娜塔麗婭是蘇聯電影《靜靜的頓河》裏葛利高裏的妻子。第二天小格拉西莫夫真去領他嫂子去了。我和小三一天沒出去,支開畫具,等着,卻沒等。
原來,小格拉西莫夫的嫂子死活不來,説是要“粉麥子”,就是磨麥子之前先用搌布把麥子擦濕,當地人叫粉麥子。沒領來娜塔麗婭,對我們倒沒什麼,小格拉西莫夫卻吃不住勁兒了,就像在我們跟前丟了人現了眼。他進門一頭紮在門後,抱住膝蓋蹲下,很是顯出狼狽和羞慚。嘴裏叨叨着:“哼,非要今兒個粉麥子,今兒個粉哪門子麥子……”
一連幾天小格拉西莫夫都很沉悶,晚上躺在炕上不再提“水是一面鏡子,山是沉默的人”,只是冷不丁來一句:“齊老,等着的,等秋後山藥下來,我揹筐山藥竟(進)城看你去。俺們的山藥是‘大紅袍’,小薄拼(皮)兒。”我安慰他説,娜塔麗婭的事不算什麼,我們經常碰釘子。你看得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們。再説我們也有個畫像畫不像的問題。畫不像人家,又耽誤了社員掙工分,就覺得很對不起人家。
有一天,我們真到小格拉西莫夫家吃餾山藥去了,還見了“娜塔麗婭”。娜塔麗婭收工回來,知道屋裏是我們,故意不進屋,在院裏閃來閃去。有一種農村的年輕女人遇見生人就是這樣:又怕你看她,又願意你看她。娜塔麗婭大概屬於這類人。也是為那天畫像的事“圓場兒”,她背朝着我們衝另一間屋子喊:“娘,今兒後晌還粉麥子不?”小格拉西莫夫就自言自語着罵:“……個×的,這家裏要是粉得起麥子,還能讓俺老師吃山藥。”我和小三暗笑着觀察娜塔麗婭,和電影裏那位還真有點像。是比老悶兒的媳婦苗條,胸是胸,腰是腰,圓腦門兒,高鼻樑,像有西亞人血統似的。我們吃完山藥出門時,她還故意站在門口讓我們看,看來她知道她在土坨是出眾的。小格拉西莫夫從嫂子身邊走過,又罵着:“……個×的。”
幾天之後小格拉西莫夫才緩過來。但對小三的畫他卻始終不屑一顧。小三請他看畫,他頭也不抬地説:“藝術嘛,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兒。”小三説:“這也是小格拉西莫夫説的?”小格拉西莫夫説:“這是電影《地道戰》裏説的。畫吧啊,你不是還沒有出師嗎?”小三説:“你出師了嗎?”小格拉西莫夫唱起來:“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冰川”號繼續航行在卡特加斯海峽。本來很安靜的走廊突然傳來一陣紛亂的腳步聲,一些人議論着什麼正往一個方向走。我看看錶,“冰川”號還不到靠岸的時間。我和齊叔不約而同坐起來,披衣走出房問。原來人們正往酒吧走,好像那裏發生了什麼事。我們跟了上去。果然,酒吧裏已聚集起不少人,他們正傳遞着一個消息:據路透社剛才的廣播説,在莫斯科,葉利欽的坦克終於佔領了“白宮”。這意味着蘇聯即將解體。聚集在這裏的大多是蘇聯人和東歐人,有人興奮着舉起酒杯,碰着。有人很沉悶。我那位同路人“小格拉西莫夫”還坐在他的位子上,只對我聳了聳肩,攤了攤手。我想這是一個無所謂的姿態。
我和齊叔參與酒吧裏的議論,回到房間,躺下。齊叔突然沉默了,一連抽了幾支煙。我説,您怎麼了?齊叔説,那不就是老、小格拉西莫夫的國家嗎?當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唱着“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的時候,我也感到過呼吸的陣陣自由。你就不一定。
説不定葉利欽能給人一些呼吸的自由。我。
齊叔説,這是一部正在寫着的歷史,一個國家就像一個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覺地寫着自己的歷史。
我説,我還是想着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他的歷史是怎麼寫下去的?
齊叔説,我們在土坨相處了差不多一個月,都畫了不少畫。告別前,我們在老悶兒家佈置了一個三人聯展。臨走,小格拉西莫夫家真粉了麥子,白麪餅烙了半尺厚一摞,還煎了臘肉——過年時醃下的。棗酒、山藥酒弄了好幾瓶子。娜塔麗婭跑進跑出,把餅卷肉親自送到我手裏,像是彌補那天的過失。
那麼,小格拉西莫夫的畫有長進嗎?我問齊叔。
怎麼説呢,齊叔説,經我一再建議,狗倒是能進門了。我説,小格拉西莫夫,讓狗進門還是不可忽視的,小三的話你得重視一下。
就算是狗能進門了,油畫之於他,他之於油畫,意義到底又在哪裏呢?我問。
這是我留給你的問題,你是作家。齊叔説。我們吃了白麪餅卷臘肉,喝足了棗酒,就和小格拉西莫夫告別。他推個小車把我們送上長途汽車,最後還是説:“齊老,等着的,等秋後我揹筐山藥去看你。”
秋後,小格拉西莫夫去了嗎,還有他的山藥——大紅袍,小薄皮兒?我問。
齊叔説,沒有。沒等秋後我又出了事,幹校查出了我的病假條。我又被揪了回去。我再次見到小格拉西莫夫,那是三年以後的事。
三年後,我專程去土坨找小格拉西莫夫,沒想到在西縣縣城碰見了他。他沒有畫畫,他在賣葱,正和一個買葱的老太太爭執。老太太買了一把葱,交了錢,拿了葱,又去揪小格拉西莫夫的葱葉,小格拉西莫夫説:“幹什麼也不容易,這買葱的也不容易,這賣葱的也不容易。”老太太還揪,小格拉西莫夫便舉起秤桿去梆老太太的頭。可想而知,眼前的情景對於我們是個不方便的時刻。世界上的人都有個不方便的時候。我錯過了小格拉西莫夫。
可我總是惦着這個青年,這個肩背糞筐的青年的藝術生涯。我四處打聽——你知道,這幾年我不斷擔任各類畫展評委,每次都注意有沒有小格拉西莫夫的畫。有一次真碰見一位西縣來省裏送畫的同志,我問他小格拉西莫夫的情況,他説不知道這個人。我説,土坨的,畫油畫。他説,你説的是二旦吧(小格拉西莫夫叫二旦,姓秦)。對對,秦二旦。我説。他告訴我,前幾年二旦在縣城開了個畫廊。農民們覺得很新鮮,進去看看説,怎麼畫的都是些迷魂陣呀。小格拉西莫夫的畫廊沒有支撐下。那你們對他的畫怎麼評價呢?我對西縣那位同志説。西縣的同志笑了,説,在大都市興許可以,可在我們深山老峪,人們的素質上不去。
我還是想見見小格拉西莫夫,索性專程去了趟土坨。娜塔麗婭迎的我。50來歲的人了,騎輛本田摩托,帶着一手金戒指。她立刻就認出了我,大大方方地説,快來畫吧,畫個騎摩托的。我説,我是來看二旦的。她説,我知道你是來找你徒弟的。他呀,正在後山燒窯呢。我説,燒磚?她説不是。我説,燒瓦?她不是。我説,燒花盆?她説不是,他燒的是藝術品,專燒小課(裸)體兒。“這回可行啦,生是讓小課體兒救了他,銷路可好哩。”她説。
我馬不停蹄地爬上後山,看見一個亂石小院,院裏有個小土窯正在冒煙,我直奔小土窯而去。
“有人嗎?”我推開柵欄門説。
從一間亂石小屋裏走出一個年輕人,瓜子臉油紅,蓬亂的頭髮豎着,穿件假警服,腰裏系根繩子。他站在門口,打量着我説:“找誰呀?”
我説:“找你呀。”
年輕人又把我打量一陣説:“認不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我唱起來。
年輕人更顯懵懵懂懂。我説:“秦二旦你怎麼了?”
年輕人説:“二旦是我爹。”
我這才明白過來。屈指算算,我和小格拉西莫夫相識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你爹呢?”我問年輕人。
“送火(貨)卻(去)啦。”
“到哪兒送貨去啦?”
“太原。快屋吧。”
我跟年輕人進了屋。當屋支塊鋪板,上面有紅泥、青泥和石膏。四周地下襬放的都是“貨”:泥質的,石膏的,燒過的和未燒過的。全裸的和半裸的“小課體兒”;扇着翅膀的小天使;歪頭讀書的小愛彌兒。
我打量着眼前的貨問年輕人:“都是你和你爹做的?”
年輕人説:“我翻模子,我爹掛彩。生是讓我攛掇的他,先前他還不願幹。”
我這才注意到,原來石膏人都點着紅嘴唇,有的xx頭上也掛着“彩”。我問年輕人他爹哪天回來,他説得五六天。又説:“我你做飯吧,準是約(遠)道來的朋友,有其席(吃食)。”
我早就發現在一個牆角碼着好幾個糧食口袋,口袋上都印着字:“雪花牌特一粉”“免淘小站米”……米麪口袋們大都敞着口。山藥也有,和東倒西歪的“小課體兒”攪和在一起。
“那,你媽呢——你娘?”我問。
年輕人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自有不方便之處吧。這時我發現這房子還有間裏屋。我往裏看看,有條小炕,炕上並排卷着兩個小鋪蓋捲兒。
我沒有等小格拉西莫夫回來,也沒有吃他家的“特一粉”和“免淘小站米”,年輕人也沒有執意留我。
“冰川”號的走廊裏又傳來紛亂的腳步聲,這次預示着我們已入挪威灣,船就要靠岸了。
“起牀吧,小姐。”齊叔對我説。他已站在房間中央又踢腿又彎腰。
你看到小格拉西莫夫的油畫了嗎?在那個亂石小屋。我問齊叔。
齊叔説,讓他兒子給燒了。據他兒子形容,燒的時候煙冒得很大,很嗆人。連畫箱都被他兒子燒了,他兒子手舞足蹈地形容:“嘎巴嘎巴……”
挪威灣被初冬的太陽照得金光燦燦。我和齊叔隨着人流走下“冰川”號的舷梯,走出港口。我又見到了與我同行的那位“小格拉西莫夫”。又一次與我面,他格外熱情,放下手提行李就過來同我握手。我和他握着手,用我掌握的那幾個俄文單詞對他説:“格拉西莫夫同志,祝你好運。”
他説:“我不姓格拉西莫夫。”
我説:“對不起,能告訴我你的姓名嗎?”
他説:“我姓科林,謝爾蓋·科林。也祝你好運。”
我和科林分了手。齊叔説,你的俄文發音有毛病,有些單詞字頭的元音應該“軟化”,比如咱們説了一路格拉西莫夫,實際,“格”在此應該讀“蓋”,小格拉西莫夫就應該讀小蓋拉西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