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著中國東部轉了一個大圈回來後，其他人重新進入了工作狀態，只有司馬皋沒有多少的具體事情，在辦公室打打雜務。
司馬皋很相信星相命理，平時閒暇沒事兒，就鑽研一些《周易》、《諸葛神算》、《麻衣相書》之類的雜學，頗有心得，卻無成果。那次失誤，雖然宋書記沒有直接尅他一頓，他卻驚恐萬狀，唯恐宋書記在心裡畫他一道子。後來，他扳著《流年運勢》一書對照，果然看到那天他命犯“陽公忌”，諸事不利。想一想，那天確實有點怪，吃罷早飯就有點精神恍忽，心不在焉，跟宋書記出去，不經意間，出了幾處小錯，強打精神，才回到了機關。車進大門時，看見他哥在門衛房的臺階上站著，焦急地等他，見面後說父親病重，嚇了他一跳，馬上和哥哥一起去醫院給父親抓藥，就把宋書記交待的工作徹底忘了。
司馬皋的家離縣城三十多公里，是一個靠山的小村莊，姓“司馬”的只他一家，單門獨戶。他父親司馬佔方在解放初期，曾經當過中國人民志願軍。他是個獨子，按政策是不能徵兵的，可他非常堅決，為了走向更遠更高的憧憬，義無反顧地報名參軍。在他披著大紅花，在鄉親們敲鑼打鼓歡送他們的時候，母親跟在後邊哭泣。接兵的首長勸她說：“老人家，你兒子當兵，全家光榮啊！”老太太也不知啥是光榮，一個勁兒地哭著：“俺不光榮嘛。”讓司馬佔方覺得很丟臉。
入伍後，司馬佔方在本省一個兵營接受了幾個月的新兵訓練，正準備開拔去朝鮮，“三八線”上停戰，板門店談判正在進行。他們這一批戰士連省都沒有走出去，就重新整編。時值冬天，司馬佔方正好犯了從小就落下的支氣管哮喘病。部隊首長原來知道他多多少少識幾個字，在當時是少有的文化兵，有意留下他繼續培養，就派人叫他談話，動員他留在部隊。他見了領導，咳嗽得直不起腰來，首長很關切，問他什麼時候得了這個病，吃藥沒有？他太老實，不領會首長意圖，說自己從小就有這個毛病，衛生室給他開了幾片藥，吃了下去，不怎麼管用。領導一聽，立刻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兒，就放棄了動員他繼續留在部隊的念頭。他這個兵只當了八個月，就算當到頭了。後來，司馬佔方一想起這個經歷，就直恨自己，真是“一言喪邦”啊。他後悔當時要是機靈一點，對首長說句瞎話，我這病是近幾天才得的，恐怕肯定不會是今天這種樣子。部隊不僅要給他治療疾病，還要把他留下來，說不定現在當上了師以上幹部。因為他偶爾一次從兒子拿回家的《解放軍畫報》上看到，軍隊的一個大官的照片，相當面熟，看看署名，仔細想想，這個人就是他們那個部隊的，和他同時期入伍，曾經在新兵連上發過言。司馬佔方光榮退伍時，人家不怎麼光榮地繼續服役。到了現在，一個農民，一個少將，真是天壤之別啊。
司馬佔方從部隊退伍後，曾經紅火過一陣子，在他們那一帶，他第一個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當上了小鄉的共青團書記，那時的幹部是義務制，只講奉獻，沒有任何報酬。他也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業，眼看就要成為一名國家工作人員，誰知一場大病害了整整一年多，等他能夠出門時，組織上說他“革命意志衰退”，把黨籍給撤消了，幹部也除名了，接著幹他原來職務的人不再是義務制，而是供給制，沒有工資，每個幹部每個月發60斤小米一類的雜糧。這就是“吃商品糧”的萌芽，幹部與群眾正式開始油水分離。當時群眾罵那些不“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時，說他們“白吃了國家小米！”就是由此而來。司馬佔方從此一蹶不振。成了一般老百姓後，因為識幾個字，懂得一點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會品評一些道理，口才也比較好，英雄無用武之地，就容易給幹部提意見。這種做法，很有點西方國家“在野黨”的味道，但在我們國家是不允許的，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大小隊幹部的“眼中釘”、“肉中剌”，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中，總是找茬子整他，甚至批鬥他。慢慢地，他向世俗和強權低頭了，表面上比較馴服了，可內心深處的倔強從來沒有熄火。他認定，只有當官，才能出人頭地，沒有權力，就總是受人家欺負。他下決心供養兩個孩子讀書，大兒子卻不成器，一上學就頭痛，小學沒有畢業就輟學了，好在可以掙工分，彌補了因為他身體一直不好給家裡造成的困難。只有小兒子司馬皋用功刻苦，還喜歡寫文章，甚得老司馬的鐘愛，經常給他灌輸一些一定要當官的思想。這本來與孔夫子的“學而優則仕”是一個道理，在當時孩子們接受的教育中，卻是石破天驚的。司馬皋接受這些教育，是從自身的體會出發的，與他同齡的幹部子女，無論從各個方面都佔有優勢，他從小就受他們的欺負和汙辱，再加上親眼看到父親被批鬥，心裡非常仇恨人間這不平等的現象。他上初中時，有一次從父親的衣袋裡看到一張血票，知道父親為了給他交學費，到縣醫院賣過血，就偷偷地哭了一場，發誓要學出個樣子，不辜負父親的養育和教誨。
司馬皋沒有能夠考上大學，不是因為本人沒有努力，而是他受的教育太差了。他受的高中教育，教他的老師都是小學教師拔高教高中的，可想而知教學水平有多高，在那個年代混個高中畢業文憑，實在學不了多少東西，即使學到的也難保是一些不準確或者不正確的知識。當時縣委宣傳部正好要培訓一批農村通訊報道員，各鄉鎮都有名額，報名的人遠遠不夠。司馬皋聽說這個消息後，就報名參加了，並且經過培訓，掌握了新聞寫作的技巧，學以致用，給本鄉寫出了好幾篇在市級黨報上發表的文章。公社黨委書記十分愛才，向縣人事勞動局要了一個“亦工亦農”的指標，把司馬皋安排在公社機關裡上班，當上了公社的通訊專幹。後來這位書記調到縣城當上了一個重要局的局長，全力推薦他進了縣委辦。他到了這個全縣的中樞部位後，是從打雜開始的，逐步寫一些小文章，思路、言辭都很清晰。他的聰明才智，在實踐中不斷地迸發出來。由於他長得比較有成色，察言觀色的功夫不斷見長，主任們就派他做領導們的隨員，一干就是幾年。
司馬皋走出農門以後，家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再也沒有人敢欺負他們了。對他最有刺激的是一個兒時玩伴兒，與他產生了強烈的反差。有一次，他回家到後山轉了轉，見到這個傢伙蓬頭垢面，在山上放羊，見了他很親熱。他問這個兒時的朋友：“你怎麼不出去跑跑，只在家放羊啊？”朋友告訴他：“還不是為了掙錢嘛。”他問：“掙那麼多錢幹什麼？”“娶媳婦唄。”他覺得可笑，就繼續往下問：“娶媳婦幹啥？”“生孩子。”“生孩子幹啥？”“還讓他放羊，再娶兒媳婦生孩子，生下的孩子長大接著放羊。”一問一答，這個老朋友很懂幽默，跟他開玩笑。但也說出了一個讓他思緒橫生的道理，人生如果陷入這樣的循環往復，是多麼的悲哀！老朋友真的太胸無大志，鼠目寸光了。他堅決不能這麼平淡地過一生，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父親沒有實現的願望，幹大事，做大官，出人頭地，光宗耀祖。
等他調到了縣委辦以後，人們更加用巴結的眼光看他。跟了領導，特別是跟了宋書記以後，下級領導對他都很恭維。鄉里的老親舊眷提著香油、香菸，來託他辦一些別人認為棘手的事情，他一個電話就可以解決，他們十分感激。從而更讓他體會出，權力是多麼重要。他並沒有實際的權力，但縣委書記的餘暉，就足夠他使用了。於是在他的內心裡，對“進步”的要求極為迫切。
查志強和項明春進入縣委辦公室的時間並不長，就被提升為秘書，給他的震動很大，他反覆思索，找不出什麼原因，根據自己喜歡的那些雜學推斷，很可能與家裡的風水有關。在泰山上抽的一簽，讓他覺得希望渺茫，這種狀況必須徹底改變，不然他認為自己肯定沒有多大造化。外出旅遊以後，他趁宋書記仍然在黨校學習，回了老家，自己按圖索驥，把家裡的陰宅、陽宅，全部看了一遍，心裡恍惚覺得有點不對勁兒，又因為自己揣摩的道理不一定準確，想請一個高人來認真地看一看。他把這個想法對長年有病的父親講了，父親哪有不支持的道理？只要為了孩子進步，殺他剮他都幹。就對司馬皋說，孩子，你看著辦吧，別招搖，千萬不要讓人看我們迷信，告你的黑狀，影響了你的前程！司馬皋說，沒事兒，現在好些領導都找世外高人看風水，算不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