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社記者帕特里克報導，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籍華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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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新聞中華之星影集沙龍)日前接受法國《世界報》專訪，談到他個人的文學經歷，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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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必要性，他對藝術以及自己作品的總的看法，他的獲獎感受，等等。談到中國的現即時他道出了自己的切身經驗：只要歷史還結結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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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講真話，那末流亡寫作就是必要的。
我的勞動得到了巨大的承認
諾貝爾評審委員會（12日）打電話告訴我，非常簡單地說選中了我。這是一個奇蹟，天大的福份。我一時反應不過來這對我的一生意味著什麼。非常突然，在朋友圈子以外，我的勞動得到了巨大的承認。這個獎對我來說，也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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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保障。但我想，這個獎不會使我的作品在中國也得到承認。
“頹廢的自由”把我帶到法國
在中學讀書時，我的數學、繪畫和作文都很好。有一天，我偶然讀到愛倫堡回憶錄的一個片段。愛倫堡在回憶錄裡提到20年代初他在巴黎的生活，說他看見一個女人走進一家咖啡館，把她的嬰兒放在櫃檯上，說要去買東西就走了，結果一去不再回來。咖啡館老闆娘於是讓所有顧客多出一點小費，幫她撫養這個嬰兒。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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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使我深受感動，我想過這樣的生活，因此我決定學法語。
我記得我的法文老師很懷念他年輕時候在巴黎呆過的時光，尤其懷念巴黎的咖啡館。他在課堂上描述巴黎的咖啡館是什麼樣子，還用粉筆在黑板上女人穿的各種各樣的鞋，有高跟的，尖頭的，還有繫帶的。記得十五時，我讀過梅里美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後來做過一個夢，夢見我跟一個冷冰冰的大理石女像睡覺，睡在一個荒涼的花園裡，那座美麗的大理石像倒在草叢裡，我於是迷失在一種奔放的自由裡。這種自由就是我們所說的“頹廢的自由”，它把我帶到法國。
流亡是我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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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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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
當年，中國的新聞檢查機關指責我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這本書與西方文學同流合汙。我的小說觀念不符合革命現實主義傳統。我動搖了現實主義的基礎。後來，流亡超過了懷舊，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創造力的再生。我用莫里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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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法語）寫了幾個劇本，後來才取得法國國籍。我的作品第一次譯成外文是瑞典語。
為什麼《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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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被稱為“東方小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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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被稱為“東方小說”，也許是因為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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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對這部作品］的影響，凸顯了斯坦尼斯拉夫和布萊希特關於演員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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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而不重在身份的理論。在中國的京劇、日本的能劇和歌舞伎裡，中性演員的角色，尤其當男人扮演女人的時候，就是建立在這種［身份］變化之上。我寫作時，總是儘可能突出這種戲中戲。同時，我覺得重要的首先是敘述。通過敘述，應能讓人觸及人的狀況的現實，否則毫無用處。
我尋找詞語就像尋找聲音
（文學表現與圖像表現的區別在於］聲音的區別。我在傾聽。在文學方面，我尋找詞語就像尋找聲音。而在繪畫上，筆勢來自身體。我作畫時，一邊畫一邊聽音樂。一氣呵成。其實我同時做的是一件事；戲劇，繪畫獲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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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聖經》是怎樣一本書？
歷史和文化是人創造的。首先是人，其次是記憶。人們所期待和需要的當代遺產，並不是極權所強加的被歪曲的單一記憶，而是更豐富、更生動、更多樣化的記憶。個人的記憶和多元的記憶。《一個人的聖經》這本書是許多見證中的一種，即“我的”見證。人們很難想像［中共］現政權還在向精神施加的淫威。新聞檢查至今非常嚴格，此外自我審查還沉重地壓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一個人想避免空頭大話越來越難。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向來是互相加強的。只要歷史還在結結巴巴不講真話，流亡的寫作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