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學創作又走過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風月”，還是“一簑煙雨”，抑或是“波濤萬頃”？
上小學三年級時，寫作文：《我的理想》。我說我要當“作家”。我上學早。寫作文的那年我七歲。我那個被多年的肺癆病已經摺磨得幾乎要對生活失去希望的父親，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說：“好啊。我兒子也想當作家了。”他年輕時的理想就是要當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筆下“覺新”式的人物，一個大家族的長房長子，終歸屈服於生活的壓力，為了顧全家族的生活“大局”，無論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覺”地放棄了他個人的理想。
三年後，他死了。還是死於肺癆。死的時候才三十歲。
在此之前和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並不知道他曾經想當一個作家，並不能體會那天晚上他站在寫作文的我身後，所發出的那一聲喟嘆裡所飽含的全部傷感意味。也許他活著時，覺得我太小，就沒想到還有那個必要跟我細細地說說這些。
又過了十年，我離開上海，離開母親，要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天鬥地”。母親為我準備行裝。全部的行裝就是一箇舊帆布箱和一箇舊鋪蓋卷。她卻把父親十九歲時發表的一些小說和詩歌，還有抗戰時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寫的日記當作唯一的“遺產”放進了我的行李裡。
我這才知道自己和畢生經商的父親在精神上一度是多麼的接近。兩代人的文學夢，兩個世紀的掙扎生涯，讓我覺出許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會變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親不一樣。雖然，我也曾得過肺結核（是父親傳染給我的？說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個“舊時日肺癆病人”和“只屬於一個大家族”那樣的蒼白軟弱和絕望去處置自己的一生，去處置自己的文學夢。
大西北農場難以想象的艱苦貧瘠，不僅讓人同樣難以想象地徹底治好了我的肺結核，還給我心底鑄進了西北漢子常有的那種倔強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這種“倔強和愚拙”，農場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動放棄了種種充滿另一類誘惑的人生選擇，執著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著文學夢。
一九七三年，在到農場的第十個年頭，我終於寫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個知青題材的四幕話劇《揚帆萬里》。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關注。西安電影製片廠要將它拍攝成電影。上海要發表它。蘭州北京西安烏魯木齊以及東北和別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劇團將它搬上舞臺演出。其實那時候，我一共只看過三個國產的劇本：《槐樹莊》《第二個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過一個話劇演出，還是那個永遠激動我的《年青的一代》。那還是在離開上海前看的。後來在農場宣教組倉庫裡，翻揀到一本契訶夫的戲劇集，半本易卜生的劇本集。記得當時反反覆覆地讀，一直到把它們讀破。也就是像羅蘭?巴特說的那種“抬頭閱讀”，讀一段，抬起頭來默想細究，“將其切割，亦因迷戀，又將其恢復，並從中汲取營養……”我的倔強和愚拙，同時也體現在：我寫作，只是覺得自己心裡有話要說，要對這個世界表白什麼。我要叫喊。要喊出屬於我的那一聲來。在底層的十多年生活，面對這個世界，我總覺得自己心裡有太多的話要說，有太多的聲音要發出。總是直覺到，這個世界需要這樣一種聲音。這願望，這直覺，這衝動和嚮往極其真誠而又無比強烈。甚至強過初戀時的那種可以說無與倫比的衝動和嚮往。至於這樣喊出的“聲音”是否時下或教科書上界定的那種“文學”，我不管。也許正是因了這種愚拙的真誠，我的這第一部“大作品”在當時確實打動了不少的人。後來，也是因了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個專業文藝團體看上，把我全家調進北京。我也因此開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專業創作生涯。
但我創作上真正的新生，卻開始於“四人幫”倒臺。“四人幫”倒臺，讓起步於“文革”期間的我，有可能開始一場徹底的“蛻變”。這對我個人，對我這一代人來說，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絕對意義”：“是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道必須跨過去的大坎。當文學藝術的春天重歸人間，文學藝術創作將充滿藝術個性地迴歸到它的本真意義上來。因為時代使然，我們這一代人曾經一度失去過，或者說忽略過自我和藝術個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談何容易！要重新確定自己的藝術創作個性，同樣“談何容易”啊！我們必須要像幼蛇蛻變那樣，從緊緊包裹束縛著自己的“舊殼”中蠕動掙脫出來，必須先用鋒利的“手術刀”細細地解剖自己。需要認真地重新認識自己，認識“人”。而在這個世界上最難的事情，恰恰是認識自己和認識“人”這樣一種最複雜又最完美的“東西”。是自己拿著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膚。是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獲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時間徹徹底底地沉到一個鋼廠裡去生活。每天跟著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獲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覺，站在普通人的立場去重新認識眼前的這個世界，藉此來擺脫那個舊我。同時又大量閱讀能找到的新小說、新理論著作。並且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陽》，用它來回顧自己這一代人是怎麼失去自我的，以從容告別過去。然後又寫了那個《泥日》，以確立自己新的創作定位。學會不看任何人的臉色，只憑自己的心靈感覺和感悟去創作。尋找一種完全屬於那個叫“陸天明”的男人的創作風格，力圖發出一種只有那個叫“陸天明”的男人才發得出的聲音。邁出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創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將近四年的時間。那時我已經快四十歲了……
不蛻變便會被閹割。“是活著，還是死去？”現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能堅持著寫下來，還是得歸功於自己那個最原始的創作動機：要對這個世界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同時也要歸功於一種最本真的生命動因：視天下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們這一代人是有許多東西可以總結和必須加以糾正的。但是，我們幸運地從時代那兒獲取了匯聚了又膠結了這樣一種熱源，把文學創作和民族命運、人民需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那樣，就沒有人能擋住一個男人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和每一代的年輕人一樣，都做過一些錯事，但許多事情我們是在自己心裡的真實感受驅使下去做的。錯了，也該由我們自己來負責。我們的靈魂是真實的，是完全可以面對歷史的。我始終堅信，文學必須屬於人民，是應該也是能夠在歷史的進程中發揮它可以發揮的那一點作用的。我們不能把文學創作所必需的個性化，擴大到，以至於極端化到私人化隱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極端地認為，文學只有在脫離現實脫離社會，完全不講它的社會功用和大眾閱讀權利的情況下才能完成它的昇華。這也是我在發覺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當代文學不可避免地開始萎軟蒼白，決定實現我自己創作的第二次迴歸——向現實迴歸，向大眾迴歸的主要原因。它讓我在整個中國發生巨大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的關鍵時刻，下決心要用自己的文學創作去參與這場變革。即便這樣的寫作被一些先鋒的“理論家”冷落過，也絲毫不能動搖我繼續實現這二次迴歸的決心。這樣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蒼天在上》《大雪無痕》和《省委書記》。這幾部作品，嚴肅，沉重，樸實，沒有任何時尚元素和花哨的個性玩弄，卻在大眾中引起極其強烈的反響，一版再版，印數已達幾十萬，至今還在不斷的再版中，不僅被收到各種集子裡，還被改編成電視劇、舞臺劇。由它們而拍成的電視劇，播出時，最高收視率達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並不認為，它們是完美的。我不認為它們是完美的，並不是因為它們曾經被那些“理論權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學感覺和文學本真的意義去衡量，我始終認為，一個作家和一個民族的文學創作，真正成熟的標誌應該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認可，又在文學史的進程中有創造性的突破。中國的文學產生在中國這塊土壤上，又要讓它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發揮它能夠發揮的應該發揮的那點作用，就不能迴避我們大眾的閱讀接受程度。它應該是既深刻，又好讀，既文學，又大眾，既充滿著深層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著當代的生活氣息，既有作家獨特的個性魅力和獨立思考的張力，又具有涵蓋時代和歷史的廣度和深度……我知道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但我將繼續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緯度顫慄》，包括最近創作的《命運》，都屬於在向這個目標靠攏的嘗試之作。我在一點一點地積累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麼一大步，使自己的創作真正接近這個目標……
這些年，我常常深夜捫心自問：天明，你在變嗎？你變了嗎？是的，我在變。我變了。我不斷地在變。一種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讓我不能重複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須在變。但我又沒有變。我要求自己不變。不變的是，我希望自己永遠能夠以一個“熱血青年”的面貌出現在中國文壇上，出現在自己的創作中，始終那樣真切地關注著，並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為爭取更加美好未來的奮鬥中去，雖然老之將至，老已降至，我必將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園去看望了父親。一個六十歲的兒子去祭掃三十歲的父親。看著極其簡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個極年輕極清瘦極憂鬱極聰慧又極無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該對他說些什麼呢？“父親，你兒子終於成了一個作家了。”這話好像三十年前就該說了。“我還會寫下去的，直到把心裡要說的那些話都說出來為止。”這話好像也不準確，只要你關注人民的命運，心裡的話有說得完的那一刻嗎？“我知道自己還沒寫出最好的作品，為此，我將不懈努力。”幾十年了，還用得著來對父親表這個態嗎？三十歲的父親早就瞭解了自己這個六十歲的兒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個目標，就是為了寫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兩代人的文學夢。兩個世紀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兒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們，我和我那些親愛的讀者們，我和所有還活著的中國人，中國的平民大眾，我母親，我弟弟，我親戚和非親戚們……我們不曾放棄，也不會就此止步，為了兩代人的強國夢，為了那兩個世紀的復興之路……我將持續地用我固有的那種倔強和愚拙寫下去，而不管別人會說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