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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即二十世紀下半葉第一年第一個月第一個星期。說是有紀念性的日子也未嘗不可。這樣，我有了“初”這樣一個名字。不過除此之外，關於我的出生幾乎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父親是一家大證券公司的職員，母親是普通家庭主婦。父親曾因“學徒出陣”（譯者注：“學徒出陣”：特指二戰末期日本下令在籍學生直接入伍參戰。）被送去新加坡，戰後在那裡的收容所關了一段時間。母親家的房子在戰爭最後那年遭到B—29的轟炸，化為灰燼。他們是被長期戰爭所損害的一代。
但我出生時，所謂戰爭餘波幾乎已經沒有了。住處一帶沒有戰火遺痕，佔領軍的身影也見不到了。我們住在這和平的小鎮上由父親公司提供的住宅裡。住宅是戰前建造的，舊是舊了些，但寬敞還是夠寬敞的。院子裡有高大的松樹，小水池和石燈籠都有。
我們居住的鎮，是十分典型的大都市郊外的中產階級居住地。那期間多少有些交往的同學，他們全都生活在較為整潔漂亮的獨門獨戶裡，大小之差固然有之，但都有大門，有院子，院子裡都有樹。同學們的父親大半在公司工作，就是專業人士。母親做工的家庭非常少見。大部分人家都養貓養狗。至於住宿舍或公寓裡的人，當時我一個也不認識。後來雖然搬到了鄰鎮，但情形大同小異。所以，在去東京上大學之前，我一直以為一般人都系領帶去公司上班，都住著帶院子的獨門獨戶，都養貓養狗。無從想象——至少不伴隨實感——此外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每家通常有兩三個小孩。在我所生活的世界裡兩三個是平均數目。我可以在眼前推出少年時代和青春期結識的幾個朋友的模樣，但他們無一不是兩兄弟或三兄弟裡的一員。不是兩兄弟即是三兄弟，不是三兄弟即是兩兄弟，簡直如刻板印刷一般。六七個小孩的家庭誠然少，只有一個小孩的就更少了。
不過我倒是無兄無弟只我自己。獨生子。少年時代的我始終為此有些自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自己可謂特殊存在，別人理直氣壯地擁有的東西自己卻沒有。
小時候，“獨生子”這句話最讓我受不了，每次聽到，我都不得不重新意識到自己的不足。這句話總是把指尖直接戳向我：你是不完整的！
獨生子受父母溺愛、體弱多病、極端任性——這在我居住的天地裡乃是不可撼動的定論，乃是自然規律，一如山高則氣壓下降、母牛則產奶量多一樣。所以我非常不願意被人問起兄弟幾個。只消一聽無兄無弟，人們便條件反射般地這樣想道：這小子是獨生子，一定受父母溺愛、體弱多病、極端任性。而這種千篇一律的反應使我相當厭煩和受刺激。但真正使少年時代的我厭煩和受刺激的，是他們所說的完全屬實。不錯，事實上我也是個被溺愛的體弱多病的極端任性的少年。
我就讀的學校，無兄無弟的孩子的確罕有其人。小學六年時間我只遇上一個獨生子，所以對她（是的，是女孩兒）記得十分真切。我和她成了好朋友，兩人無話不談，說是息息相通也未嘗不可。我甚至對她懷有了愛情。
她姓島本，同是獨生子。由於出生不久便得了小兒麻痺，左腿有一點點跛，並且是轉校生（島本來我們班是五年級快結束的時候）。這樣，可以說她揹負著很大的——大得與我無法相比的——精神壓力。但是，也正因為揹負著格外大的壓力，她要比我堅強得多，自律得多，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叫苦示弱。不僅口頭上，臉上也是如此。即使事情令人不快，臉上也總是帶著微笑。甚至可以說越是事情令人不快，她越是面帶微笑。那微笑實在妙不可言，我從中得到了不少安慰和鼓勵。“沒關係的，”那微笑像是在說，“不怕的，忍一忍就過去了。”由於這個緣故，以後每想起島本的面容，便想起那微笑。
島本學習成績好，對別人大體公平而親切，所以在班上她常被人高看一眼。在這個意義上，雖說她也是獨生子，卻跟我大不一樣。不過若說她無條件地得到所有同學喜歡，那也未必。大家固然不欺負她不取笑她，但除了我，能稱為朋友的人在她是一個也沒有。
想必對他們來說，她是過於冷靜而又自律了，可能有人還視之為冷淡和傲慢。但是我可以感覺出島本在外表下潛伏的某種溫情和脆弱——如同藏貓貓的小孩子，儘管躲在深處，卻又希求遲早給人瞧見。有時我可以從她的話語和表情中一晃兒認出這樣的影子。由於父親工作的關係，島本不知轉了多少次校。她父親做什麼工作，我記不準確了。她倒是向我詳細說過一回，但正如對身邊大多數小孩一樣，我也對別人父親的職業沒什麼興趣。記得大約是銀行、稅務或公司破產法方面專業性質的工作。這次搬來住的房子雖說也是公司住宅，卻是座蠻大的洋房，四周圍著相當氣派的齊腰高的石牆，石牆上連著常綠樹籬，透過點點處處的間隙可以窺見院裡的草坪。
島本是個眉目清秀的高個子女孩，個頭同我不相上下，幾年後必定出落成十分引人注目的絕對漂亮的姑娘。但我遇見她的當時，她還沒獲得同其自身資質相稱的外觀。當時的她總好像有些地方還不夠諧調，因此多數人並不認為她的容貌有多大魅力。我猜想大概是因為在她身上大人應有的部分同仍然是孩子的部分未能協調發展的緣故，這種不均衡有時會使人陷入不安。
由於兩家離得近（她家距我家的的確確近在咫尺），最初一個月在教室裡，她被安排坐在我旁邊。我將學校生活所必需知道的細則一一講給她聽——教材、每星期的測驗、各門課用的文具、課程進度、掃除和午間供飯值班等等。一來由住處最近的學生給轉校生以最初的幫助是學校的基本方針，二來是因為她腿不好，老師從私人角度把我找去，叫我在一開始這段時間照顧一下島本。
就像一般初次見面的十一二歲異性孩子表現出的那樣，最初幾天我們的交談總有些彆扭發澀，但在得知對方也是獨生子之後，兩人的交談迅速變得生動融洽起來。無論對她還是對我，遇到自己以外的獨生子都是頭一遭。這樣，我們就獨生子是怎麼回事談得相當投入，想說的話足有幾大堆。一見面——雖然算不上每天——兩人就一起從學校走路回家，而且這一公里路走得很慢（她腿不好只能慢走），邊走邊說這說那。說話之間，我們發現兩人的共同點相當不少。我們都喜歡看書，喜歡聽音樂，都最喜歡貓，都不擅長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感受。不能吃的食物都能列出長長一串，中意的科目都全然不覺得難受，討厭的科目學起來都深惡痛絕。如果說我和她之間有不同之處，那就是她遠比我有意識地努力保護自己。討厭的科目她也能用心學且取得很不錯的成績，而我則不是那樣。不喜歡的食物端上來她也能忍著全部吃下，而我則做不到。換個說法，她在自己周圍修築的防體比我的高得多牢固得多，可是要保護的東西都驚人地相似。
我很快習慣了同她單獨在一起。那是全新的體驗。同她在一起，我沒有同別的女孩子在一起時那種心神不定的感覺。我喜歡同她搭伴走路回家。島本輕輕拖著左腿行走，途中有時在公園長椅上休息一會兒，但我從未覺得這有什麼妨礙，反倒為多花時間感到快樂。
我們就這樣單獨在一起打發時間。記憶中周圍不曾有人為此奚落我們。當時倒沒怎麼放在心上，但如今想來，覺得頗有點不可思議。因為那個年齡的孩子很喜歡拿要好的男女開心起鬨。大概是島本的為人所使然吧，我想。她身上有一種能引起別人輕度緊張的什麼，總之就是說她帶有一種“不能對此人開無聊玩笑”的氣氛。就連老師看上去有時都對她感到緊張。也可能同她腿有毛病不無關係。不管怎樣，大家都好像認為拿島本開玩笑是不太合適的，而這在結果上對我可謂求之不得。
島本由於腿不靈便，幾乎不參加體操課，郊遊或登山時也不來校，類似游泳那樣的集體在外留宿的夏令營活動也不露面。開運動會的時候，她總顯出幾分侷促不安。但除了這些場合，她過的是極為普通的小學生活。她幾乎不提自己的腿疾，在我記憶範圍內一次也不曾有過。即使在和她放學回家時，她也絕對沒說過例如“走得慢對不起”的話，臉上也無此表現。但我十分清楚，曉得她是介意自己的腿的，惟其介意才避免提及。她不大喜歡去別人家玩，因為必須在門口脫鞋。左右兩隻鞋的形狀和鞋底厚度多少有些不同——她不願意讓別人看到。大約是特殊定做的那種。我所以察覺，是因為發現她一到自己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鞋放進鞋箱。
島本家客廳裡有個新型音響裝置，我為聽這個常去她家玩。音響裝置相當堂而皇之。不過她父親的唱片收藏卻不及音響的氣派，LP（譯者注：LP：LongPlaying之略。即密紋唱片。每分鐘331/3轉速的唱片。）唱片頂多也就十五六張吧，而且多半是以初級聽眾為對象的輕古典音樂，但我還是左一遍右一退反反覆覆聽這十五張唱片，至今都能真可謂真真切切鉅細無遺地一一記起。
照料唱片是島本的任務。她從護套裡取出唱片，在不讓手指觸及細紋的情況下雙手將其放在唱片盤上，用小毛刷拂去唱針的灰塵，慢慢置於唱片之上。唱片轉罷，用微型吸塵器吸一遍，拿毛布擦好，收進護套，放回架上原來的位置。她以極其專注的神情一絲不苟地進行父親教給她的這一系列作業，眯起眼睛，屏息斂氣。我總是坐在沙發上目不轉睛地注視她這一舉一動。唱片放回架上，島本這才衝我露出一如往常的微笑，而那時我每每這樣想：她照料的並非唱片，而大約是某個裝在玻璃瓶裡的人的孱弱魂靈。
我家沒唱機也沒唱片，父母不是對音樂特別熱心的那一類型，所以我總是在自己房間裡，撲在塑料殼AM收音機上聽音樂。從收音機裡聽到的大多是搖滾一類。但島本家的輕古典音樂我也很快喜歡上了。那是“另一世界”的音樂。我為其吸引大概是因為島本屬於那“另一世界”。每星期有一兩次我和她坐在沙發上，一邊喝著她母親端來的紅茶，一邊聽羅西尼的序曲集、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和《培爾·金特》送走一個下午。她母親很歡迎我來玩，一來為剛剛轉校的女兒交上朋友感到欣喜，二來想必也是因為我規規矩矩而且總是衣著整潔這點合了她的心意。不過坦率地說，我對她母親卻總好像喜歡不來。倒不是說有什麼具體討厭的地方，雖然她待我一直很親切，但我總覺得其說話方式裡多少有一種類似焦躁的東西，使得我心神不定。
她父親收集的唱片中我最愛聽的是李斯特鋼琴協奏曲。正面為1號，反面為2號。愛聽的理由有兩點：一是唱片護套格外漂亮，二是我周圍的人裡邊聽過李斯特鋼琴協奏曲的一個也沒有，當然島本除外。這委實令我激動不已。我知曉了周圍任何人都不知曉的世界！這就好比惟獨我一個人被允許進入秘密的花園一樣。對我來說，聽李斯特的鋼琴協奏曲無疑是把自己推上了更高的人生階梯。
況且又是優美的音樂。起初聽起來似乎故弄玄虛、賣弄技巧，總體上有些雜亂無章，但聽過幾遍之後，那音樂開始在我的意識中一點點聚攏起來，恰如原本模糊的圖像逐漸成形。
每當我閉目凝神之時，便可以看見其旋律捲起若干漩渦。一個漩渦生成後，又派生出另一個漩渦，另一漩渦又同別的漩渦合在一起。那些漩渦——當然是現在才這樣想的——具有觀念的、抽象的性質。我很想把如此漩渦的存在設法講給島本聽，但那並非可以用日常語言向別人闡述的東西，要想準確表達必須使用別的不同的語言，而自己尚不知曉那種語言。並且，我也不清楚自己所如此感覺到的是否具有說出口傳達給別人的價值。遺憾的是，演奏李斯特協奏曲的鋼琴手的名字已經忘了，我記得的只是色彩絢麗的護套和那唱片的重量。唱片沉甸甸的重得出奇，且厚敦敦的。
西方古典音樂以外，島本家的唱片架上還夾雜納特·“金”·科爾（譯者注：科爾：美國黑人歌手（1917-1965）。）和平·克勞斯比的唱片。這兩張我也著實聽個沒完。克勞斯比那張是聖誕音樂唱片，我們聽起來卻不管聖誕不聖誕。至今都覺得不可思議：居然那麼百聽不厭！
聖誕節臨近的十二月間的一天，我和島本坐在她家客廳沙發上像往常那樣聽唱片。她母親外出辦事，家中除我倆沒有別人。那是個彤雲密佈、天色黯淡的冬日午後，太陽光彷彿在勉強穿過沉沉低垂的雲層時被削成了粉末。目力所及，一切都那麼呆板遲鈍，沒有生機。薄暮時分，房間裡已黑得如暗夜一般。記得沒有開燈。惟有取暖爐的火苗紅暈暈地照出牆壁。
納特·“金”·科爾在唱《裝相》（《PRETEND》）。英文歌詞我當然完全聽不懂，對我們來說那不過類似一種咒語。但我們喜歡那首歌。翻來覆去聽的時間裡，開頭部分可以鸚鵡學舌地唱下來了：
Pretendyouarehappywhenyou’reblue，Itisn’tveryhardtodo．
現在意思當然明白了：“痛苦的時候裝出幸福相，這不是那麼難做到的事”。簡直就像她總是掛在臉上的迷人微笑。這的確不失為一種想法，但有時又是非常難以做到的。
島本穿一件圓領藍毛衣。她有好幾件藍毛衣。大概是她喜歡藍毛衣吧，或者因為藍毛衣適於配上學時穿的藏青色短大衣也未可知。白襯衫的領子從毛衣領口裡探出，下面是格子裙和白色棉織襪。質地柔軟的貼身毛衣告訴了我她那小小的胸部隆起。她把雙腿提上沙發，摺疊在臀下坐著。一隻胳膊搭在沙發背上，以注視遠方風景般的眼神傾聽音樂。
“噯，”她說，“聽說只有一個孩子的父母關係都不大好，可是真的？”
我略微想了想，但弄不明白這種因果關係。“在哪裡聽說的？”
“一個人跟我說的，很早以前，說是因為關係不好所以只能有一個孩子。聽的時候傷心得不行。”
“哪裡。”我說。
“你爸爸媽媽關係可好？”
我一下子答不上來。想都沒想過。
“我家嘛，媽媽身體不怎麼結實。”我說，“倒是不太清楚，聽說生孩子身體負擔很大很大，所以不行的。”
“沒想過有個兄弟該有多好？”
“沒有。”
“為什麼？為什麼沒想過？”
我拿起茶几上的唱片護套看。但房間太暗了，看不清套上印的字。我把護套重新放回茶几，用手腕揉了幾下眼睛。以前給母親同樣問過幾次，每次我的回答都既未使母親高興也沒讓母親難過。母親聽了我的回答後只是做出費解的神情，但那至少對我來說是非常坦率的、誠實的回答。
我的回答很長，但未能有條理地準確表達自己的意思。歸根結蒂我想說的是：“這裡的我一直是在無兄無弟的環境中成長的，假如有個兄弟，我應該成為與現在不同的我。所以這裡的我如果盼望有個兄弟，我想那是違背自然的。”因此我覺得母親的提問總好像沒什麼意義。
我把那時的回答同樣向島本重複一遍。重複完，島本定定地注視著我的臉。她的表情裡有一種撩動人心絃的東西。那東西——當然這是事後回想時才感覺到的——帶有肉慾意味，彷彿能把人心的薄膜一層層溫柔地剝離下去。至今我仍清晰記得她那伴隨著表情變化而細微地改變形狀的薄唇，記得那眸子深處一閃一滅的隱約光亮。那光亮令我想起在細細長長的房間盡頭搖曳不定的小小燭光。
“你說的，我好像能明白。”她用蠻帶大人氣的平靜的聲音說。
“真的？”
“嗯。”島本應道，“世上的事，有能挽回的有不能挽回的，我想。時間就是不能挽回的。到了這個地步，就再也不能挽回了啊。是這樣看的吧？”
我點點頭。
“一定時間過去後，好多好多事情都硬邦邦凝固了，就像水泥在鐵桶裡變硬。這麼一來，我們就再也不能回到老地方了。就是說你的意思是：你這堆水泥已經完全變硬了，除了現在的你再沒有別的你了，是吧？”
“大致是那麼回事。”我的語氣有些含糊。
島本盯視了一會自己的手。“我嘛，時常想來著，想自己長大結婚時的事——住怎樣的房子，做怎樣的活計，生幾個小孩兒，這個那個的。”
“嗬。”
“你不想？”
我搖搖頭。十二歲的少年不可能想那種事。“那麼，想要幾個小孩兒呢，你？”
她把一直搭在沙發後背的手放在裙子膝部。我怔怔地注視著那手指慢慢順著裙子的方格移動。那裡邊似乎有什麼神秘物，看上去彷彿即將有透明的細線從指尖抽出，編織新的時間。而一閉上眼睛，黑暗中就有漩渦浮現出來。幾個漩渦生成。又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納特·“金”·科爾唱的《國境以南》從遠處傳來。不用說，納特·“金”·科爾唱的是墨西哥。但當時我聽不明白，只是覺得國境以南這句話帶有某種神奇的韻味。每次聽這首歌我都遐想國境以南到底有什麼。睜開眼睛，島本仍在裙子上移動手指。我覺得身體深處掠過了甘甜的微痛。
“也真是奇怪，”她說，“不知為什麼，只能想象有一個小孩兒的情景。自己有小孩兒大致想象得出，我是媽媽，我有個小孩兒。但小孩兒有兄弟卻想象不好。那孩子沒有兄弟，獨生子。”
她無疑是早熟的少女，無疑對我懷有作為異性的好意，我也對她懷有作為異性的好感。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島本大概也一樣。她握過一次——僅一次——我的手，握法就像當嚮導時說“快請這邊來”那樣。握手的時間也就十秒鐘左右吧，但我卻感到有三十分鐘之久，她鬆手時我還希望她繼續握下去。看得出，實際上她也很想握我的手，儘管她拉過我的手時顯得很自然。
現在仍真切記得當時她的手的感觸。它同我所知道的任何感觸都不一樣，同我其後所知道的任何感觸也不一樣。那是一個十二歲少女溫暖的普通的小手，但那五根手指和手心中滿滿地裝著當時的我想知曉的一切和必須知曉的一切，就像樣品盒一樣。她通過手拉手向我傳達了這一點，告知我現實世界中的確存在那樣的場所。在那十秒之間，我覺得自己成了一隻無所不能的小鳥。我能在天空飛翔，能感覺到風力，能從高空看遠處的景物。由於太遠了，具體有什麼無法看得一清二楚，但我感覺得出它就在那裡，我總有一天會到達那裡。這讓我透不過氣，讓我胸口悸顫。
回家後，我坐在自己房間的桌前，久久盯視被島本握過的那隻手。非常高興她握自己的手。那溫柔的感觸一連好幾天都在溫暖我的心，但同時也使我迷亂、困惑、難過。自己該如何對待那溫情呢？該把那溫情帶去哪裡呢？我不得而知。小學畢業出來，我和她進了不同的中學。由於種種原因，我離開了原來居住的房子，搬去另一個鎮。雖說是另一個鎮，其實不過相隔兩個電車站，那以後我也去她家玩了幾次。記得搬走後三個月裡去了三四次。但也只是到此為止，不久我就不再去找她了。那時候我們正要通過非常微妙的年齡段。我感到，我們的世界僅僅由於中學不同、由於兩家相距兩站，就整個為之一變了。同學變了，校服變了，課本變了，自己的體形、聲音以及對各種事物的感受方式也在發生急劇變化。我同島本之間曾經存在的親密空氣也似乎隨之漸漸變得彆扭起來，或者不如說她那方面無論肉體還是精神都正在發生比我還要大的變化，我覺得。這使我總有些坐立不安，同時我感到她母親看我的眼神也逐漸變得不可捉摸，像是在說“這孩子怎麼老來我家呀，又不住在附近，又不同校”。也可能自己神經過敏。但不管怎樣，當時總覺得她母親的視線裡有文章。
這樣，我的腳步漸漸遠離了島本，不久中止了交往。但那恐怕（大概只能使用恐怕這個詞。因為歸根結蒂，驗證過去這一龐雜的記憶進而判斷其中什麼正確什麼不正確並非我的職責）是個失誤。本來那以後我也應該和島本緊密聯結在一起的。我需要她，她也需要我。然而我的自我意識太強，太怕受到傷害。自那以來，直到後來很久，我同她一次也沒見過。
不去見島本之後，我也經常懷念她。在整個青春期這一充滿困惑的痛苦過程中，那溫馨的記憶不知給了我多少次鼓勵和慰藉。很長時間裡，我在自己心中為她保存了一塊特殊園地。就像在餐館最裡邊一張安靜的桌面上悄然豎起“預定席”標牌一樣，我將那塊園地只留給了她一個人，儘管我推想再不可能見到她了。
同她交往的時候我才十二歲，還不具有正確含義上的性慾。對她胸部的隆起、裙子裡面的內容倒是懷有朦朧的好奇心的，但並不曉得那具體意味什麼，不曉得那將把自己具體引向怎樣的地點。我只是側耳合目靜靜地描繪那裡應該有的東西而已。那當然是不完整的風景。
那裡的一切都如雲遮霧繞一般迷離，輪廓依稀莫辨。但我可以感覺出那片風景中潛藏著對自己至關重要的什麼，而且我清楚：島本也在看同樣的風景。
想必我們都已感覺到我們雙方都是不完整的存在，並且即將有新的後天性的什麼為了彌補這種不完整性而降臨到我們面前。我們已站在那扇新門的前面，在若明若暗的光照下兩人緊緊握住了手，十秒，僅僅十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