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很希罕①，跟他的外貌一樣——他叫伊萬；父稱和性也是一樣，總之在俄羅斯簡直令人感到驚訝②——他的全名是伊萬·西多羅維奇·彼得羅夫。要是去住址查詢處查詢，你馬上就能得到所需的信息，不過別忘了帶個大一點的口袋，否則是裝不下的。
①②反語，這種姓名在俄羅斯是最常見的。
幾個密探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父稱和姓，他們精神抖擻地開始進行偵查。
伊萬·彼得羅夫是個世代相傳的無產者，母親他還記得，父親則從未見過，對祖先更是一無所知。儘管照母親的話來說這一家所有的人都飽嘗辛酸，但伊萬的外表卻沒有反映出這一事實。我們的科學家對遺傳問題一竅不通，說不定某個祖先完全屬於另一個家族，而這小夥子生下來就像那位隱秘的祖先。
伊萬的個子確實不高，但也不算矮小，肩膀不是很寬，但體型壯實，即使穿的衣服不顯眼也看得出來。他於一九六○年出生在半地下室鍋爐房旁邊的一間小屋裡。母親乾的是清潔工，幫鄰居洗衣服、洗地板。樓房裡住的大都是生活富裕的人，甚至還有兩位貴族老太太倖存至今，她們的爺爺就是這幢樓房以前的房主。伊萬出世後最初幾年母親幾乎不喝酒，碰上喜慶日子才偶爾喝一杯波爾圖葡萄酒。那時她甚至還帶兒子上教堂去，不過去得很少，因為她總有許多活要幹。
住在三樓的兩位貴族出身的老太太家裡奇蹟般地保存下來一些圖書，她們教會了伊萬念書，他小時候經常整天呆在她們房間裡，碰到什麼書就看什麼書。兩位女主人跟世紀同齡，在小男孩眼裡她們就像老古董，實際上兩位老太太雖然上了年紀，但依舊身體健壯、頭腦機靈。
執政者匆匆忙忙進行洗劫，他們沒想到往後他們的日子還很長。由於匆忙，他們漏掉了兩幅珍貴的聖像，新經濟政策①時期兩位婦女把聖像換成了黃金，還有一些銀器留了下來，因此足夠兩位女主人和鄰家來的小男孩吃喝。
①蘇聯1921—1936年間實行的經濟政策，內容包括大力發展商業，在一定限度內允許私營經濟存在。
伊萬長大了一點，開始在院子裡剷雪掃地了。秋天來臨，他該上學了。可是就在這決定命運的時刻，母親的一段豔情改變了命運。“情郎”溜之大吉，帶走了她的縫紉機，因為沒有別的東西可拿了。而母親則開始酗酒。男人即使成年累月呆在臭水溝裡幹活，只要出來洗個蒸氣浴，喝上兩天克瓦斯，往往又會精神煥發。女人的機體則不同，有時喝上幾杯就癱倒在地上，要讓她站起來就得上醫院。俄羅斯的女人多的是，醫院則僅夠大人物的夫人們享用。
伊萬的母親病倒後只拖了三個月就斷了氣，尚未被伏特加吞噬殆盡的遺骸下了葬，安葬費是大夥兒湊的——這幢樓房裡住的人都還算富裕；無產者僅有一位，住在二樓，那一位也是個工長。伊萬被兩個姐姐收養，他在她們那裡也是關在家裡不出門。
上一年級時小傢伙學習成績優良，後來差一些，但中學總算順利地畢了業。違法的事嘛，無非是常見的男孩子打架，以及在附近的電影院倒賣幾張電影票。總的來說，小傢伙並無任何劣根決定他定會成為一名怙惡不梭的刑事罪犯。年齡一到，兵役局便把他送去當兵。
可是一到部隊，一切都翻了個個兒。當時家長制尚未完全盛行，但老兵對新兵十分苛刻。伊萬自己也沒有料到他養成了強硬的個性，跟別人打了幾架，被關了禁閉。從禁閉室一出來他就碰上了中士，他就是由於跟這人打架蹲禁閉的。中士帶著一個哥兒們迎候伊萬·彼得羅夫，想好好教訓教訓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也是活該出事，有個機械師就在離他們會面不遠的地方修汽車。伊萬從工具箱裡抓起一把扳手就把中士的頭砸了個窟窿。事情要是能壓一壓，伊萬再關關禁閉也就罷了。沒想到中士是參謀部上校的兒子，於是這個“屢教不改的流氓”被送上法庭。伊萬·西多羅維奇·彼得羅夫被從嚴判處五年徒刑。
描寫監獄和集中營的書多如牛毛，我們這篇故事裡並沒有什麼新奇重大的事件發生。小夥子身強力壯，獨立不羈，在勞改營裡並未被人踩在腳下；牢裡的盜竊犯雖未把他看成自己人，對他卻另眼相看，這件事也沒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竊賊們需要人手，而在政治指導員看來，勞改的人不過是扔掉的菸頭。
對伊萬特別看重的是一個賊頭兒，外號老耄。他“掌管”著監獄裡的犯人，自己犯的罪是殺人和越獄，跟伊萬一樣，老耄在這裡還要熬上五年。他很快就看中了新囚犯的性格，看中了他天生聰明和有力氣，在危急情況下能隨機應變。老耄十分賞識小夥子，認為他性格剛毅，他被判刑是事出偶然，勞改營的管教人員對當兵的打過架這種事不會在意。此外，伊萬天生沉默寡言，講起話來一口純正的俄語，沒有用花紋文身，幾乎不用髒話罵人，講話時甚至還能來上兩句英語。老刑事犯稱伊萬是個“千金難買的娃娃”，在行為舉止上認為只消稍微教一教他，便可成為一名極為難得的幫手。
老耄比伊萬早一個月獲釋。按照商定的計劃，他在附近的一個村子裡等候他的教子，同時到鋸木廠當幫工。他給幾個賊頭兒寫了信，請他們來商議一番，因為他本人受到限制，不敢貿然前往莫斯科，必須首先弄到紮紮實實的證件。
伊萬·彼得羅夫出獄後來到這裡，一句話也沒問，在鋸木廠安置下來，開始拼命幹活。隨後老耄的老朋友也一個個來了。他們對伊萬懷有戒心，不當著他的面談什麼。假如這些飽經世故的罪犯知道這個年輕人腦子裡在想些什麼，他們會乾脆把這個放肆的小子除掉。
伊萬內心裡簡直憎恨所有的人：既恨竊賊也恨管教人員，還有那些關在帶刺的鐵絲網裡面、為了幾個小錢從早到晚拼命幹活的人。他不喝酒不抽菸，用大車車軸做槓鈴來鍛鍊體力。他在吃飯、睡覺和工作之餘總是一連幾個小時冥思苦想，尋求擺脫目前處境的出路。他希望成為一個自由自在、獨立自主而又有錢的人。他年紀不大卻讀過很多書，記住了很多東西。然而不論是傑克·倫敦筆下的採金者還是基度山伯爵都顯然不適合今天的現實，不能作為他的榜樣。
小夥子對他的師傅十分鄙視，一見到他那幫朋友，伊萬心裡就明白了：這幫人逍遙法外是暫時的。伊萬經過長期思考得出結論：他得跟最強有力的國家機關——克格勃取得聯繫。他十分清楚他根本當不了偵查員，他的經歷使他不夠資格，再說還得精通幾門外語。儘管書籍和電影對“隱蔽戰線”英雄們的描寫高尚而又精彩，但伊萬這小夥子頗為機靈，他猜想秘密組織里也有另外一類人，他們不帶潔白手套，不上電影鏡頭，也不需要勳章。就連克格勃也很難挑選到優秀的專門人才來幹這種工作。他，伊萬·彼得羅夫，認為自己是個完全合適的人選，就連他有前科這一點也可能成為一個長處。
他一直是個“微不足道的人”，他應該設法進入有關人士的視野。
伊萬跟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一樣，在生活中碰上的籌碼有時黑暗，有時光明。老耄那一幫刑事犯帶上小夥子，從農村轉到一個小縣城。他們證件齊全，沒有任何作案記錄。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面對站崗的民警，打聽列寧街在什麼地方。每個城鎮只要超過十幢房屋，就一定有一條街叫這個名字。
光陰荏苒，春去夏來，得脫下棉衣，扔掉集中營的靴子了。老耄的朋友們很不情願地給伊萬買了一條褲子、一件褪了色的茄克衫，這種茄克衫是在離俄羅斯很遠的地方製造、又一路步行運來的，衣服上的外文字已經磨掉了，但遠方產品的優雅樣式則保留下來。舊旅遊鞋即使在莫斯科也有人穿，伊萬的衣著可以說十分時髦。隆起的雙肩，短短的髮型，懶洋洋的舉止和無動於中的眼神——這些加在一起，使他活像俄羅斯剛剛出現的一種人物類型：年輕的生意人，恐嚇勒索分子，土匪強盜，這幾種人在八十年代末混淆在一起了。誠然，他還缺一輛似乎停在附近街角的進口轎車和裝在口袋裡、用橡皮筋紮成一疊的美元，但就其他方面而言，伊萬的外貌都跟這類人物相符。
幾個“老傢伙”又在開會協商，把小夥子從屋子裡趕了出來。伊萬拖著雙腿正在中心大街上漫步而行，突然覺得有人拉住他的一隻手。那不是民警抓人的動作，再說只有一邊的手被拉住。伊萬的反應十分鎮靜，他毫不緊張，看了跟他並排而行的那個陌生男人一眼。那人三十出頭，衣著是首都樣式，名貴而不鮮豔，個子比伊萬稍高，臉上不動聲色，那是偵緝人員特有的臉神。
“我的證件沒有一點毛病，”伊萬並未停步，說道。
“我知道，伊萬·西多羅維奇，”那人露出一副笑容答道，“想跟您談談，哈扎諾夫中校認為您為人穩重而又明智。”
哈扎諾夫中校是伊萬不久前從那兒獲釋的那個集中營的副營長。跟所有監獄、勞改營的偵緝人員一樣，哈扎諾夫的外號叫“乾親家”。他招募犯人，對集中營進行監聽，及時防止越獄和流血爭鬥，有時成功，也有時遲了一步。哈扎諾夫一年多以前跟伊萬談過話，試圖勸說他進行合作，但遭到斷然拒絕，就再也沒有找過他。伊萬·彼得羅夫並不知道中校把他的情況記入一個特殊的記事本，不時把它拿給前克格勃的同行們看看。此外，哈扎諾夫還在伊萬·彼得羅夫身邊安插了一個耳目，因此對這名犯人十分了解，認為他很有前途。犯人在獲釋時有時會進入聯邦安全委員會的情報網，每招到一名犯人都算是哈扎諾夫的功勞，有助於他晉級提升。這實際上是一種徒勞無益的工作，因為反間諜機關從刑滿釋放人員中招募間諜的數量極少。獲釋人員是些極不堅定的分子，他們很容易犯罪，而且慣於要兩面手腕。
在路上攔住伊萬的那位大尉並不相信面臨的這場談話能夠成功，他只不過是在執行一項常規任務，為的是談完話寫個報告，說是已經跟那人見了面，沒有取得什麼成果。
“伊萬·西多羅維奇，咱們上寒舍去，外面又冷又潮，”那偵緝人員說。
“你幹嗎在大庭廣眾中拉著我，有人看著吶，”伊萬冷靜地說著，從口袋裡掏出火柴。他雖然不抽菸，但身上總帶著火柴，等大尉掏出煙來，他便給大尉點了火。“你往前走吧，我跟著你。”
大尉受不了他講話的這種態度，本想發作，但還是決定忍一忍，看看這次會面有什麼結果。
他設立秘密聯絡點的那幢樓房就在這個街區。大尉頭也不回，徑直登上二樓，打開門鎖，伊萬在他背後輕輕一推，一下子把他推進屋裡。
“你們是在什麼學校受的訓呀？”伊萬跟了進來，隨手把門鎖上。“你對我那些朋友感興趣？那麼幹親家哈扎諾夫應該事先提醒你，哪怕是一文不值的同夥我也不會出賣。”
“你喝茶嗎？我知道你不喝酒。”大尉說著打開電爐，放上茶壺。
伊萬在破舊的安樂椅上坐下來，更加仔細地看了看主人。他的外表不像個警察，工作作風則像個普通的管段民警。
“好吧，我根本不想談你的朋友，”主人開始擺放茶具。“你提到他們是白提的。你給我們幫幫忙，我們不會虧待你。”
“這是空話，”伊萬答道，“你既然跟乾親家談過我的事，那麼你也知道老耄這個人。他是個賊頭，他的朋友們也一樣。我對他們來說是個外人，他們老於世故，口封得很緊，因此我一無所知。就算知道我也不會說出來，您這位尊敬的長官找錯人了。離這兒不遠有個‘藝術’電影院，那兒正在放映《鎖在一條鐵鏈上的人》。我喜歡看電影，我馬上去那兒。總之咱們東扯西拉，白白浪費一個小時了。您說說您要什麼，咱們三言兩語講完拉倒。照我看，您是犯了過失被髮配到這兒來，悠閒得無聊才幹些莫名其妙的事。”
“哪兒來的這套文明語言？”大尉把麵包和一盤切好的香腸往伊萬跟前挪了一下。
“我讀過《莫伊多蒂爾》①那本書。別東扯西拉了，您說吧，找我幹什麼？”
①蘇俄作家科·伊·丘科夫斯基（1882—1969）所寫的兒童文學作品。“莫伊多蒂爾”字面意思是“洗得乾乾淨淨”。
“打算去莫斯科嗎？”
“就問這個？我在那兒出生，我好像還有間房子在那兒。”
“要上路需要有錢。您和您的朋友們啟程以前闖進哪個售貨亭或商店……”
“可是你們夜裡並不陪女人睡覺。你們在維護城市的秩序。怎麼，難道本地民警不知道城裡來了些頭面人物？要麼您是要我把時間地點告訴您，免得您守來守去著了涼？”
“你是個無賴！”
“你難道現在才明白？”伊萬拿起一片香腸聞了一聞，又放回盤子裡。“香腸裡有大蒜氣味。待一會兒他們問我在哪兒吃的香腸，我怎麼辯解？他們想幹些什麼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不會跟他們一塊兒幹。假如他們要把我帶上，那麼事情明擺著，他們會下令叫我殺死值班的人，用鮮血把我跟他們捆在一起，這我可不幹。監獄和勞改營我都見過，那可不是特列季亞科夫美術館②，再進那兒去也見不到什麼新奇的東西。”
②在莫斯科，俄羅斯最著名的藝術中心之一，收藏十一世紀以來俄羅斯及蘇聯造型藝術作品。
大尉看著伊萬，心裡在盤算：把這樣一個小夥子弄到手，就可以跳出這塊窮鄉僻壤了。由於偶然原因進勞改營的人多的是，獲釋的人有的受過高等教育，有的還是副博士。可是那些人跟刑事犯罪完全不沾邊，對刑偵工作毫無用處。這小夥子個性生硬，卻不是天生的盜匪。只要你願意，你可以把他造就成一個有用的人，這樣的人並不多見。還有，他不喝酒，可見他不會為小事耗費精力。怎樣才能吸引他，讓他脫離盜竊團伙呢？主要的是，怎樣表明自己的身分呢？小夥子鄙視民警，他不會同意跟他們共事。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這些問題都由伊萬·彼得羅夫自己解決了。他不時喝一口茶，吃一小片面包，同時看著主人，那神情倒像他並不是受到招募的人選，而是自己在決定：他究竟是跟住宅的主人建立聯繫呢，還是心平氣和地分手、把這一切都忘掉。
“照我看，您是反間諜機關的人，在這裡搜尋察看，想物色一個執行任務的合適人選。看得出您不是本地的，而是州管理局來的。人家處分了您，打發您上這兒來改正錯誤，您卻在這裡遊手好閒。這樣的篩選站根本就是傻瓜想出來的。體面人會閉著眼睛跳過去，正經八百的小偷不會停留下來，我的朋友們則是例外，咱們不談他們。我今天傍晚就離開他們，乘夜裡的火車去首都。”
“他們不會放你走，”主人說道。
“我去跟老耄談好，別的人不會吱聲。”
“可是你怎麼走呢？得有錢買票呀。”
“錢由您給我，”伊萬微微一笑，“您說個電話號碼，到了莫斯科我就打電話。尊敬的長官，您需要向上司證明您盡職盡責。您要是舉止得體，還會因為我而獲得勳章。”
“你的臉皮可真厚！”大尉氣得喘不過氣來。
“順便說說，我跟您談話可是彬彬有禮的。我請您去火車站給我買一張去莫斯科的臥鋪票，電話號碼您可以說一說，我記下來。這會兒快五點了，十九點以後，每個小時按整點算，七點、八點或九點，您在‘藝術’電影院等我，把一個信封塞在我的茄克衫側面口袋裡。”
“你會騙我，”大尉疑惑地嘟囔道。
“有可能，但我勸你冒個險試一試。”伊萬挪開茶碗，起身走了出去。
跟竊賊們攤牌進行得極為平靜。伊萬心裡明白，老耄跟同夥的爭論失敗了，他們尚未決定怎樣擺脫這個年輕的異己分子。儘管他們每個人都幹過“放血”的勾當，但誰也不願動手再幹一次。
等他們吃飽喝足以後，伊萬突然開口說：
“每個人都各有所好。諸位先生，我不屬於你們一夥，不瞭解你們的事情，假如各位允許的話，我想悄悄離開這裡。”
竊賊們喜歡受人尊敬，而“諸位先生”這個稱呼簡直令他們激動不已。小夥子當真一無所知，他沒有悄悄溜走，而是請求他們允許。他們用理解的目光看了看老耄，意思是說，這樣的小夥子會讓人銘記在心裡。在場的人中年紀最大的一位是個賊頭，伊萬不知道他的外號，這人的年紀五十左右，他用嘶啞的嗓音說：
“你這娃娃挺有頭腦，說不定能成為一名小偷，眼下你就走自己的路吧。”他從口袋裡掏出幾張揉皺的鈔票，幾個朋友又湊了一些。“拿著，買張票還不夠，可是你準有辦法。”
伊萬拿了錢，低低地鞠了一躬，暗自輕蔑地冷笑。他毫不懷疑竊賊們身上藏有鉅額的錢。可是竊賊們為人處世跟執政黨中央委員們一樣：首先保障自己、親屬、副手、下層的書記，直至區委的女清潔工。要是還有所剩餘的話，再分給普通黨員，但不是見人有份，在溜鬚拍馬這種問題上是不能容許平均主義的：某個人給一罐成魚脊肉，另一個人給點茄汁密網魚也就過得去了。法西斯集中營裡高懸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各得其所”。他們不該把這塊牌子毀掉，應該把它運到俄羅斯來，安放在舊廣場上。
伊萬屬於自學成材一類人，勞改營的規矩他學得很快，因此跟“師傅”及其朋友們告別時十分友好。
他上車以後，一眼瞥見竊賊們正在核查他是否乘車離開。他沒有上過任何專門訓練班，但他沒有向女乘務員出示車票，而是順手提起一位婦女沉甸甸的旅行箱，裝作送行的人進了車廂。
“小傢伙挺機靈，”老耄說，“咱們不該把他放走。”
“我見過一些告密的人比他更機靈，”賊頭答道，說著他們離開了月臺。
伊萬到了莫斯科以後在先前兩位老太太那裡住下來，她們不住地驚歎“啊—呀呀”，謝天謝地，她們的萬涅奇卡①沒有陷入車臣那場自相殘殺的戰爭，總算四肢齊全地回來了。他對勞改營的事自然絕口不提，去民警局登了記，報了戶口，住址報的是樓底下的貯藏室，有號碼有門鈴，好歹算個房問。兩位老奶奶開始很生氣，但伊萬解釋說，戶口報在哪兒就得住哪兒，否則他別想分到正規的房間，更不用說一套住宅了。
①伊萬的小名。
三天以後伊萬撥了一個電話，號碼是他在俄羅斯地圖上沒有標明的那座小城裡，在“藝術”電影院旁邊弄到的。接電話的是個男人，聲音平靜，但未作自我介紹，只說了一句：
“喂。”
“您好，”伊萬答話後停了一下，對方沒有回答，於是他繼續說：“我在遠離文明的地方休息了將近五年。一位體面的男子在火車站交給我一個信封，並請我撥這個電話。”
對方短暫地停了一下，伊萬聽見那邊在罵娘，隨後那男人說：
“今天十五點請到我們的傳達室來，我來拿您那個信封，不過我不能作任何許諾。”
“你們的傳達室只有精神病患者和告密者才去。況且我沒有任何事情求您。就算我沒有打這個電話。”
伊萬·彼得羅夫可沒有上過什麼特工學校，從來沒有上過。然而天生的機靈使他領悟到，這個電話號碼的談話十有八九會錄下來。那麼電話線另一端那個傲慢的傢伙就會有人狠狠揍他一頓。
“等一等！等一等！”對方急忙說道，“您不想上我們傳達室來？咱們另找個地方見面……您知道多爾戈魯基紀念碑吧？”
“不行。我覺得找個住宅合適，最好是旅館房問。”
對方呆了一呆，隨後說道：
“還是十五點，在莫斯科賓館大門口，您一個人是不讓進的。”
“好吧。講講您的模樣，我來找您。”
伊萬提前半小時來到會面地點，他自己也不明白乾嗎要來得這麼早。他無事可幹，手裡拿著三顆釘子，裝出一個急不可待的戀人的樣子，在離賓館大門不遠的地方轉來轉去。人們在鑲鏡子的大門口進進出出，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彷彿怕遲到一樣。人行道邊上急速駛來一些小汽車，多半是出租車，但許多外國牌子他不認識。伊萬注意觀察過往行人，留心他們的服飾，很快就學會了怎樣認出誰是外地人，甚至包括從豪華高級轎車裡出來的人。外來人中有許多人在當地是有威望的人物，到了這裡，在莫斯科，他們也竭力顯得與眾不同，走起路來不是隨隨便便，而是十分莊重，抬起下巴，目光也顯得意味深長，從來不露笑容。此外，外地來的首長愛穿寬鬆的名貴大衣，而且手上一定有公文皮包。
伊萬發現外省達官顯貴的司機和隨從往往面露拘謹的笑容，有時互相使個眼色。有兩次他見到攝影記者和電視臺記者，他們既不跟旁人打交道，也不左顧右盼，對準目標攝完像就走。
伊萬等候的那個克格勃人員相隔二十步他就認出來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為什麼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認出這個人來。或許是因為緊緊繫在風衣上的那根腰帶加上運動員一般的姿勢，那人完全心無旁鶩，走路不慌不忙，不四處張望，但眼睛卻瞟著左右兩側。腰帶、駝色風衣、身材高矮和不帶帽子，這些特徵克格勃人員在電話裡都說了，可是伊萬即使不知道這些一般的特徵也能斷定是他。他攔在那人前面，伸出幾顆釘子說道：
“你好，朋友，很高興你按時赴約，”他拉住那人的手，把他拉到大門口，“你在前面走，我能跟上，”從看門人身邊走過時伊萬又補了一句，那看門人仔細看了這位客人一眼，顯然是要記住他的相貌。
房間頗為幽雅，看樣子無人居住，空氣不新鮮。伊萬也不徵求主人同意，打開通風的小窗口，倒掉菸灰缸裡的菸頭，說道：
“我叫伊萬，您呢，我將尊稱您為‘頭兒’，因為您不會把您的名字告訴我，我也犯不著讓腦子裡塞滿雜七雜八的東西，”說著他在一張單人沙發上坐下來。
“好吧。”“頭兒”點了點頭，在寫字檯邊上坐下來，略帶嘲弄的神色，仔細地看著他。
伊萬突然明白了，他面前的這個人根本不是跟他通電話的那一位。一方面這無關緊要，然而另一方面，伊萬心裡明白，他得換個語氣和方式談話，對上司必須恭恭敬敬。
“情況就是這樣，首長同志，”伊萬小心翼翼地開口說，“現在我的命運由您決定。”
“唔，伊萬，詳細講講你的情況，可別講假話，否則遲早會真相大白，那你就完了。出生呀，洗禮呀，上學呀，偷東西呀，打架呀，一五一十全都講出來，一直講到受審判刑，先講一講，然後寫出來。”
當克格勃人員看完伊萬所寫的自白以後，把那幾頁紙推到一邊，問道：
“我不明白，我們的工作人員幹嗎要你來？這種淘氣鬼在首都成千上萬。”
“那人在窮鄉僻壤呆膩了，想往高處攀，”伊萬答道；他心裡明白，這一刻正在決定他的命運，他沒有能力左右局勢。
“頭一次找你談話你幹嗎要同意，又幹嗎要給我們打電話？”
“是我猜出了你們是個什麼機構，”伊萬坦白地說。小夥子看中了跟他談話的人，決心跟他實話實說。“去研究所我不夠格。雜工我不想當，警服我見了心裡就作嘔。大型體育項目我早就過了年齡，我也不願意到共青團委員會去值班守衛、寫點告密材料向上爬。”
“可以去建築工地乾點活嘛，”克格勃人員隨口說道。
“我頭上捱過打，不過沒有受到什麼重傷。首長先生，我想幹的不是套上挽具拉車，而是拿著鞭子趕車。”
“你以為只有你一個人這麼想嗎？伊萬，你啥也不會呀，你是白紙一張，得從頭教起。你判過刑，進不了我們的學校，射擊你沒來得及學會，打鬥起來像個普通的流氓無賴。你一無所長。”
“我會動腦筋，親愛的先生，您對這一點十分清楚。這會兒您是故意氣我，檢驗我的剋制能力。那麼我在這一方面也毫無問題。”
“是這樣嗎？”克格勃人員毫不掩飾他的驚訝。“有意思，你那聰明的腦袋裡是怎麼產生這種念頭的？”
“要不您怎麼會派人住在離勞改營最近的火車站呢？這就是說，您對我們這種人感興趣啦？您查閱我們的個人檔案，跟管教人員保持聯繫。你們需要人，不是佐爾格①，不是什季裡茨②，你們不是在國外，而是在國內開展工作。你們缺乏敢於拼命的人。”伊萬還想說，克格勃分子還缺乏可以塞入絞肉機的人，把人絞殺以後他們不用負任何責任；但他確實不傻，這些多餘的話忍住了沒有說出來。
①②均系二戰時期的蘇聯偵察英雄。佐爾格於30—40年代以德國記者身份被派駐德國、中國和日本，獲取珍貴情報，1941年被日本警察逮捕，1944年被處決。什季裡茨長期打入德國間諜機關，他的事蹟在電視連續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中作了詳細描述。
“會殺人嗎？”克格勃人員問道。
“沒試過，看情形而定。”
“去殺幾個人！這就是全部情形！”克格勃人員自己也沒有覺察到他開始生氣了。
“這種情形應當說相當糟糕，”伊萬停了一下，答道。“一個人要是訓練有素，那我可對付不了，再說你們有這方面的專家。至於那些流浪街頭的廢物，你們不會為那種人弄髒了手。您的話含糊不清，您拿個主意不就得了。”
克格勃人員不是個泛泛的頭兒，而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招募者，一位上校，聽了伊萬的話只是笑了一笑，心想這小子當“一次性注射器”使用倒還合適，說道：
“明天十二點呆在你的地下室裡，有人會來找你。”
“一言為定。請給點錢，我沒有錢吃飯。”
克格勃人員給了伊萬五十萬盧布，把他送到門口。
伊萬拿到了身份證和戶口，安置在一個汽車庫裡洗車。工班班長冷冷地對他說：
“每天來和走的時候登個記，別的事與我無關。”
就這樣，伊萬每天來車庫兩次。車庫裡的人很多，他從來沒有簽過什麼工單，工資少得可憐。工人們得知他不喝酒，壓根兒就把他忘了，彷彿沒有他這個人似的。後來伊萬才弄清，這種罪犯在車庫裡幾乎佔一半，他在這些人中間毫不起眼。原來這個車庫歸國防部，在裡面工作的夥計們身上都有一層“鎧甲”，使他們免除在保衛祖國的隊伍裡服役的神聖義務。
伊萬練習射擊和肉搏，只有一個教練，那人是誰，練習什麼，在哪兒練，他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用帶光學瞄準器的步槍射擊成績平平，打活動靶則十分蹩腳。但在15—25米距離用“TT”型手槍進行射擊時，伊萬不論是臥倒、翻跟頭，跳進或跳出窗戶時都乾得很漂亮。他不善於在等待中瞄準靶子，但要是所謂舉槍就放，那他可是個天生的行家。
伊萬練桑勃式摔跤不算出色，但他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教練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行家，而且訓練時馬馬虎虎。正好過了一個月，伊萬單憑力氣大和動作協調就能把自己的師傅摔倒在體操墊子上。伊萬使用冷兵器水平也一般，總之他角鬥起來不怎麼樣，別的小夥子只要在阿富汗打過兩年仗，準能打敗他。然而與其說是單打獨鬥成績微小，倒不如說是師傅對訓練的鄙薄態度及其本身水平甚低，促使伊萬再三琢磨：他們訓練他去幹什麼，克格勃機關幹嗎需要他。
前面已經說過，伊萬·彼得羅夫是個機靈的、甚至頭腦聰明的人。把目前的情況盤算一番以後，他明白了：訓練他完全不知道要幹什麼。去國外工作不可能，當警衛隊員不合適，再說他也沒受過這種訓。可是在他身上花費了金錢和時間呀。
他記起勞改營一個小丑式人物講的話，說是聯邦安全委員會用一些人作為殺手的教具，讓年輕的克格勃分子學習如何殺人。這種想法有點令人毛骨悚然，但伊萬馬上把它反駁掉了。挑選犧牲品不過是小事一樁，犯得著為此派一名軍官住在小城裡，翻閱個人檔案，長達數小時地找人談話，雖然教得不好，但總是在教人怎樣射擊，怎樣使刀，怎樣猛地擊倒並抓獲對手嗎？那種事不值得勞神費力。可見訓練他另有目的。
四個月以後伊萬的種種問題得到了答案。在進行課目時靶場裡出現了伊萬稱呼為“頭兒”的那個招募人員。懶洋洋的教練頓時變成了另一個人，神色莊重，目光嚴厲，跟客人小聲談了幾句便穿過靶場，擺好五個升降靶，在靶場中央扔了兩塊墊子，把燈光關到昏暗程度，說道：
“常規武器，‘TT’型手槍。練習。臥倒時射擊兩發，向前翻跟頭以後射擊兩發，另一發在跑離靶子時邊跑邊射。只射頭部，任務明白了嗎？”
“明白了。”伊萬把口香糖吐出來。“我還剩幾顆子彈，因此你的前額上可以得一顆，免得你一見了上司就變乖了。”
教練員驚得目瞪口呆，上校則笑了起來，說道：
“別逗了，伊萬，關於你已經有些不好的傳聞。真是怪事，我工作了多少年，對這一點還是沒法習慣。似乎誰也見不到誰，可是所有的人都互相瞭解。”
“我誰也沒看見，什麼都不知道，”伊萬氣鼓鼓地答道。
“我們小賣部的女售貨員們當真編了一些你的故事，說你這人力大無窮。好啦，別講故事了，按要求執行吧。射擊完成得好，我就讓你享受另一種待遇。”
伊萬脫掉茄克衫，從欄架上取下“TT”手槍，仔細查看一番，然後拉開槍機，看了看槍管裡面，啪的一聲退下彈夾，數了數子彈，來到火力線。
所有的練習項目他都迅速做完，五發子彈實際上是連射出去的，就像用自動步槍射擊一樣。伊萬把手槍在食指上轉了一轉，也不去看靶子，回到欄架跟前。
“這麼有把握？”上校問道。
“我什麼把握都沒有，長官，”伊萬答道。“但我心裡有數。”
上校伏在望遠鏡上看了一看，嘆了一口氣。
“看來我的擔子可以卸下了。”
第二天伊萬·彼得羅夫接受了第一件戰鬥任務：消滅——克格勃人員是不使用“殺掉”這個詞的——一個男人，那人總是在某一時刻從家裡出來，然後坐上“伏爾加”車。有人對伊萬作了說明，沒有講那人的姓名，只說他是個危險的敵方間諜，為了揭露他反間諜人員已經幹了將近一年，但無法將他當場抓獲，可是他給祖國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然而事實上這人是個已經暴露的聯絡員，外國偵查機關已有半年多沒有啟用他，但他了解許多不該瞭解的情況，審判他找不出理由，但消滅他卻不妨。克格勃方面打算在伊萬完成任務後把他也消滅掉，為此派出了兩名有經驗的殺手。
伊萬聽取了詳細指示，拿到了暗殺對象住地幾條小巷的平面圖，還有撤離的路線和他完成任務以後“脫身”的那個地鐵站的位置。
說不清是某種預感還是他早就相信人家在跟他玩一場不誠實的遊戲，伊萬接受任務後如釋重負地嘆了一口氣，心裡明白這就是早已為他準備的真正的結局。市內的殺人案件很多，這些案件偶爾也應該予以曝光，即使揭露的為數很少。被殺的人並非警察追捕的對象，此次殺人也不是匪徒之間的爭鬥，責任則應由反間諜機關承擔。因此當家的人才決定一箭雙鵰，既消滅不合心意的人，也暴露兇手，當然，是已經喪命的兇手。而派這個人去殺人非常合適，他不久前剛從監獄裡釋放出來，當初坐牢就是因為殺人未遂，既無家屬也無親友，誰也不會哭他。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
出乎意料的是伊萬提出要一萬美元定金，更出乎意料的是當家的人一口答應。而這一點只不過證實了誰也不打算讓他活下來。他宣稱他需要一晝夜的時間進行準備，上校覺得有些驚訝，但沒有表示異議。
暗殺的前一天，伊萬在早晨六點左右來到通向住房的那條小巷，很快就發現有人在監視他，看來是來自那幢樓房。伊萬在小巷裡轉了一轉，看了看大門，那幢樓房是個老建築物。伊萬明白在這幢樓房的每套住宅裡應該有後門樓梯和通向院子的出口。伊萬驚訝地覺察到他並不感到恐懼，甚至產生了一種狂熱情緒，彷彿擔風險的不是一條人命，而是在進行一場未曾體驗過的賭博。
在此之前他曾經想過，那些傢伙也許會在子彈上做些手腳，因此他在上射擊課時塞了兩三顆子彈在口袋裡以防萬一。傍晚他領到了他熟悉的帶消音器的“TT”型手槍，跟他們再次討論了計劃中的所有細節。按策劃者的設想，伊萬應該在暗殺對象走出住宅時就在門口開槍，隨即從三樓乘電梯下樓，大門口有一輛沒有司機的汽車等著他。伊萬在聽取指示時有點心不在焉，心裡想著自己的事；一談到汽車，他立即閃過一個念頭：要開槍打死他，無須等他上汽車，就在住宅邊上開槍即可。既然直截了當便可保證成功，幹嗎要多此一舉呢？
汽車通常在將近九點時開到長官這裡來。伊萬事先得到通知，在實行暗殺那一天汽車會有所耽擱。伊萬在跟自己的長官談話時戴上黑眼鏡，似乎是為了偽裝，實際上他擔心自己的眼神會讓人看出破綻。
盼望已久的那個早晨來臨了。九點差十分伊萬順著樓梯登上了頂層，然後下到三樓，叫了電梯便開始等候。住宅的門鎖咔嚓一響，門剛剛打開一點伊萬就開了槍，趁勢把屍體推進室內，隨即呼地一聲關上房門，掛上門鏈。伊萬知道死者的妻子起床很晚，他毫無障礙地來到廚房，看見了後門通道的門。糟糕的是門已經釘死，僅能見到被壁紙蓋住的門框的稜角。
伊萬跨過躺在門檻邊的屍體，打開房門，按了按鄰居的門鈴。幸好立即有人開門。一個身材魁梧、頭髮花白的人，顯然是個退伍軍官，不滿地問道：
“唔，什麼事？”
“有伐力多①嗎？我來找主人，可是他覺得不舒服。”
①血管舒張藥物。
“得喝點伏特加，”退休軍官往旁邊跨了一步，讓出路來。
“謝謝。”伊萬進了屋，隨手把門關上。“您問問您的妻子，她更熟悉藥放在那兒。”
“我沒有妻子，她死啦，就我一個人，”退休軍官答道。
伊萬開始可憐這個高大笨重的老人。退休軍官親眼見過殺人犯，這一點並不重要，克格勃人員很清楚該找什麼人。
“打過仗吧，將軍？”他一邊問一邊傾聽門外小心翼翼的腳步聲。
“那還用問？”將軍感到驚訝。
“您坐在屋子裡，別往外探頭探腦，這麼大年紀挨一顆子彈就太蠢了。您沒有見過我，有人按門鈴別吱聲，有電話也別去接，裝作不舒服躺在床上。”
“又回到舊時代啦？”
但伊萬已不聽他講話，走進廚房，確認通往後門通道的門已經開了鎖，用手指把主人招來，說道：
“我一走就鎖上——你也沒見過我。懂嗎？”說著從口袋裡掏出“TT”手槍。“將軍，我不是嚇唬你，而是對你的功勳表示尊敬。可別叫我為難。”說著消失在門外，只聽見沉重的鐵鉤落進插孔裡。
伊萬穿過幾個院子，聽見背後有人拼命吹警笛。他很快乘上短途電氣列車，心裡明白火車站長途列車旁邊人家正守候著他。
伊萬在離莫斯科四十公里的一個集體農莊定居下來。身份證“丟失了”，跟管段民警交上了朋友，蓄起了鬍鬚，剃了頭，弄了一張新身份證。一個男人自己不喝酒卻款待朋友喝酒，手上有錢，生活恬靜，這種人在俄羅斯是受人尊敬的。
一年多以後改革開始了，在這種混亂形勢下要弄清人們的身份已經不可能了，再說克格勃已經解散，聰明的上校已經從伊萬的生活中永遠消失。
美元成了俄羅斯最靠得住的貨幣。伊萬在新證件中保留了原名，成為一名集市貿易的商人。起初他想扔掉“骯髒的”“TT”手槍，後來改變主意，把它藏了起來。他在地裡幹了兩年活，卻並不嚮往這種工作。他在一個汽車場安置下來，隨後轉到一個小車庫，這裡為出類拔萃之輩保管汽車。就在這裡伊萬找到了維爾丁中校。中校遠非傻瓜，把司機兼機械師佐林（這是伊萬挑選的姓氏）的證件送去進行核查，得到的證明說佐林的經歷中汙點比亮點多得多。但維爾丁並未到此為止，又索要了一些有關這名新手的必要的查詢資料，但他懶了一下，沒有取下指紋送去核對。伊萬·彼得羅維奇·佐林成了一名履歷完全合格的俄羅斯公民。但維爾丁中校確信證件裡引述的事實完全不符合實際，打算在必要時利用這一點。中校接到金融家希什科夫交給的任務後打算實施一項行動，給在野黨和其他希望繼續進行戰爭的人提供某些機會，於是克格勃人員便從預備人員中選出了伊萬·彼得羅維奇·佐林。
維爾丁認為他是個勇敢果斷、頭腦聰明的人，他相信只要認真探究一下佐林的履歷，就很容易把他問得張口結舌。
於是，公共汽車爆炸了，兩個孩子喪了命，“恐怖分子”被抓獲並被判處極刑，實際上所有的人都心滿意足，這一年秋天每天發生的事件實在太多了。
可是古羅夫及其夥伴們毫不懷疑，孩子的慘死只不過是一段序曲。車臣的和平並不穩固，但這種和平的來臨使一些人損失了鉅額金錢，他們不會感到滿足，全曲仍然未完待續。考慮到南部邊境隨時可能爆發戰爭，車臣的動亂對軍火商來說簡直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