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王幹答北京青年報記者譚璐問
1.關於“女性寫作”和“女性主義寫作”
王幹：我們研究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概念，不應該是按照男人的視野，男人的目光來寫作的。1995年～1996年，我和那個中國最著名的女性主義者之一——戴錦華就談到這個問
題，我談到女性文學寫作就用到一個詞——巫。我說當時有“老三巫”、“中三巫”、“新三巫”，說老的是張潔、諶容、張抗抗，中間是王安憶、鐵凝、殘雪，新的是陳染、林白、海男。戴錦華很不高興，說你這完全是站在一個男權主義的立場上，當時我還和她爭執，我說“巫”呢不是一個貶義詞，是一種比較有靈性的，怎麼怎麼的。
現在看呢，後來很奇怪本來這個中國女性主義文學跟男性化對抗的勢頭，後來突然變成——怎麼說呢——迎合男性閱讀視野的方式。後來我講不但“巫”不成氣候，而且人家自稱“寶貝”，自稱“小妖”，周潔茹不是寫《小妖的網》嗎？就是完全按照男權的價值取向來寫作，到了九丹的《烏鴉》那就更不像話了。
記者：“女性主義寫作”和“女性寫作”是兩回事。
王幹：對對。現在的女作家好啦，不但要做“巫”，還要做“妖”啦。
記者：“妖”是什麼意思?
王幹：“妖”這個概念，可能和《大話西遊》有關，妖精一向是貶義的，但《大話西遊》裡兩個妖精是兩個美女扮的：一個是朱茵，一個是蔡少芬，把妖精人格化了，美女化了。妖就是美麗、妖嬈、風情，也有一點比一般女人更放蕩，更張牙舞爪。《大話西遊》裡把妖精賦予人性，而且與至尊寶還有愛情故事，妖精的概念變了。
記者：如果放到女性寫作中來說“妖”呢?
王幹：那當然它是更非女性主義的，更按男性視覺來寫，淹沒了女性主義，而且比原來更厲害了。
張潔包括陳染她們當時都有初期的女性主義的傾向，不輕易跟男人認同、苛合，但現在女作家完全按男性視覺來寫，這可能和商品社會有關。
虹影的《K》是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可以把它叫做“東方女性主義的代表作”。為什麼呢?她把東方主義和女性主義揉和了。這個小說寫得非常巧妙，用現代文學史上的歷史人物的框架，把作家所要表達的東方女性主義的思想塞進去了，很巧。
一般女作家的小說，包括《烏鴉》，女性在性問題上慣常是被動的，或是受迫害的、被販賣的、被銷售的、被凌辱的命運，但《K》裡的女主人公沒有這一套，她是主動的、進攻的、屬於控制方的，能引起她個人歡樂的、審美的、激情的，甚至於用不好的詞就是設一個圈套讓朱利安進入的感覺，女性徵服男性。
很多女性文學是按男性的視野來闡釋的，性上女人一定是吃虧的，不是受益方。男人從生理上、心理上征服女性。《K》從這個角度上說是女性主義的姿態，女性主義的方式。
至於“東方主義”，林是中國人，朱利安是英國人，在一般小說裡，總是西方是強悍的，征服的，《K》則是西方人被東方的房中術所陶醉，所迷惑，所傾倒。從這個角度說，又是東方主義的，房中術在西方來講景觀奇異，不可理喻，帶有審美主義色彩。《K》大量涉及東方的性文化，神秘文化的東西。
《K》是雙重文本，是東方主義的文本又是女性主義的文本。這一點這本小說結合得非常巧妙，林愛西方教育，又對中國文化傳統有深刻的瞭解，她一點也不奇怪。儘管可能凌敘華這個人生活中不是這樣，小說虛構到她這麼一個人身上，是不難理解的。
虹影：我插一句：凌叔華個人生活不是這樣。我寫的根本不是凌叔華。她的生活是不是這樣的，我不知道。誰知道出來說說。我沒去研究，是因為這與我沒有關係。我只是借朱利安的故事作為我想象的跳板。連朱利安本這人許多事也是虛構的，他的書信集1938年出版，刪掉了許多東西，我當時只是看的出版物，雖然也知道他的全部信件日記藏在劍橋國王學院檔案庫裡。今年，書寫成三年後，被人告了一年半官司後，我才去看了一下，發現有大量詳細描寫此事的信完全沒有刊登，其他涉及男女之事，也大量刪節。
所以，我從1938年版《朱利安書信》看到的故事，有大量空檔，正好讓我想象。這個28歲的大孩子很有點戀母情結，什麼雞毛蒜皮事都報告給母親。大作家吳爾芙的姐姐範奈莎本人最著急的有兩件事：第一件，你這小子不要隨便就結了婚；第二件，是不是中國道德清教讓我這個幹不得的兒子受苦了。當然第一件更重要。因此朱利安的信件哪怕我早看到，我也明白不足為憑。《K》這本書是我想象的產物。校對的物，毫無意思，被人打了官司，我還是隻能強調這點。
王幹：中國的性文化是有一個脈絡的，但它是比較隱晦的，秘而不傳的。林也是正常的，她又接受的西方的觀念，與中國古老的神秘的東西碰撞，就產生意想不到的文化景觀。
《K》把東西方文化的衝突結合到男女關係上，所有的文化其實是兩條——食色。文化的根就是兩個基本點。東西方文化回到這麼個原初的狀態碰撞，就產生意想不到的審美效果。
他們兩個人一定意義上講是一場戰爭——文化的戰爭，文化的衝突，小說中最後是林的東方神秘主義打敗了朱利安的西方男權主義
記者：虹影，你如何看女性寫作和女性主義寫作，女性主義在你的寫作中，是有意為之，還是性格、本性下意識使然？
虹影：女性寫作，當然不可能不包含女性主義。謝謝我佛讓我今世做女人。
剛才王幹說了那麼多，得益不少。我得說句絕話：怎麼沒聽見人談“男性主義”？說“東方主義”，怎麼“西方主義”這詞就流行不起來？在美國陳小眉寫了一本書《西方主義》，這詞依然沒有人使用。就像怎麼老聽見人說譚愛梅是華人作家，英國有個表現黑人生活的白人作家，怎麼沒人說是個黑人作家？
陳曉明在評論我的長篇《女子有行》時，稱之為“女性白日夢”，很對。但是男性有沒有白日夢？當然有，但是男性的白日夢就直接叫“白日夢”，或“主流白日夢”。
所有這種詞，都是“弱勢集團”用來自衛的術語，強調自己應當特殊的對待。以前的文學史，都是男人主宰；文學評論，是男性批評家世界；寫小說，是男人的事。這才需要強調女性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須有多少女性幹部硬是得提拔培養一樣。
我們要看一下中國文學界讀書界，女性作家有沒有必要再標榜女性主義？
我個人覺得沒有此必要。我們已經不再是一個弱勢集團，至少我不想做一個弱勢群體中的人。
我願意男作家、男評論家、男讀者，就把我虹影當作家，別當什麼女作家。實際上讀者不會因為作家是女的就照應一點，沒有上級，比如當初參加作協時，因為我是女的就特別培養我。
我認為，中國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礎上與男作家競爭，抗衡。不打“女性主義”旗幟，不自貼標籤，我們也能做到寫出好東西，有意義有深度的作品。
如果我作品中有女性特徵，屬於女性主義，那我也不反對。男作家也一樣有男性主義。這樣回答你的問題：我本人生錯了性別，既然為女的，我一些小說中的第一稱敘述者就很自然是女的，她會從女性角度看待世界，所以，我的女性主義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必有意為之。新長篇《阿難》如果有女性意識，也是這個意義上的。
記者：你的《阿難》又將詮釋諸般的女性經驗，或者是什麼新的路數？
虹影：剛才我已經表明我的立場。寫《阿難》這部小說時，我正在處理《K》，別人牽我進官司那些勞心費神的事。當時我在恆河邊，真想一頭跳入河裡，一了百了，極端絕望。所以寫《阿難》對我是一個鍛鍊，我必須心平氣和，心靜如水，每天清早坐在桌前，渴望跨越人世汙濁的河，超越生死間的種種受苦。我得原諒這些磨難，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難》，若你愛《阿難》，你就會愛我。
中國經濟起飛了，人民富起來了，一部分人成了資本家，這好不好？當然好，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人民物質生活的富裕，一部分城裡人已經過上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當然是大好事。這點必須肯定。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副作用——沒有副作用的藥物不存在，況且是全社會商業化這樣的猛劑。首先當然是改富之“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道即職業道德，資本家也得有職業道德，至少有名牌意識。現在沒有。一個個首富之垮臺，大邱莊禹作敏、南德公司牟其中、廈門遠華的賴昌星，都是惡例甚至罪犯，這個問題太大，《阿難》只是觸及。
書中敘述者“我”既是女作家，同時也是北京的一個調查人員，她負責監視的有重大走
私嫌疑的南方一個大財團董事長，突然失蹤。她得到情報，說是此人可能逃入印度。她覺得這沒有可能，因為經濟犯人一般逃亡歐美。但是她還是循跡追去，從德里開始，一路逐漸發現此人在印度流浪的蹤跡，這個富商原先是流浪搖滾歌手，藝名阿難，現在似乎在重操舊業；她也發現此人上輩的身世，他的父親二次大戰中是中國遠征軍軍官，流亡到印度，並且愛上一個印度女子。我書中主人公的追蹤，引出兩代人流浪的故事。最後，當她決定離開時，發生了事想不到的事。
此小說中流浪的路線，正是二千五百年前釋伽牟尼與他的弟子阿難等流浪傳教路線，一千多年前玄奘和尚也遊歷這一帶。不同的是，如今的阿難流浪時已經沒有信仰，在金錢誘惑下犯過罪，但有著漂流的願望。他最後的結局，似乎不完全是畏罪，好像是這個漂流願望的自然延伸。
小說暗示了佛教徒出家雲遊，四海為家，作為生活方式，遠勝於正在迅速商業化的社會
中人心的汙濁。解脫貪婪仇恨的辦法，似乎是迴向流浪的純淨。
《阿難》一直存在於我的心靈深處。《阿難》好似一本言情甚至慘情小說，但實際上是有趣情節掩蓋的問題小說——不僅是當今社會現實，而是我們靈魂如何安置的問題。
2．於“海歸”文學
王幹：虹影這兩部小說寫得很好，我真是刮目相看。
很早以前我在《鐘山》當編輯，1994年時我編輯過她的小說，那個時候虹影的小說還沒有這麼和諧，這麼在節奏上掌握得很有分寸感。《K》控制得不好就會有海淫海盜之嫌，但如果控制得很和諧，就會讓你覺得審美意義上的、文化意義上的衝突，謀求東西方文化的溝通。
一般女性作家寫不出來，就是碰上這個題材也不會寫成這種模樣，這和虹影的經歷有關係。她原來在國內創作，後來到英國。她有機會也有可能同時反觀東方文化、西方文化，能夠比較冷靜地、客觀地把東西方文化的精髓有比較清晰的理解、把握。《K》把虹影這麼多年來對東西方文化的感性認識全部放進去，我們在小說中處處能感覺到她對東西方文化的感悟。
剛才我們是說小說以外的意義，從小說層面上講，小說和諧、舒服是虹影採取了“零距離”的敘述手法。傳統小說講究跟人物之間的距離，不論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敘述，總是與筆下人物保持某種距離。《K》作家跟人物之間沒有距離，這樣看上去人物感受自然，親切，不經意去看有一種日記風在裡面。這跟作家的文化經歷、文化準備、文化審美分不開。
《K》裡林寫得最充分。朱利安呢，也零距離，這跟她對西方文化的瞭解、理解有關係。
《飢餓的女兒》帶有自傳的色彩，用零距離也能解釋，《飢餓的女兒》也有東方女性主義，是寫中國西南地區女性的成長史，大量的苦難，對西方人來講也不能理解，不可想象，也是東方景觀。
她早先的小說有先鋒文化的痕跡，詩性大於真實性，《飢餓的女兒》與《K》是從詩性敘述到智性敘述，小說的內涵和寓義也比較豐富。虹影本身也是一個螺旋式的迴歸，她早期寫詩，詩性敘述受西方先鋒派文學的影響比較明顯，她到英國以後，又回過頭來發現了東方敘述的魅力，《K》裡的敘述語言很寧靜、很白描的，是不繁複的、歐化的方式。她是從對西方文化的追隨到對東方文化的參悟，也是迴歸，代表了現在“海歸文學”的傾向。我正編一套書，叫“海歸女作家文叢”，因為現在中國出現了一批從海外歸來的女作家，像虹影、嚴歌苓、張辛欣、劉索拉、張仁槿、周槿、維敏，大概有七八十個都是從海外歸來的女作家，她們真的不一樣，表現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衝突，和更真切的本土意識。
比如《K》、《飢餓的女兒》一看就本土意識很強，一看就是中國式的苦難、中國式的文化，很明顯。而比如《上海寶貝》，如果說是翻譯小說也很像，是一廂情願地與西方文化接軌、靠攏、認同。
海歸現象是中國文化現象中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記者：現在一說“海歸”，人們想的都是科技方面、經濟方面的海歸。
王幹：海歸不僅是經濟的、科技的，它是文化的。其實中國新文化的誕生就是“海歸”造成的，胡適、魯迅、郭沫若，老舍……
記者：都是“老海歸”。
王幹：中國新文學怎麼產生的，就是一大批海歸人士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發展。錢鍾書歸來的《圍城》一開始就是寫海歸的過程。
新世紀的文學“海歸”加盟越來越多，而且“海歸”裡女作家，據我瞭解也越來越多。很多女性到國外以後，特別是學文科的，很快就搞創作，原先不搞的也搞。什麼原因?一是對母語的熱愛，一是有閒暇，再一是用文字思鄉、懷念，因為出去後與周圍文化很隔膜，很孤獨，只有文學表達內心的焦慮、安慰。
記者：可是您列舉的那些人，包括虹影，人未必已“歸”，反而是作品先“海歸”，這和科技、經濟方面的人略有不同吧。
王幹：很多人也已回來了。中國文學的土壤是發展的空間，所以不要只看經濟的“海歸”，實際上是對文化的“海歸”。
記者：虹影，你認為自己算“海歸”嗎？在海外和在國內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虹影：中國是我的祖國，不歸來是不可能的，沒有不想歸來的人。暫時居住在國外，是命運使然。中國有整整幾代最出色的頭腦，都在國外。國內有些文化人，心裡總有點“茶涼學”，既然你們出去了，國內就是我的地盤。我自己多年來遇到過幾個女同行這樣的打整。這不好，不好在哪裡？因為祖國是共同的，是我們大家的。任何一行，有人在國外，對我們中國只有好處。你看以色列就明白，沒有一大幫猶太人住在國外，哪來他們在各方面的迴旋餘地？
我這是朝簡單方面說。我是寫小說的，就談小說吧：我是中文作家，在西方出版社請人翻譯出版各種語言版本，我當然喜歡看到原文書，只有原文書會讓我內心欣慰。中文是我唯一能“玩得轉，玩得精美”的語言。但是身居海外，而不是旅客走馬觀花，的確讓我看到事情的複雜，多長了不少見識。
我當然是“海歸”，我在國內住半年，在國外住半年，畢竟論到寫作時，任何地方都一樣，都得關起門來，六親不認，集中心思，一個人寫字。
關於那些“妖”什麼的，我想最好給別人點長大成熟的時間。不會太長，她們就會成熟的。
記者：記得你在一個採訪中說過，在國外像有玻璃幕牆隔膜著你與環境，那是種什麼樣的生活？回望中國，看到了什麼不一樣的東西了嗎？
虹影：那是一種很孤獨的隱居生活。排開配合歐美出版社做宣傳我的書的分內工作之外，我一般都拒絕見人，只和家人在一起，和幾個極親密的朋友往來。清早起來將地板清理一遍，打掃衛生。平常，做菜、養花養魚，花園裡蘋果樹、櫻桃樹、桃樹、梨樹我走時都開花了，魚池裡荷花都冒出芽了。現在到了北京的家，一個人坐擁“書城”“網城”，一個人對牆打兵乓球。
在倫敦我的書房是個白色閣樓，夜裡一打開大斜窗，全是亮麗的星星，我知道中國正是陽光燦爛的時候。我真的很想念中國。所以帶著這種感情，想象力更豐富，發揮得更自如，沒有什麼限制。這是跨越時空的寫法，也可以成為有意識的藝術行為。想想我自己的生活，從80年代離家到現在，可以說一直都在路上，直到我走到西方。前後花了二十年，經歷過很多奇事怪事。對寫作者來說，住什麼地方其實一點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卻不同。如同我看美國與阿富汗的戰爭可能就和別人不一樣。國際新左派已經開始徵求簽名，反對進攻阿富汗。我認為西方不會滿足於阿富汗交出本·拉登一個人。俄國很積極報自己的仇，也有人想解決整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文明衝突將會是一個幾十年的大題目。對於異鄉者，這就是一個切身大難題：英國許多穆斯林青年要到阿富汗去幫助塔利班，好多人已經死在那裡。英國穆斯林社團現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是大題目，暫且不談。說小題目。十年前英國保守黨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板球，你為哪一個隊歡呼，就是哪國人。”這個“泰比特測試法”還真難處理。當時泰比特到倫敦大學演說，汽車剛進校門，就被學生包圍起來猛踢猛砸。這當然解決不了問題，因為現在同一個問題，已經不用拳腳，而是用戰爭。哪怕這次戰爭過後，“泰比特測試法”依然會是一個綿延幾個世紀的巨大問題，與過去民族依地域而居很不相同，全球化就不可能封鎖國界。無論《阿難》還是《K》都是寫這衝突，寫我們內心深處的“泰比特測試”。
我想世界文化的分裂，現在已經是對抗勢態。白種人對伊斯蘭的恐怖，以後可能還有對黃種人的恐怖，會變成頑強的潛心理。歐洲的白人，自從多佛事件、澳大利亞船民事件之後，對“移民”兩字，談虎色變。但是沒有移民，哪來現代世界？海關能擋住思想？
《阿難》和《K》都是寫中西文化衝突與調節的困難，哪怕情人之間，最後都難以溝通。
我不會漠視這個問題：中西文化衝突的愛情悲劇，一曲永恆的哀歌。
3．於文學作品中的性描寫
王幹：《K》是情愛小說，或者用現在流行的詞叫情色小說——不是色情小說，它寫到很多性愛、床上戲，甚至寫到性技巧，東方的性神秘主義，但整個小說不是色情的，是表達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記者：剛才講《K》虹影把握不好就是海淫海盜，那麼情色小說與色情小說有何區別?
王幹：這就像《Discovery》頻道也有大量血淋淋的殘暴的鏡頭，但它不是恐怖片，就是它有科學的、人化的東西。
記者：寶貝兒們寫“色”被當作最大的商業賣點。
王幹：比較複雜。
現在為什麼寫性的文學作品那麼多呢?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隨著電影等其他媒體的興起，文學的功能越來越受限制，比如講故事你可能講不過電影、電視，揭露社會矛盾可能也比不過《焦點訪談》，講東西方文化衝突的的話甚至還不如一個專題片或一篇論文說得清楚，今天文學唯一能保持與其他抗衡的就是它寫人性。
人性的東西是看不到的，人性最根本的東西是不表達出來的，是在靈魂深處，而這是任何圖像、任何聲音很難表達的，可能和文字比較近。寫“性”是人性的初級階段，只是人性的一個方面或一個淺層次。從古到今，文學從來沒有離開過這一個領域。現在文學的功能受到其他媒體的壓迫，可能就更顯得突出。
記者：但這是不是文學的一廂情願?也許讀者並不這麼期待文學作品，只是很表面地消遣它，輕輕鬆鬆地。
記者：虹影，網上的售書廣告：《K》“大膽炙熱的情愛描寫，中國作家無出其右”，你同意嗎？有何意見？你的每一部重要作品，“性”都是基石性質的部分，你怎麼看寫作中性的問題，怎麼把握的？
虹影：僅僅這麼說《K》，太表面。在這裡我引《楞嚴經》中的句子“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表達我的觀點。我告訴你“寫性愛，男人要大膽，女人要不顧廉恥”，這種看法已經是前現代式了！我們的社會已經成熟了。禁忌壓著，就會有不正常的好奇，那時寫性愛才是個問題，現在這種禁忌，只要對不滿十八歲的青少年暫時壓一下。其實恐怕對青少年也壓不住，太普通了。全世界都一樣，除非回到原教旨社會。
因此，現在不是性愛能不能寫，敢不敢寫（這問題基本不存在了。）而是第一，性愛寫得好不好，寫得美不美，藝術不藝術，不能簡單化，公式化；第二，這點重要，因為性愛是我們生活中最會捲入無數關係問題、文化問題、階級問題、種族問題等等。你告訴我為什麼問題卷不進來？性愛其實麻煩無窮。以最簡單的男女相悅開始，以最複雜的方式收不了場。正因為這樣，性愛才成為我寫作中的重要主題之一――我就是要寫出性愛的文化意義，可以使人靈魂昇華，更能使人的缺點惡性爆發。
我的四本長篇，都可以說圍繞這個問題轉動。好萊塢式的大團圓結局，我最看不起，連觀眾都明白是“湊戲”，讓大家出門時心情不會太愉快。但是看我小說的人，我不想讓他們完全愉快，如吃冰淇淋，我想讓他們深思，讓他們也想一下他們自己的命運，讓他們明白性愛一旦給了你，你也不一定能處理好，並珍惜。
在這題材上，當然女作家比男作家強，正如在生活中，男人一看見麻煩，常常掉頭就走開，女人面對感情糾紛，為人想得多，為已苦惱也多，犧牲者大多是女人。
記者：“新新代”女作家作品中大篇幅涉及性，或者如流行的說法：用身體寫作，在商業上成功的同時受到道德批評甚至譴責，這使得另外一部分女作家樂於表現超越性別，不願承認寫作有女性色彩。你的見解？
虹影：有些作家寫性，寫異民族愛情，除了上床，除了“溼了”，其他毫無問題。這太奇怪。我不是又在指責“新新代”作家。如果異族男女之間，只有享受，毫無難題，無須反
思，這還算文學嗎？這比言情小說還要沒頭腦。我這麼一說，又有年輕作家指責我落伍。我想請教這怪事：為什麼中國的“新新代”小說，上了床就一勞永逸？
記者：你的先生的一篇文章說：研究者發現：女性之所以為女性，憑據是她們讓身體符合社會規範的程度，於是女性作家只能把小說變成身體藝術。請你更通俗、細緻地解釋一下其中的意思。
虹影：趙毅衡的那句話，我記得，好象是在討論“未來小說”時用的。他是在引用別人的觀點，所以說，“研究者發現”、“把身體變成藝術”，就是強調感覺，不是賣弄肉體。
人不就是靈魂加肉體？從世界範圍看，女作家寫感情與感覺，就是比男作家強。男作家往往感情粗糙，感覺遲鈍。男作家的性場面，例如在咱們國內出版的一系列享利米勒的小說，我的評語是：亂七八糟，莫明其妙，此人浪得虛名。跟著此人學的人下場也是如此。
4．關於女人為什麼寫作
記者：為什麼編“海歸女作家文叢”，男作家有沒有“海歸”現象。
王幹：有是有，比如徐星迴來了，李鐸（？）也回來了，但他們好像回來以後作品反而寫得少，寫得好的也少。這個問題我倒沒仔細想過，原因沒有探究過，可能和生存有關係，女的相對而言生存的壓力要小一些，很多都是跟老公出去了。女的有的原先在國內不怎麼出名，出去後寫得確實不錯。
記者：也可能女人和男人出去之後對刺激的反應不一樣。
王幹：對，也可能男人反應要去掙錢、生存，女的要表達，還一個可能男人生存壓力更大一點兒，沒有閒情逸致去創作，而女人一般沒有生計問題，況且女人出去後找個工作也不容易，只有寫小說了。
……
王幹：女性為什麼寫作，還有一個原因是現在優秀的男人不屑於寫作，從政、經商、搞科技。以前的英雄是戰爭中的英雄，孔武有力的馬上英雄，今天的英雄比如比爾蓋茨，他的公司叫微軟，一點都不男性，而很成為英雄操作的鍵盤，更適合女性。今天的英雄在寫字樓裡，女性化了。
海明威當年是硬漢英雄，在今天在北京可能就是個盲流藝術家。
……
記者：美女作家成為新詞，現在食客不僅吃蛋，還關心下蛋的雞長什麼模樣？（錢鍾書曾在拒絕拋投露面時說過一個比喻，大意是當你吃雞蛋的時候，不必關心那隻下蛋的雞長的什麼模樣）有其他理由吧。
王幹：因為現在是所謂眼球經濟，吸引眼球就是看美女，你看，再漂亮的房子，再漂亮的車，都弄兩個美女廣告。女人展示給男人看，這是一個退步，以前講男女平等。
現在女作家也是一樣的，她必須充分展示她這種女性的優美也好，魅力也好，贏得男人的眼球，這是女性主義的退化或說變異，被市場經濟完全控制。因為在市場經濟裡所有都是以女性身作為核心的經濟，這也影響到這幾年的女性寫作。
作家沒辦法，也成為市場經濟的一個環節成為文化市場的一個環節。
另一方面，男作家沒市場，所有的事物都是相輔相成的，像要看到這兩年男作家的市場大大減少，當然這是講平均數。
記者：讀者是男人多還是女人多?
王幹：可能還是女人多。但社會的規則是男人定的，儘管女人讀者多，女人作家大幅度增加，但女人還是按男人規則去讀、去寫。遊戲規則是男人定的。
比如女性雜誌，肯定是女人看得多，但看了以後，打扮漂亮，還是給男人看的，這就是沒辦法，像選美，可能男人、女人都在看，但最後還是按男人標準來選。
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雙刃劍，可能讓女性的生活質量更高了，但女性本身的地位都下降了。
記者：中國曾經的“男女平等”，其實也是女人作出了很大犧牲的“等”，強迫自己沒有性別以和男人一樣，就是“你能扛石頭我也能扛”這種。
王幹：真正的女性主義其實很累。開玩笑，那個時候是“小丫扛大旗”，黃宗英寫的“鐵姑娘”，現在又出了個叫王小丫的，幹什麼，是《開心辭典》給大家做智力遊戲發錢的，這就是女性角色在生活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女人地位的平等是有代價的，要付出雙倍的勞動。
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有點兒像環保與搞建設之間的關係，要建樓就破壞了環境。
記者：最後還是得犧牲環境來建樓了?
王幹：那肯定是這樣，不然我們只能老住在破房子裡。
記者：只能選擇犧牲女性了?
王幹：她是地位的喪失，但地位是抽象的，現在女性吃的、穿的、住的比過去好了。
而女性的地位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是長期以來，或天生的，可能不是社會現象，而是生理現象。
但有一點啊，男人沒有女性活得長，平均少5歲，男人不管怎樣，最後還是活不過女人，基因就如此決定的，低級動物裡很多雄性動物比起雌性來活得更短，甚至交配後就死掉了。這就不平等的。
資本社會女性可能註定被利用、被使用、被銷售的地位，沒辦法。細說起來很麻煩很複雜。
記者：虹影，再辯論下去就跑題了，但我沒被他說服，盼望你給他兩句有勁的。你認為女作家是怎麼回事，什麼地位？
虹影：他這一套高論，說到底還是“強勢集團――男性”評“強勢集團――女性”。站得“高”，看得“高”。王幹，別生氣。我在《希望》雜誌，從去年開始每期有專欄，專談男人，不妨找來看看。
記者：你為什麼寫作，和性別有關嗎？別弄那種抽象的外交辭令式回答，給點實在、具體的回答。
虹影：我在前面已經回答這問題。為什麼寫作？在《阿難》一書裡我仔細談了“我”寫作的目的，以及寫作的一些秘密。在這兒，為節約時間，讓我坦率回答你：
就是為了讓讀者買了我的書，看一個好故事，不騙讀者的錢。
我不用語言而用情節提出問題，能否感覺到有問題，看每個人的慧根。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我用人的命運來設置我的問題，用生和死，生死相契，悲歡離合來讓讀者看好故事。
跟言情小說不一樣，故事並不只是讓人哭泣，可以說是言情慘表悲劇故事，但如果你只願意下個淚，由你，如果你願意想想，你就想想。希望你看了小說後，不只是感動，更是惶惑。
這是我寫作的目的
記者：對你而言，美不美是關乎“女性”這個身份，還是關乎“作家”這個身份？分別有多重要？
虹影：我認為人們欣賞美是很自然的。不是說到什麼政壇新秀，說一表人材，氣宇軒昂，說到什麼新富，也說體態儒雅，風采秀逸。那麼說到女作家，如果她真的漂亮，“美女作家”有何不可？海明威不就是以風流倜儻著稱的嗎？英國詩人布魯克斯一次大戰時去世，人說這麼美的男子，我們現在時興的話“帥哥”，怎麼可以死在戰爭裡？
只有一種情況，“美女作家”讓人討厭，就是作品不行，靠“美女”打廣告，這就離題了。作家看作品，作品美就是好作家。如果作家也美，有什麼不好？反過來，美女太多，好作家卻太少。多說“美女”，就等於買珠還櫝。我希望評幾個美男作家。我來召集女作家女評論家一次評美男作家投票會如何，恐怕當選的只有十來人？這樣才正常。
一句話，美女美男都是大家喜歡的，最好是以平常心待之。當然，為什麼從來只有“選美女”，而沒有“選美男”，這是因為女性的確比男性美。漂亮的女人更是大家悅目，女性打扮不完全是為了讓男人看。一切紛鬧的關健，只是萬一一個女作家正好長得漂亮，是不是要打出“美女作家”旗號？我個人覺得何尚不可？只要真漂亮，不要讓人說吹牛。中國人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道德底線，一筆交易，搶了錢就走。不講信譽，不管下一筆生意，不要回頭客。如果作家想想自己的信譽，如果評論家，媒體業，出版社，都想想信譽，我們會有
這麼多問題嗎？所以，不是要不要“美女作家”，而是“美女作家”一點都不美，或是沒有吹得那麼美，讓讀者觀才上了一次當，有關人賺了一點小錢，就滿足了行騙一次得失，這才真要命。
來個總結：如果是真美女，又真是好作家，社會有權利不讓人欣賞？如果兩個者是個編局，那就太俗氣。別認為中國老百姓會永遠吃這一套上當，記住我的話：咱們的老百姓早晚會畢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