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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

    清軍在牙山登陸以後,就地駐紮,不打算進漢城。四百名日軍進駐安靜的漢城。大鳥圭介憑著外交官的嗅覺,發覺各國的眼光都盯著他。

    既定的步驟是先由大鳥率領四百兵進入漢城,然後接受朝鮮政府正式提出的鎮壓東學的請求,引進後續部隊混成旅團,可是,現在這四百兵尚且苦於出師無名,何況……

    踏入漢城的第二天,大鳥立刻成了各國外交使團攻擊的目標。

    袁世凱慫恿朝鮮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朝鮮外署(外交部)參議閔商鎬和協辦李仙得、李容植等主要官員,分別向大鳥要求撤兵。但是,日本拒不接受。袁世凱又期待各國外交團向日本施加壓力。

    然而,各國外交官們只是代表本國利益,向大鳥發了一通抗議性質問而已。至於日軍進駐漢城這一現實問題應如何解決,都採取看看動靜再說的態度。他們害怕這時過於積極活動,會使日後行動的幅度變窄,何況外交團的內部意見也無法統一。

    例如:一直企圖南下的俄國認為,日、中兩國都是它的障礙,最好是互相開戰,最後兩敗俱傷。這就是他們的國家利益。為造成這種局面,俄國必須謹言慎行。日軍進駐漢城,會刺激中國,這正是俄國所盼望的。他們口頭上質問日本政府出兵理由不充分,內心裡卻覺得日本若這麼無聲無息地撤兵,可就太掃興了。

    李鴻章也期待著外交團的壓力,他給袁世凱的電報說:“漢城平安無事,而日獨自調兵,各使當有公論,我宜鎮靜以處。”

    李鴻章等待各國外交團的公論,未免過於天真了。

    朝鮮政府從私誼發出一種議論:讓容易洽談的清政府撤走牙山的清兵,以促使日軍撤退。

    “都太天真了……”袁世凱表情憮然,自言自語,“不過,已經無計可施了,只好如此。”

    要打開困境,只有去說服大鳥個人,想法軟化他。

    “同大鳥會晤,用筆談還是……”袁世凱嘟囔著,似乎在詢問一旁的唐紹儀。

    “那蔡紹基呢?”唐紹儀問道。

    蔡紹基是日語翻譯。

    “筆談的時候,他不在場比較好些。”

    “是的,蔡紹基在旁,居然用筆談,就太不像話了。會談時,給他派個差事。還有,我也參加,或許能助你一臂之力。”

    “好,怎麼辦呢?”

    在備前的閒谷黌專攻過漢學的大鳥能寫出達意的漢文,袁世凱想起同他筆談“日清同盟論”時的情景。

    “為自己留條後路,也應當使用譯員!”唐紹儀沉思了片刻,建議道。

    “也許……不過,我們又不是靠人情面子去求他,他們把軍隊開進一個平安無事的國家的首都,顯然不佔理,我們是去講明道理。這件事還是筆談為好。”

    袁世凱同唐紹儀談著話,卻仍然像是在自言自語。他對這件事不大感興趣。同大鳥談談,總比不談好些,不過如此而已,對談判並不抱什麼期待。他向李鴻章發出悲觀的推測:“非口舌所能爭。”

    他感到,這一次日本政府的態度異常堅決,非同一般。

    不論大鳥個人的世界觀和政見如何,決不會脫離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針。

    “什麼也不如有軍隊。”袁世凱雖然也這麼想過,但終於沒敢把牙山的兩千名士兵調進漢城來。他似乎覺得這樣會掉進日本的圈套裡。同樣出了兵的清廷可以責難日本的,也只有沒把軍隊開進漢城這一點。如果這時候進駐漢城,無異於拯救日本出困境。

    “我方固然處於困境,而日本也在困境之中!”袁世凱又自言自語似的說。

    “當然!”唐紹儀用力地答道,“大鳥正被外交團問得張口結舌!”

    6月11日,大鳥圭介拒絕了袁世凱提出的談判要求,但第二天又改變了態度,反而找上門來。

    大鳥確實苦惱著。光是海軍少佐向山率領的四百名陸戰隊和二十名巡查隊,在漢城就已經夠引人注目,令人苦於辯解,倘若再讓後續混成旅團進駐漢城,那他可要招架不住,只好舉手投降。

    大鳥向東京發電報:漢城目前平穩,請取消派遣後續部隊之舉。並電告已經出發的混成旅團長大島義昌少將,無本使(大鳥)命令,不得率部隊登陸。

    “按目前漢城的形勢,讓大批士兵進駐漢城,無正當理由。”大鳥希望東京能瞭解自己所處的困境,一邊祈禱,一邊起草電文。

    這是11日的夜晚。

    次日,袁世凱和大鳥進行會談。袁世凱看著大鳥的表情,覺得很意外,似乎談判有希望。

    大鳥是認真的,而且非常坦率。

    “混成旅團的先遣隊八百人由一戶少佐指揮,正在仁川登陸。這是同進駐漢城的陸戰隊換防的兵員,是無法制止的了。不過,後續部隊如無必要,當然可以延期。我也盡力使他們不登陸。同時,請中國也不要調動牙山的部隊,並停止增派。”

    對此,袁世凱答道:

    “此刻最需要我們兩國同心合力,你說的話我原則上贊同,但需要請示本國政府。”

    怎麼突然變得這麼軟弱了呢?一定有隱情!一向對中日問題抱悲觀論點的袁世凱,對大鳥的態度產生了懷疑。這時,袁世凱已經接到李鴻章關於根本方針的指示,即:平定朝鮮之民變,遠不如防備日本重要。日本若撤軍,我清軍亦撤退。

    6月13日,舉行第二次會談。

    “撤兵問題,已獲得本國政府批准。”袁世凱說,“已中止兩千增援部隊的派遣,請日本方面也命令後續部隊原船返回本國。”

    “用電報已經來不及阻止後續部隊,但可以派人去仁川,同部隊指揮官聯繫。總之,我們儘可能不讓部隊登陸。”大鳥說道。

    似乎由於共同努力,雙方會談取得了成效。撤兵問題在原則上達成了協議。

    這樣就能圓滿解決了嗎?第二次談判結束後,袁世凱送走大鳥,心裡還不踏實。

    “談得不錯呀,恭喜!”唐紹儀這麼說,可袁世凱沒有表示同意。

    “還需要悄悄地觀察一個階段才行!”今天的袁世凱已經不似往日,變得很穩重了。

    東京,外務省。

    外相陸奧宗光給漢城的大鳥發電報:“停止登陸礙難照准!”開戰之事,已寫進日程表,不能更改。

    陸奧在其著作《蹇蹇錄》中說:“該公使(大鳥)頻向政府來電,意謂目前階段派如此眾多兵員來朝鮮,使朝鮮政府及人民,尤其是第三者之外國人,抱無謂之疑團,在外交上實非上策。然而,視我國之內情,業已形成騎虎之勢,中途不能改變既定兵員數。而且,綜觀清政府之外交手段,近期如何逞其譎詐權變之策,最後將如何欺我,均難預卜。”

    地方各自為政,中央予以控制,是後來日本的大陸政策的主要模式,但這時還不是那樣,起碼大鳥公使是個例外。代理公使杉村等人仍然是強硬派,他們責難大鳥的軟弱無能。

    接到外相覆電,大鳥再一次發電報說:

    “讓過多士兵登陸,必然招致外交上的物議。務請命令本使認為多餘的士兵全部撤至對馬待命。希與陸軍大臣商議後,訓令大島(旅團長)執行。”

    “大鳥公使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陸奧把電文反覆讀了多次,自言自語。

    在朝鮮,歐美外交團及僑民們如何看待日本,陸奧是十分了解的。他也是外交官,比誰都更為擔心。

    進駐漢城的日軍,不管軍紀多麼嚴格,不管行動多麼穩當,軍人畢竟是軍人,一個武裝團體絕不會被看成是和平的。日軍從仁川往漢城調動,外國使團和僑民看得一清二楚。在牙山登陸的清軍卻原地不動,所以,他們沒看見,甚至也沒意識到。

    而且,即使知道清軍兩千人登陸,用陸奧的話說,外國官吏及商民等“不拘表面上如何,內心裡仍然默認朝鮮是中國的屬國,而且相信這次清政府出兵是依據朝鮮國王的請求”。

    陸奧感到遺憾的是,日本把朝鮮當做一個獨立國,兩國間締結了《濟物浦條約》,卻不為外國所詳知。

    誰都認為朝鮮國王或朝鮮政府決不會要求日本出兵,相反,清軍出現在他們眼前,他們會認為這是應朝鮮政府的請求而來的。

    “他們(外交團與僑民)不問我國政府出兵之名義及其真意如何,錯誤地認為這是日本政府平地掀起風波,利用時機,企圖侵略朝鮮。因之,他們對中國比對日本更多地抱有同情心。歐美駐朝鮮的外交官、領事官,將他們的推測分別報給本國政府。至於那些商民,更加胡猜亂想,向本國報界宣揚。在日清事件之初,此事必將觸動歐美各強國之感情。”陸奧在《蹇蹇錄》中已經承認國際輿論對日本非常不利。

    他深知大鳥公使的處境是十分困難的。在該書中,陸奧還寫道:“大鳥公使所請,雖極穩妥,但……”

    陸奧承認大鳥的要求是正當的,但是,正如他所說的,目前正處於騎虎之勢。

    當然,日本外務省也不斷接到日本駐各國外交官的電報。

    駐英公使青木周藏來電:“英國外相言外之意暗示,日本如以阻止俄國南下為目的,則承認日本此舉。”

    這“言外”二字,是奇妙的表現手法。外交官在正式發言以外,有時也依據社交禮節,適當地做些閒談,不過是些花樣罷了。事後才弄明白,青木公使的這個報告是一廂情願的觀測。

    日本政府最擔心的是俄國的態度。俄國駐日公使希德洛夫曾以相當嚴厲的口吻,質問日本出兵的理由,態度極其傲慢。

    然而,據在西伯利亞單槍匹馬闖出了名的參謀本部大佐福島安正的情報說,俄國遠東兵力比想象的要弱得多,沒有充足的軍事力量介入朝鮮。俄國不足懼,而英國也終將默認。

    與青木公使截然相反的情報也接踵傳來。上海大越總領事報告說:“英國準備以再次佔領巨文島為條件,默認中國吞併朝鮮。”天津和北京的電報說:盛傳中國為往朝鮮增援,正在動員軍隊。

    陸奧外相向川上參謀次長征詢:

    “我很瞭解大鳥公使的處境,但國家利益必須高於一切,不得不如此……假如現在丟掉這個戰機,你說……”

    “事不宜遲,現在動手都已經遲了。隨著西伯利亞鐵路接近完工,俄國的態度會越來越強硬。現在的傲慢還只是在口頭上,等到下一個機會,誰知道會怎樣呢?再說,這次的動員計劃已經完成,到了這步田地,還能縮回去嗎?這一點,我想你也是很瞭解的!”

    川上操六微笑了,那意思是說:出兵朝鮮,是我們兩人共謀,到了此時,還提什麼假定問題,簡直是浪費時間。

    6月12日,大鳥來電希望把混成旅團撤到對馬之日,大本營決定把第五師團動員起來,開赴朝鮮。

    設立了大本營之後,動員、作戰等均服從於統帥,即使內閣有意見,也無法介入。

    大本營的決定屬於一級機密,在漢城的大鳥公使自然不得而知。

    大鳥公使正在同袁世凱進行撤兵談判。

    這時,一戶大隊已經開進漢城,駐防日軍達到一千人。大鳥、袁世凱採取了階段性撤兵這一現實的方法,意見趨向一致。即:日軍撤走四分之三,留在仁川二百五十名,清軍撤退五分之四,留下四百名,從牙山移防到仁川附近。一旦“亂匪”被掃蕩乾淨,則全數撤走。

    然而,在談判的進程中,大鳥接到東京駁回他的提案的指令。

    雙方的意見取得一致是在6月15日,只等互換正式文本了。

    李鴻章發電報給派遣軍,命令做好撤退準備,是在雙方會談當中的6月13日。

    派遣軍總司令是直隸提督葉志超,副司令是太原鎮總兵聶士成。他們正在仁川以南、成欽以西的牙山構築陣地。

    李鴻章比在朝鮮當地的袁世凱更樂觀。迄今為止,他的政治都是注重於人事關係,他非常相信伊藤博文。

    他還估計,日本議會一定會阻止日本政府的亂闖。這一點,應該說是李鴻章的無知。這時的日本議會中對外強硬論佔主流。對那個超越政府、超越議會的“大本營”的性格,李鴻章更缺乏正確的理解。

    李鴻章心裡所強烈盼望的,是“只有戰爭,無論如何也要避免”。倘若現在同日本掀起戰爭,首當其衝的將是他多少年來慘淡經營的淮系北洋軍。北洋軍是他唯一的政治資本,若受到損傷,必將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李鴻章雖然是清政府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政敵也不少。如果他的立場動搖起來,就再也無法防禦政敵的攻擊。很明顯,政敵可能會高唱對日強硬的論調。

    李鴻章這麼一反往常,急於採取撤兵的和平措施,正是因為他意識到政敵的動向。

    “整備歸裝!”這封電報沒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誰讀了都會想到是要撤兵。

    李鴻章給牙山的葉志超提督發出這封電報的同時,東京的駐日公使汪鳳藻的一封電報發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亂以後兩國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駐留軍隊、協商善後措施之意。”

    又是一個“言外”,把李鴻章的樂觀情緒給動搖了。好像不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視為最穩健的伊藤隱約透露出來的!莫非也是為了防備政敵攻擊,不得不做些違心的事?李鴻章心想。

    然而,現實情況並不是按照他的主觀臆斷來發展的。

    6月14日的閣僚會議上,李鴻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議:“朝鮮內亂應由日、清兩國軍隊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亂民平定後,應由日、清兩國向朝鮮派出委員,進行內政改革。”

    他高唱鎮壓內亂,卻隻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鳳藻算不上一個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卻能感覺並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陸奧外相經過一整天的深思熟慮,斷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經到了不得不轉向“機動多變”的時期。他估計,對於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會同意。於是,在第二天的閣僚會議上,他表示原則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兩項補充:

    “一、同清政府進行談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結果如何,我國派往朝鮮的軍隊決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贊同我國的提案,帝國政府應以自身力量擔當促使朝鮮政府進行改革之任。”

    經首相上奏,獲得批准。

    這件事陸奧曾大吹大擂,認為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為什麼估計清政府不會贊成共同改革呢?因為陸奧確信,清政府對朝鮮肯定要堅持宗主權,只能由它來改革朝鮮,指揮朝鮮。

    清政府有這種想法是很明顯的。因為認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認了對朝鮮的宗主權。《蹇蹇錄》中寫的是“十之八九”,實際上,陸奧肯定是認為清廷百分之百的不會同意。

    日本的報界也不斷地煽動強硬論調,甚至挖苦說:“大概不是為了搞一次閱兵式,才派兵去朝鮮的吧!”

    陸奧外相把這次內閣會議的決定照會給中國公使汪鳳藻,是在6月17日。汪公使立刻電告天津:“日誌(日本的意志)留兵,在於協議善後。其佈置若備大敵,似應厚集兵力,隱伐其謀。”

    汪公使建議:事已至此,應集結兵力,以備日本。然而,李鴻章不認為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凱也給李鴻章發來長文電報,提出:倘若日本無撤兵之意,中國也應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國有慈聖(西太后)之慶典,以為我國必然忍讓。如果看出我方準備大舉,或可易於結束。請先調水師速來,嚴加防備,然後陸續派來陸軍,以為後備。與此同時,請各國駐我國公使從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決裂。”

    袁世凱當然很清楚李鴻章不願開戰,所以說服他一邊增兵,派遣海軍,一邊在各國外交官中活動,多做些工作,這樣才可能避免戰爭。

    這期間,日軍不斷在仁川登陸。大鳥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內閣會議上,內容是“讓四千名士兵侵入漢城的理由難以找到,日本政府的這種措施只能有損於外交關係,若政府為實現出兵之素志,具有應付一切後果之決心,則不必顧及”。

    陸奧覆電說:“我軍駐留漢城乃最高目的,不惜採取任何藉口。”

    日本在朝鮮的負責人軟弱,而本國政府的首腦極強硬。中國正相反,在朝鮮的袁世凱不斷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鴻章是儘量迴避。

    就鬥爭意志來說,雙方的中樞部門從一開始就有很大差別。

    袁世凱督促駐在牙山的葉志超提督做出進入漢城的姿態。他認為:“日本人跳梁之意圖,在於防我。我若一振,則日本必自衰。”

    “倒不必立即進駐。先散佈我軍進駐的謠言,等對方行動後再動,豈不是更好?”

    袁世凱似乎有點等得不耐煩了,但葉提督認為這事非同一般,自己難以決斷,便向李鴻章請示。

    “超以為事先虛張聲勢,於事無益,反招致日本增兵。目前日本在漢城、仁川兩地,嚴密戰備,應如何處置?”

    對此,李鴻章訓示:“移防漢城和仁川,易引起摩擦,不如移防馬山浦,彼地距仁川和漢城較近。事先勸說朝鮮王要鎮靜自若,萬一有事,可在馬山浦給予保護。將電告丁汝昌提督,率水師開赴馬山浦,汝等要通力合作。”

    李鴻章當然在積極做各國工作。這時,駐日公使汪鳳藻報來了日本政府提案的詳細內容。共有五條,寫得頭頭是道:

    第一條

    一、政府六曹(行政機關)各盡其職,革除擅自專權之舊制,內府不得參與國政。

    二、由重臣掌管外交。

    三、政令去煩從簡。

    四、整理合併地方各邑。

    五、淘汰冗員。

    六、破格錄用人才。

    七、禁止捐官。

    八、增加官吏俸祿。

    九、禁止官吏受賄。

    十、停止官吏私營。

    第二條

    一、計算收支,明定製度。

    二、公開會計。

    三、制訂幣制。

    四、丈量地畝,明訂租稅。

    五、減除冗費,增加正用。

    六、敷設鐵道、電信。

    七、稅司由朝鮮政府親自掌管,拒絕他國干預。

    第三條

    一、制訂詳明之法律。

    二、裁判公正。

    第四條

    一、兵管宜作養。

    二、舊兵概予裁撤,量力重新練兵。

    三、各地設巡警。

    第五條

    一、各邑分設小學。

    二、漸次設中學。

    三、派遣海外留學生。

    內容無可挑剔,如能照樣實施,對於朝鮮來說,實在是值得慶賀的。問題在於要中、日兩國共同參與。有關朝鮮問題,清廷是不能與日本站在對等的立場上的。清政府堅持著宗主、藩屬關係,而日本卻否定這種關係的存在。所以,這五條的共同提案,內容如何是次要的,只不過把該列入的全列進去了而已。

    就日本來說,提案是有意義的。內容姑且不論,對提案的反應如何也壓根兒沒當回事,目的只有一個——“使大軍停留在朝鮮的藉口”,別無他求。

    汪公使在接受提案、同意向本國轉達時,甚至說:“不管怎樣,我認為撤兵是先決條件。”提了一個問題以外的意見。

    汪公使接到本國指示,正式答覆日本,是在6月21日。

    清政府列舉三項不同意的理由:

    一、朝鮮的內亂業已平定,清軍已無必要代替朝鮮政府討伐亂軍,中、日兩國所要協力鎮壓的對象已不復存在。

    二、改革方案完美無缺,但朝鮮的改革應由朝鮮自己去從事。連宗主國的中國也不干涉其內政,何況日本不是一直認為朝鮮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嗎?就更無權干涉其內政了。

    三、事變平定後各自撤回本國軍隊,是《天津條約》所規定的,也是理所當然的。

    陸奧宗光接到這個答覆後自言自語:

    “痴心妄想!”

    為什麼是痴心妄想呢?

    清廷的正式覆文,正如陸奧所預料的,把李鴻章的意見和理論全如實地反映出來,條理整然。這條理整然之處,正是陸奧認為李鴻章痴心妄想之處。

    日本政府,起碼當事人陸奧外相和參謀次長川上兩人,是下定了決心的。對於這種決心,以為可以用條理整然的論戰來攻破,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麼?

    陸奧要駁斥清政府,這三條回答,無懈可擊,要駁倒它,必須使用更尖刻的論法。

    第一條朝鮮內亂業已平定的事實,首先要否定。

    “從表面現象觀之,朝鮮國內不無恢復靜謐之狀……”

    陸奧也不得不承認,作為一種現象,朝鮮已經平安無事了,但是,他一口咬定這是表面現象。朝鮮是否真的恢復了和平,兩國政府在見解上有差別,日本政府並不認為內亂已經平定。

    “朝鮮之內亂,不除去根本之禍因,絕無安堵可言……如今滿足於一時之和平假象,並不能斷定將來之形勢已無危殆……”

    “我國與朝鮮海水之隔,一葦可航,疆土極為接近。彼我交易之重要,自不待言,日本帝國在朝鮮國之利害關係,亦甚重大。因之,對於該國今日發生之慘事,袖手旁觀,不施以匡救之策,則不但有悖於鄰邦之誼,亦有損於我國自衛之道,終不免為他國恥笑。日本政府理應負起謀求朝鮮國安寧靜謐之任,不可再有絲毫遲疑……”

    草稿由秘書擬就,陸奧又慎重修改。在收尾處,他提筆加上數語:

    “本大臣披肝瀝膽,開誠相見,極盡衷誠之意。即或貴國政府另持所見,帝國政府亦不能撤回現駐朝鮮之軍隊。”

    陸奧本意:這就是日本政府對清政府的“第一次絕交書”。

    這篇絕交書中包含著過多的詭辯。為了使駐兵合法化,這時候只有玩弄詭辯和激昂慷慨了。

    汪公使把正式覆文送給陸奧外相那天,參謀本部接到神尾少佐從天津發來的急電:清政府往朝鮮增派軍隊五千人。

    其實,這是謊報軍情。

    次日,22日,神尾少佐電告:“李鴻章命令衛汝貴、吳育仁諸將,準備出兵,並向北洋海軍發佈戒嚴令。”

    這也不過是流言飛語。

    神尾少佐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現在已無從判定。

    不過,說陸奧宗光不知道這是誤報,因而以此為判斷局勢的一種依據,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深知中日間外交關係底細的陸奧外相,豈能不清楚清政府的避戰態度?何況對於神尾少佐的電報也應該對照事實,略加折扣,才能作為參考。當然,也可能是參謀本部的陰謀詭計。

    陸奧內心裡對神尾的情報肯定是不相信的,只是為了開戰,必須多多積累形勢緊迫的情報。

    清政府從理論方面把日本逼入困境的前提是,“朝鮮的內亂已經平定”,而日本則反駁說:“不,那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禍根還遠遠沒有挖出。”兩國站在不同的“前提”下,一方主張撤兵,一方主張繼續駐紮。

    神尾少佐的情報給御前會議的空氣以強烈的影響,這正是陸奧所希望的。御前會議上決定放棄日中提攜的方針,由日本單方面以武力為背景,進行朝鮮改革。

    6月22日,日本外交部的加藤增雄書記官被派往朝鮮,帶去一封絕密訓令——“按今日之形勢,釁端已開,交戰在所難免。因之,只要曲不在我,不惜採取任何手段,製造開戰藉口。”

    附帶要求是要使我方不負挑起戰端之責。總之,即使勉強為之,也要促成開戰。

    日本政府的意圖傳達給朝鮮的大鳥公使。23日,公使催促大島少將所指揮的混成旅團開進漢城。24日,在仁川待機的旅團主力向漢城開拔。

    軍號聲嘈嘈,太陽旗獵獵,昔日被視為軟弱派的大鳥公使也轉變為堅定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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