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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

    李鴻章一再指示袁世凱,“要注意日本的動向”。

    袁世凱從大鳥公使那裡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對中國極其友善”。這是他把同大鳥圭介個人的關係與同日本政府的關係混同了。

    袁世凱將朝鮮政府的請求和他的意見電告本國。日期是6月1日。

    這一天,日本公使館書記官鄭永邦會晤袁世凱。

    鄭永邦,這是個中國名字,但他是純粹的日本人,並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輩從中國來到長崎,幾代人都以“通事”①為業。袁世凱會見鄭永邦時,總覺得格外親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凱的這種心情,故意讓鄭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認為,鄭永邦的話容易為袁世凱所接受。

    “血濃於水”,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凱的意識中是存在的。他認為身上流著漢族血液的鄭永邦,不會做出損害祖先的祖國——中國的事情。他甚至還以為,鄭永邦肯定會瞞著上司採取一些有利於中國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國家意識高漲的時期。身上流著外國人血液的鄭永邦,絕不似袁世凱所想象的那麼單純。鄭永邦正因為有這麼個姓,所以才更想當一個比誰都愛國的日本人。

    他會晤袁世凱,是把日本的國家利益擺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凱對他的親近感,擺佈袁世凱,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儘管同袁世凱會晤時也表示一些親密,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給他的任務——讓中國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鮮的派兵請求,那麼,根據《天津條約》,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國表明出兵的態度。中國方面害怕惹出日本大量派兵,以至引起軍事衝突,所以對朝鮮的請求總是採取慎重的態度。袁世凱想預先了解一下日本對中國出兵作何反應。他知道,直接去問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會說出真情來的。

    袁世凱盼望著鄭永邦。

    恰好在這時,鄭永邦上門來了。他問道:

    “中國政府為什麼不出兵?”

    “《老子》一書中不是說過:‘兵乃不祥之器。’用兵必須十分慎重,否則……”袁世凱抑制住激烈的心跳,說道。他真想說,現在正擔心日本的態度呢。

    “朝鮮國內,已經沒有制伏東學軍的力量了。東學之亂這麼長期地拖延下去,對商業貿易也會有妨礙。中國商人在這裡不少,日本商人近來也明顯地增多了……日本方面,不論什麼情況,都希望朝鮮的內亂能夠平息。朝鮮若能靠自力平定內亂,那當然是再好不過的,自身力量不夠,哪個國家支援它一下,我認為對日本也是有利的。”鄭永邦說道。

    “怎麼,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說,我們也有這種準備。”

    “噢,準備了?”

    “嗯,隨時都可以發兵……朝鮮恢復和平、能夠做買賣的日子,不會太遠了!”

    “噢?這是真的嗎?”

    “東學黨本是一群烏合之眾,但他們的領導人裡有幾個比較難對付,所以才取得一點點勝利。而且,朝鮮政府軍也太軟弱了。一般說來,軍隊是打勝不打敗……東學軍敗上一次,就將不可收拾。”

    “真希望他們快點兒完蛋!”

    “剛才我不是說那個日子不遠了嗎?哈哈哈……”

    袁世凱竟把相當重要的機密洩露給別國公使館的書記官。

    鄭永邦回到公使館,立刻把這消息報告給杉村代理公使。

    “幹得漂亮!”杉村滿意地點頭稱讚,“用不用我明天親自去一趟,再確認一下?”

    鄭永邦在袁世凱的頭腦裡打上一個印象:中國出兵朝鮮,日本政府決不反對。那天,袁世凱向李鴻章報告了同鄭永邦的談話內容。鄭永邦當時還故意發了幾句牢騷:“日本國內鬧得一塌糊塗,簡直糟透了!”

    伊藤內閣和反對派之間在國會內外的攻防戰日益加劇,確是事實。

    “日本國內多事,顧不上出兵。”

    “即使以《天津條約》為理由,派兵來朝鮮,頂多也不過是用以保護公使館的少量兵員。”

    袁世凱又附上自己的見解,電告天津。

    日本主要報紙上的主要消息,當時由同文館學生陳貽範、長德、桂紳、周自齊等人翻譯。李鴻章把東京公使館的報告同報紙消息的譯文相互對照,體察日本的事情。自由黨被政府收買過去啦,在野黨六派攻擊政府極其激烈啦,不知日本實情的人,僅從報紙來判斷,也許會誤認為內亂就在眼前。

    李鴻章根據袁世凱6月1日的電報,最後下決心出兵。

    次日,即6月2日,杉村代理公使為了確認情況,親自會見了袁世凱。袁世凱發給天津的電報說:“頃倭署使杉村來晤,該意亦盼華速代戡,並詢華允否。凱答,韓惜民命,冀撫散,及兵幸勝,姑未文請,不便遽戡。韓民如請,自可允。”

    全州失陷,一般人尚不得知,而杉村和袁世凱都已接到情報。杉村知道,朝鮮政府會採納閔泳駿的主張,向袁世凱求援。

    “清廷肯定會出兵。”杉村確信如此,前一天向東京發電報說:朝鮮已向清廷求援。

    袁世凱同杉村面談後,電告天津:“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

    這真是一個天下太平的輕鬆樂觀的判斷。

    東京。

    彈劾提案通過之後,或者伊藤內閣總辭職,或者解散議會,二者必選其一。6月2日,在首相官邸召開內閣會議,最大議題當然是解散議會。但陸奧外相讀了杉村代理公使的電報後,認為這也是一個重大議題。他一手拿著電報,論述了出兵的必要性,閣僚全部贊成出兵。陸奧宗光在《蹇蹇錄》中有如下簡略的記述:

    “……6月2日,我參加了閣僚會議。一開始就向閣僚們出示了杉村發來的電報,並陳述己見,說,如果中國往朝鮮派遣軍隊,不論用什麼名義,我國也應往朝鮮派出相應之軍隊,以防不虞。這也是為了維持日、中兩國在朝鮮之權力均等。閣僚們一致贊同此提案,於是,伊藤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派人,請參謀總長熾仁親王殿下和參謀本部次長川上陸軍中將出席會議。當即決定,內閣總理大臣攜出兵朝鮮案及解散議會案,直接進宮上奏,仰乞聖裁,爾後執行。”

    就在這天,伊藤首相攜帶解散議會和出兵朝鮮這兩個重大決議案,陛見天皇。

    解散眾議院的上諭,在當日下午四時送到議長手裡。

    當夜,在外相官邸,召見林董外務次官和川上參謀次長,舉行了以陸奧外相為首的三人會議。陸奧在《蹇蹇錄》中,沒有談及這天晚上的秘密會議。林次官的回憶錄以一種“事已過去,說也無妨”的語氣,把三人的討論歸結於一點,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態,而是如何去掀起戰火,如何獲勝。

    此時,杉村的第二封電報尚未到達,所以,6月2日夜的三人秘密會議是在尚未確認中國是否出兵的情況下舉行的。他們甚至沒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議程。

    這次秘密會議的重點是如何矇蔽伊藤總理大臣。往朝鮮派兵,伊藤首相併不反對,只是不那麼積極。作為首相,或者從他的性格來看,他不會做出強硬到底的姿態。李鴻章曾高度評價他這種政治姿勢,認為伊藤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伊藤博文絕不是和平主義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時期的政客,是國權擴大論者。只是在擴大的具體方法上,他認為不可過於強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贊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許不會應允。

    這時,在朝鮮,日、中兩國的現有勢力,仍然是揮舞“宗主權”的清廷要強些,因此,陸奧也認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兩國在朝鮮的權力之爭”。

    在閣僚會議上,他表示要維持對朝鮮的日、中兩國的權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兩國勢力的平衡,而陸奧外相的本意卻是想來一次逆轉。他的奮鬥目標不是“趕上”,而是一鼓作氣地“趕過”。同樣的國權擴大論,但伊藤是逐步升級的階段主義者,對於搞什麼逆轉之類的極端政策,恐怕是不會贊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個人的結論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鳥公使認為保護公使館和僑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可見,在規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軍事情報,已掌握在川上次長手中。為平定東學軍,估計清政府派兵不會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軍發生衝突,那就應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時足以制勝的兵力。清軍必然求和。假如清軍雖敗北而不求和,繼續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個師團,在平壤附近再勝一次。那時,清軍非講和不可。以朝鮮為舞臺的日中戰爭,日本參謀本部多少年來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將的《清國征討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陣的兵力馬上就決定下來。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這個數字讓總理聽到,他會大吃一驚!”陸奧很擔心。

    “他能那樣嗎?”川上次長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義者。”

    “那麼,這麼辦吧——”川上想出一個好主意,“對總理就說派出一個旅團。”

    “一個旅團,人數是……兩千人吧?”

    按照當時的陸軍編制,一個旅團大約是兩千人。

    “哈哈哈……”川上參謀次長笑了,“閣下對軍隊的編制是門外漢,總理也不例外。不錯,旅團的建制兵力是兩千,但有一種混成旅團,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總理問到兵力呢?”

    “就用一個旅團應付他。至於旅團的編制,就說事關軍務,聽由軍部處理。”

    “有道理……”

    陸奧外相十分佩服這條妙計。

    李鴻章向丁汝昌下令,讓“濟遠”、“揚威”二艦開赴仁川,日期是6月4日(陰曆五月初一)。同時,又命令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選拔淮軍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輪船,開赴朝鮮。

    同一天,漢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獲得情報,向東京發電報:“為何不火速派兵前來?!”

    這時,朝鮮政府嚴密封鎖著全州失陷的消息,所以,一般日本人還奇怪朝鮮政府為什麼要招威脅獨立的援軍前來,於是,有人胡編了答案——袁世凱逼迫朝鮮國王乞求援兵。

    朝鮮求援的真相是,閔氏一族極其害怕東學軍與大院君相勾結,所以善於察言觀色的閔泳駿才去向袁世凱懇求。這一時期的袁世凱,被閔泳駿所動搖,被鄭永邦和杉村所操縱,恰似一個馬戲團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嗎……”下達了出兵命令後,李鴻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風滿樓

    伊藤博文這時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縣有朋則是軍界的元老。

    “兩個老糊塗。”少壯派官僚們這麼稱呼伊藤和山縣,儘可能矇混他們。像“一個旅團”之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豬一郎的《蘇峰自傳》裡有這麼一段:“甲午戰爭不是老一輩人發動的,而是年輕人掀起的。在內地是川上(參謀次長),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陸奧(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時機,巧妙地操縱了伊藤、山縣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憶錄中,也有可以證實這些情況的插話。

    德富蘇峰(即德富豬一郎)說是年輕人“操縱”了大人物,其實,用“矇混”之類的說法似乎更恰當些。派遣兵員巧妙地矇混過去了,但是,要長期矇混下去卻非常困難。於是,想出了一個使老糊塗們無法插嘴的方法。

    這就是設置大本營。

    6月5日,在參謀本部內設置了大本營。關於往朝鮮派遣混成旅團的事,也獲得天皇批准。

    動員及各種計劃,均屬“統帥事項”,由大本營直接決定,雖內閣總理大臣也無權過問。這樣,伊藤首相在戰爭進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說,應當依據“戰時大本營條例”,在宣戰之後才能設置大本營。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還沒有宣戰,所以,這時設置大本營應該說是違法的,但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明知這是一種違法勾當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將等,也就是強行設置大本營的少數幾個人。

    設置大本營兩天後,6月7日,陸軍省和海軍省禁止報紙、雜誌報道軍機。

    海軍省只是在陸軍省禁令中的軍隊二字之上加了“軍艦”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當時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與陸軍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設置了臨時陸軍中央金櫃部——“戰時或臨事變之際設於東京,掌管臨時陸軍經費之收支及決算報告事宜”。明文規定這是一個完全獨立於司法、立法部門的戰費財政部,可以藉機密之名,自由地動用鉅款。

    於是,軍費鎖在密室裡,報道以所謂“大本營發表”的形式壟斷。6月9日,各報館刊登一條消息:“鑑於朝鮮國內,內亂頻仍,其勢日益猖獗,該國政府又處於無力鎮壓情況之下,為保護在該國之我國公使館、領事館及國民,特派軍前往。……不久前,中國政府已照會我國政府出兵朝鮮國,據此,我國政府亦如前約,出兵赴韓,並將此意立即電告中國政府。”

    大鳥圭介從東京出發的日子,正是設置大本營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鳥公使出發之際,訓示:“你到了那裡,同那個年輕人——袁世凱好好研究一下,儘可能穩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凱一說,他就會明白,因為他的後面還有李伯(李鴻章)在。我也馬上同李伯聯繫!”

    但是,大鳥去陸奧外相那裡,陸奧卻說:“不管怎樣,我得先說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場。’這就是,嗯,所謂開場白吧!”

    這不是一句直截了當的話。大鳥立刻覺察出,他的話同總理的訓示有些微妙差別。“關於朝鮮的事,”陸奧外相繼續說道,“比起任何國家來,日本帝國都應當佔據絕對優勢的地位。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達不到這個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於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猶豫地破壞和平。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都由外交大臣的我來負責。”

    “我明白了。”大鳥答道。

    “不必擔心幹過了頭,明白我的意思吧?看準時機,堅決幹它一場!”

    陸奧外相似乎想確認對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詳了一陣大鳥的臉色。

    陸奧的《蹇蹇錄》中有一段關於大鳥出發前的記述:“我在大鳥公使將要從東京出發時,詳盡地給了他幾條訓令。其中,關於今後朝鮮的局勢問題,我告訴他:除非萬不得已,應以和平手段結束事態為第一要義。不過,當前的形勢已非常緊迫,倘若時局遽變,無暇向本國政府請示,則允許該公使適當考慮,臨機應變。上述訓令似有表裡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勢之下,對派駐外國之使臣給予非常之權力,亦實屬不得已也。”

    從字面上看,陸奧確實做了“表裡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為置重點於和平手段。《蹇蹇錄》中引用外交機密文件甚多,這些文件最初雖不會公諸於世,但遲早要被世人所知曉,他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才做出原則性很強的樣子。

    實際上,他的訓令正相反,果斷措施遠比和平手段受重視。從當時在座的外務次官林董的回憶錄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陸奧外相的訓令就差沒說出:一定要執行開戰的方針政策。

    陸奧外相送走大鳥公使之後,還自言自語:“他真的明白了嗎?”略感不安,應該再明白一些地告訴說:“絕對要打一仗!”陸奧並不認為大鳥頭腦遲鈍,只是對他的思想不放心。

    大鳥的政治觀點是日清同盟論。他認為,在東亞反抗西歐列強的壓迫,只有日中同盟這一條路。在朝鮮問題上,他也主張日中兩國共同合作。

    但陸奧不這麼想。陸奧認為,應該由日本獨佔朝鮮。

    大鳥這個人也確有古代遺風。

    陸奧坐到椅子上,用拳頭捶打膝蓋。他今年五十歲,大鳥圭介比他年長十一歲,去年滿六十。雖說是訓示,但陸奧對大鳥無論如何在用語上也得尊重些。大鳥走出房間時,目光炯炯,面帶笑容,這是什麼意思呢?

    陸奧停住手,陷入沉思。大鳥的微笑是嘲笑嗎?他也許在心裡罵著“小崽子”。

    陸奧宗光生於和歌山藩士之家,年輕時同長州的桂小五郎交往,從事勤王運動,參加過土佐的坂本龍馬的海援隊。明治維新後,他的命運也有過多次起伏,但總是在太陽照射之下。

    陸奧還是學生時,大鳥圭介已任幕府的陸軍奉行。大鳥反對大政奉還,也反對江戶開放,是個主戰論者,曾在函館五稜郭戰鬥過。

    陸奧心想:我也是有骨氣的人,坐過牢的不只是你一個!

    剛才,陸奧真想衝大鳥背後這麼喊一句。大鳥曾被明治政府投進監獄,而陸奧明治十一年參加大江卓、林有造的反政府運動獲罪,也坐過五年牢。

    陸奧想:你的骨頭倒是舊了一點,因為有一部分骨頭是在閒谷製成的。

    不錯,大鳥圭介在備前的閒谷黌學過漢學。陸奧認為,大鳥的日清同盟論是受了閒谷漢學的影響。

    6月6日,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根據《天津條約》第三條規定,向日本外交部通告出兵朝鮮事,其中有一句“為保護屬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外交部通知中國公使:日本出兵朝鮮,“不承認朝鮮為清之屬國”。

    日本駐中國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向李鴻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小村年三十九歲,是所謂的少壯派。通知很簡單,只說是根據《天津條約》,日本派兵朝鮮。

    清政府辦理外交事務的衙門叫“總理衙門”,全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中國曾經是世界帝國,同它有各種關係的國家,它不認為是平等的“外國”,而是屬國。所以,它沒有相當於近代國家的外交部,只用禮部和理藩院適當地處理外國事務。英法聯軍攻進北京,各國在北京開設公使館,這才不得不設一個同外國外交官進行交涉的機構——總理衙門。此機構設於1861年,名曰“總理各國”,而不叫“總理外國”,夠頑固的了。

    總理衙門由十來名侍郎以上的高官擔當總理衙門大臣,是合議制,原則上均有兼職。

    設置這樣一個同外國對等的衙門,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惱,在處理實際事務時總是拖泥帶水。

    這時的總理衙門由皇族的慶親王擔任首席大臣。慶親王自從光緒十年(1884年)接替恭親王之後,任此職已有十年之久。其他大臣有吏部右侍郎廖壽恆、兵部尚書孫毓文、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理藩院尚書崇禮、吏部左侍郎徐用儀、宗室的福錕等,後來出名的榮祿此時是步兵統領,他成為總理衙門大臣之一,是在這年的十二月。中日兩國出兵朝鮮時,他還沒到衙門來。

    總理衙門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會後,要求日方:“我國受朝鮮政府之請,為平定其內亂,依據保護屬邦之舊例,派兵前往。內亂平定後,立即撤兵。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稱保護公使館、領事館及商民人等,估計不會需要過多軍隊。加之,朝鮮政府並未籲請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鮮內地輸送軍隊,以驚擾住民。萬一同我國軍隊遭遇時,恐因言語不通,發生事端。請轉告貴國政府。”

    小村將照會轉呈本國政府後,日本政府答覆:“我國政府根據《天津條約》之規定出兵朝鮮,沒有理由接受貴國之指示和要求。”並重申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之屬邦。又說,日本軍隊服從紀律、節制而進退,即使與清軍相遇,也絕不會發生事端。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軍隊勿尋釁鬧事。

    照會往來已迸出火花。《蹇蹇錄》中寫道:“和平雖未破壞,干戈雖未交鋒,僅在一篇簡牘中已顯示彼我所見不同,過早表現出甲爭乙抗之狀態。兩種電雲即將正面接觸,剎那間可成電閃雷鳴之勢,其意甚明。”

    陸奧外相的方針是:在外交上常表現為被動狀態,一旦有事,軍事和各方面都要先發制人。

    如前所述,往朝鮮的中心港仁川輸送軍隊,日本自宇品港出發大約需要四晝夜,而中國從山海關或大沽啟程只需兩晝夜。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後才出兵,就會被落下。於是,日本方面想出一個計策:借大鳥公使返回任所之機,多帶些步兵。

    不過,伊藤首相反對這麼做。他認為:“這不是給對方以口實嗎?”

    日本政府打算根據《天津條約》第三條,中國首先出兵,然後日本也出兵。這就是所謂外交上的被動立場。

    “因東學之亂,仁川、漢城都亂得不可收拾,所以應帶些警備人員。”陸奧外相抱住他的計策不放,說道。

    “可是,這也應該有個分寸。譬如,同是警備人員,叫它軍隊,就不如叫巡查穩妥些。方法上必須再研究一下。”伊藤說道。

    對於公使返回任所時帶些武裝兵員,伊藤首相併不完全反對,條件不過是別給清政府以藉口,他的計策是考慮把軍隊稱為警察。

    乘軍艦前往,當然要有水兵。水兵一登陸,作為陸戰隊,就成為最好的兵力。在艦上比定員多編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軍艦“八重山”的艦種屬於“報知艦”,同海軍協商的結果,在定員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鄉海軍相商議時,得知在外洋演習的數艘日本軍艦返回釜山附近。若命令這些軍艦回航仁川,就能進一步增加兵員。

    三百到四百人,是大鳥公使可以帶領的兵數,顯得很正常。警視廳的二十名巡查,是公認的護衛。

    大鳥公使搭乘“八重山”號起航是6月5日。雖然在中、日兩國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獲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致情報,與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對日本的計劃卻一無所知。袁世凱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鄭永邦書記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縱了。

    大鳥公使到達仁川的日期是6月9日。

    清軍到達朝鮮比大鳥早一天,即6月8日。登陸地點為牙山灣。派遣軍人數有兩千多,不能同時登陸,所以雖是8日抵達,但登陸完畢,已是12日了。

    “清軍正在登陸”,得知這一情報,大鳥急忙率領四百二十人的軍隊奔向漢城。登陸的第二天,大鳥公使一行人就進了漢城。

    大鳥公使率領的四百餘名日本兵,實際是日本正式出兵以前的軍隊。名義是公使護衛隊,但是從人數上看,只能認為是派遣的第一批。日本是6月7日通告派兵的,從朝鮮當地來說,等於通告的同時軍隊就登陸了。

    “八重山”號到達仁川之日,天降大雨。

    “日本軍到達仁川”,得知這個消息,朝鮮政府非常驚愕。

    在漢城,宮廷召開了緊急會議。

    《全州和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達成的。因為朝鮮全國一致希望:不論中國還是日本,都將軍隊撤回。

    中、日兩國是接到“朝鮮大亂”的通知才派兵前來的,若讓撤兵,就得拿出“朝鮮之亂”業已平定的證據給兩國看看。在避免外國武力介入上,政府和東學都抱有同一態度,因此,《全州和約》在6月10日到11日之間籤成。這時,清軍正從牙山灣登陸,日軍已進入漢城。

    在朝鮮政府的會議上,激烈地討論了責任問題,以便處分一個責任者,使一切付之流水。這是朝鮮常用的政治解決辦法。朝鮮政府確實向清廷請求過援兵,現在則想偷天換日,說成“那不是政府的意思,純屬個人的任意行為”。

    最熱望清廷派兵,最害怕東學的,就是閔氏一族。

    東學倡導打破現有體制。在朝鮮,維護現有體制的,只有閔氏一族。動搖閔氏一族權勢的是東學,而這個東學,又有與閔氏一族的死敵大院君相勾結的徵兆,若不盡早把東學鎮壓下去,事情就會更加糟糕。因此他們不惜引來清兵,也必須把東學擊潰。代表閔氏一族的意向,向清政府求援的,是經理廳大將閔泳駿。現在要把一切罪過都扣到他的頭上。

    朝鮮政府懇求袁世凱:

    “希望未到達的清軍,在中途返回去。”

    朝鮮政府認為,因為清軍來朝鮮,所以日本也派來軍隊,倘能讓清軍撤回,日本也一定會撤兵。

    “少開玩笑!”袁世凱大喝一聲。

    出兵是根據朝鮮的請求,並不是那麼隨隨便便的事。整頓裝備,備齊輜重,做了所有的準備,又搭乘軍艦、輪船,隨便在半路上停下來,怎麼可能呢。

    “可是,日軍也來了,如果兩軍駐在同一地點,很難預料將發生什麼事情。”朝鮮政府傾訴了苦衷。

    “可也是……”袁世凱沉思起來。現在讓日軍進入漢城是很不妥當的。“總之,先讓日軍暫時留在仁川,說服他們停止進入漢城……嗯,至少也要延緩。”

    “正想如此。”

    “大鳥圭介是個通情達理的人。”

    袁世凱想起大鳥一直主張日清同盟,認為有可能說服他。不過,也有些不安,到了這時候他才發覺上了日本使館人員的當,是他們一再鼓動中國出兵的。袁世凱原以為,日本即使出兵,也不過是為了保護使館和僑民的小部隊。可是,當中國通知出兵時,它彷彿早就預備好了,幾乎同時就通告日本即刻出兵,給人的印象是人數一定少不了。

    接到日本的出兵通知後,袁世凱讓朝鮮政府趕緊向日本交涉,阻止它出兵。朝鮮政府一再說“我國政府並未請求貴國出兵”,杉村代理公使卻完全不予理睬,說什麼“你先讀一讀《天津條約》,特別是第三條”。

    阻止日本出兵是辦不到了,這和讓中國在中途停止一樣,根本辦不到。

    袁世凱這時只盼望把牙山登陸的清軍先一步引進漢城來。

    “好大的雨呀!”袁世凱在漢城的公署衙門裡,隔窗望著暴雨,說道。“明天應當去仁川!”

    按照清軍的慣例,登陸、調動等軍隊活動,遇雨就停止。袁世凱以為日本軍隊也會因雨而停在仁川不動,所以明天去也來得及。他悠然自得地等在漢城,哪裡料到日軍卻喜歡在雨中行軍,而且在爭分奪秒,要搶在清軍前面到達漢城。這是日本出兵的目的,怎麼會因雨而停留不動呢?

    次日(6月10日),日軍進入漢城,在日本公使館的小山丘上構築陣地。

    “噢,想不到這裡是這麼寧靜!”

    城裡與平時一樣安定,大鳥公使可有點掃興了。杉村代理公使在旁邊苦笑。藉口朝鮮有動亂才出兵的,如果過於平穩,就太讓人尷尬了。

    “特別是最近幾天,人心突然平靜下來。”

    杉村報告說。

    全州失陷已經十天了。雖然朝鮮政府控制著消息,但風聲早已傳開。同時,政府軍同東學在全州進行和解談判的消息,也不脛而走。漢城市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以為這下子可算太平了。然而,正在這時,日本軍隊卻吹著軍號開進了漢城。

    杉村繼續報告:

    “人心安定也是由於糧食價格下降。”

    政府和東學談判的內容從各種渠道飛向漢城和其他城市,其中有這樣一項:懲治那些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壟斷商人,沒收糧食。

    那時代,貨幣經濟還不發達,米袋數是經濟流通單位。到處都囤積著穀物。弄不好囤積者要受懲罰,於是想趕快把糧食賣掉,本是人之常情。這樣一來,米價下降了。主食價格下降,意味著民生之安定。

    “這件事變得不尋常了!”大鳥圭介手拍前額,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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