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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人

    北洋艦隊是亞洲最強的海軍,至少在1888年以前是如此。

    它的陣容是以“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為中心。在當時,鐵甲艦還很稀奇,這兩艘軍艦同是七千噸,再配備五艘巡洋艦“經遠”、“來遠”、“致遠”、“靖遠”、“濟遠”,各兩千噸。

    海軍衙門是三年前設置的。在那之前,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水師,三者力量大致相等。後來,福建水師在中法戰爭馬尾海戰中全軍覆滅。張佩綸,就是這次戰役失敗的責任者。設置海軍衙門之際,李鴻章把南洋水師性能比較良好的艦船配屬了北洋水師。以重點主義為藉口,北洋水師又從外國購進精銳艦隻。

    亞洲的第二個海軍強國,自然是日本。

    北洋海軍建成的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在9月4日的《朝野新聞》上,以《殊堪寒心之帝國海軍現狀》為題,報道:“試觀我國現今之軍艦,多為老朽,行將不能實用。現已不能實用者亦不在少數。組成現在艦隊之軍艦中,其最舊者已使用三十九年,而其新者亦服役十一年之久。如不立即加以修復,會使不完善之日本海軍更趨於不完善,勢必違背擴張海軍之本意,如有老朽不堪為用之船艦,應予折毀,並另委外國建造新艦。”

    中日兩國艦隊不論數量還是性能,都有顯著的差別。

    但後來發生逆轉,1888年是分界線。從這一年起,到中日開戰為止,六年間日本從危機感出發,致力於軍備的增強。相反,中國自從李鴻章到旅順接收“致遠”以後,不曾增加一艘新艦。

    當然,中國也有海軍預算,每年為白銀四百萬兩,但六年間卻沒有購買一艘新艦。而且,從開戰前三年即1891年起,連購買彈藥也停止了。

    這都是西太后一人造成的。

    西太后專政以來,最懂得權勢的甜頭,怎肯輕易放棄。不過,皇帝已經長大成人,再緊抓著攝政權不放,也有些說不過去。十八歲的成年的皇帝,還由皇太后監護,將成為世間的笑柄。

    她的“歸政”只不過是形式,實際上仍要在宮廷內君臨政治。世人知道這是形式,但形式也很重要。為了給形式增添價值,就必須用虛假加以裝點。

    加強外觀的方法之一,就是建造特大的行宮。皇太后從政治中心的紫禁城裡遷出來,移住到悠閒自在的行宮去。這是裝飾門面的最有效的方法。

    皇太后的行宮要不同於一般行宮。庭園內的建築自不必說,所有的山山水水也必須是人工建造。這是低劣的趣味,但在西太后看來,如此才能保持自己的權威。

    頤和園在北京西郊,現在已成為群眾遊樂之所。園內的萬壽山是人工山,昆明湖是人工湖。對於西太后的愚蠢無聊,我們只有驚歎而已。

    “這得需要多少費用呢?”西太后說了說自己的計劃,要估算一下所需費用。

    銀三千萬兩!

    “這筆款子能籌集到吧?”西太后問醇親王。

    醇親王已成為西太后政權的中樞。兒子能當上皇帝,是西太后一手成全的,對於西太后他是言聽計從。

    “一定設法辦到。”醇親王答道。

    “是個難事嗎?”

    “不,不是的……一些瑣碎問題,需要諮詢……”

    醇親王頭上冒出冷汗。三千萬兩的分量,他是清楚的。

    “這麼說,籌集款子是不成問題嘍,只是有些技術上的問題需要研究研究?”

    “是,是這個意思。”

    “堂堂大臣,不必介入那些技術上的瑣碎事。資金籌集沒什麼問題,早一點施工要緊。”

    西太后已經沉浸在幻想當中。這是前所未有的園林大營造,她越想越興奮。清王朝入關以來二百多年,還未曾操辦過如此巨大的工程。

    別的不說,單說北京郊外的明十三陵,比起這個工程來,顯然是太小了。像這樣用人工修造的山水,大唐盛世不曾有過,秦始皇時代也辦不到。

    深夜,西太后突然睜開眼睛,喊來近侍宦官。

    “我想了解一下秦始皇的阿房宮,傳我的話,趕緊查閱古書,呈來詳細報告!”

    她想了解一下歷史上是否有超過她這個計劃的工程。

    西太后陷入自我陶醉,而那個為她籌措三千萬兩銀子的醇親王卻雙眉緊鎖。

    “這有什麼難辦的,變禍為福不就行了嗎?”滿清貴族善慶對醇親王說道。

    “變禍為福?”

    “你沒聽說嗎?漢人組織了龐大的軍隊,步步逼近咱們滿族人,要把咱們趕出山海關外。豈止趕出而已,是要斬盡殺絕!”

    “真有此事?”醇親王搖搖頭,說道。

    “太平天國洪秀全已經覆滅,你還記得他們喊過什麼口號嗎?滅妖!他們稱我們為妖,要消滅我們。”

    “那些人已經不復存在了。”

    “的確,他們覆滅了,可是,誰把他們消滅的?”

    “湘軍,還有淮軍……”

    “不錯,不是滿洲八旗!湘軍是曾國藩組織的,淮軍是李鴻章組織的,這兩支軍隊裡有滿族人嗎?”

    “兩軍全是漢族軍隊。”

    “現今在我們國家裡,一旦有事,能戰鬥的只有漢族軍隊了。如果他們掉轉槍口朝我們打來,那將是什麼局面呢?”

    “不管怎麼說,他們是大清的軍隊,決不會朝我們打槍!”

    醇親王激烈地搖著頭。

    “如果我是漢族人,我就能幹出來。嗯?對方無力,我方有力,而現在卻受制於對方,非把這個統治關係倒轉一下不可……這倒不限於漢族,蒙族、藏族處在同一狀況下,也準能幹出來。”

    “真的?”

    “你還不相信……真讓人著急!我昨天聽說,廣東有三合會、天地會等造反組織,時隱時現,到處活動。你知道他們的旗上寫著什麼嗎?‘滅滿興漢’!”

    “滅滿興漢……”

    “他們要把我們一個不剩地殺掉!還不只是廣東!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只有這個皇帝寶座了。這個國家還是我們的國家嗎?在這個國家裡,我們是少數派,你不要忘記這個事實!”

    善慶一邊說,一邊用細長的眼睛狠狠地盯住醇親王的眼睛。醇親王也是一副滿族面貌,眼睛細長。

    “那你說如何是好?”

    “只要是漢族,任誰也不要相信!”

    “我認為中堂是盡忠報國之士。”

    “你的想法太幼稚了。死去的曾國藩是消滅太平天國的英雄,可以說,是他救了這個國家。但是,他組織湘軍時,沒說過一句盡忠報國的話。”

    “是嗎?”

    “當然,當時的檄文你也是知道的。”

    善慶的口吻彷彿在詰問醇親王。

    三十多年前,曾國藩在湖南發出檄文,征討太平天國,說是“為恪守禮教”,並未號召為大清盡忠。

    “禮教”,就當時來說,是漢族的生活方式,是賴以生存的支柱。號召維護它,最有誘惑力和說服力。

    在清朝統治下,漢族不願意為保國而戰,非但不保,還想用自己的力量推翻清朝,建立一個漢族統治的國家。善慶斷言,漢族人心裡都這麼期待著。

    “他們至今沒有起事,只是因為力量不足,一旦覺得有了足夠的力量,就會把槍口對準我們。太后要建造大園林,我們應當趁此機會轉禍為福。你看看北洋艦隊,那些堅艦巨炮都是漢人的東西,指揮它們的還不是漢族大臣李鴻章嗎?以後再也不要為虎添翼了。”

    醇親王終於明白了對方想要說的話,那就是把軍費挪到園林建造上來。購入軍艦、槍炮、彈藥,等於給漢人增加力量。可是,目前清軍的主力是綠營兵(漢族軍隊),關係著王朝的安危。

    醇親王不由得長嘆一聲。

    “削減軍費,中堂能同意嗎?”

    “這有辦法。”善慶說道。

    李鴻章是清朝的頭號實權者,兼任直隸總督,指揮著北洋軍隊。他也有政敵,那就是兩江總督曾國荃。曾國荃是曾國藩的胞弟,與李鴻章為敵。兩廣總督張之洞也不甘居李鴻章之下。朝廷裡還有個翁同龢,也是最厭惡李鴻章的。

    翁同龢是戶部尚書,即財政大臣,掌握著財政大權。必須先把他拉攏過來。

    聽了善慶的話,醇親王向前探出身子,若有所悟。

    “太后的本意,依我看就在這裡。為了不給漢族人增添軍事力量,抽出費用建造萬壽山……這難道不是奇策嗎?”

    總在西太后左右承辦國事的醇親王,怎麼也想不出她竟有這樣的“深謀遠慮”。

    建造頤和園,當時稱為“萬壽山工程”,總監督為醇親王,籌措到二百六十萬兩銀子:廣東一百萬,南洋八十萬,湖廣四十萬,四川二十萬,直隸二十萬。北洋軍費是悉數上繳。

    西太后高興極了。

    秦始皇在渭水南岸上林苑建造的阿房宮,是東西約七百米、南北約一百二十米的大型樓閣,作為人工工程,可算是難以想象的規模。但是,這個工程因秦始皇死而未竣工。

    阿房宮有其名,實際上並未完工!

    聽了這個報告,西太后放聲大笑:我的萬壽山超過未竣工的阿房宮,我的名字將與萬壽山永存。

    她滿意極了。

    “軍隊這下子全完了!”得知萬壽山工程的決定之後,李鴻章自言自語。他認為:該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虛虛實實

    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關於中日兩國在朝鮮的立場,陸奧宗光在《蹇蹇錄》中作了如下闡述:

    “……而日清兩國於朝鮮如何維護各自權力,幾乎達到冰炭不相容之地步。日本自始便認為朝鮮為一獨立國,試圖斷絕歷來存在於清韓兩國間之曖昧宗屬關係。與之相反,清廷以疇昔關係為根據,大方表白朝鮮為其屬邦。其實,清韓關係在普通公法上尚欠缺確定為宗屬關係之必要因素。雖如此,清廷仍力求在名義上承認朝鮮為其屬邦。”

    陸奧用“冰炭不相容”來形容,可見兩國關係已經到了何等地步。

    袁世凱清楚地認識到,東鄰強國日本妨礙他執行任務。他企圖排除這種妨礙,是理所當然的。陸奧的著述中有這樣的評價:“……袁世凱乃年壯氣銳之徒,熱望排除日本之妨礙,並非無理者也。”

    袁世凱對自己的立場、任務認識得很充分,但對日本卻缺乏瞭解,而且未能覺察到這種缺乏,以致釀成悲劇。關於日本國情,袁世凱之所以認識不足,或許應該說是歷屆駐日公使徐承祖、黎庶昌、李經方、汪鳳藻等人及公使館成員的責任。袁世凱本人到日本短暫訪問過,但頭腦中的印象也基本來自駐日公使館。

    筆者從老一輩華僑那裡聽到過那個時代的事。當然,這些老一輩華僑也並非親身經歷,而是從他們的長輩那裡聽來的。據說,駐日公使館的人們根本不把華僑放在眼裡。神戶、橫濱、長崎等地,有為數眾多的華僑。中國不是條約國,沒有僑民居住地,他們同普通日本人雜居,整日廝混在日本人中間。日本的實情,他們確有切身體會。然而,從祖國來的公使館官員們都不從華僑這裡吸取寶貴經驗。

    封建中國有極端的“官尊民卑”習俗,而清廷官員對華僑更有一種偏見:拋棄祖國,逃到外國的不可信賴之輩。把華僑的談話、意見作為參考,清末的官僚們連想都不曾想過。

    後來,孫文等曾被清廷視為叛逆的革命家們,在日本開始了秘密活動,所有的華僑都成為熱心支持者。孫文曾說:“華僑乃革命之母。”

    在東京的公使館,主要把報紙、公文等“情報”發回本國,就算是外交官工作。這類情報,絕不是有血有肉的活情報。

    “萬壽山工程”在北京動工時,日本正處於發佈憲法的前夕。

    實現立憲政治,在清朝官僚的眼裡,認為是朝廷實權的下降。朝廷就是政府,立憲會使政府的領導權力削弱,這是最普遍的看法。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文部大臣森有禮被刺,於是,有人認為日本治安有問題。內閣中有長州閥、薩摩閥之爭,政界的派系鬥爭也很激烈。薩摩閥裡又分為改革黨、調和派、島津黨三派,報界把他們的醜聞逸事大加宣揚。“照這樣下去,日本哪裡還談得上輿論統一!”只要讀報,就會有這種感覺。清公使便把這種感觸傳達給本國,本國再轉告朝鮮的袁世凱。

    生活在日本人中間的華僑卻深知日本人的性格。表面看來似乎是輿論分裂,實際上,當國家利益明確要求一致時,日本人會一致團結起來。而且,他們的尚武氣質是可怕的。但是,華僑們沒有報警的門路。

    正像陸奧宗光指出的,清廷的意圖是既然無法確保朝鮮為屬邦,哪怕在名義上維持一下宗主國的體面也行。

    據《清史稿》記載,清政府的屬國有朝鮮、琉球、越南、緬甸、暹羅①、南掌①、蘇祿、廓爾喀、浩罕②、坎巨提③等十國。不僅朝鮮,以琉球為首的其他屬國也沒有讓清廷駐軍的先例。清廷只派去冊封使,不直接干預統治之事。所謂宗主國,本來是空有其名。接受冊封后才允許與中國通商,所以不得不採取這種形式,可以稱之為東亞方式吧。到了19世紀,帶有西歐式國家觀念的列強侵入亞洲,問題就麻煩了。

    現在哪怕是僅僅保持名義上的統治,也不可能了。袁世凱的任務是把已經難以維持的名義上的宗主權儘可能地延長,再延長。

    派樸定陽去美國時,朝鮮政府曾向袁世凱保證“遞交國書之後立即歸國”,這才取得“全權”頭銜。然而,樸定陽於1887年11月到達華盛頓,遞交國書之後遲遲不歸。

    為了向全世界顯示朝鮮的獨立自主,樸定陽的任務是儘可能在華盛頓待下去。與之相反,為了強調對朝鮮的宗主權,必須儘快讓樸定陽歸國,這是袁世凱的任務。

    袁世凱向朝鮮政府施加壓力。

    “是美國方面一再挽留。”朝鮮當局這樣推脫。

    “挽留也時間太長了,究竟辦些什麼事?”

    “這可不知道,離那麼遠,又不大瞭解美國的情況。”

    “同美國不可能有麻煩的談判,如果有……”

    袁世凱瞪大了眼睛,他想說:如果有,就可能是對中國的陰謀。

    “誰知道有什麼事,一直沒接到報告。如有大事,會報告的,看來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重大事情也有不便報告的,報告了也有對我隱瞞的。”

    “不,絕無此事。反正樸定陽是使用大清帝國的年號與美國政府往來函件,這事有過報告。”

    “大清的年號?”袁世凱苦笑了。

    原封不動地使用某國的年號、曆法,就表示是那個國家的屬國。“光緒”是清廷年號,使用它就證明服從清廷。朝鮮領議政沈舜澤致函俄國公使韋貝時,寫的是“大朝鮮開國”,這就表明沒有服從清廷的意思。

    不過,這種習慣只限於東亞。用清光緒年號,譯成英文時便改成西曆,所以用用無妨,這也許是朝鮮政府應付袁世凱的作戰手段。

    樸定陽在美國滯留一年。這期間,袁世凱在漢城不斷地施加壓力,而朝鮮政府以美國政府挽留、本人患病等種種藉口,一拖再拖。最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年之後,樸定陽卻“因病”歸國了。美國方面大為驚訝:“為什麼全權公使才一年便歸國?”

    而清廷則責備:“為什麼竟停留一年多?”

    堅持一年,是樸定陽的功績。除了公函上使用光緒年號之外,他在華盛頓完全以一個獨立國家的外交官身份東奔西闖。

    對於三項附帶條件,第一項硬著頭皮不予理睬。第二項則自然解決,因為席次一般由美國方面安排,大都是按照英文字頭或到美赴任的順序,KOREA當然在CHINA之後,而且樸定陽比張蔭桓晚到美國兩年。第三項用沒有重要事項一推了之。

    樸定陽有功勞!朝鮮各界對他的評價很高。

    1888年11月,整整一年之後,樸定陽才勉強離開華盛頓。回到本國,袁世凱會如何發怒,他心裡一清二楚。

    樸定陽歸途繞道日本,又停留四個月,才好不容易返回漢城。時為1889年3月。

    “應追究樸定陽的罪責!”袁世凱主張。

    朝鮮政府的處境非常尷尬。樸定陽一年多的外交活動,功績顯著,本應給予獎賞,提升為外署督辦(外交大臣),可袁世凱卻堅持要懲處他。鄭秉夏和閔種然兩人向袁世凱求情,袁世凱毫不退讓。朝鮮方面哪裡還敢提升樸定陽。

    清廷外交的真正實權者李鴻章主張解除樸定陽現職,而駐在朝鮮的袁世凱則主張重罰,想狠狠地整一整朝鮮,免得以後再搞“自主外交”。

    這時,朝鮮已不是十年前的朝鮮了。它已經看清,藉助列強——日本、俄國之力,可以踢開清政府的壓迫。不管袁世凱的眼睛瞪得多麼圓,俯首聽命是辦不到了。朝鮮要一步一步地、紮紮實實地積累自主的實績,然後達到真正的獨立。

    “要實現朝鮮的夙願,完全獨立,並不是輕而易舉的,免不了遭受苦難,必須有流血犧牲的決心才行。”

    說起來頗有諷刺性,李鴻章派去的外國顧問德尼一夥人,竟成了幫助朝鮮抵制清政府的參謀。

    “升他為外署督辦,就目前情況來看,對清廷刺激太大。頂好給他一個無關緊要的官職。”

    “什麼呢?”

    “副提學之類。”

    “這怎麼能算提升呢?”

    “總比撤職強吧!”

    在朝鮮宮廷裡,這些參謀們面授機宜。

    關於樸定陽問題,袁世凱同主子李鴻章之間想法上多少有差別,德尼等人提醒在這裡做文章。於是,朝鮮政府任命樸定陽為副提學。這是教育方面的官職,離政治外交的旋渦較遠。讓他暫居此位,以後再伺機提升。

    德尼等人曾久居中國,對中國的事情瞭解得相當透徹。但是,東亞人心理上的微妙之處。他們仍未掌握。

    李鴻章的怒氣遠遠超出他們的想象。

    在儒教體制下,教育方面的職位絕不是什麼閒職,而是要職。一個必須懲辦的人反而擔任要職,這大大地損害了清廷的體面。

    袁世凱向朝鮮政府提出指責,回答是“不過循例而授,並非別有意見”。

    袁世凱不答應,要會見國王。國王以患病為由,不予接見。患病的不只是國王,當事人樸定陽也稱病閉門不出,連趙太妃也病了。太妃生病,國王更有了藉口。但是,長此下去,仍不能解決問題,無奈,國王接見了袁世凱。

    “關於樸定陽的問題,殿下聽說了嗎?”見面時,袁世凱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

    “聽說過。”朝鮮國王李熙答道,“樸定陽沒有按規矩辦事,這很不好。我也覺得非常遺憾。不過,非懲處不可嗎?”

    “那三項附帶條件是殿下批准的,非常明確,可樸定陽到達華盛頓後根本沒打算執行。我為此多次交涉、敦促,迄今已過兩年,仍不見解決。殿下也曾說過:待樸定陽歸國後,一定給予處分。可是,樸定陽已經被授予都承旨品級,就任副提學要職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授予他都承旨品級,只是按照序列而已,絕不是提升。”

    “他是有罪之身,為什麼還要授官?關於此事,我數次函請殿下注意,難道沒看過?”

    “都已讀過。關於此事,請閣下多多周旋,不要過分追究,拜託!”

    “不追究事情就完不了!殿下究竟抱什麼態度,請明確表示一下。”

    袁世凱窮追不捨,弄得國王張口結舌,無法回答。

    袁世凱正了正身子,鄭重地提議:

    “像這麼通過翻譯,可能會產生誤譯或誤解,最好以筆代言,以求準確。”

    “也好,那麼就……”

    國王命令身邊宦官取來紙筆。宦官退下不久,從屏風外面進來一個少年宦官。

    “啟奏陛下——”

    “什麼事?”國王問。

    “諸位大臣說,樸使(定陽)問題不宜落在紙上。”

    顯然,是屏風後面的大臣們派他稟奏的。

    “關於處分問題,今後將進行討論,不應留下書面憑證。”屏風後面,數人齊聲說道。

    在朝鮮生活的時間已經不短,袁世凱能聽懂簡單的朝鮮語。

    “王沉吟久之——”袁世凱把當時的情景報告給李鴻章。

    “有這麼多人聽著,用不著筆談吧。”國王無可奈何地說道。

    “得不到殿下的明確答覆。我不能回去!筆談又有何妨?不是一樣嗎?”

    國王只好命人取過筆紙,但他讓閔泳韶代筆,可能是提防萬一。

    國王在筆談中躲躲閃閃,避過袁世凱的鋒芒。儘管是這樣毫無內容的筆談,袁世凱雖再三要求,連一份抄件也沒得到。可見,朝鮮政府多麼謹慎。

    袁世凱之所以沒有強奪筆談原本,應該說是學會了控制自己。若在幾年前,他早就一把奪過來了。

    他能如此控制自己,是李鴻章的勸告起了作用。袁世凱在朝鮮的一言一行,都引起各國外交官的惡評。每逢有事,表示朝鮮是清之屬國時,必然由袁世凱出面,這是他的任務。惡評越多越說明他在認真地執行任務,不過,由於年輕任性,做得過火之處也頗為不少。

    漢城的外交官集會,袁世凱往往不出席,大都是唐紹儀代他前去,以表示他絕非一般的外交官。朝鮮是中國的屬國,不是對等關係,他的官名是“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不用“外交”二字,含混其詞地用了個“交涉”,為的就是強調清廷的特殊立場。所以,袁世凱從來不與外國公使打交道,他的任務就是要顯示不與他們同伍。

    袁世凱究竟有多大的權限呢?各國公使開會,他只派翻譯出席,自己從來不與別國外交官採取同一行動,並任意出入朝鮮宮廷。是普通的辦事大臣,還是欽差大臣身份的公使?對此,美國駐中國公使接到本國訓令,向清政府提出質問。

    李鴻章的答覆是:“朝鮮是中國的屬邦,派到那裡去的袁世凱,既可與朝鮮政府直接交涉,又有與各國公使同等之權力。是否出席會議,由他判斷決定。貴國質問,不是多此一舉嗎?”

    李鴻章為袁世凱聲援助威,但因為惡名太大,所以又叮囑他“切莫操之過度”。

    關於樸定陽的問題,適可而止,也是袁世凱聽從李鴻章的叮囑而採取的自制措施。

    朝鮮政府往美國派遣樸定陽的同時,還把沈相學派到歐洲去。他得了病,這病似乎不是政治性的。代替的是趙臣熙,到達香港之後,他突然患了“政治病”。

    趙臣熙抵達香港時,正值閔泳翊途經該地。聽說袁世凱強烈主張處罰樸定陽,趙臣熙感到很不自在。

    照目前情況,去倫敦和巴黎,不理睬當地中國公使,必然要落個樸定陽的下場。此行的本意是搞一次獨立自主的示威,如果會同清政府公使去遞交國書,就反倒成了宣揚朝鮮是清的屬國,豈不是沒完成任務?

    趙臣熙沒有樸定陽那種勇氣。他左思右想,終於以患病為由,從香港折了回來。

    朝鮮政府又任命樸齊純為五國使,接替趙臣熙。五國使就是兼任英、德、法、俄、意五國的公使。

    朝鮮政府要求清廷取消三項附帶條件,起碼把第一項取消。特派卞元圭去天津向李鴻章求情,但沒有成功。因此,樸齊純雖被任命,卻終於沒能成行。

    趙臣熙溜回國是1890年正月。在那前一年,袁世凱獲得了“欽差”的頭銜。不管外國對他的評價怎麼不好,李鴻章總是庇護著他,說:“外國對他評論不好,正說明他忠於職守。”

    “同俄國公使交往尚欠圓滑,須注意自己的缺點!”袁世凱接到了李鴻章的警告,因為駐俄公使洪鈞給李鴻章的報告中提到:“俄國外交部對袁世凱怨言頗多。”

    對此,袁世凱辯解說:

    “我同俄國公使為陸路通商條約打了幾次交道,表面上還算過得去。俄國公使舉行宴會時,故意不懸掛我國國旗,實屬非禮。而我國大婚(光緒帝結婚)招待宴時,仍懸掛了俄國國旗,以示我國之寬宏大量。”

    清朝的國旗是黃龍圖案,三角形,1889年改為長方形。黃龍三角旗用於商船,一直延續下來。

    警告並非譴責,李鴻章是希望袁世凱再多一點柔軟性。

    袁世凱被“賞加二品銜”,就是說,享受二品官的待遇了。由此可見,袁世凱屢受主子警告,只不過是愛護之餘的插曲罷了,實際上認為他的政治行動是正確的。

    這年,中國駐日公使換成李經方。

    李經方是李鴻章的長子,但不是親生。起初,李鴻章無嗣,過繼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經方。收了養子之後,卻接連不斷地生了許多男孩。另有一說:李鴻章的兒子夭折,為了頂數,從胞弟那裡過繼了一個。

    李經方在歐洲駐節四年,很有外交官經驗。雖然如此,他晉升之快,卻不能說沒沾老子的光。

    據翁同龢的日記記載,黎庶昌從日本回國後,曾對他說:“日本雖修兵政,廣商務,但新立議會不和,大臣屢屢告休,願與中國和洽,深忌俄之垂涎東海。”

    黎庶昌曾經密奏:“宜固中日之交,而沖繩可置勿議。”

    這年,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在北京死去,年僅五十二歲。他在英、俄、法三國前後駐了七個年頭,歸國後任戶部右侍郎(財政部次官)之要職。

    曾紀澤的叔父曾國荃也在這年死去,享年六十七歲。

    光緒帝的生父醇親王奕■也在這年陰曆十一月逝世。

    這年四月,朝鮮趙太妃死去,享年八十。太妃不是國王之母。李氏朝鮮二十四代憲宗、二十五代哲宗無子,李熙是從旁系繼承王位的,趙太妃乃憲宗之母。

    趙太妃侍奉四代國王,親清傾向較突出。

    清朝時,屬國的國王和王妃死去,都要向北京派出“告訃使”,然後由清廷相應派出敕使“賜奠”,同時賜給諡號。

    但這次趙太妃之死,朝鮮宮廷卻不打算派出告訃使。理由是血緣甚遠,喪事不宜大辦,但實質是懼怕這種“賜奠”儀式會清楚地表示朝鮮是清之屬邦。

    袁世凱強烈要求朝鮮宮廷向北京派遣告訃使,說:“國王不作行孝示範,無以教化國民!”

    袁世凱本心是想在各國外交官面前,把賜奠儀式搞得隆重些,用以顯示清與朝鮮的宗主、屬邦關係。

    遲延了很久,朝鮮才派出洪鐘永為告訃使,前往北京。他同時肩負著請求清廷免予賜奠的任務。

    清廷按照慣例決定給予“賜奠”,沒有接受洪鐘永的懇求。於是,續昌和崇禮二人為正副使,領著百餘名隨員,來到朝鮮。按照從前的慣例,朝鮮國王要親自出郊迎接,稱為“郊迎禮”。朝鮮方面懇求免除郊迎禮,但袁世凱不准許。朝鮮政府又懇請“改道”,因為郊迎禮應由國王的使節迎到漢城郊外的仁川,而那裡外國人甚多,冀求獨立自主的朝鮮不願讓外國人看見使者迎接時的跪拜場面,若從馬山浦登陸,那裡的外國人少些。但是,也被袁世凱拒絕了。

    袁世凱乘朝鮮宮廷喪事之機,強調了宗主權。朝鮮國王親赴西大門的慕華館,迎接清朝敕使。

    轉年是光緒十七年(1891年),養母牛氏病危,袁世凱急忙返回河南項城。他從心底敬佩母親,總算在她死前見了面,送了終。接著是守制,朝廷準他服喪百日。

    袁世凱離開朝鮮期間,由龍山理事官唐紹儀代行他的職務。

    朝鮮政府認為這是個好時機,將樸定陽提升為“吏曹判書”。這是重要官職,相當於政府的內務大臣。

    對於樸定陽的處分問題,袁世凱和李鴻章之間有些分歧。李鴻章考慮到朝鮮國民的感情。樸定陽在朝鮮國民眼裡是位英雄,砸了他們的英雄,恐怕會激起反清情緒。朝鮮政府似乎也看清了這一點。乘袁世凱服喪之機提升樸定陽,相信李鴻章會予以諒解。

    袁世凱回到朝鮮任上是光緒十八年(1892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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