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文學院的畢業論文是到十二月十號截止，我一直到十二月初才知道。
我九月以後就很少到學校去了，腦子裡面根本忘了有畢業論文這回事。看了貼在佈告欄上有關畢業論文的啟示，我不禁啞然失笑。在九天之內是無論怎麼努力都寫不出來的，在那時我已註定要留級了。
各公司行號的就職考試也結束了。連思想有問題的學生，明明心中清楚不會有好公司會採用他們，還是在擔心不知道明年春天畢不畢得了業。不擔心的學生則還是不改初衷繼續激烈的抗爭活動、認真考慮退學、計劃著賺錢的方法。
在那時期只有我什麼也沒做。報紙也不讀，書也沒打開，也不與人交際。要是說我那時做了些什麼的話，恐怕不過是在中午睡懶覺，到了晚上起來漫步到新宿聽爵士樂，或看不怎麼想看的電影吧。
也有過在昏暗的街上繞來繞去，發現安靜的公園就進去蕩著鞦韆陷入沉思，等到意識過來已是清晨的時候。也有過兩三天不睡覺都沒關係，一直關在自己的小公寓裡的時候。像要發黴一樣，幾乎什麼都不吃，只喝咖啡和抽菸。就像是患了自閉症一樣，朦朧地呆望著窗外發白，然後黃昏幕垂，直到四周一片漆黑。
那時腦中想的事紛雜無章。自己也摘不懂。有時想，這麼下去可不是要發瘋了嗎？但是我無法停止思考。那隻不過是想證明自己還有理性，一種無意義的嘗試而已。反正，我是真的很害怕自己會變成什麼都無法思考的廢人。
雖說如此，我想的都是過去的事。和雛子以及信太郎三人度過的時光清楚地在腦中重現。我努力去回想的全是，去年此時做了這件事，說了那些話。
再嚴重的時候，我連那時自己穿的是什麼衣服、那天是幾月幾號、天氣是晴是雨、報紙上是些什麼消息，這些極為瑣碎的事都非回想出來不可。一想就想個三四小時毫不為奇。非常熱中於蒐集以往幸福記憶的片斷。
我好幾次，要是自己知道是患了什麼重病就好了。要是不治之疾最好。我想要是到了醫院從醫生那兒得知沒多久可活了的話，會如何地鬆了一口氣呀。
我夢想著在外面走的時候，急駛的卡車把自己給輾過的話就好了；並想著從外面回到家的時候，會不會有趁我不在家時侵入的殺人魔，在我準備進門的時候把我給勒死。
我渴望著肉體的苦痛。覺得要是有肉體的苦痛，或許精神的苦痛可以得到解放。
為了有這樣的效果，我在房裡，不知喝了多少杯便宜貨的威士忌。等著身體不舒服，但在那種時候偏偏就是不會醉，只是有輕微的頭痛，更加提醒了我的空虛。然後只剩下悲傷和鉛重的疲憊感，要隨比喝酒前加倍的苦痛。
但是我還是活著。儘可能以還不到廢人的程度活著。每個禮拜六還是定期到目黑的公寓，然後見到信太郎，接謄寫的原稿。
謄寫的工作像機械般地持續，但是有點停滯不前。也有過沒有完成該謄寫的份量就到目黑去的例子。
但是信太郎沒有抱怨。因為他自己也是無心工作，遞給我的原稿數目越來越少。
我沒有在公寓碰到過雛子。和信太郎見面，不細怎麼也玩不起來，但和他還是像往常一樣每週六到外面吃飯。但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飯後不再去喝酒，也不再去兜風，而且在很普通的餐廳吃簡單的晚餐。喝完咖啡後，信太郎會一語不發，像是已經決定好的模式一樣，拿起放在桌上的車子的鑰匙。那就是要回去的暗示。
我只顧著看他什麼時候會拿起鑰匙。今天會比平常晚個十五分鐘嗎？今天好像著急些什麼，恐怕會早一點回去吧。光想著這些，也無心交談。或許是因為這樣，我記得那時很討厭信太郎用的那個鑰匙圈。
那是黑色的皮製、小馬蹄型的鑰匙圈。中間有銀刻的字母，是代表片瀨的字母。但不正也是代表著大久保的嗎？我好幾次這樣無聊地想，可以說是到半發瘋狀態。
拿著鑰匙的信太郎付完賬就直接送我回家，但他絕不上樓來，我也不邀他。所以他乾脆也不關引擎，只是踩著煞車，輕輕親我的臉說：“小布，晚安。下禮拜見。”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要說什麼才能免去這種難過的感覺。那個時候，我能做的只不過是維持我僅有的自尊，不去戀戀不捨地送他的車子離去，而是馬上飛奔上樓。
但是即使我將身體隱藏起來，我的耳朵卻固執地聽著外面的動靜。像是輪胎摩擦路面的聲音，沒多久信太郎的車子漸行慚遠。
然後我會再奔到外面，路上還殘留著信太郎車子排出的白煙的味道。只看到遠走的車子小小的紅色照後燈。
在下面街角車子因為要向右轉，所以先得停下來，亮右轉燈。在寒冷冬夜的空氣中，只有閃著的右轉燈和紅色的照後燈鮮明地浮現。沒一會，車子就消失不見了，只留下我在可怕的孤獨中。
我就是那樣地過完了一九七一年。我記得一直留在東京到十二月三十號，然後在那天夜裡回仙台。
我無法告訴雙親自己沒有在寫論文，更無法告訴他們自己確定得留級。
我看起來相當地削瘦，父母和祖母擔心我的健康。我不喜歡讓他們皺著眉說“瘦了耶！是哪兒不對呢？”所以裝著很有精神。但是裝著裝著、疲勞累積，看起來是更加清瘦。
過年見到好久不見的親戚都大聲嚷嚷地說，我瘦得只剩下個皮包骨，強迫著我多吃肉，說這樣才會有體力。但反而弄得我嚴重地消化不良。因為如此，我更加瘦下去。到年初七回到東京，我已感覺不到自己的體重，走路好像在雲端一樣輕飄飄地，的確連自己都感到恐怖。
回到公寓，在一樓的玄關旁的信箱裡有我一封信。是一月三號的郵戳。寄信人的地方寫著的是唐木好朋友的名字。在唐木常往我這跑的時候，他老是跟著他進進出出。唐木被逮捕的事也是他來告訴我的。
這封信夾在其他回鄉過年的住戶的郵件中，是四天前就送到的。上面有一層薄簿的灰，或許是因為一開頭就有不樣的預感，我就站在郵箱前用手指把它拆開。
裡面不是普通的信，而是一張寫報告的紙，上面佈滿了橫寫的有點向右傾斜、看起來有點神經質的細小的字。是那種很適合傳達死亡的字。
信上寫著唐木去世的消息。死亡日期是在接近年終的十二月十八號。一直到最後都沒有上醫院，應該是相當的痛苦，但唐木卻沒有告訴周圍的人身體不舒服。在聖誕夜的半夜他倒下來，被送往醫院急救，已經是兩個腎臟都不能使用的末期症狀。連醫生都驚訝“居然可以這樣還活得好好的”。二十六號尿毒症併發，二十七號漸無意識，第二天的二十八號清晨長眠而逝。在十二月三十號於自家的附近舉行了葬禮。因為是年終，遺體匆忙火化。我知道唐木已和矢野小姐分手了，但是我只是想告訴你他去世的消息，所以寫了這封信。
信中沒有用任何表現悲痛的感傷字眼，也沒有記述對於唐木的追念，就像是一般在寫公文一樣很事務性地傳達了這項死訊。
我讀完了信將它放進外套的口袋裡。掛上皮包，上樓進到自己的房間。打開關著的窗戶，開了電暖桌的開關，就這麼穿著外套窩進被裡。我不太能相信唐木的死，腦中一片空白。
我試圖回想唐木死的二十八號自己在做什麼。因為已是十天前的事，很不容易喚醒記憶。只恍惚記得那天我到吉祥寺去，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晃。看到一家小小的、暗暗的咖啡店就進去坐。然後做了些什麼就不記得了。
對我而言，唐木就像是小學時代的同窗，只有在翻老舊的相本時會湧上許多回憶。所以如果在二十八號我沒來由地突然想起唐木的事而擔心起來的話，那一定是冥冥之中唐木顯靈。但是什麼都沒有。
還在交往時，我問過唐木他的生死觀。我記得他說過，死亡的生物只是歸於無形。什麼靈異怪談或心靈現象，都只是活著的人捏造的。死既不是神聖的事，也不是不潔的事，更不需恐懼。只是意昧著一切消滅而已。而他真就像他自己所說的一樣歸於無形。死等於無，沒有什麼必要去感傷。我的眼前浮現出唐木一如往常的、頑固地這麼說著的臉龐。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房裡喝著威士忌。打開收音機，聽著開朗的美國流行樂。一聽到好久沒聽的曲子，就會回想起和唐木在一起聽音樂的時刻。
我還想起唐木把腳放進同一個電暖桌，背靠著牆壁，讀著厚重的書，對著我訴說著自己的理想。我不記得任何他向我說的有關鬥爭的事，但是卻回憶起他頸部的味道，還有摸著他不管怎麼洗，頭皮還是會馬上生出油來的油膩長髮，還有含著煙味的暖呼呼的吐氣。
我回想不出和唐木做愛的情景。想起來的只是他在睡被上揹著我偷偷地戴保險套時，他肩膀的動作，還有完事之後他癱在我身上時雙腳的重量……就是這些。
唐木死於二十四歲。我現在有時還會想，要是他還健康地活著的話，不知會變成什麼樣。會不會終究退出抗爭，做個普通的上班族、結婚生子，頂多當個工會的領導人呢？或是打著武裝鬥爭的旗幟繼續熱血的革命運動，到後來被淺間山莊事件所牽連，在被逮捕的赤軍鬥土中也發現了他的名字。
那天我沒哭，也不感悲傷。我只是對於這樣的分離有點驚訝、有點茫然。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傷感的情緒。但我認為，那隻不過是那個時代的空氣牽引出我的感傷吧。我自己也很滿意可以這麼冷靜地接受唐木的死。但是第二天清晨，我夢見了唐木。他什麼都沒說，只是駝著背寂寞地低著頭。背景是有著灰色的牆壁，還有灰色的櫃檯的陰暗酒吧。但四周沒有人，只有唐木向著櫃檯，低著頭，身子動也不動。
只不過是那樣的夢。但我記得，我一醒過來，一陣強烈的感情排山倒海而來，使我無法壓抑而顫抖起來。那是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激烈，像是發瘋一樣地掀起感情的狂瀾。
那不是像不可抑制的悲傷，或什麼感到寂寞這種普通的情緒。而是另外一種，混合著無底洞的恐怖，還有混合著自我嘲笑時的那種自暴自棄。這些感覺融在一起，好像是火山要爆發一樣，在我身體內噴湧上來。
在那時，我生來第一次懂得什麼叫鋤哭。我把臉壓在被上，嘶聲地痛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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