繳皇糧國稅群眾太踴躍
徵統籌提留幹部真費勁
“三夏”大忙，其實是群眾的大忙季節，而機關幹部忙的真正是夏糧徵購。“皇糧國稅”是祖先定製，幾千年換湯不換藥，是維繫政權生存的必要條件，到了新中國也不例外。在大集體的年代裡，“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社會的最小單元，谷上垛，麥上場，收打種，上下忙，公社一道動員會，調子很高昂，意義非尋常，生產隊裡出勞力，揚鞭催馬送公糧。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以後，我們的子孫後代將永遠對那種紅紅火火的場面久違了。
夏徵開始以後，我們黨委、政府做出部署，把四個管理區分成四個時間段，讓群眾分期分批進糧站交公糧。這個期間，我們又把機關幹部分成幾套人馬，到糧管所去維持秩序。我和鎮長在交糧的高xdx潮期間，親自到站上視察。糧所所長華秋明出來迎接我們這兩個地方上的最高長官，領進臨時搭建的交糧指揮部裡，敬菸泡茶，生怕我們感到招待得不夠周到。
我雖然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但對交公糧的知識實在是少得可憐，更不要說統率這麼龐大的隊伍為國家做貢獻了，對於這些芸芸眾生，在花花綠綠的標語口號中，把忙忙碌碌一季子的成果，曬乾揚淨，轟轟烈烈地交售愛國公糧，他們沒有任何怨言，體現出來的對國家、民族的高度敬畏、負責和奉獻精神，心裡浮生出諸多感慨和敬意。我對秋明說，你就別瞎忙活了，我們還是到群眾中去。
於是，我們就開始對交糧的組織情況、為群眾服務的情況、倉儲情況、安全設施情況，有模有樣地進行檢查，少不得指手畫腳地下達一些莫名其妙的指示，其實這些都是人家糧所工作人員早已安排妥當的。秋明跟著我們，屁顛屁顛地跑，邊彙報，邊唯唯稱是，然後吆五喝六地安排下屬人員，要求他們不折不扣地落實書記、鎮長的指示。
到了群眾中間，劉春亭鎮長戴的一副大黑墨鏡，在驕陽的照射下，熠熠閃光。老百姓一看就知道鎮裡的主要領導來到了他們中間，一個個面帶敬而遠之的神情，紛紛避讓，空出一條通道，讓我們在人流中順利穿行。
由於灌河鎮人均土地少得可憐，全鎮人均僅有七分耕地，到了交公糧時，就形成了一大景觀：不見車水馬龍，只見人群熙熙攘攘，大多數群眾推著自行車，馱著半口袋糧食排起長龍一般的隊伍，很少有裝滿蛇皮口袋的。更奇怪的是，有一大部分群眾提著一個個小學生用的小書包，裡邊裝的也就是應當交給國家的愛國糧了。
我們走在交糧的群眾中間，扒住群眾的口袋看一看糧食的質量，隨口問一些不鹹不淡的收成如何、交了公糧後家裡還有多少庫存的話，以示對民生的關懷。反正這年頭，人們也不缺吃的，他們也樂意回答我們的問題，弄得我的心情十分良好。正在飄飄然的時候，聽到一個過磅處一片吵鬧之聲，我就叫辦公室王主任和華所長前去查看處理。
過了一會兒，王世貴主任和華秋明所長跑到指揮部，向我們彙報，原來是二崗溝村一個姓明的群眾，在交糧時，驗質員在他的蛇皮口袋上插了一下扦子，一看這糧食合格，在他的交糧單子上打了一個藍色戳子，這個群眾也不知是慌亂，也不知是不懂，扛起糧食咚咚咚咚地就進了倉庫，吭哧吭哧地背到上邊，呼呼嚕嚕地倒了下去，急急忙忙出來以後，才發現本村別的交糧人還要囉囉嗦嗦地過磅，就急扯白臉地給過磅員說自己的糧食沒有稱就堆進去了，過磅員白著眼表示，這沒有辦法，誰叫你不稱就入庫？他就要進倉庫裡重新裝滿再出來過磅，過磅員蠻橫地說，你想得倒毬美，一入庫，就是國家的糧食，“皇糧國庫”，你也敢動？！這個漢子難為得哭了起來，一旁群眾看不上眼，紛紛替他說話，過磅員說什麼也不讓他去裝糧食，於是，人多勢眾，就大吵大鬧起來。
春亭說：“日他媽，真是邪門兒，哪有這種‘二毬’，不過磅就倒進大庫的事兒？”
我說：“秋明，你把這事兒處理好，肯定是因為驗質員沒有給群眾交代清楚。”
秋明說：“反正百十斤糧食小毬事兒，我已經安排好了，讓那個群眾先回去，隨後另行處理，反正不讓他吃虧，這個群眾就千恩萬謝地走了。”我們對這個處理結果表示滿意。
接下來，就是結算。因為在麥收以後，一年一度的徵收農業稅和“鄉統籌、村提留”就要開始，不管群眾交了多少糧食，要錢才是鄉村兩級幹部的硬道理，這才是一場真正的惡仗。鎮農經站早已把數字算好，任務分配了下去。灌河人由於交糧甚少，糧食結算款根本不夠完成任務，群眾必須自掏腰包，才能把錢給斂上來。這年頭，沒有幾個群眾是順民了，工作量的確很大。老話說“小幹大難，大幹不難”，反正得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這一塊錢摳出來。
可巧，就是在這一年的結算方法上出了問題。過去一直沿用的是“戶交村結”的辦法，只要糧食任務完成，一算一扣，其餘再去徵收就是了，操作簡單易行。我們卻為今年用不用這個方法犯了不少躊躇。
從廣東回來以後，縣裡就通知我和鎮長、抓農業的副鎮長、農經站長，連續三次開會，安排今年的夏糧徵購及結算工作。其中一次是從中央一直開到鄉鎮的電話會，朱總理要求嚴禁“戶交村結”，必須搞“戶交戶結”，強調指出，這是“高壓電”，誰也碰不得！現在，各種媒體比各級會議還快，這種上級精神，早已通過無線電波，用廣播、電視還有報紙、雜誌傳到了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之中了，正所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我們分析了灌河的實際情況，我就下了話，算是決策。我說，總理的話講得這麼厲害，說明各地確實存在有大量的問題，不然不會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但是，小平同志也說過，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就灌河的情況而言，用“戶交戶結”的辦法，一家一戶，幾斤幾兩地去結算，發了錢再收上來，只能是折騰我們的老百姓。咱們權當是中央的高壓電線扯不到咱這山溝裡，想碰也碰不上。繼續實行“戶交村結”的辦法，出了問題我擔起來，真到時候把我拿下來了，咱們劉鎮長接任我這個破書記繼續幹革命！聽上去，大有著一股“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其實我心裡很清楚，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就這樣安排下去以後，並沒有發現出了什麼問題，各村群眾上訪，從來沒有人拿著報紙找我們算賬，反映這件事情的。
到了收繳統籌提留時，我想起“朝三暮四”這個成語的來歷，和班子裡同志們商議後，定下一個調子：要一反以往的做法，要求各村一定要先把村提留收足，首先解決村組幹部的工資問題，然後再考慮鎮裡統籌的這一塊。雖然屬於“豆腐一碗”和“一碗豆腐”換換說法，但這個決定竟然對村幹部影響很大。在村支書、村主任和村文書參加的夏糧徵購工作動員會議上，村幹部們說，過去幾任書記，都要我們先把鄉統籌部分收上來，村提留部分收上來收不上來由村裡自己看著辦，反正是“鎮裡情（落）囫圇村情（落）破”。結果年年都是村提留收不齊，大、小隊幹部發不下來工資，叫我們“只拉磨不吃麩子”，這次賀書記優先考慮我們這一塊，我們沒有說的，把鎮統籌也一分不剩交上來！
我對大家說，不能光說大話，出水才看兩腿泥，你們得立一個軍令狀，誰拉全鎮的後腿，我就掂你支部書記“這掛弦子”！青石溝支部書記史敬先賭咒說：“要是收不上來，就不是熊做的！”
鎮裡搞了三天一評比，五天一站隊，把村幹部逼得嗷嗷叫，到第十天頭上，各村基本上完成了任務，只有小桐河、西關兩個村仍然拽蛋，落後了一大截。聯想我到任後，組織的“教育集資、民工建勤、夏糧徵購”這三大戰役，西關村沒有一次順利完成任務，我就在心裡給這個軟蛋支部書記方明偉畫上了一個道子，恨恨地想，遇著機會，非把這小子拿下來不可！
在徵收統籌提留的過程中，日積月累的各種社會矛盾都冒了出來，哪個村都出現了一些“難纏戶”、“釘子戶”，他們以種種藉口抵制交款。有的是因為宅基地沒有安置好，有的是因為計劃生育處理太過分，有的是因為上年結算不清楚，有的是辦鄉鎮企業佔了地，有的是開了礦，周邊的土地沒有復耕……反正理由很多，每天都有幾個老大難村的群眾到鎮裡上訪告狀，哭哭啼啼，吵吵嚷嚷，罵罵咧咧。一般的反映幹部作風粗暴的，處事不公的，貪汙多佔集體便宜的，還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純粹是無理取鬧。
石盤溝村的蘇國華反映的問題極為可笑，他說，還是在生產隊那年月，有一次隊裡少給他分了一籮頭紅薯，這件事他上訪了十來年，也沒有一個幹部給予解決，早晚不解決，要錢沒門兒！老子不要說沒有錢，就是有錢也不交給這些坑害百姓的幹部！信訪辦牛主任給我說，這小子，年年都是以此為理由抵制交款。這傢伙是個“養人專業戶”，與他的又瘦又小的女人當超生游擊隊，串了大半個中國，生了五個孩子回到村裡，孩子是不生了，就是窮得叮噹響，別說交錢，一到冬季，還得吃政府救濟。吃歸吃，從來不承情，不罵共產黨，光罵村幹部，是一個典型的“滾刀肉”。
蘭家河村一個三十郎當歲的婦女，反映的問題更為奇特，她寫了一個順口溜，既狀告村主任馬恩義，又告了縣人大副主任丁文強，因為文強是馬恩義的外甥，因此就上掛下聯了。告狀信的題目是“還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內容是“山高皇帝遠，強佔耕地沒人管；馬恩義，佔耕地，他的勢力在縣裡；大隊不管小隊怕，他的勢力在縣人大；縣人大有個丁文強，一家早已是商品糧；不管百姓管他舅，頓頓都吃紅燒肉……”
這個女人第一次到機關，先往我屋裡鑽。只見她上頭撲面，嬉皮笑臉，描眉抹口紅，鑲著金皮的兩個門牙，一閃一閃的，兩隻眼睛睃來睃去。我讓她坐下好好說話，她卻把水蛇腰擰成麻花，一點也不安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貨，叫人噁心。於是，我就叫來通信員小馬，叫他帶這個破鞋女人找其他領導。儘管副鎮長鄭東方沒有分管信訪工作，因為小馬一向和東方要好，有事沒事好鑽到東方屋裡嬉鬧，所以一順腿就把這個女人給領去了。
後來，東方給我說：“日他個媽呀，這個女人不得了，黏上我了，幾乎天天來找我。開始還規矩一些，這幾次一進我屋裡，就敞開懷，不管不顧地露出白生生、長著黑乎乎疙瘩的兩個大蜜蜜兒，拉著我的毛巾在裡邊擦汗……”
我說：“東方老弟，你看得很清嘛，養眼不？”
東方苦笑著說：“毬，咋不惹眼，看得我頭皮發炸，所以我就害怕了。”
我說：“怕啥，你只要不存心搞她，她也吃不了你。還是反映文強跟他舅的？”
“不光是文強跟他舅，後來連支部書記也告上了，說支部書記給她寫愛情信，信上說：‘不見你想你，見了你就想肏你……’”
我一聽這麼肉麻，就對東方說：“這可不得了，她是想讓你肏她哩。”
東方呸了一口說：“脫光了擺到那裡，也用腳夾個瓦碴蓋著。不說這些噁心人的話，書記老兄，她這樣纏我，你說咋辦才好？”
我說：“看來你不敢再管下去了，你把她交給法庭，用法律手段解決。”
於是，她又來了以後，東方叫來法庭庭長李和尚，叫他把人領走，這女人一步一回頭地說：“鄭鎮長啊，法庭解決不了我還找你！”
誰知到了法庭，和尚把她交給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幹警耿兆平調查審理，老耿到蘭家河村瞭解了幾次情況後，又鬧出了大笑話：過堂後，李庭長判她輸理，她當庭大吵大鬧，鬧得和尚一時火起，說她咆哮公堂，把她銬在了法庭院裡的一棵槐樹上，這女人抱著樹，邊哭邊罵：“耿兆平啊耿兆平，你肏了俺還判老孃我沒理！你的良心叫狗吃了……”可是自此以後，她再也沒有上鎮裡鬧過。
上訪就像吸毒，容易上癮，只要一開始向上邊“討要說法”，就剎不住腳步。果子峪村的吳太和石盤溝的孫國祿，是兩個上訪老戶，也在其間興風作浪。
吳太說，我反映的是老問題，就是曲廣遠書記當政期間，逼我們種煙，收我們違約金的問題。你們當領導的睜眼看看，這是我搜集的中央政策，交上來的錢不退給我們，一輩子也甭想叫老子交一分錢。這是個實質性的問題，很叫人撓頭皮，那時候收上來的錢，早已發了幹部、教師工資，吃過飯拉過屎，上哪裡去退？再說要退，就要給全鎮百姓都退，百十萬元，除了開個印票子機器，上哪裡也弄不來了，好在老百姓知道窯裡倒不出柴來，並沒有跟著他們起鬨鬧事，就一個吳太已經叫人大傷腦筋了。我們找來他在縣裡當計委副主任、在孟坪鄉當副鄉長的兩個叔叔做他的工作，算是基本平息下來，只是不交糧款，拿他沒有一點辦法，後來他撇下自己老婆，把村裡一個黃花閨女拐跑了，幾年沒有敢進家，自此不再鬧事。
另一個孫國祿，已經六十開外，外號叫“狼”。幾十年來，從大集體到分田到戶，村裡只要是當幹部的，沒有他不啃的，發展到後來，又咬到了鎮裡的一把手頭上。這老東西的幾個兒子都煩他，沒有人管他，讓他一個人過日子，經常有這頓沒那頓的。此時，他並沒有反映更多的問題，跟吳太一樣，反映的也是種煙違約金。只不過他說，曲廣遠書記急著當縣長，當初給他了一個承諾，說只要他不鬧事兒，鎮裡賠他兩千元。曲書記拍拍屁股走了，說話不算數，他就是要找現任領導兌現，如果不給錢，他就要上縣裡，掂著“鍋排”找他去。
孫國祿反映的情況，處理起來依然棘手。沒辦法，我讓信訪辦也把他引向法庭。李和尚叫他拿出證據來，他拿不出來，說是曲廣遠書記私下給他許的願，還不讓他出去亂說，“幹喃一嘴面”就是了。由於有了盼頭，他就答應不給曲書記難堪，考核期間不再到政府來鬧。誰知等了幾天，當他來鎮上找曲書記要錢時，曲書記已經變成了曲縣長，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對此非常憤恨，說當官的都是騙人的傢伙，沒有一個可以相信的。從此，在村裡一邊抵制上邊安排的所有工作，抵賴“五糧三款”，一邊經常到鎮裡要錢。
說來也怪，在法庭叫他拿出曲書記給他證據的當晚，也不知誰在夜裡把他痛打了一頓，很長一個時期，臥床不起。兒子們邊管他邊罵他，要他收心。派出所去調查情況，找不出打他的那些人，最後不了了之。他自己是否洗心革面，無從考證，只是從此脫離了上訪隊伍，再也沒有見到他的身影。從這兩個人身上，我多少體會出一點廣遠兄讓我對他那段歷史“負責”的意味來。後來，其他事態的新發展，使我更加明白這個要求的意味幽遠而深長。
正是：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畢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