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形勢迫使抓灌中重建
被環境驅動唱重教高調
縣委吳書記放棄抓工業，設計出“愛民富民工程”，確實引發了我一些大政方針方面的思考。
我們大家常常看到，一些報紙上經常深惡痛絕地報道，說有的地方只要換了領導，新上來的人為了快出政績，上了任就要另搞一套，幹了不少“張書記修李書記扒”的勞民傷財的蠢事。往往言之鑿鑿，激起一些知識分子的義憤，接著口誅筆伐，嚴厲聲討。現在考慮到，這種說法要麼是前任領導對記者的授意，要麼是一些書生的迂腐之見。不能否認確實有“張書記修得好李書記扒得錯”的，但不能以偏概全，對“張書記辦的錯事”，也不讓“李書記糾正”，一律說成是太歲頭上的土，誰也動不得。因為，說這種話的人不在臺上，站著說話不腰疼。一個地方的最高長官，不考慮自己怎麼幹，幹什麼，那肯定不是一個清醒的領導。歷史和現實的侷限，不可能每個人做出的決策都是正確的。上一任的領導修的東西，如果下一任感到影響了發展大計，那麼即使扒了又有什麼不可？在這方面，有許多與他們想象得正好相反的例證。
大的如毛澤東主席，解放以後，一直判斷要打世界大戰，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做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決策，全民皆兵，長期備戰，把兵工企業全都搬到了山溝溝裡。幾十年折騰下來，國家不知損失了多少個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上臺後，根本不去深山溝，而是跑到深圳畫了一個圈，那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準備打仗的前沿陣地，現在倒成了改革開放的熱土。
中的如20世紀70年代鴨陽油田開發後，國家決定就地建一個煉油廠。當時鴨陽地委書記是個農民出身的人，對土地一往情深。省領導向這位地委書記安排建設煉油廠時，他堅決頂了回去，說建油田就已經做出最大犧牲了，再建煉油廠，又要佔不少耕地，老百姓沒有地種，哪有飯吃？結果這個項目被鄰近省輕而易舉地拿走，滾滾油流流向了那個水鄉小縣，這邊出油，那邊掙錢，一業興，百業旺，經濟發展是以幾何級數增長的，沒過多少年，那個縣變成了一個地級市。後來歷屆地委、行署領導一提起這件事，無不認為那個老地委書記幹了一件大蠢事。
小的如一個鄉鎮推廣湖桑，種了幾百畝。結果桑蠶業當年就不景氣，老百姓氣得拔掉桑苗，幾百萬桑苗貸款至今沒有人還。下一任領導上任，沒有辦法只得成立了“治桑”委員會，治來治去因為沒有錢一直解決不了這一難題。
再如灌河鎮東邊的孟坪鄉，也是一個貧困鄉鎮，人均土地少，有幾年，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比較側重農業，當時的黨委書記，為了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大興實幹之風，親自搭窩棚住在山上，帶領群眾治山整地，轟轟烈烈搞了幾年，全鄉耕地面積大增。實踐中，幹部群眾創造出了一整套“沿著等高線，裡劈外邊墊”造梯田的新鮮經驗，報紙上有文、廣播裡有聲之後，頗得市委領導的賞識。兩年下來，黨委書記被提拔了，到另一個需要治山整地的山區縣，當上了副縣長。在那裡，還沒有能夠發揮他的技術優勢，從中央到地方，環保和可持續發展論佔了上風，再也不允許治山整地了，但他在孟坪鄉書記位置上卻留下了後遺症。幾年以後，由於治山整地破壞了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嚴重，孟坪鄉的所有河流都溢滿了白沙，長年不見流水，成為沙下暗河。灌河地處下游，同樣深受其害，原來清澈的石河變成了沙河。一到夏天，洪水氾濫，泥沙淤積日益嚴重，河床不斷升高，眼看成為懸河，與黃河無疑。現在各級政府又開始號召退耕還林時，連群眾自己都認為這是條造福子孫後代的好政策。不言而喻，這個好心的、出過大力、流過大汗的副縣長也許不會因此而汗顏，不會因在他主持下開墾出的土地上不種莊稼重新植樹而憤懣，但他回憶起曾經從中得到好處的這些政績，說給別人聽時的自我感覺也一定不會太好。
這些案例，都給當主要領導的以寶貴的啟示：在克服盲目的前提下，每一個領導人都應當有自己的主見，理直氣壯地抓出自己的工作特色。
有了這種認識，以我為首的灌河鎮新的黨政班子究竟幹些什麼，從我上任的第一天起開始縈懷。
一開始的思路是，為了抓現錢，也為了上下屆黨政班子的工作連續性，必須沿著前任畫好的道道繼續走下去，抓好鄉鎮企業。即使想另有作為也不能操之過急，邊幹邊修正，幹上一年半載調整思路不遲。可是，剛剛紅火了不到兩個月的鄉鎮企業，由於大氣候突變，東南亞金融風暴很快波及國內，波及這個小小的山鎮，迫使十幾個廠幾乎全部停產。工廠停產後，原來潛在的各種矛盾一下子湧了出來：內外債務、銀行貸款、工人工資、耕地佔用等等，幾乎每天都有人上政府來鬧。我從中看到明顯的危機，若不及早動手，就難以自拔。我清醒地認識到，新一屆班子已經不能沿著老路再走下去，必須幹出自己的特色。經過一段觀察與思考，又與我的副手們一個一個地找機會徹夜暢談，逐步統一了認識。
我決定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是穩住鄉鎮企業這一塊，逐步降溫，壓減數字，再不能背那麼沉重的數字包袱，慢慢地從廣遠的“鄉鎮企業書記”稱號中退出來；其次是著眼於全鎮人民，選準一個或幾個好的項目，循序漸進，逐步推廣，讓千家萬戶都有一個非農項目。當前，首選的應當是吳書記、徐縣長反覆強調的食用菌這一具有潛力的產業；其三，辦學、修路、治山、治水，盡力而為辦實事，量力而行辦好事，造福群眾，改善經濟發展的軟硬環境，為灌河經濟和社會發展蓄足後勁；其四，在經濟緊張的情況下，充分利用灌河礦產業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當作財源建設的重頭戲：“瞎子打娃子——抓住不丟”，儘可能獲得更多的收益，填實財政收入，確保吃飯與辦公。
有了上述思路，工作運轉就開始有了頭緒。我安排抓農業的副鎮長華秋實牽頭，成立了食用菌辦公室，作為全鎮發展這一產業的行政指揮系統。我看企業辦有一個副主任叫周禮中的，在換屆時曾經當過差額，這個人比較能幹，就把他抽出來，給他另配了兩三個人，讓他們當了食用菌辦公室的專幹。然後，又開始考慮建設鎮初中的問題。
剛到灌河的頭幾天裡，到各部門去看看，起到熟悉和安撫的作用。轉著轉著，我們就來到了教辦室。
教辦室主任田萬春是我教書時的學生，我不過是擔過他一段課，也算是有點師生之誼。到任後，鎮直部門誰請吃飯都沒有吃，在他那裡破了例。吃飯前，我先跟他說，我和劉鎮長、左書記和井書記只是來吃飯，不談工作，所謂“科技興鎮，教育為本”啦，“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啦，這些高調我都會唱，今天不唱，教育的事情要放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大盤子裡統一考慮。田萬春說：“哎呀，老師書記，只要你們能夠來吃頓飯就是對教育的重視了，我一定什麼要求也不提。”我心裡說，吃飯就是重視，好像是一種奇怪的邏輯，其實也正是重視，不管如何，別的地方不肯吃，在你這裡吃頓飯就是把面子給了你田萬春。
為了陪好我們，田萬春把職業高中的秦校長叫來，作為划拳的主攻選手。鎮裡的這所高中，是縣裡直屬的，人財物都不屬鎮裡管轄。早年這所高中曾經紅火過，改成職業高中以後，敗落下來，老師比學生還多，沒有辦法，只好辦起幾個初中班，就地招一些初中學生填飽肚皮。就因為這個學校連年沒有一個學生能夠考上大學，廣遠在一次全鎮三級幹部大會上，狠狠地批評了他們，說：“看看你們把這學校辦成什麼樣子，群眾打麻將出張時都說：‘出一張高中！’一看是張白板！”這句話傷了坐在下面開會的秦校長，當場拂袖而去，會議一散立刻找到曲書記算賬。不客氣地說他不懂教育，不該在臺子上胡說八道。這個人既是教育界的權威人士，又是當地的知名人士，廣遠兄不敢過多得罪，只得安撫了事，從此不再喜歡摻和教育上的事情。為此，秦校長常常耿耿於懷，至今仍然對曲廣遠不感冒。
後來，老鎮長周禮讓、老教師林恆昌等人上了建議書，我看到上邊有一條內容是，作為一箇中原名鎮，連一所完整的初級中學都沒有，弄得長年“高中穿靴，小學戴帽”，實在是一件“咄咄怪事”，灌河人沒有文化不行！灌河人沒有初中不行！下一代人不能毀在我們手裡！強烈呼籲新上任的黨委書記，抓緊著手解決建設初中的問題。不然，黨心不答應，民心不答應！誰不重視這個問題，他就將淪為對不起灌河人民的千古罪人！言辭之激烈，好像不辦一所初中，我這江山都難以坐穩似的，叫人難以承受。我越發覺得不以為然，感到這幾個老同志真是“文革”遺風，一笑就把這一建議書置於腦後。
3月下旬的一天，鎮小學的齊校長急急火火跑來，一定要見到我。還說，這事情不越級不行了，因為學校的房子塌了。我一聽，事情比較嚴重，就馬上帶幾個人到學校去察看。幸虧是在夜裡，一個教室的後牆倒了，沒有砸著學生，看了以後，脊背上嗖嗖直冒汗。這就是所謂“戴初中帽子”的小學。齊校長反映，現在的體制是，村裡負責小學的修繕建設，鎮裡負責初中的修繕建設。由於我這裡有初中班，東關、西關兩個村支部、村委會就比著不管。讓我這個不倫不類的小學不小學、中學不中學的校長作難。於是，我們把兩個村的支書、主任叫來，狠狠地熊了他們一通。高壓之下，兩個村很快行動，把房子修理好了。從此，才引起了我對辦鎮初級中學的高度重視。
在老同志和教育部門參加的座談會上，大家慷慨陳詞，把建設鎮中說成是灌河鎮的頭等大事。抓教育的副鎮長魯新慧激動地說：“賀書記，你總算是第一個重視教育的書記。你就是不解決問題，光開一個這樣的座談會，就叫我這個抓教育的副鎮長知足了。過去，我反映學校的問題，從來都是排不上號。有時候，我要是強說上幾句，領導就要批評，弄得我哭了好幾場——”說著說著，又掏出手帕擦淚。
副書記井春躍說：“小慧呀小慧，過去是不是捱了書記的批評後，在機關不敢吭聲，回去拿姜保興出氣，夜裡沒有心情辦事，不讓保興挨你身子？”
大家鬨堂大笑，魯新慧哭笑著說：“看看井書記的死樣哩，人家說的是正事。”也就打住。
大家談到，抗日戰爭時期，卞州的大學教授們紛紛跑到了灌河這個深山區避難，一時間，山溝裡群賢雲集。當時地方有名的紳士、後來當了偽縣長、解放後被鎮壓的鄭再興先生，收留了這些國寶級的知識分子，辦了一所“灌河中學”。這所中學雖然沒有辦上幾屆新中國就成立了，卻培養和感染了一代人，樹立了良好的學風。那一批莘莘學子，在校時候已經被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所控制，還鬧過幾回學潮，聲援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畢業後，即將解放，這些人年紀尚幼，並沒有為國民黨政府出過力，卻為共產黨培養了一批幹部。現在，全國到處都有原“灌河中學”的學生，像北京的大畫家梵清，範城縣第一任縣長、現鴨陽市政府退下來的副專員章世龍等，這些人經常給林恆昌等老校友來信，詢問老灌河中學其他校友的近況。
說到這裡，周禮讓激憤地責問：“過去國民黨官員能辦成的事情，現在共產黨為什麼不能辦成？”
我聽了覺得好笑，這犯得著和國民黨比嗎？忽然靈機一動，計上心來。就問幾個老同志，這灌河中學在群眾中影響怎樣？大家紛紛表示，咱灌河的老百姓，誰人不知道灌河中學？都很懷念“灌中”啊。
我說：“好！為了使這件事情辦得有吸引力、號召力，我們不再提辦鎮中，只說是恢復重建‘灌河中學’行不行？”
大家一致叫好，只有教辦室主任田萬春說：“賀書記，只怕這學校的名字在縣教委通不過。”
林恆昌老師說：“田主任，不要緊，香港都能一國兩制嘛，我們就不能一個學校兩塊牌子？”
我說：“這好辦，我去教委交涉。”
議來議去，我開始拍板，我說，恢復重建這個“灌河中學”，上符國策，下合民意，必須橫下一條心，必辦，快辦。不僅要辦，還要一步到位，建設得符合國家級標準。現在鎮裡很難拿出這一筆鉅款，沒有錢怎麼辦？基本的辦法是，強力組織集資，大力倡導捐資，嚴格使用籌資。捐資這個方法，過去從來沒有搞過，是到了老同志們立功的時候了。我們成立一個捐資助學領導小組，我任組長，劉鎮長任副組長，幾個老同志為成員。到動員大會上，我們大家以及各部門領導帶頭捐資，要搞出聲勢。同時，辦公室要把凡是在灌河干過的老領導和灌河籍的在外人員一網打盡，全部澄清底子，遠的發信，近的就讓老同志們分組上門相邀。你們要把“文革”中批判過的“武訓精神”發揚光大：“打我一拳給兩個錢，揣我一腳給五個錢！”為了灌河人民的長遠利益，吃苦受罪，也要多多籌措到捐資！
說到這時，林恆昌老師激動地建議：“賀書記，我建議將捐資人刻在石碑上，青史留名！”大家都說：“這個主意好！”我表態說：“行！就這麼辦！”
然後，要安排開一個集資辦學的動員大會。我說：“大會就由劉鎮長主持。田主任，你為主講，必須準備一個好的發言，要求你必須做到兩條，一是能把聽眾講得掉淚；二是代表全鎮教育戰線對全鎮人民賭咒發誓，一定要把教育、教學的質量搞上去。不然，沒有人動心，就不會有人出錢。你講以後，我再做動員報告。必須對大家強調指出，這個工作，是全鎮黨員幹部的一場攻堅戰，‘火大不怕柴火溼’，一定要把問題講透，困難講夠，大張旗鼓，理直氣壯，形成全鎮的大氣候。”最後，又根據測算，定了集資任務標準、開大會時間、分包辦法等一系列的細節，由政府秘書鄭富貴去準備會議的所有文件材料。其他同志按照分工，把這一件大事辦好。會開得成功的標誌就是大家情緒高漲，十分激動，就好像一個新的中學真的蓋好了一樣。
4月8日的大會開得當然很成功。會後，我問幾個支部書記，會上我講的東西，你們記住沒有？大家說：“記住了，記住了。”
我說：“都記住些啥？”
青石溝村支部書記錢春來說：“你說了嘛，‘就這，我動員，你動勁’唄。”好傢伙，開了一大晌大會，他就記住了這麼一句，不過也確實是最關鍵的一句。好在是，全鎮上下確實動了真勁，第一天就集了四十多萬，我也基本放下心來。
正是：前車當可鑑，後代須不忘。
畢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