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她那張月球明信片一個星期後，我要到函館出公差。這照例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但從我的角度又很難對工作挑三揀四。況且輪到我頭上的差事，哪一件都糟得無甚茲別，幸也罷不幸也罷，一般來說越是接觸事物的邊緣，其質的差別越是難以分辨。如同頻率一樣，一旦過了某一點，就很難聽出相鄰的兩個音孰高孰低，而且不一會兒便什麼也聽不清楚，自然也就無須聽了。
這次公差的內容，是為一家婦女雜誌調查介紹函館美食店。我和攝影師兩人去，轉幾家美食店，我撰文，他攝影，預計佔5頁篇幅。婦女雜誌這類刊物總需要這方面的報道，也就必須有人去寫。這同收垃圾掃積雪是一回事，總得有人幹，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
三年半時間裡，我始終在做這種兼帶文化性質的工作——文化積雪清掃工。
在那之前我曾同一個朋友合開過一間事務所，因故停業後，半年時間裡幾乎無所事事，整天渾渾噩噩。我役心思做任何事。那年前一年的秋冬之間，事情多得不可開交。離婚；死別，死得莫名其妙；情人不告而去；遇見奇妙的男女，捲入奇妙的事件。而當這一切終結之時，我便深深陷入前所未有的靜寂之中。一種久無人居的特有氛圍充滿房間，幾乎令人窒息。我一動不動地蟋縮在這房間裡，除非購買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物品，白天幾乎閉門不出。只是在闖無人息的黎明時間裡才到街上漫無目的地散步。及至人影開始在街上出現，便返回房間倒頭睡大覺。
傍晚醒來，簡單做點東西吃下，再給貓喂點食物。吃罷飯，便坐在地板上，反覆回顧自己身邊發生的事，並加以歸納整理。或編排序號，或對其中可能存在過的選擇填空式試題分門別類，或就自身行為的正確與否苦苦思索。如此一直持續到黎明時分。然後出門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往來彷徨，踽踽獨行。
日復一日，持續了半年之久，對了，是1979年1月到6月。書也沒讀，報紙也沒翻，音樂也沒聽，電視也沒看，收音機也沒開。和誰也不見面，和誰也不交談。酒也幾乎沒喝，沒有心思喝。至於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何人聲名鵲起，何人嗚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曉。並非我頑固不化地拒絕接受信息，只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覺到了世界在動，即使蜷縮在房間裡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對其產生不了任何興致。一切猶如無聲的微風，從我身邊倏然掠過。
我一味坐在房間地板上，讓過去的一切永無休止地在腦海裡顯現出來。說來也怪，儘管半年時間裡天天週而復始，我卻絲毫未曾感到無聊和倦怠。這是因為，我經歷過的事件過於龐大，其斷面多得不可勝數。龐大，具體，幾乎伸手可觸，宛如夜空中聳立的紀念碑，而且是為我個人聳立的。於是我將其從上到下檢驗一遍。我經歷過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當的創傷，不少的創傷。很多血無聲地淌出。隨著時間的流逝，有些傷痛逐漸消失，有些則捲土重來。但我在那房間裡死死獨守半年之久，卻不是為這創傷之故，我僅僅是需要時間罷了。要把有關那些事件的一切具體地——客觀地整理清楚，必須有半年時間。我決不想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拒絕同外界接觸。接觸只是時間問題。我需要純粹客觀的時間，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於重整旗鼓的意義和將來的發展方向，我儘可能不去考慮。我認為那是另一個問題，屆時再考慮也不遲。現在首先是要恢復平衡性。
我甚至和貓也沒有說話。
好幾次有電話打來，我一次也沒拿起聽筒。
還有時候有人敲門，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來了幾封，是我過去的合夥人來的，他說很惦念我。信上寫道：“不知你在何處做什麼事，姑且按這個地址寫信給你。如果需要我幫忙，只管吩咐就是。我這裡的工作眼下還算順利。”此外還談到我們共同熟人的情況。我反覆看了幾遍，把握住（為此看了四五遍）內容之後，把信放進抽屜。
以前的妻子也來過信。信上寫的幾件事都實際得很。最後提到她準備再婚，說對方是我不認識的人。那語氣很冷淡，就差沒說以後連我也不可能認識了。這無非意味著，她已經和那個同我離婚時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個男子我倒十分了解，因為不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會彈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鳴驚人的天賦。人也不甚幽默。我實在不明白她為何傾心於那樣的男人。不過，這已是他人與她人之間的問題，她說她一點也不為我擔心。“因為你無論做什麼都萬無一失。我所擔心的倒是以後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總是為此心神不安。”——她寫道。
這封信我同樣看了好幾遍，之後同樣塞進抽屜。
時光就這樣流過。
經濟方面不成問題。存款起碼可以應付半年吃用，往後的事往後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來。溫煦而平和的陽光朗照我的房間。每天我都細細觀察窗口射進的光線，我發現太陽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間充滿各種各樣往日的回憶。離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對同胞姐妹，我和她倆——三個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是1973年的事，也許吧。當時我住在高爾夫球場旁邊。每當黃昏降臨，我們就翻過鐵絲網進入球場，只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裡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還記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裡我們度過雜亂無章的時間。可如今看來，卻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為具體而充實的時光。奇怪！酒吧裡放的古典音樂也記起來了。那時我們是大學生，在那裡喝啤酒、吸菸。我們需要那樣的場所。同時說了很多很多的話，但什麼話卻是無從記起了，記起的只是說了很多很多的話。
他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揹負著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轉眼之間，春日闌珊。風的氣味變了，夜幕的色調變了，聲音也開始帶有異樣的韻味。於是遞變為初夏時節。
5月末，貓死了，死得唐突，無任何預兆。一天早上起來，只見它在廚房角落裡縮成一團地死了。想必它本身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身體變得烤肉塊般硬邦邦的，毛也顯得比活著的時候髒亂。貓的名字叫“沙丁魚”，它的一生絕非幸福的代名詞，既未被人家深深地愛過，它也沒有深深地愛過什麼。它總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視別人的臉，彷彿惟恐馬上失去什麼東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貓恐怕世所罕見。說千道萬，它已經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去。死的好處即在這裡。
我將貓的屍骸裝進超級市場的購物袋，放到汽車後座上，去附近一家五金店買了一把鐵鍬。而後打開久違了的收音機，邊聽電子音樂邊向西駛去。音樂大多不值一提，弗裡特伍德-麥克、阿巴、梅里莎-曼徹斯特、比-基斯、KC與陽光樂隊、唐娜-薩默、雄鷹、波士頓、“海軍上尉”、約翰-丹佛、芝加哥、肯尼-羅傑斯……這樣的音樂如同泡沫，漂浮幾下便告消失，分文不值，大量消費的音樂垃圾，不過是為了搜刮年輕娃娃們的腰包罷了。
但轉而我還是不由悲從中來。
時代不同了，如此而已。
我握著方向盤，試圖記起我們青少年時代從收音機中聽到的幾支無聊樂曲。西納特拉——噢，這傢伙糟糕極了。門格斯也一塌糊塗。就連愛爾維斯也整天價大唱那些百無聊賴的東西。還有個叫陶里尼-洛佩斯的。帕蒂麗大部分歌曲使我想起洗面皂。費彼安、波比-賴迪爾、阿艾特，當然還有“赫曼隱士”，統統是災難。接下去便是層出不窮的枯燥乏味的英國樂隊，個個長髮披肩，一色奇裝異服。還能想起幾多？哈尼卡穆茲、戴夫-克拉克、蓋裡和韻律創造者、弗萊迪和夢想者……數不勝數。使人想起殭屍的傑弗遜飛機，一聽名字就不寒而慄的湯姆-瓊斯及其丑角勃特-亨柏迪格，無論什麼聽起來都像是廣告音樂的哈布-阿爾帕託和蒂芙娜-布維斯，假惺惺的西蒙-加豐凱爾，神經兮兮的傑克遜五兄弟。
統統一路貨色。
一切都一成不變。任何時候、任何年月、任何時代，事物的發展方式都如出一轍。變的只是年號，只是交椅上的面孔。這種無聊至極的破爛音樂哪個時代都存在過，且將繼續存在下去，如同月有陰晴圓缺一樣。
如此陷入沉思的時間裡，我已驅車跑出很遠。途中我打開“滾石”的《褐色砂糖》。聽得我不由一陣欣喜，這才是正經音樂，這才叫地道，我想。《褐色砂糖》的流行大概是在1971年——我推算了一會，終於未能算準。不過這無所謂，1971年也好，1972年也好，如今哪一年都沒有關係，自己何苦煞有介事地——考慮這些呢？
差不多車到深山的時候，我駛下高速公路，找一片適當的樹林，準備葬貓。在樹林深處，我用鍬挖了一個1米來深的坑，把包在西友商店紙袋裡的“沙丁魚”投進坑內，往上壓土。我對“沙丁魚”最後說道：對不起，我這算盡了你我相應的情分了！埋坑時間裡，一隻小鳥不知在哪裡一直叫個不止，那音階竟如長苗的高音部一般。
坑完全埋好後，我把鍬扔進車後的行李箱，折回高速公路，邊聽音樂邊朝東京方向疾馳。
這回我什麼也沒想，只是傾聽音樂。
收音機裡傳出羅德和丁-蓋格爾斯樂隊的樂曲。之後播音員說播放一首老歌。接下去是查爾斯的《小艇慢慢劃》。歌曲哀怨悽婉。“我出生以來便一直失去，”查爾斯唱道，“現在即將失去你。”聽著聽著，我真的傷感起來，幾乎落淚，這在我是常有的事。一個偶然的什麼，會突然觸動心中最脆弱的部分。途中我關掉收音機，把車停進路旁休息場，進飯店要了一份青菜三明治和咖啡。我進衛生間把沾在手上的土沖洗得乾乾淨淨，然後吃了一片三明治，喝了兩杯咖啡。
那貓現在如何呢？我想，那裡該是漆黑一團吧？我記起上塊碰擊西友商店紙袋的聲音，不過做到這個程度也就可以了，無論對你還是對我。
我坐在飯店裡呆呆地盯視著裝有青菜三明治的碟子，足足盯了一個小時。剛盯到一小時，一個身穿紫色制服的女特走來，客氣地問我可否把碟子撤去，我點點頭。
好了，我想，該是重返社會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