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節空殼
劉慶河當上支部書記後，就開始作難。劉慶典不願意交出來的是權力，願意交出來的是一個爛攤子。
劉慶河第一次召開村“兩委班子”會議時，計生專幹蘭秀娟率先向他發難。蘭秀娟話裡有話地說：“慶河，兵有頭，將有主，慶典哥不當支部書記了，俺擁護你。你年輕有為，相信你一定能夠帶領大家脫貧致富奔小康。我代表大家提一條要求，就是請你先把我們這兩年的工資清了，現在當幹部是幹拉磨不吃麩子，君買臣心，你總得有所表示不是？”蘭秀娟這麼一說，大家隨聲附和。
劉慶河皺了皺眉頭，問村主任胡順盛，真的兩年沒有發工資了？胡順盛說，真的。劉慶河又問村文書劉繼山，年年都收村提留，這些錢都到哪裡去了？劉繼山說，那一點錢根本不夠打發要賬的。劉慶河問，村裡到底欠多少外債？劉繼山說，不多，就十來萬塊錢。劉慶河火了，十來萬塊錢，你還說不多。劉繼山辯解說，真的不多嘛，有的村欠外債幾十萬。劉慶河問，咋會欠那麼多外債？胡順盛說：“零碎吃瓦碴兒，打總兒屙磚頭，日積月累，債務就上去了。”至於具體是因為啥，大家都礙於劉慶典的虎威，誰也不肯說出來。
會議下來，劉慶河與胡順盛和劉繼山等人逐個座談，才初步澄清了底子。
原來，自從分田到戶後，村組兩級的財產分光了，大隊的那個染坊曾經保留過一段，後來沒有人染布了，就倒閉了。村裡的一切開支，全靠收統籌提留過日子。統籌費是要上繳鄉政府的，村提留用於村辦事業，主要給村幹部發工資。村民組長們沒有工資，每月只有十塊錢的補助費。前幾年，幹部們的工資標準定得很低，也就是二三十塊錢，收上來的提留，還可以發下去。到了後來，逐年上升，按說向村民收的人頭費也增加了，維持下去，也不成問題。恰在這個時候毛病就出來了。
上級號召大辦鄉鎮企業，要求各村上項目。這事情說起來容易，辦起來挺難。究竟上什麼項目，讓村裡幾個幹部們研究來研究去，拿不出主意來。正在打瞌睡時，有人送來了枕頭。
當大家被上級逼得發愁時，副鄉長劉繼昆給村裡引來了兩個外鄉人，推廣一種織襪子、手套的項目。那兩個精明的外鄉人，在劉慶典他們熱情的招待下，一場酒下來，就和劉慶典稱兄道弟。他們談的條件很優惠，由他們向村裡的群眾提供織機，每臺織機原價一千八百塊錢，先預收一千二百塊錢。其餘的錢，靠收上來的成品襪子、手套抵賬。當然，也不是一下子抵完，每雙襪子、每副手套給村裡提一毛錢，給群眾發一毛錢。抵完以後，各戶落下一臺織機，到那時候，人家專門來收購成品襪子和手套。當然，原料錢由群眾負擔，那種棉紗線其實要不了幾個錢。劉慶典很興奮，和文書在一起算了一筆賬，一家一臺織機，全村可以安排三百四十多臺，村裡每個月從一臺織機上提十塊錢，就是三千多塊。一年下來，村裡可以收入三四萬元，同時可以帶動千家萬戶致富。
由於設備和銷路都不成問題，劉慶典支書通過召開“兩委班子”會、村組幹部會和群眾大會，認真組織動員，這個項目就轟轟烈烈地幹了起來。但是，鄉親們說，一戶交一千二百塊錢，要賣兩頭大豬才能湊夠，有一些人一下子拿不出這麼多。村“兩委班子”研究決定，一戶暫收八百塊錢，其餘四百塊錢由村裡立約，從信用社貸款，到麥收以後，從群眾交糧的款中扣除，大家就接受了。
那兩個外鄉人拉來了機器，帶了十來個技術員，分別到各家各戶幫助安裝，並教會人們織襪子和手套的技術。外鄉人信誓旦旦地說，這襪子和手套是供應俄羅斯的，要常年供貨，而且供不應求，一定要保證質量。現在俄羅斯人正和美國的“車沉”、法國的伊朗打仗，那地方遠在北極，冰天雪地的，哈出去的氣成冰，尿泡要用棍子敲。抱著火箭彈那種冰涼的鐵傢伙，士兵們不戴兩雙手套，穿幾層厚襪子，是受不了的。有一些年輕人好像懂得，問他們說，車臣是俄羅斯的一個地區，伊朗是個獨立的國家，怎麼變成了美國的和法國的？這兩個外鄉人不耐煩地說，反正這是出口產品，馬虎不得的。
這兩個外鄉人很守信用，第一個月剛到月底，就來馬寨收購成品襪子和手套。對有一些農戶做得太不像話的，也勉強地收了，說是這種襪子和手套供應出去，人家肯定是不穿不戴，不過也可以用來擦炮彈。按照合同數額，家家戶戶發了一些手工錢。臨走的時候，兩個外鄉人偷偷地塞給了劉慶典支書一千塊錢，說是感謝劉支書的大力支持，劉慶典就笑納了。
到了第二個月底，這兩個外鄉人沒有來，大家以為可能人家業務繁忙，繼續抓緊生產。到了第三個月，左等右等，還不見這兩個外鄉人的蹤影。支書劉慶典急了，親自到鄉里找到副鄉長劉繼昆，劉繼昆馬上打電話給那兩個人聯繫。撥出去的電話，電腦話務員提示說：“你撥打的電話是空號！”劉繼昆的腦門子上立刻冒出了一頭冷汗。事情很明顯，他們受騙上當了。原來，這批破機器只不過值二三百塊錢，他們賣設備，在我們馬寨就淨賺了三十多萬，在其他幾個村推廣，也是同樣的手段。
所有的設備停止了運轉，放在群眾的屋子裡生鏽。寨子裡的群眾怨氣很大，說村幹部盡他媽的坑人。欠信用社的貸款，自然是收不回來了，村裡一下子虧空了十二三萬元。好在群眾手裡都落下了一臺織機，還有一些沒有用來擦炮彈、只能用來擦自行車的襪子、手套和爛棉線，大家乾瞪眼沒有辦法。
從這以後，統籌提留不好收繳了，村裡給群眾結算糧食錢時，該退給群眾的一概給群眾打“白條”。這個打“白條”的辦法，實在是出於無奈，因為信用社的貸款還不起，高額的利息還是要還的，你群眾不攤錢，叫村裡怎麼辦？
這些情況，劉慶河心裡是清楚的。他手裡就有一把村裡欠他的白條子。要在過去，他還可以向村幹部要錢，現在自己當上了支部書記，這白條子只能成為廢紙了。他不知道的是，連年來，村裡在收繳統籌提留的時候，年年都收不齊，鄉里的一塊兒必須保證，村裡的提留款就不能足額收到。有時，為了趕進度，鄉里在村裡尚未收齊時，讓村裡立約，在鄉信用社貸款，先保證鄉里的那一塊兒。這樣一來，村裡的債務年年累加，哪裡還有錢給幹部們發工資？不過，村裡貓漬狗尿地收一點上不得賬目的錢，偷偷地給幹部們發了一些，不算工資，只能算作補貼。同時，在高樓街開會，大家吃燴麵的錢，都記在了飯鋪裡。“賴好當個官兒，強似賣水煙兒”，在村裡跑些事兒，相當吃得開，到鄉里找領導辦點私事兒，也比老百姓強，當幹部還是有許多好處的，所以大家寧願苦熬著，也沒有人撂挑子。
劉慶河把自己這幾年的積蓄拿出來一萬多塊錢，說是借給村裡的，每個幹部多多少少給了一些，把班子和組長們穩住了。大家覺得，新支書就是比劉慶典好，關心部下，心齊了，氣順了，幹工作肯賣力了。只有劉慶河的老婆有點不高興，對劉慶河說：“他爹，要是照這樣下去，咱家就弄窮了，這支書咱不當也罷！”劉慶河心裡亂糟糟的，連在床上安慰老婆的心情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