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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奇遇記》裡的蟋蟀

    我們看過外國的迪斯尼的卡通,裡面有《木偶奇遇記》,就是當木偶出現的時候,仙女出現了,仙女要把木偶變成一個能夠動的,甚至有人肉的好孩子。可是呢,她給他一個創造的過程,給他自己一個發展的過程,要靠他自己的努力。同時,仙女找到一個蟋蟀,這個蟋蟀代表木偶的良心,代表他的良知,代表是非,代表善惡,一直跟在木偶的身邊。

    這就是木偶奇遇記的畫面。大家看,木偶在這裡,可是,有一個拿雨傘的,穿著西裝,穿著大禮服的蟋蟀,老是指著他。為什麼指著他呢?就是仙女特別要求的給他做良知。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本來仙女選到這個蟋蟀的時候,蟋蟀是個窮小子,拿個破雨傘,穿個破衣服,拿個破禮帽,鞋呢腳指頭都露出來了,可是後來呢?當木偶真正做了好孩子以後,這個仙女還給了蟋蟀獎章。

    蟋蟀就代表言論自由,因為他永遠在你耳邊跟你講話,告訴你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你該做的,什麼是你的良知,什麼是你的良心,他是個討厭鬼。所以,在《木偶奇遇記》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木偶多少次他不要聽這個小蟋蟀的話,他討厭,因為他要去玩,他要去跟小朋友鬼混,他要抽菸,他要喝酒,可是呢,這個小蟋蟀老是盯著他不放,老是在旁邊嘮叨,這個嘮叨就是言論自由。為什麼我要說言論自由呢?現在問題回到一個正面的解釋來。

    大家看這張畫面,這是我收集的1963年9月份的美國《大西洋》月刊,上面有油畫相,是美國的詩人。大家注意到,我可以收集這個東西,一連收集了四十年,今天我可以展示給你們看,換句話說呢,這個資料四十年前就在我收集的範圍以內。這個人講了一句話,他說:我年輕的時候不敢做一個激進派,我怕我年老的時候變成一個保守派。

    年輕的時候為什麼不敢激進?說了很多光明正大的大道理,到了老的時候走樣了,所以,我覺得很難為情。所以呢,我年輕的時候,寧肯不激進,免得我老年保守。為什麼老年會變成保守派呢?我在臺灣大學的一個老師,他講給我聽,他老了以後啊,做到了臺灣國民黨偽政府的監察院院長。他跟我講:李敖,我年輕的時候,看到那些老頭子們,我看著不順眼,我就跟我自己說,等我老的時候,我千萬不要那樣,那種老混蛋那種樣子。可是,當我老的時候啊,我就是那樣。他覺得這麼有趣的一個人生的反諷,人老了以後最容易變成一個保守派。可是有一個人是例外的,就是老的時候才開始革命,他年輕的時候反倒保守,越老呢越激進。為什麼他激進呢?因為他的兒子是當時北美十三州的時候(就是在英國統治之下)一個州的總督,換句話說呢,他兒子是效忠英國國王的,而他老子反倒站起來革命,要反對英國國王——我們鬧得美國要獨立,所以,他越老反倒越激進。

    我李敖越來越老,沒有錯。我告訴你,我一點都不保守,我也變得很激進。可是,我有一個變化,什麼變化呢?就是我在激進的過程裡面,比較能夠體諒到那些做言論自由所爭取的對象——那批被爭取者。換句話說,打壓言論自由那批人,他們的心態,我比較那麼能夠體會。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不太能體會,現在我比較老了我能體會。

    大家看文件,看到沒有?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局長潘公展要找到聯華書局(這是上海市社會局的一個秘密的命令)。他說查該局出版之《南腔北調集》刊物,內容反動,違反出版法多少多少條,要銷燬以杜流傳。《南腔北調集》誰出版的?就是這個書局出版的。可是誰寫的?魯迅寫的。大家看到這麼一個秘密的命令來查禁,查禁什麼?查禁魯迅的書。後來這個潘公到哪裡去了呢?這個局長呢,他流亡到美國去了,在1949年以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以後,他流亡到美國去了。他反省了,覺得他當年所做的這些打壓自由,也打倒言論自由的事情不對,他變成了一個小型的自由主義者。

    大家看我李敖蒐集東西的本領,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一號《大公報》,大家注意這個紙,這個紙是你們想不到的,這是抗戰時候的報紙,(當時)大家很窮困。這裡面談到了,他說(現在是)新聞言論自由的開始。為什麼呢?他說內地的戰時新聞出版檢查制度,政府宣佈今日起取消了。換句話說呢,新聞檢查我們不檢查了。好像國民黨政府寬大了,他不檢查了,變成什麼?變成給你一個執照,就是我允許你出版,你在印的過程我不查你了,可是內容不好,要追懲——追著懲罰你。本來叫做預審制,預先審查你,這個制度國民黨放棄了,現在改成了追審,就是你不乖,我抓住你一樣罰你,變成這麼一個制度。事實上也是打壓言論自由的一種,並且呢更麻煩。可是,當時的《大公報》不清楚,以為新聞言論自由就開始了。大家想想看,這是六十年前的夢,以為國民黨給了人民言論自由,事實上是沒有。

    那麼,我們在臺灣都可以看到這種整個的變化。比如說,臺灣省雲林縣政府一個通知給南燈出版社,說要查禁李宗吾這本書,如果是你們出版的,要收回送交本府。看到沒有?“五日內將出版書物表及所發行的書籍全部收回,由發行人親自送交本府秘書室新聞股處理。縣長,主任秘書”。你不覺得很好笑嗎?太好笑了,你要查禁我的書,一個命令給我,說:“這個書是你出版的嗎?”“是。”“好,你送過來給我。”幹嗎給我?給我幹嗎?給我讓我來沒收,讓我來燒掉。國民黨幹這個事情,就好像把你這個出版社當成那種應召女郎一樣——打電話(給)你來跟我上床,然後給你錢,打發了。這個啊比應召女郎的待遇還慘,為什麼?他不給錢——我要查禁你,叫你親自送過來。你想想看,查禁書的這種控制言論自由的笑話!這都是笑話。

    我給大家展示過,我有九十六本書被查禁。世界紀錄!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個作者能夠寫過這麼多的書,而那個王八蛋政府居然能夠一本一本地查禁,查禁了九十六次,而這個作者居然還不停止,而這政府後來垮掉了。

    大家以為我李敖被查禁書都是被那個國民黨政府嗎?錯了,好比我的書在書攤上賣,那個書攤的老闆娘查禁我的書啊。我寫過一本書,叫做《觀音不男不女》,好,到了書攤以後,老闆娘拒絕賣,說:“我是拜觀音的,你怎麼說觀音不男不女啊?”觀音不男不女是真的一個歷史的考證,我們看到很多觀音像都是女的,到底是男的女的?我對歷史做個考證,真正在佛經裡面,觀音又是男的又是女的。什麼原因呢?他是隨形隨時變化他的形狀、他的造型,為了傳佈他的佛法。我們看到北京雍和宮裡面那個歡喜佛,歡喜佛裡面就是那個佛,一個很兇的佛,抱著一個女人跟他做愛,這麼一個佛相。我小的時候在北京,還給那個喇嘛錢,特別上樓去看,怎麼會有這種相呢?原來那裡面的女的就是觀音。為什麼觀音脫光衣服給男人搞呢?那個男的就是壞的人,壞的佛,壞的信仰者,我這個觀音是好的佛,好的信仰者——我怎麼辦呢?我用我的身體來給他,軟化他,使他追隨我的思想。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變化。可是,當我們寫這些真理的時候,書店老闆娘是不看的,她才看到封面,警備總部還沒有查禁,國民黨還沒查禁,老闆娘先查禁了——我不賣,這本書我們不賣。所以,你知道,在我追求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裡面,碰到的離奇古怪的現象不是很多嗎?就是很多。

    大家看毛澤東的一個文件。我告訴各位,在臺灣有兩件東西,在臺灣的毛澤東的文件,一個呢是這首詩,一個呢是他寫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其他呢,毛澤東的東西原件在臺灣沒有。這裡可以看到,毛澤東寫給誰的呢?這個人後來做了臺灣大學校長,死在任上面,毛澤東寫給他的。他說: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我講給大家聽,“竹帛煙銷”,焚書坑儒,查禁言論自由,古代的書寫刻在竹子上面,寫在帛上面、絲上面。“煙銷”,焚書坑儒啊,都被燒掉了。“帝業虛”,這個燒掉書的煙沒有了,秦始皇的事業也空虛了。這個“祖龍”就是秦始皇。秦始皇高高在上,國家是被他控制住了,可是呢焚書坑儒,坑裡面那個灰還沒有熄掉,山東又開始作亂了。為什麼呢?因為劉邦跟項羽這兩個傢伙原來不讀書。什麼原因呢?平民起義,兩個人都是大老粗,不讀書的。

    毛澤東這個詩,轉達了他的一個心願,就是說:查禁言論自由,查那麼嚴幹什麼?書都被你燒了,儒生也被你坑了,可是你秦朝天下還是被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這些人給推翻了。為什麼呢?這些人不是念書的人啊。換句話說,(如果)你真正想控制思想言論,你控制不了的。毛澤東瞭解這一點。

    所以,大家看,當年共產黨剛統一中國的時候,天下第一關——山海關——那個標語:“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大家看,偉大的,光榮的,這個沒話說,偉大的共產黨,光榮的共產黨。他這個口號,最好玩就這三個字——正確的。為什麼要正確的?因為你偉大也好光榮也罷,如果你幹出來的事情不正確,就會有意想不到的後果。秦始皇偉大吧?秦始皇光榮吧?結果你不正確,你覺得焚書坑儒就可以控制言論自由,錯了。你可以控制那些嘴巴說的,或者耍筆桿的文謅謅的那些書生,可是你控制不了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陳勝吳廣、劉邦項羽他們是不看書的。幹什麼?硬來的,硬革命的。

    這些故事告訴我們,言論自由,其實你查禁了半天,可能結果反倒搞錯對象。為什麼搞錯對象啊?因為言論自由對有些人是無效的。

    我給大家看一些事情,言論自由對那些真正的革命者是無效,可是對這些不革命的人、文謅謅的人,有什麼效呢?有反面的效果,使他的怨氣出不來。所以,真正的內行人,真正的會統治的人,他不會照著秦始皇的方法去焚書坑儒。他怎麼樣?他給你一個管道,讓你們這些有言論的人能夠發洩出來。發洩出來幹什麼呢?做《木偶奇遇記》裡面那個蟋蟀,在我的耳邊不斷地提醒我。

    也許有人說,為什麼我要被你提醒?天下老子打的,為什麼讓你們提醒呢?錯的,就是因為你的意見未必正確,未必正確怎麼辦呢?用我們黨內民主啊。可是黨內民主還不夠。為什麼不夠呢?因為外面的聲音聽不到。外面的聲音是什麼?就是對你非常善意的言論自由,那就是外面的聲音。所以我說,這種聲音聽到了以後,第一個,可以使你的黨,除了偉大的、光榮的以外,可以變得真正是正確的。什麼原因呢?因為《木偶奇遇記》這個木偶,他有時候不曉得什麼是正確的,需要這個小蟋蟀給他不斷地講話——一個第三者,旁邊的一個冷眼旁觀的人給他講話,他才能夠知道什麼是正確的。

    我所謂善意,就是我現在年老了,沒有變成激進派,可是並沒有放棄,並不是一個年老的保守派,我說過,我要一點點變化,就是我畢竟能夠知道和體諒到,我所要向他爭取“言論自由”對象的,這些被爭取者,當時他們的處境。比如說過去共產黨罵國民黨,說你們把中國搞得怎麼怎麼樣,等到共產黨在1949年統一中國以後,才知道真的怎麼怎麼樣。為什麼呢?國民黨留下個爛攤子給他。國民黨走了以後,工廠炸掉,橋也炸掉,留給了共產黨。

    人家說李敖在電視裡面講話,對共產黨好像很友好。我告訴你們為什麼友好,原因就在1949年的時候,有一個事情對共產黨和中國大陸人民不公平的。什麼原因?就是當時把那九十二萬兩國庫黃金整個搬走了,中國變窮了,中國變成個爛攤子,我們是在這個爛攤子上面來建立起一個保護人民利益的中國。這個時候,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他的同胞,採取一種等待的和一個寬容的時間,什麼原因呢?因為很多的機會被國民黨給耽誤了,被臺灣的這些人給耽誤了。所以我說,我們的口氣裡面要緩和,可是我們並沒有放棄,我們還是要做小蟋蟀,使木偶真正地走向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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