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中國足壇就像一個大火鍋。所有的東西都在鍋裡沸騰著、翻滾著、沉浮著……
它有各種味道，各種佐料，各種吃法。每個人都可以伸筷子往裡撈點什麼。火爆之極，但不能多吃，否則會上吐下瀉。
——口沸反盈天的火鍋，一群圍著火鍋的人們。
斯蒂芬·茨威格說：“歷史是由這些串聯而成的”，所以他寫下《人類群星閃耀時》，而王朔翻臉不認人，拎板兒磚就打……
失敗者
昨天晚上，愛迪松"塔瓦雷斯獲得了兩次勝利——一次在草坪上，另一次在新聞發佈會上。
原本，這位猶太后裔只擁有一次勝利機會，但他的對手太沉不住氣了——高洪波在血管被憤怒撐破的情形下向他提供了又一次機會，於是塔瓦雷斯在這個夜晚，極其充分地享用了“雙重勝利者”的喜悅。
這不過是一次普通的勝利，但“狩豬者“塔瓦雷斯卻捕獲了更多的獵物。
這不過是一次普通的球場失敗，但失敗者高洪波卻向對手提供了再次進攻的機會，他在新聞發佈會上拙劣表現讓人感到“二流”定信的準確性。
“老高”——京城人這麼稱呼高洪波，因為他具有老一代球員最樸實的血液，也有新生代教練最敏銳的力量。
但這名已經學會在“筆記本電腦”上作比賽記錄的“老高”，昨晚卻讓我們驚愕，驚愕得感覺他那消瘦的身影都像一枚巨大的“驚歎號”。
拒絕出席新聞發佈會，找絕回答記者提問，拒絕與對手握手，只不拒絕把失敗的原因歸處咎於裁判、場地以及不斷旁若無人地狂嚼那枚永遠充滿仇恨的“香口膠”。
“你的唇邊有種風暴的味道”——看著憤怒得如同一頭獅子的“老高”，我突然想起這本暢銷書的名字，對“老高”那一絲敬重，也被“風暴”颳去。
“最自由的論壇”——這是歐洲媒體對教練賽後新聞發佈會的描繪——無論是贏家還是輸家，都可以在屬於自己的椅子上發表論點。
這恐怕是輸家最後戰勝贏家的一個機會——但高洪波放棄了，他錯誤地試圖以“一種昂然而去”的方式去表達憤怒，而不管尚有一項必須盡到的屬於“比賽範疇的義務”——回答記者提問，也就是回答提問。
“老高”的放棄意味著——他不幸將在同一個晚上遇到第二次失敗，而且敗得很慘。因為勝利者塔瓦雷斯就可以極舒適地坐在那把椅子上，開始極富煽情的“脫口秀”——這是塔瓦雷斯的長項，他在已經獲得了一個勝利的蛋糕後，又開始欣然地往上面抹上新一輪勝利的“奶酪”。
“不要以為今天脫下你的球衣，明天就可以成為一名職業職業教練”。
“要想成為一名出色的教練，你先得學會做一名出色的男人”。
巴西人以一種“教父”的口吻教導著他曾經的學生。
這是瞭解“中國國情”的塔瓦雷斯對中國足球最刻薄的解剖，也是真理般的斷論。
唉！比失敗本身更可悲的——我突然想起了“獸王”泰森猛咬霍利匪爾德的鏡頭，我突然悟出中國足球之所以一敗再敗的一點原因。
頭一次失敗只是仰面倒下，第二次失敗則是匍匐而行——中國足球“別把無知當個性”。別讓人家擊倒你的身體後，又在靈魂上保持一種永久的高傲。
昨晚，我明白了中國足球為何永遠成不了勝利者。在塔瓦雷斯率全興贏球的時候，中國足球卻輸了。
雞與蛋
關於“雞”與“蛋”，已在人類的唾沫屋子裡爭執幾千年了……
究竟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雞先派”與“蛋先派”老頑童周伯通的雙手左右互搏之術，打得昏天黑地末決勝負。而徐根寶也不甘寂寞，他的“母雞理論”旗幟鮮明地把這一爭論引入了足壇——
“中國足球上不去的原因，在於蛋不行；母雞再能幹，也孵不出出色的小雞來。”
都說徐根寶是“上海灘最後一個男人”，根寶斬釘截鐵地判決了中國足球的病根——壞在一筐臭蛋上。
一筐臭蛋是多麼誤事啊——
比如，讓雅凱率領中國隊去打世界盃。母雞絕對是正宗“高盧雄雞”，但它註定孵不出像齊丹、德尚這樣的蛋，郝海東、范志毅這樣的貨色肯定會誤了雅凱先生的一世英名，演足“黑色三分種”、“黑色三妙鍾”是不可避免的！灰頭土臉後，雅凱還沒走到凱旋門就會被他的老鄉們一頓暴扁——當然臉上少不了砸滿臭雞蛋。
不過蛋之所以是一條生命，據說是因為它已經具備靈性，“蛋”們完全有可能從殼中跳將出來：“喂，我抗議，小心我告你誹謗！”
“如果說我們是壞蛋，在公認蛋是雞生出來的前提下，本方反問雞為什麼把我們弄得這麼糟糕，這算不算虐待動物！”雖然“蛋”通常保持沉默，但說出話來句句是呈堂證供。
誰生的一窩臭蛋？確實是一個讓根寶難堪的的情況。
有句文革老話是“老子反動兒混蛋”，如果像根寶、戚務生、金志揚都是好雞，何以生下來的都是“混蛋”？從遺傳學角度來看，這不合常理。
屬於“蛋”們的怨氣：“我原本是隻好蛋……可能還是隻碩果僅存的恐龍蛋，但不小心淪落到雞手裡，才如此下場”，蛋很悲哀。
這時，事情不可避免地一頭撞上糾纏千年的“雞與蛋”的悖論。蛋是雞生的，雞是蛋孵的，雞掐著蛋的脖子，蛋抓著雞的頭髮亂作一團，場面很滑稽……
其實，就像根寶先前這隻“蛋”由年維泗這隻雞生下，年約請泗這隻“蛋”也由更老的雞生下，雞與蛋本是一脈相傳，好雞生好蛋，壞雞生混蛋的道理秀容易說通。雞肯定生不出石頭來，石頭裡也蹦不出雞來，這是真理。
陳亦明曾經語出驚人：讓一幫我籍球員組成中國隊，肯定進世界盃。事實證明這是一個謬論，因為它不僅徹底否定了中國的“蛋“，也順藤摸瓜否定了中國的雞。
幸爾“遺傳基因工程”進展迅速，這可以徹底改造“雞”與“蛋”的質量，到那時，不僅人可以長命百歲，“雞”與“蛋”也可以不再指著鼻子相互埋怨了……
面子問題
“阿拉”徐根寶終於拉下面子，我要辭職。
“阿拉”在拉下自己面子時，順手也拉下了萬達的面子——他說“環境不好”。此“環境”應是萬達的環境。
足球是大連一張燙金名片，也是一張很大的面了。這張面子給這座城市帶來過許多榮譽，同時不可避免地罩住了本身的鄙陋。根寶很悽然：不是我頂不住了……“頂得住”是人們給了他面子，“頂不住”是人們撤回了面子。這就是弦外之音。
前些日子王健林說，“徐指導是個很要面子的人，不是我要不要他下課，打不好他自己也要下課。”
與此同時根寶也搬出薄市長當年的話：“根寶你走，不夠朋友。”——說的也是面子。
一枚足球難道真能撐住這些個面子嗎？難道這種踢來踢去的遊戲，真需要上升的面子的高度嗎？
據說萬達俱樂部不太可能接受徐根寶的辭呈：一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二是為了面子。雄踞甲A的萬達不能這樣被抓破了臉。
萬達的問題就是“面子問題”。一線面子逼萬達走上峭壁，也逼得根寶面無人色。其實一名足球教練提出辭職很正常，但為了一張面子辭職就有點怪腔怪調的，這令我突然想起魯迅大喝的那聲：“連屁股都露了，還要面子幹什麼？”
適值大連今年建市100週年，據悉有關方面也有一個冠軍計劃，這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特質，冠軍是“計劃”得來的嗎？
球隊成績坍塌就得找出責任人，最直接的責任人當然非根寶莫屬——拿不到冠軍就是事故，你得找回面子。
根寶要去找面子，但手下人卻不給面子，一不留神，便落得個4平1負的下場。
“計劃經濟”的足球就是“面子的足球”，面子的足球在某一個特定時期會激發一定生產力；但這只是一種泡沫，它違背了職業足球本身的規律。
所以，不顧萬達實力的消磨，不顧根寶本身的能力，“計劃”出一個目標，這是萬達最大的悲哀。
中國足球踢到現在，已蛻變到一種“面子足球”，何必強球萬達再湊一個“冠軍”的趣呢？何必讓只推出個“搶逼圍”的根寶去幫萬達掙個面子呢？
西方人講榮譽，得不到最多的仰天長嘯、淚溼衣衫；中國人講“面子”掐不到便一片悲歌，甚至各級部門也要“無限關懷”一下。
昨天深夜，王健林痛說根寶，“來時不容易，走時也別想那麼容易。”
這豈非又在說面子，“阿拉”都不要面子了，何必愣把一張死皮往他面子貼？
——一邊扯下面子，一邊愣要貼上面子，按侯氏相聲的邏輯，這豈非成了“不要臉”的足球，或二皮臉的足球。
尋找悲劇力量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1999、以這樣充滿力量的文字來開端。
但是，中國足球已經失去這種力量，因此，清醒開始變得麻木，激情開始變得矯情，思考開始滑到玩世不恭……
對於山坳上的中國足球，最危險的不是打不開對手之門，而是打不開心靈之讓。
還有什麼比中國甲A庸的26集電視連續劇更令人絮煩呢？中國足球，不僅聚集不了任何讓人心動的力量，它甚至散失讓我們“長醉當醒，長歌當哭”的悲情……
春天變得如此之冷，冷得中國足球只能抓緊心事匆匆趕路——在路上，卻少了過去熱切的目光。金州，八千人；瀋陽，六千人；青島，一萬人；最火爆的虹口，只有兩萬人。這就是關於中國甲A如此殘酷的寂寥冰寒。
12億人中只有10萬人現場喝彩的足球，不是一個能打動心靈的足球——中國足球尚不及提升身體的力量，就開始喪失心靈的感知力量。
霜風如刀，飛雪連天——霜刀提醒中國足球之往事，飛雪鋪蓋的是中國足球之前路。因此，我們怎能不尋找一種力量去打動心靈——而且，應該是一種悲劇力量。一如“5.19”的工體長跪，一如十強賽的“金州飛淚”。
但中國足球正在散失這種悲劇力量，眼眶不再溼潤了，聲帶不再嘶啞了，生生死死都引不起心情的刺痛了——中國足球，漸漸失卻了一種“精神童貞”。
我擔心，“哀草莫大於心死”。“曾經滄海難為水”的中國球迷，就像一位要決絕而去的新娘，沒有眼淚，沒有心酸，她只用木然的目光看著你，用一種寒意告訴你彼此的距離。中國足球，度過了前幾年的密月釅情。
復旦出身的朱學勤痛心知首：中國人正在喪失一種悲劇力量；中國足球應不應該捫心自問：我們正在遠離一種悲劇力量。
一則希臘神話——觸怒天神的西西費斯正在遭受懲罰，他每天必須做的就是把一塊大石頭不斷地推向山頂，然後滑下，又不斷推向山頂……日復了日。
這像極了苦難中的中國足球——從一個災難逃到另一個災難，看不到悲劇所在，就找不到悲劇力量。沒有悲劇力量的中國足球怎能將石頭推上山頂？沒有悲劇力量的中國足球只能退回到徽宗時代充滿“享樂情趣”的“蹴鞠”。
因此，再絮絮叨叨地論述“遼寧勝萬達開創新局面”，再流於浮滑地歸結“兩個歷史記錄被打破”已讓人極端厭惡——中國足球還需要所謂專家們的“技術點評”嗎？中國足球還需要某些“新聞熟練工”的隆胸拉能上能下美容嗎？對於中國足球的前行，這些事物絕對是“毒藥”。
一九九九，可能是中國足球真正死亡的開端，因此中國足球必須尋找一種悲劇力量，就像30歲以上的中國人都能憶起的情景：火光映臉龐，淚水盈眼眶，我們的靈魂為中國女排首個世界冠軍而顫動。
雙城記
“不在一座城市生，就在一座城市死”——偉大的狄更斯在《雙城記》裡詮釋了這樣的主題，這種生死碰撞就是現代城市的“極度抉擇”。當我們用“一夜豪賭”的方式否決了另一座城市保持了4年之久的優越感後，你會突然領悟VS隆鑫上演一出2000版《雙城記》的真正意義。
“我要贏得整個戰爭，而非一次戰鬥”——為這座城市再次“一夜改寫歷史”的米羅西，昨天完成了對全興最後一具“偶像”摧毀。
成都VS重慶——這是一個具有極端主義的傾向的提法。但我相信我們這座城市的人民喜歡這種“江湖恩仇”，尤其是在以“風暴式的速度”了結了4年宿怨的時候。
就偈法國政壇兼足壇梟雄塔皮埃在法庭外的那段慷慨陳辭，“足球，我確信他是馬賽的城市代碼！”
必須用足球傳遞一座城市的聲音，必須用勝利塑造一座城市的形象，必須用不斷改寫歷史確定整個城市的信心。於是，城市與城市的“快意恩仇”便轟然上演。
米蘭VS羅馬，巴塞羅那VS馬德里，馬塞VS巴黎。雖然我們趕不上狄更斯筆下激越的“大革命時代”，但這爭，我們喜歡在戰爭中獲勝的感受。
“雙城記”締造的就是“名城之戰”，成都與重慶寧肯玉碎也不瓦全，這其中包藏著兩座城市數十年的恩恩怨怨，也包含著“碼頭文化”與“茶館文化”的不共戴天。
你可以說黎兵的進球是“日爾曼式”的，你可以說桑托斯的進球是“巴西烤肉式”的，你甚至可以說德陽人民的“雄起”是“’95保衛戰式”的……
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甲A已沒有不可能逾越的“阿爾卑斯山”，重要的是我們已用鋒利的匕首將“雙城宿命論”劃為碎片……
足球，就是尋找一種“偏激感覺”——這是我對它的解釋。據說賽前隆鑫的孫慶倨傲地問，“誰是西南的老大啊？”這讓我有些無名惱怒——但後來他就像黎兵晃得像一根愚蠢的木樁，而他身後的符賓就被4枚“憤怒的炮彈”打得找不到北，我堅信，他的每次撲救都是“真實撲球”……
這就是渴望已久的《雙城記》結尾之處，然後姚夏在德陽小城說：我有一種大勝之後的平靜——就像當年苗大俠在山巔這上，拎刀四顧茫然：“我在尋找下一個仇家……”
流氓現身
“足首”閻世鐸上臺後史無前例地引入了“流氓”這一詞彙定性“西安事件”。
“流氓”不是“盲流”，盲流“宋丹丹”與“黃宏”聯手只能產出“海南島”、“吐魯番”以及“長白山”，它某次列車上出不了人命。
《現代漢語辭典》對“流氓”的解釋顯然老掉牙了。“不務正業”、“為非作歹”、“遊手好閒”甚至典型60、70年代的“耍流氓”這些包含不了“流氓”的時代意義。
“流氓”突如其來，加上“足球”頭銜的流氓會在一種邪異的群體情緒煽動下千萬直接破壞。
我們一直願意用“人民內部矛盾”來解釋很多站突，似乎球場上鬧事的不過是“地方主義情緒”在作祟，地方情緒的背後又是“地方榮譽感”在作支撐。
板子打輕了！所謂“地方情緒”，仍是一種外套。某省某市某地的樹木被亂砍濫伐掉了，怎不見一兩萬人上街鬧事；某廳某局某處長期濫用職權營私舞弊怎不見群眾揮著標語要求“罷免”？
是流氓，就要鬧事。據說英國足球流氓的祖先都是中世紀的落魄騎士，中國的足球流氓是不是祖先都曾嘯聚山林，“風緊”然後就“扯科”？
我看《水滸》裡每章每回都打著“替天行道”的幌子，但包括宋江之流沒少“替己行道”。鬧事的流氓們每輪每場就要高喊“還我公平“的口號，但扔瓶子、燒報紙之類的齷齪事也沒少幹。
——對“公平”無原則地誇大，就是對公平原則的踐踏。
因此，閻世鐸說同說出“流氓”二家，是他對中國足球改革的一大貢獻。他撕開了“地方情緒”的外衣，如同現在把“耍流氓”與“強xx犯”嚴格區分開一樣。
重創尼維爾的那群足球流氓沒什麼藉口，“我們就是要整死他！”但一小撮中國流氓總是要打著“公平”的大旗耍流氓——看來壞人也有中外方式，這恐怕又得歸結於“國情”。
中國人一向明白何謂公平遊戲規則。前兩天“中國功夫VS美國拳擊”，美國人在“不得踢、不得摔、不得抱腿”的規則下一敗塗地，偏偏場上屢屢奏響著“黃飛鴻”、“霍元甲”之類的壯我聲威的調調，看臺上觀眾盡是張張亢奮的臉，蹦跳得像一群快樂的青蛙……
他們極大滿足了，原來他們就是要“勝利”——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我想，這就是“一小撮現身為流氓的原因……
別怪麵包
中國的教育體制多年來受到非議，有人拿了尖銳的話形容——頗有“新八股之風”。其中最讓人攻擊的就是高考制度，每年“黑色七月”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不溺死幾個才怪。
今年高考舞弊現象益重，考場“千客”甚至動用了現代高科技通訊產品，為什麼？因為中國人“一朝題名富貴來”的思想在作怪。
高考，是改善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生存狀態的第一關。我高考那年，整個考場的同學們不再有“花朵”般的清純活力，小臉都瘦得一指寬，顏色綠瑩瑩的就像中了“玄冥神掌”那樣的陰毒功夫……
這是“填鴨式”教育的副作用，我們都成了鴨子被吊起來，後來王小波形容“地獄”的情景就是：整一個北京烤鴨店作坊，鴨子們都被吊起來的煙燻火烤……
我想，如此“殘酷”的壓力都能忍受，他（她）必然是有走而鋌險的可能，雖然那時沒有手機、呼機等“一個都不能少”的先進，進但世故在袖裡、寫在粉腿甚至其他私處的傳聞不時傳出。
但因此指責“高考”本身卻有失公允。比如說某人建議取消高考，認為殘酷的高考導致了學生們首先水準的下降，“假考”出的是“假人才”，不如讓大家“開卷有益”……
倘若有人偷了麵包，你不能怪麵包被放在那裡，偷麵包的人自然要挨板子。
這種局面就很像現在的足壇，從章健提出“呼吸法”後，不少人就跟著一個鼻孔呼吸起來，取消升降級如同取消高考，前者可以消除“假球黑哨”，後者可以消除考場“老千”。
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曲線救國”的又一發明，為了挽救道德水準的下降，不惜翦除“首先考場”本身。這是偽道德。
沒有面包難道就不有小偷了嗎？沒有小偷就沒有強盜了嗎？從法律而言，麵包連個“誘因”都構不成，誘因是飢餓及漠視法律的人品。
昨天結束的全國足球懇談會，“取消升降級”成為一片務虛中最務實的話題，我認為這個提議很可怕，因為它是蒙著一塊“更好建議聯賽”的布登場的，在這種邏輯下，“小偷”就可能成為“蒙面大盜”。
當然，必有人會有《悲慘世界》那個偷麵包的小孩來證明些什麼，但我認為時空條件完全不同，那時是一個“權力層”對付一個飢餓小孩，這時卻是一幫成年人玩一場不公平遊戲。
張吉龍曾說“升降級是中國聯賽領先日韓的制度”，我同意這個說法，如果為了辯護某種莫名其妙的道德，就忘掉那塊麵包，你不餓死才怪！麵包與升降級，恰恰是缺乏道德水準的人們必不可少的道德考場。
老金
老金，不是一個活得很容易的人。
老金的腰有病，這使他常以略略前傾的姿勢硬挺挺走著。於是人說，老金很傲氣。人們通常不喜歡走路很驕傲的人。
老金還要說“精、氣、神”，在需要松馳需要噱頭需要享樂的時代，他這杆大旗顯得很過時。所以，老金只有在休息室大吼一通“精、氣、神”之後，一個人扛著它踽踽獨行。
但這都不是老金活得不容易的最深刻原因。老金說：“向洋人學習並打敗他們。”我知道，這話要讓老金累上一輩子。
我想，老金不是跟洋人過不去，而是跟自己過不去——別人大罵一通洋人然後去過“幸福生活”，或者指點江山在多上溜達去了，再不濟都要在媒體開個“足球總監”之類的委任狀，就老金一個人痛心疾首地承認“中國教練不行”，然後往死裡折騰自己。
’95黃浦江畔，老金與徐根寶、陳亦明、遲尚斌四大教頭“青梅煮酒”，那時是中國人的天下，中國家庭的“四大豪門”正過著“幸福美好的生活”——但後來洋人來了，可惡的洋人把他們美好感洗劫一空……
昨晚，是老金的“三連敗”，老金這輩子不知要遇到多少“三連敗”，但這一夜讓他刻骨銘心，因為他在敗給桑特拉奇、彼德洛維奇等名師後，力戰仍不敵無名米羅西，對決全興洋帥，這已是三連敗。
老金的名頭是中國教練的一個品牌，老金的心情是中國足球的一個縮影——看著高舉大旗的老金為首的中國教練節節敗退，我的心情一樣難受。
“神辮”敵不過短銃，義和團敵不過長槍隊。用“現代足球理論”武裝的鐵甲戰艦逼得老金們走投無路。連瀋陽海獅這樣破爛的隊經涅波一指點都要打老金個5比1，“中國豪門”衰落了。
所以老金不容易，死撐下下去更不容易。我常想，如果老金當初學的是乒乓球、羽毛球專業，再不濟也是個“援外”的中國名牌。
不過老金還是中國教練最有個性的“爺們”，他畢竟知道大刀長矛敵不過洋槍洋炮，他積壓物資了要剪了“神鞭”長辮去學一手好槍法。但時間有些晚了，在老鑫這個時候，是學啥都學不成啥了。
若干年後，我們或許會在北京某個衚衕裡看到老金同——那時他應該叫“老金頭”，回顧教練的滄桑，他對孫子說：“師教練長以制夷，剪去辮子吧……”
高原守衛者
戚務生在退，一直退到去貴高原。從“十強賽“的金州到紅士堆起的昆明，潮水般湧到山下的洋人，幾乎斷了他的生路。因此他只能背靠高原，以高原稀薄空氣造就的“神話”抵禦外敵。
但是，黎兵那記“戰斧式攻擊”劃破空氣的時候，“高原守衛者”的信心幾乎也被劃破——這種純粹的“馬達維亞遠射”，以“金州當事人”想起2比4那肝腸寸斷的一幕。
戚務生想說什麼，但他的喉結只是上下動了一動；區楚良想理清什麼，但金州昆明黎兵馬達維基亞，時空交錯，使他只能眼色蒼茫。
好了福迪來了，這位塞內加爾選手全場所有準確的攻門都沒有得到正確的結果，但他最後一秒鐘睥發力卻以詭異的線路挽救了戚務生。這一秒，確保高原沒有被夷為平地。
威務生想笑，想他沒有笑出聲來，他嚥下了笑聲說出一句：“足球是圓的……”笑，對他這樣的艱難守衛者而言是一種揮霍。
中國教練品牌標誌的威務生，必須守住這片“紅土高坡”——高原是一種象徵，它不僅象徵著空氣日益稀薄的生存環境，也象徵著中國教練的頂上榮譽。為此，他可以回覆到金州的“塵滿面，鬢如雪”……
無論是戚務生還是金志揚、遲尚斌，都必須以“高原守衛者”的形象存在。雖然這股力量對甲A已沒有什麼說服力，他們卻可以兩度對強悍的全興上演“最後一秒鐘的叛逆”，這不知是守衛者的幸運還是不幸。
米羅西在撤出高原之際，驕傲地說一句：我們仍留在第一集團。米羅西有煩惱，但這是“富人的煩惱”，他擔心的是與冠軍有多遠，戚務生們擔心的卻是與懸崖有多遠。
“高原守衛者”已沒有退路，我兩度看到——一一秒之間，他們就在金州與“高原”作出生死選擇。
“老爸”的墓地
在曲樂恆以極限度撞向死亡的時候，遼寧也以同樣快的速度滑向深淵。這時，那個被江湖稱為“張老爸”的老人正在大把吃藥，吃心臟病的藥。
“張老爸”曾經很驕傲，他常常志得意滿地看著“兒子們”怎樣在場子上把對手九十年代得服服帖帖抱頭鼠竄。這時候，他會像所有的江湖“老爸”一樣愉快地罵兩句：“臭小子們，還真給我爭氣！”然後猛呷兩口香菸，讓煙燼長長的並不至於散落……
這樣的“幸福生活”太約持續了兩年。頭一年他從甲B飛快衝上甲A，第二年又在甲A差點得了冠軍——要不是最後關頭在京城出了點岔子，他還真成就了“凱澤斯勞滕”神話。“老爸”爸說：第三年我再來。
但第三年“老爸”感覺不對了。“兒子們”不僅爭不了氣，江湖好漢一上來便要向他們謀取“虎皮”。
那天晚上，當黎兵這個從遼寧發跡然後輾轉江湖的作曲他發出致命一擊後，“張老爸”垮掉了。“張老爸”覺得天色很黑、江湖很老……所以他就只能像電影裡一樣倒在地上喃喃道：藥、藥……
東北人這次嘴裡不僅噴出“大茬子味”，還有更難聞的“下課”。他們顯然忘了前兩年大呼“張老爸萬歲“的情景了，他們只想拿一把大鐵鍬飛快把可惡的“老爸”掩埋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遼足俱樂部一定要“張老爸”堅守陣地，這是不人道的。他們以前曾經讓更老的“老爸”——蘇永舜犯過心臟病、吃過心臟病的藥，這是不是一種規律？
遼足是所有“老爸”的墓地，更早之前還有倪老爸、李老爸差點葬身此處，他們都是中國足球的一杆杆大旗，我很給悶——這就是“計劃經濟”足球的特質？
但遼足分明打著“市場經濟”的大旗，上面赫然寫著“股份制”。隱隱約約，我就瞧出大旗上幻出另六個字來——“掛羊頭，賣狗肉”。
賈平凹曾著一書名曰《高老莊》——意指這是華夏民族的淵源所在。莊裡“本族”集無數鄙陋及醜德於一體，而近親繁殖、文化封閉導致莊裡人肢體天殘地缺……
遼足就是“高老莊”，就是中國足壇的縮影。狂呼“改革開放”、狂呼“市場經濟”最早的它已成為中國足壇最愚昧最落後最紛知己的一處所在。
“老爸”靠近親繁殖起家，“老爸”最後又死於“近親繁殖”，“老爸”以為遼寧這塊活土可以給他豎一塊“貞節牌坊”，想不到遼寧這塊墓地卻給了他一塊靈牌——這是“高老莊”的悲劇，亦是中國足壇的悲劇。
因此，當黎兵對遼足一劍封喉之時，我為“高老莊”這殘忍的墓地行將倒閉感到一絲快意。
被寬恕的手球
當曲樂恆可以在病榻動一動小指時，當“張老爸”只能枯坐斗室萬念俱灰時，“遼小虎”等來彌足珍貴的第一場勝利。
準確地說，這場勝利本不各於他們——因為李金羽攻入的致勝一球，是靠手打進去的。
李金羽們曾發誓：一定要拿下這場比賽，百折不撓馬勝利的獎金捐獻給病榻上的曲樂恆。所以這個手球便成為真正的“上帝之手”。主說：任何規則都抵擋不了人道的規則，他悲憫地用小指把這個球撥進網窩。
用勝利來挽救生命絕對是“古希臘式正劇”。雖然“手球”是卑微的，但李金羽的手球卻是高尚的，如果布拉特在場，他願意為挽救一條生命哪怕改變一百次足球規則。
李金羽在“進球”後衝到場邊雙手設計了一個“心字模樣，李鐵則掀開內衣露出“小妹快回到我們中間來”。“小妹”是曲樂恆，心是誠心。虎亦有情，遼小虎的真情足以喚醒自己陷入“植物人”狀態的夥伴。
這可能是遼小虎唯一具備高意電味的違規了，這次違規足以讓我們忘卻他們所有的“泡妞”及“泡吧”。
我不知道張老爸看到這一幕是否會老淚縱橫，更不知道“曲小妹”會否如電視劇中那樣突然甦醒。但我知道中國足球的垂垂黑幕之下有一種東西正被喚醒，而它足以剋制被赫拉釋放出的“潘多拉魔盒”中所有的魔咒。
——天災不可擋，一如李瑋峰老父的車禍、曲樂恆的“死亡碰撞”，以髒亂中國足球的“永不出線”；因此我們祈禱人情，祈禱忠義，祈禱在越來越被“鋼筋混凝土”包裹窒息的時候有一種東西潤滑靈魂——中國足球太需要一種高尚的意味了。
沒有人會為了這個手球去向中國足協申訴，即便是睚眥必報的塔瓦雷斯；沒有人會去懷疑當值裁判的公正性，因為這樣做會使自己的心靈蒙上汙垢。
“寬恕他們的手球吧，為了情如朝露。”主說……
嚴肅話題
如果曲樂恆不踢球，他就是一個東北楞小子。
但他踢球了，一口氣在超霸杯踢進3球。隨後他出了車禍。
李金羽為“小妹”打進那個球后的場面很煽情，煽得我當晚就寫下了《被寬恕的手球》——我以為這樣的手球也會感動上帝，因為“情如朝露”，套用一句去年曾很流行的話就是“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
然後第二天劉曉新也特感動地寫了“上帝之手”，像我們這種容易被感動的人不在少數，我們總覺得快要降級的遼足需要“情感滋補”。
但趙牧有些反對意見，他問我：“要是曲樂恆不是一個球員情形會怎樣？”這是一個可惡的命題！
如果“小妹”不是一個球員，他只是一個東北楞小子，那麼這起車禍就是神州大地每天發生的若干起悲劇中的一例——警察會迅速抓獲“肇事者”，曲父曲母會要求嚴懲“元兇”，酒精含量也會被精豐地查出超不超標，而重要的是捐款是萬萬得不到的，尤其是以這樣“煽情的方式”得到。
沒有球員會為一名下崗工人捐出獎金，沒有記者會為一個“東北楞小子”大費筆墨。一切不過因為曲樂恆能在“超霸杯”一戰成名，魯迅分析了“小姐的汗”與“腳伕的汗”之高下，這個道理也適用於現在。
但問題又不能極端化，否則這個社會的一切都無法解釋。全世界被艾滋病感染的有數千萬人，唯獨“魔術師”約翰遜被大炒而特炒；全中國的鬥歐事件每天都數不表，但獨獨“魏大俠”一打便會“享譽”全國。
因為這個社會需要一種“典型綸”來渲染，典型的人典型的事才會有“典型意義”。為什麼沒人會無事找事地爆炒隔壁壁老二的“軼聞趣事”？為什麼沒人成天張羅著為“沈大高速”的遇難者募捐？
所以，在矛盾的碰撞下我得出三點認識；其一，我們不能“廉價煽情”；其二，我們可以“典型報道”；其三——這是至關重要的觀點，就連遇上；車禍的中國球員都能得到普通中國人不能得到的關注與厚愛，被“典型”著的球員們又拿什麼回報社會呢？總不能是“假球”、“放水”以及“永不出錢”吧……趙牧的凝問，有些嚴肅意義。
漂亮寶貝
在國內戰線上越來越衰的遼寧撫順隊，正致力於把這支球隊做成甲A甲B最漂亮的球隊，在這個前提下，“乖乖虎”李金羽毅然決然地飛向浪漫法蘭西.
足壇“小虎隊”向歌壇“小虎隊”的的迅速墮落，標誌著這是一支價值取向出現混知己的年輕組合。比“木村拓哉”還要“酷”的張玉寧，比蘇有朋還要“乖”的李金羽，比“唐朝樂隊”還要搖滾的李鐵，日復一日地完備著作為“漂亮寶貝”的精髓。
因此，所有關於“巴西叢林”艱難歲月的歷史都不能提醒它，所有關於“九強賽”刻骨銘心的失利都不能刺激它。它，要完成的只是如何變得更漂亮更性感更具個人魅力，以使臺上臺下的一幫燃著打火機捧著簽字簿苦苦追尋苦苦守候的追星族爆發出一大片震耳欲聾的“哇！真是酷呆了！”
如何解決這支帥哥如雲酷哥如雨的小虎隊的心理“疾病”成了像流水席一樣換上換下的遼足主帥們的老大難問題。“老爸”張引不行，他“教父”式的風格只能讓兒子更加恣意乖張；李樹斌也不行，這位“鄉村教師”長相的人能“苟全性命於亂世”已不錯了；而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命運早為他的歸宿做出非常準確的定位。
所以，直到王洪禮作“神醫”狀出來搭脈之際，我仍不抱希望，因為我覺得這支“小虎隊”仍未進入“精神上的成人期”。對他們而言，髮型知己了可能比陣型知己了還要糟糕，手機型號落伍可能比戰術打法落伍還要可怕，個人氣質的張揚則一定比球隊氣質的體現更重要。
我一直不喜歡李金羽在場上的各種做作造型，幸好他進球不多；我更不喜歡張玉寧豎起衣領陰沉著臉的模樣，明是一“東北”生的孩子卻一定要扮成“東京”來的酷哥，這樣不真實。他們原本在球場上有更大造化，但正如謝奕在九強失利後撰寫的那篇著名的《生於1977》生於1977的他們缺乏容志行、遲尚斌、戚務生等“革命老前輩”們吃大苦耐大勞的韌勁。
當然這種說法“髦”得很不時，但當這支甲A外表最“酷“的球隊以一種最”面“的方式敗成一堆豆渣時，你只能得到這種痛心知首的結論。
被鄒侑根有些’95馮峰意味的驚豔一槍刺破喉嚨後，“漂亮寶貝”們仍不認為有保級之憂。這不是一種“捨我其誰”的氣質，而是一種脫離物質基礎的“自大狂”，即使不在名次上降組，他們在精神上也降級了，我認為。
歐洲盃前，禿頂的齊達內為一家香水公司做了一檔廣告，但這並不影響法國隊奪得冠軍；甲A第19輪前，一臉明星相的李金羽據說是為一家鞋商拍攝廣告去了，但我認為這一定會影響遼寧隊的保組。“漂亮”，就像一紙“VIP”標籤，你可以把它它在歐洲盃上熠熠生輝,也可以把它貼在一把夜壺上，但怎麼看怎麼噁心。
比如李鐵：明明一土孩子，老戴一副窄邊眼鏡扮“酷”，還不斷吹頭上那一撮長毛；又比如李金羽：明明一吃高粱花兒看秧歌舞長大的土胚子，趕著勁兒在鏡頭前搔首弄姿，末了還到處“絕對雙羽”，怎麼看怎麼像插了孔雀行的蘆花雞。
做“大英雄”還是做“漂亮寶貝”，對於“生於1977”，生於“追星尖叫”的小虎隊，這是一個問題。
王俊生——堅守或逃避
一個伴隨著中國足球的失敗自己也很失敗的人；
一個雖然失敗卻聲稱堅守事業的人；
一個身背球迷無數罵聲卻聲稱自己是“中國球迷利益集中代表”的人；
一個應該對中國足球悲劇負責卻又最無力負責的人；
一箇中國足壇最不為人了角，現在我們卻能揭開冰山一角的人。
北京初冬的風很大，似乎要把中國足球的心事一起捲走——“北京崇文區體育館路9號”在中國足球最傷心的一次兵敗後，在那幢著名的灰色小樓裡，記者對處於關鍵時刻的王俊生進行了一次艱難而尖銳的專訪。
我從1992年第一天當足協副主席時就準備著第二天“下課”，即便是今天也準備著明天“下課”；，但我不會放棄，我不能因為有些壓力就逃避。
第一次中國足球的慘敗，幾乎都伴隨著“王俊生下課！”的激烈呼聲。“10"29之戰後”，這個呼聲已達到頂點——成千上萬的球迷不僅要下他的“課”，還要“打倒王俊生！”在上海兵敗那夜的冷風中，王俊生的背影蕭瑟得就像一支無力的蒿草。
不知為什麼，王俊生把辦公室安在傑樓的最偏僻處，陰冷乾燥，讓人很不舒服，而房間設施的簡單，可以讓任何一名中國球迷吃驚。記者問：“你聽到了球迷讓你‘下課’的呼聲嗎？”
王俊生作出令我吃驚的回答：“我已經聽了7年了，我從1992年第一天當這個足協副主席開始，就作好了準備第二天‘下課’——即便到今天為止也準備著明天‘下課’”。然後，王俊生露出很坦率的表情。
霍頓的“下課似乎已成定局，王俊生是否會“下課”成為很受關注的一個話題。
記者問：“你淨以怎樣的態度面對‘下課’聲？”
王俊生敏感地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是——“你是否會辭職”？他答：“面對壓力，我告訴自己只有一個字——幹。我不會放棄，不會因為這個位子坐著舒服就坐下去，一旦有些壓力就不想坐了，就想逃避。”
王俊生說：“從我當運動員開始，我就不是一個喜歡迴避現實的人，當上足協這個‘官兒‘的那天，我準備了勝利，準備了失敗，但從未準備過當一個逃兵。”
我瞭解到，其實王俊一併非沒有想到過“下課”，“十強賽”失利時他幾乎到了心理上最大的負荷點，但沒有人想在一片灰暗中撤退，王俊生也不例外，他還要搏一把——卻等來“九強賽”的再次失利……
我必須實錄在這次採訪過程中王俊生不斷重複的一句話——“足球對我意味著什麼，它是我必須忠於的事業。我怎能逃避？”
“我是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失敗了，沒有時間去考慮‘心情’，只能抓緊時間去考慮‘事情’——我現在要考慮霍頓的問題、聯賽最後三輪的問題、海埂集訓的問題、明年悉尼奧運的問題——‘下課’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做好人民交給我的足球事業。否則真是對不起球迷的期望了。”
“不是說逃跑的時候，而是老老實實把工作做好的時候。”被很多人希望“下課”的王俊生居然說。
在中韓“10"29之戰”前夜，王俊生對幾個朋友唏噓不已：“有人說我是‘官兒迷’，說我想保‘烏紗帽’，我真沒有這樣想，我只是想把足球這事兒辦好。”
這段話與記者心止中的王俊生有極大偏差，我一向以為，王俊生的“國家幹部”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他向那句著名的“我是幹部，等待組織安排”已成為眾人揶揄的標靶。但既然他是在純粹朋友圈裡道白了內心世界，是否會“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的意味——
王俊生到底是不是“官兒迷”？王俊生到底會不會“下課”？王俊生到底怎樣看待中國足球的悲劇？……新聞發佈會上那個“套子裡”的王俊生是不會告訴我們的，這就是真正刺激記者堅王俊生進行一次“真正意義”專訪的動機。在對王俊生的近距離“站擊”中，我以為，即使他說的不全是真實，至少能夠探尋到“套子裡”子裡的一角。
但僅僅從一次專訪中就想了解這名中國足球7年來失敗的代理人的真實想法是不可能的——走進王俊生的辦公室並不困難，走進王俊生的內心世界肯定困難。王俊生作為中國足球職業改革的重要策劃人與執行人，他的性格、他的角色，甚至他的成長曆程，肯定會從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中國足球，而且王俊生對“事業的理解是有侷限的，甚至有偏差。他聲稱”忠於著的事業“，在內容與形式上都與中國球迷的要求有不一致的地方。
但中國足球的失敗是否僅起因於王俊生的失敗？我不知道，王俊生那間冷嗖嗖的辦公室裡，我說：一個王俊生倒下了，千百個王俊生又站起來了。王俊生一臉滄桑地笑了笑……
我是中國球迷集中利益的代表，不過由於角色不同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表達的方式不一樣。球迷要的是結果，我負責的是過程，當過程不能滿足結果時，球迷罵娘是應該的。
說這番話時，王俊生臉上顯得竟有些虔誠的意味，我盯著他那眼袋很重的眼睛，想發現一絲虛偽……
一個已經被中國球迷數面萬甚至數千萬次咒罵的人竟然說出這句話，這種巨大的反差讓記者感到突兀與震驚。
當記者要求王俊生對九強賽做個總結時，他說：“日韓兩國的經濟實力比我們強，技佔術水平比我們高，要打敗他們，只有拼精神、拼氣勢，像個男人樣的踢球。”
記者說：“很多球迷也這麼看。”
於是王俊生說出了這句肯定絕大我數中國球迷大吃一驚的話：“我本來就是中國球迷集體利益的代表……不過由於角色不同或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表達方式不同而已，其實我的意見和群眾很多是一樣的，只是過去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話。”
在這次赴京採訪中，記者採訪到王俊生與球迷的兩個小故事。
一個“10"29上海之戰”，一位遠道而來的錦州球迷，不但球沒看成，鼓還被收繳了，人差點被銬起來，這位關東漢子流下了眼淚。後來有人告訴了王俊生這件束，他便親自在深夜與有關方面聯繫，幫他取回了鼓。後來那個曾經多次喊過“王俊生下課”的球迷，拉著王生，想說什麼說不出，扭頭便走。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北京，王俊生有次在街上被球迷認出，地人指著鼻子罵他，內容大抵是平時我們在看臺上或球場外熟悉的“千古罪人”“洗洗睡”之類，家人就在旁邊，王俊生無語。
記者問：“你認為你是中國球迷利益的代表，怎麼對待球迷的罵聲？”
“球迷要的是結果，我負責的是過程。過程不能滿足結果，群眾罵娘當然是應該的。”王俊生說，“其實要說急，我王俊生應該最急。”
不知道王俊生說他代表“球迷利益”時是何心態，也不知道當球迷看到王俊生說他們的“利益”時又是何感受——但我們知道王俊生和球迷雖然擁有“共同的利益”，卻又有著很不同的地方，中國球迷要的是“出錢”這樣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取鼓”“負辱”這樣的小滿足。因此，利益相同的雙方在這樣的時刻就如此尖銳地對立著。
這就如同說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國足球最大的“生產商”中國球迷則是“消費者”，當“產品”始終不能讓“消費者”滿意時，“生產商”卻站了出來，聲稱自己才是“消費者”利益的集中代表，這多少有些滑稽。
在這次為時三天的觸擊中，我時時感覺到王俊生的悲哀，以及中國足球各方在視覺上的矛盾——王俊生試圖用“過程-結果”論來詮釋這個現象，但“過程”與“結果”本質上應該是協調的，不知為什麼“過程”的王俊生及中國足協很少滿足球迷的“結果”。我相信王俊生有足夠的誠意來表達他與球迷的關係，但也許，這個“過程”與“結果”本身就有南轅北轍的可能。
王俊生民是一個球迷，但既然被賦予了“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的身份，他就不能用“普通球迷”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工作。畢竟，他從事的是一項具有崇高地位的工作。
現在有關足球的報道，一提到“幹部”“組織”，別人就會聯想到我。
我性格內向，當隊員時就不願出頭露面。
我願意和新聞界交朋友。
陰沉的臉、冷漠的眼神、生鐵一樣的語氣——這就是王俊生留給新聞界最直接的印象。在各種媒體的報道和評論中，他經常成為揶揄甚至批評的目標。
王俊生是怎樣看待這一切的？“現在有關足球的報道，一提到‘幹部’‘組織’，輥人就會聯想到我，網上的說法就更多了……”王俊生居然笑著說出這句話，“其實我真心誠意感謝新聞界的支持和幫助，但很多人認為我拒人於千里之外，這是個誤會。”
記者問：“你是否考慮過為什麼會有誤會？”
王俊生答：“我的性格決定我不會很熱乎地和別人打成一片，我在北京隊當隊員時就不願出頭露面。我從來沒有瞧不起記者，更不會恨記者，這隻和性格有關。”
記者說：“作為足協副主席，你就必須變換一種親和的方式和新聞界交流。”
王俊生說：“現在我已經適應多了，我很願意和新聞界交朋友。但我的角色的壓力使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樣性格外向、善於言辭。我很難說出什麼豪言壯語。”
記者問：“你個人是否認為媒體經常添亂呢？”
王俊生答：“我從來都認為媒體對中國足球的支持很大，中國足協應該多與記者交朋友，當年許放這一點做得很好……”王俊生的確試圖改變他的形象，在次日的新聞發佈會上，面對與足協關係緊張《足球之夜》記者的刁鑽提問，王俊生露出少見的親和：“這個問題雖然不在這次會議的發佈範圍之內，但我還是很高興回答你這個問題……”然後足足講了有5分鐘……
我的這次採訪是在國內26路教頭“京城會審霍頓”的會議期間進行的，在這次會後，王俊生居然向幾個前去採訪的記者問了“好”，我說：“這並不是你的風格，記者們覺得這樣的王俊生很好。”王俊生說：“我一直想這樣做，特別是與記者探討中國隊技戰術的不足。”說完，他很配合自己的話，不厭其煩地在紙上畫圖，講解李毅的跑位線路與技術習慣的不足，從而證明國奧隊為什麼不用這匹馬作為首發主力。作為王俊生，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敵人還朋友？對於王俊生和新聞界，這一直是個問題。雖然年初的青島足球工作會議，以王俊生為首的足班子提出了“一家人”說不……不幸的是，沒過多久，雙方就出現劍拔弩張的局面。
如果要誇張地套用一句話形容這個關係——“做一天的敵人不難，難的是做一輩子的敵人”，中國足協與新聞界正是做到了最難的地步。
我不知道王俊生在面對記者時還有沒有樂趣，但我知道很多記者表示面對王俊生沒有樂趣，對此，我們雙方都應該感到悲哀。
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性格”，也不在於“角色”，事實上——雙方分工雖然不同，但目的與利益應該是一致的，這有些類似於球迷與王俊生之間的矛盾。
王俊生不是一個普通的採訪對象，他應該知道，在任何一家媒體前，他都代表著整個國家的足球形象。何況，媒體面對的是巨大的市場，肩負的是民眾的“知情權”。因此，他不能簡單地以“計劃經濟”時代的眼光對待媒體。這是對一個現代管理者的要求。
也許，當中國足協具備了與新聞界打交道也能遊刃有餘的能力時，其它的種種能力也就具備了，畢竟，足協這個機構不應是一個傳統的衙門。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我只同意“深化改革”。中國足協的觀念和機構體制都將深化改革下去。
中國搞“職業聯盟”的條件還不成熟，只能由足協牽頭，進行宏觀調控。
觀念與機構體制——影響中國足球突破的最大障礙。這是普通的中國球迷都能總結出的弊病。大多數人人為，中國足協不願在這兩大障礙上“動刀”，就是想保住“官本位”。
於是記者的採訪進入到最尖銳的部分：“足協的觀念是否阻滯了中國足球的發展。”王俊生似乎不願意馬上接觸這種尖銳的撞擊，他是沉默了很久，才從各個側面變通地給出答案——
“職業化改革才第6個年頭，很我東西我們以前根本不懂，有些開始以為對的後來證明是錯的，也有以為錯的現在證明是對的。但我們不斷地在觀念上與具體操作中進行著改進。比如12分鐘跑、轉會制度，很多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理想和觀念部是有差距的。在中國，總結足球很多時候不能離開一個大背景，很多事情得從足球以外——諸如經濟、文化、歷史——去找原因。”
“很多人認為，1994年的職業化改革是中國足球的第一次‘革命’，如果要‘二次革命’，那就是足協機構的改革，中國足協這個機構是否需要改革？”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這個提法’。王俊生在這個問題上顯得很堅決，“機構改革不是‘二次革命’，而是在肯定職業化改革大方向是正確的前提下，繼續深化改革的問題。足協機構肯定要改革，但現在不是改不改的問題，而是如休深化改革。我們一定會根據實際情況去改革。”
——“比如說我們考慮要恢復國家隊教練委員會的機構去選下屆國家隊主教練；而且，中國足協內部近期內肯定要做一些機構體制上的變動與改革。”王俊生明確地傳遞著信號。
記者問：“很多人在設想建立職業大聯盟，足協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王俊說：“國外的先進經驗，我們肯定要學習。但必須看到，國外的職業聯盟是在上百年職業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條伯在中國並不成熟，我們的俱樂部性質各異有國有企業的，也有私營企業的，甚至還有其它性質的，如果由每個俱樂部各選一人組成職業聯盟，很難真正將各方利益統一起來。因此目前只能由中國足協牽頭，進行宏觀調控，這是‘國情’。”
我不知道這個尖銳部分的採訪是否取得了真正意義的答案，但我知道，作為王俊生，他能回答的最大程度僅限於此了——觀念更新、機構改革，這不僅是足球的難題。
王俊生說過，球迷要的是結果，他負責的是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改革。但是當“過程”長期不能滿足“結果”時，對這個過程的反思就是必然的，王俊生也必須反思。
“懷疑是真理之母”。球迷的咒罵，其實不是罵王俊生，也不是對足球改革的懷疑，而是對催生了職業化改革的觀念和機構是否還適應改革6年後現實的懷疑。在這個意義上，在中國足球屢戰屢敗的背景下，球迷的懷疑是有充足理由的。
把足球改革大方向同改革的具體環節等同起來，就好像把大樓的設計和施工混為一談一樣，事實上好的設計絕不代表好的大樓。中國足球，“樓”還沒修好。
王俊生說：“我幾乎每天都要深夜兩點才結束當天的工作，早上六點又得起床。”——每天只睡4個小時，經常接觸王俊生的人在這次採訪中也對記者說，如果中國足協只有一個人沒進過止拉OK、桑拿房的話，那就是王俊生。王俊生確實是一個很吃苦、很正氣、很能隨壓力的人。但我想，拿破化每天也只睡4個小時，但每天睡4個小時並不意味就成為拿破化。
這可能就是中國足球問題的關鍵，從某種角度來看，王俊生是一個好乾部，——但是僅僅靠吃苦與忍耐是當不好元帥的，簡單積累有時候就是達不到質的突破，20度的不是開水，99度的水仍然不是開水，如果缺乏一種力量（或觀念），水將永遠達不到100度。
對中國足球而言，99度和100度之間的差距，也許並不是簡單的1度，而是100度——這1度的溫差，實際是巨大的100度“觀念差”。
搞足球就像衝浪，風尖浪頂很累人。也許下課就可以歇一下，養養傷了。
戚務生在“亞洲盃”失利之後對王俊生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我累了，我需要休息——難道你不累嗎？
王俊生經歷的失敗比戚務生多，很累的戚務生下課了，王俊生呢？雖然在這次採訪中王俊生一再聲稱他不會逃避，他興地放棄，但王俊生並不能控制命運，命運將怎樣安排王俊生的未來呢？
事實上，王俊生並沒有度過這次危機，據說這幾天有關領導仍然在他項上架了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又據說他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的“我不同意請外教”給自己加了道“緊箍咒”，更據說一些國奔馳“霍頓走人我不幹”的說法實際上讓王俊生逼近死地。
王俊生說：“搞足球的就像衝浪，風尖浪頂的很累人，那種上上下下的滋味不好受。”這次採訪中，王俊生不止一次地提起已故中國瞳協副主席許放，許放和他是好朋友。“許放是累死的啊！”王俊生唏噓不憶，“許放死後，我都不敢喝酒了，怕對心臟、肝臟不好。他走得太早了，我也累得很啊……”他是不是已經有某種預感？——並不成功的王俊生會不會在某一天解僱霍頓之後又被組織“解僱”呢？
這可能是王俊生最危險的一段時間，霍頓的去留與國鄶的態度都會他的命運——10天、7天、5天甚至1天，王俊生在給自己“讀秒”。在這個敏感的時刻發表這篇敏感的採訪稿，會不會對王俊生的命運產生微妙的影響？記者想，王俊生的命運不是一篇稿子能決定的，正如從來沒有一篇稿子決定過中國足球的命運。王俊生的命運是和他的事業的興衰聯繫在一起的。何況，王俊生不是“不穩重”，而是“太穩重“了；中國足球也不是說得太多，而是說得太少……這是假的根源，也是不爭氣的根源。魯迅說：對於諸多問題，中國人先是“不敢”，後便“不能”。多好的剖析。
臨近採訪結尾時，王俊生突然說：“等我下課了，就可以治一下傷手了。”
這是不是這個悲劇人物對命運的預感。
採訪後記
當我在夜色中離開中國足協那幢小樓時，我發現對王俊生的印象並沒有因這次採訪而清晰，以往對他的準確定位反而有些模糊了。也許他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也許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也許是複雜的中國足球把簡單的王俊生變成了一個複雜的人。
由於7年來王俊生作為中國足球形象的代理人，中國足球的性格因素必然會作用於王俊生的性格，而王俊生的性格因素同樣也會反作用於中國足球的性格——悲劇是共同置身其中的，王俊生與中國足球在悲劇中共舞，作為球迷與記者何嘗不是這樣。
這篇文章既不想為王俊生進行辯解，也不想對王俊生進行“血淋灑的鞭撻”，記者只是實尋王俊生的話，並試圖從一個個體尋找中國足球悲劇產生的原因。畢竟王俊生這個個體與中國足球這個群體之間的必然聯繫太多了；畢竟，這個很普通的人被賦予著太學生的中國足球的命運了。
雅凱對王俊生說：在偉大的事業面前，任何人都會無比渺小。王俊生也很渺小。
在我回頭看一眼中國足協這幢灰樓時，突然瞥到一輛灰白色的大眾越野車，滿身灰塵孤獨地停在路邊，這是當年施拉普納駕乘。我想，從施拉普納到霍頓，又一個輪迴，而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王俊生，一直伴隨著這個輪迴。
歷史的符號
堅持或下課。這是個問題。
哈姆雷特的提問越來越俗不可耐，因為“王俊生是否下課”不僅沒有“時代”意義，甚至也缺乏“新聞”意義。
王俊生只是個符號。雖然這個符號長達8年之久集中代表著中足球的形象，並留下諸多並不光榮的烙印，但《人類群星閃耀時》指出：符號會淡出，人類的悲劇卻不會淡出。
王俊生改變不了中國足球，正如中國足球改變不了五俊生——怎樣的歷史悲劇就會產生怎樣的歷史人物。18世紀的法蘭西產生荒淫無度、“哪管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六；19世紀的法蘭西就產生英武絕倫、改寫歐洲步伐的拿破倫。
頭髮稀少、一臉愁容的王俊生只會產生於“寸草不生”的中國足球歷史背景；新一輪中國足球“符號”的產生也必將取決於當時的歷史背景。
“不管有沒有愚蠢透頂的格魯希，拿破化都會遭遇‘滑鐵盧’，不管有沒有矮個子的拿破化，歐洲文明都會大發展”
——恩格斯說。歷史只按自己的規律前行，人，只是歷史的必備道具。
符號僅僅就是符號，有了王俊生的“小球中心”依然能“國運昌盛”，沒了王俊生的中國足球也難撥開陰霾頓感、獲新生。
所以沒有任何理由充分證明這次發生的“人事變故”是一場真正意義的“革命行動”——我們僅僅是將中國足球這具藥罐子換了“標籤”而已，僅此而已……
作為習慣以某個人作為某斷歷史時光“符號”的中國人，我們完全可能把過去的8年稱作“王俊生時代”。但本世紀最偉大的傳記作家、“被上帝派來俯瞰人類歷史”的茨威格有一天冷冷地說——
“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著新時代的開端”——進入“后王俊生時代”的中國足球，也許會更加艱澀生冷。
謹以此文獻給已經下課的王俊生及即將上課的閻世鐸。
非常換人
中國足協和它的上級機關國家體育總局在最近時刻有兩次“非常換人”很容易讓“政治嗅覺”敏感的人連打噴嚏……
其實“換人”這個提法在官方眼裡政治並不準確，“板凳”的變化，只意味著“組織上決心安排一個更適合他的戰鬥崗位”——老的故事片裡常這麼說。
但偏偏很有人莫名其妙地高興起來，這足以說明這次“換人”的群眾基礎是多麼的薄弱。
比如說群眾認為換掉王俊生就是終於為“十強到九強”的失利找到了責任人，五俊生“罪有應得”。
再比如說閻世鐸從後臺走向前臺就是正本清源、撥知己反正，閻世鐸可能開始一個新時代。
群眾不會對更高層的變動發表更多的意見，因為他們缺乏這個能力。但“群眾”這次真有“大獲全勝”的感覺，“非常換人”遂了他們的心願。儘管“改革歷來是自上自下非自下而上”，但群眾不懂這個真理，所有人還以為是偉大的群眾呼聲促成了這次換人行動。
閻世鐸從未搞過足球。雖然足協領導人未必要搞過足球，這道理就像喝湯的未必要會做湯，但閻世鐸的履歷似乎沒有哪一條能證明“喝過湯的”。如果人能選舉一個足協“常副”，我還得選舉王俊生，他至少還可“以暴制暴”，醫得住滿堂亂竄的耗子。
換人的目的應該是積極的，但以閻替王（或稱重新分配工作職責）似乎沒有絕對理由證明這是中國足球“幸福生活”的開端——因此，唯一的要能性就是“換人以平民憤”。但有趣的是王俊生並未“下課”，他即將展開4的任務是“狠抓思想工作”，就在足協崗位上。
“你說要在屋頂上開一個窗子，眾人者要都要反對；倘若你說要推倒這屋子，眾人便會說，不如在屋頂上開一窗子吧”——魯迅說這是中國人解決民情的“變通處”。
閻掌門問：你快樂嗎？
有一天，閻世鐸在足協突然說：“就像是四人打牌，我現在並不出牌，我在觀察你們出牌，到時候，我出的牌一定讓你們吃驚，而且讓你們吃不了，聽不了……”
閻世鐸本人並沒有證實這個故事，但與閻世鐸共過事的人們說：從他過去一貫的行事風格來看，現在的“閻掌門”並未露出崢嶸。因此不露聲色的閻世鐸確實在看別人“出牌”，到時他一定會甩出一把技驚四座的牌……
閻世鐸的承諾
就在閻世鐸上任的前三天，袁偉民在一次聚會上幽了一默：“我給大家介紹一個人，這個人也許現在還默默無聞，但我保證三天後他將成為中國的一個大名人。”他推出的人就是閻世鐸。閻世鐸很納悶：“局長，為什麼讓我這個門外漢專搞足球啊？”袁偉民說：“可以出名！”
閻世鐸果然出名了。中國足壇這個“名利場”可以一夜間推出一顆超新星，但閻世鐸立即感動感到勞累，“我從此沒了週末星期天，中午與盒飯為伴”。
坐在“辦公廳主任”椅了上的閻世鐸肯定對足協掌門的椅子怎樣難坐沒有具體感受，但他是搞“政法”出身的，也就是職業“當官”的，他選擇了“低調進入”，無論上任之初的“東北行”，還是上個月的“西南行”他都拒絕發表任何有失審慎的言語。然而前天深夜，在無錫他卻向我吐露了一番上任以來真正帶“施政告白”意味的語言：“從上任那一天起，我的帽子就是拿在手上的，我絕不會為了頭上的帽了顧忌什麼。我從不會輕易產生一個觀點，不會因為他人的觀點改變已形成的觀點，為了事業，我將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朱總理那番震動神州的話：“無論前面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我都將義無反顧……”治理中國難，治理中國足球也難，“閻掌門”是否要模仿朱總理獲得更大的勇氣？
我把這種感覺告訴一名足協的官員時，他說：“閻是個做事的人，也是敢做事的人。”
我有個疑問，中國的足球並非“敢做”就能做好的，“我來！我看！我征服！”不過是句豪言罷了，閻世鐸怎樣面對完全可能遭遇的失敗？
“今後，如果我有錯誤、有失敗，我一定向人們有個交待！”他的前任們沒說過這番話，淨世鐸說了。這可算做是中國足協掌門人在無錫向全國球迷的一個承諾。
但願閻世鐸是個重然諾的君子。
快樂足球主義
雖然拿王俊生與閻世鐸做比較有失禮貌，閻世鐸也極力反對這樣比較，但“出身”與背景的差異閻世鐸的語言表達[與闡述觀點能力無疑是突出的。在無錫他拋出“快樂足球說”。
“我們為什麼要踢球？老面姓為什麼看球？不是為了沉重感，而是為了快樂。中國足球，要踢一種快樂足球。”為了強化他的“快樂”涵義，他竟雙的高舉配合語言。“我以前從沒研究過足球，但我也看歐洲盃，看人空踢得多熱鬧。法國總統為什麼要在歐洲盃決賽時坐在看臺是？因為這是老百姓喜歡的事兒，大家是為了快樂才聚到一塊的，別老是把沉重、陰暗、鼻涕眼淚搞在一起。”
“政法司”出身的閻世鐸接著迅速把“快樂說”提高到“政策”高度：“我在足協專門組織大家學習‘十五大’的文件，因為上面說到要‘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從我的角度理解就是，老百姓快樂了，生活質量就提高了，中國足協就會該讓老百姓從足球中感受到快樂。”
大多數中國球迷未必關心理論，但大多數中國球迷都需要“快樂”。閻世鐸明白這點，更想做到這一點。
我們不是日本鬼子
“我們不是日本鬼子，中國足壇也不是‘國統區’，我們與你們是‘一家人’。”閻世鐸也是個有些幽默意識的人，他也深知“得輿論者得天下”，因此非常渴望發送與新聞界的關係。
在無錫、北京，閻世鐸是以“讓記者更充分理解中國足協，著眼大局，搞好共同事業”的理由接受記者的採訪的，他迫切地要扭轉過去的“對峙局面”。“我不主張搞‘統一口徑’，但我們畢竟有著同樣的目標，這還不像搞新聞的和搞王鑫的說不到一塊兒去。因此，大家要真誠相待，不應故意相互找碴、設套”，然後閻世鐸說了一段很“江湖”的話：
“大家要做得‘夠意思’，千萬別一見面就鋪疑對方是哪部分的，是八路軍還是鬼子，天天打地道戰、地雷戰。中國足球有陽光，不是陰雲密佈的國統區，我想要是哪天記者先生們歡呼。‘咱終於把足協搞掉了’，日子並不會好過。”
閻世鐸曾對足協新聞辦說：“今後重大事件，都沒獨家新聞，這也是為了公平競爭”，這是他的風格，這次“升降級”問題，他幾乎做到了。不過這位“掌門”有足夠的理由支撐他的做法：“國家頭的機關關能讓記者隨時推門就進？我們不僅讓進了，有時還泡了方便麵讓記者在足協辦公室吃。”
與日本不是一個檔次
“一個專家告訴我，以前中國一支省級隊就可以橫掃日本，但現在我看情況恰恰相反過來了。”閻世鐸很憂慮。
“我高興的是亞洲盃上中國隊的作風，而非成績，雖然半決賽我們只輸了一個球，但我認為要真讓日本國家隊來打，肯定不止一個，我不掩差距——中國足球與日本足球根本不在一個檔次”，這是歷民中國足協掌門人都沒有勇氣，但閻世鐸這個勇氣。雖然這與他“總局辦公廳主任”的強硬背景有關，但閻世鐸能如此向媒體總結亞洲盃，證明他至少不是一個“護短”的人。“所以，我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學日本抓好青少年培訓。”
“升降級”不是主要問題
“跳出足球看足球”，這是閻世鐸上任後的名言，也許只有像這樣“跳出”的人才適合管理中國足球，他沒有顧忌，他說：“大家都在關心‘升降級話題’，其實在我心目中，這根本不是主要問題，中國足球問題不少，哪裡一個‘升降級’就能解決的。
這句話，是這次採訪閻世鐸最理性的話。不論是“呼吸法”還是“休克法”，都不是解決中國足球出路的根本方法，作為中國足球的“掌門人”，絕對不能僅僅以競賽形式的變化來尋求突破。閻世鐸說：“它只是中國足球若干問題之一，我認為中國足球的首要問題是搞好後備力量的建設，像日本那樣，常年有一萬餘人在巴西訓練，比起楗力寶隊，人家是幾百人裡挑一個，當然迅速崛盧了。人才匱乏的問題，才是閻世鐸關注的首要問題。
外行如何領導內行
閻世鐸，1952年出生，祖籍大連，在大連當了式農兵學員，後進入北京體育大學攻下體育法碩士學位，曾在中央央校培訓，80年代中期在國家教育部體育司工作，當過老師，後進入國家體委“政策法規司”任司長，主持中國足協工作前是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廳主任。
有人說中國足球最缺兩點：一是教育，二是法制。讓當過老師學過法律的閻世鐸來管理中國足球似乎很合適。閻世鐸當年在國家體委是機關“三才子”之一，參與草過《體育法》，以“頭腦清晰、精通政策、能說會道”著稱。
但閻世鐸不懂足球，以前也不看足球，直到足協後才看熱鬧看了一回歐洲盃，所以閻世鐸不斷聲稱“我是新人，我是門外漢”，但閻世鐸第一天上任就向中國足協工作人員說：“跳出足球看足球。”他用他的方式。
閻世鐸在足協內部訓人時極嚴厲，亞洲盃申辦時就曾因申辦不到位拍桌子，據說，幾乎是達到提綱挈領直點要害毫不留情滔滔江水之勢，就連著裝，也在足協下明確要求，正式場合一律西裝革履，細心的人們可以發現，從今年下半年開始，中國足協穿“西裝”的多了，不論氣溫多高，只要正式場合都必須執行著裝要求。今年夏天，據說有一次在秦皇島參加會議，氣溫已高達36℃，但閻世鐸還是一身正規西裝出現在主席臺，慌得一旁只穿了T恤的其他足協官員趕緊想辦法，找不到西裝的從其他人脘子上扯下領帶繫上……“如何樹立足協的權威”，閻世鐸說，從作風抓起，從公眾形象抓起。
但閻世鐸也很低調，有時還在比自己年齡大的足協官員前自稱“小閻”，有一個星期天去足協，正好鐵門關著，裡邊一工作人員問：“誰呀？星期天不上班。”他邊敲門邊說：“是我，小閻。”門打開後，驚出那位工作人員一身冷汗。在無錫，不少人請閻世鐸簽名題字，閻世鐸都拒絕了，他說：“我從不給人題字的。”
閻世鐸極愛看書，據說有時出差也帶著一本書。在北京，我問：“你最愛看哪種書？”閻世鐸說：“傳記，偉人們的傳記，最喜歡的一本是《馬克思傳》。”閻世鐸非常崇拜鄧小平，經常套用一些小平的話，亞洲盃申辦時，他就對正在給擁有投標權的亞足聯執委做工作的足協官員提醒，不要盲目樂觀，“小平同志說得好，不要輕信外國人”。
閻世鐸不懂足球，是足協上下皆知的，但現在人們漸漸發覺這個“不懂球的”卻“懂管足球”，閻世鐸昨天說了：“這並不意味我不愛足球，因為我的格言是‘使命即愛好’，中國足球就是我的使命，因此我愛好它。”
閻世鐸是怎樣的一個人？其實這個問題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足球的勝負而發生變化的。去年的這個時候，我採訪王俊生先生時他曾說：“這個位置就像衝浪”，我想閻世鐸也會隨著浪尖不停變化，中國足球無疑是一道大考題，不知閻世鐸將怎樣一一解答。也許，他會成為一個勝利者，也許他會成為又一個王俊生，為了中國足球，我們希望他是前者。
結束沉重
閻世鐸從哪兒來？又要到哪兒去？其實這也是意味著中國足球從哪裡來？又將到哪裡去？
與王俊生一樣，閻世鐸也是個“歷史符號”，不過這符號卻象徵著中國足球的成敗興衰。按斯蒂芬"蔣威格的觀點：“歷史，就是由細小的人與細小的瞬間組成。”因此，了角閻世鐸也是從一個側面了角中國足球今後的命運。王俊生憶成為中國足球的B角。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稱其一聲“王俊生先生”，因為他畢竟給一在的A角——閻世鐸提供了很多歷史數據。這些數據，在某種意義上講，就像飛機上的“黑匣子”一樣彌足珍貴。
A角的閻世鐸不可能徹底割裂與B角的歷史關係。雖然閻世鐸宣稱“跳出足球看足球”，但事實上誰也不可能真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閻世鐸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有特色的中國足球道路上走得更遠”，在這次採訪中，我發現基於他的背景、他的性格、他的工作作風他可能做到這一點。因此，袁偉民物色的這個人物不見得讓人驚喜卻有其合理性。
“我的帽子是拿在我手上的”。上任半年後說出的這句話，大概可以算作閻世鐸的準正式“就職宣言”，或許也可視為對中國足球、中國球迷的一份承諾。閻世鐸不懂足球，但他懂政策、懂社交、懂管理，或者就像足協內的人士說的“懂當官”。當然，這個評價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
閻世鐸的核心思想就是把足球當成一盤大局，讓每個人都能“真誠以待，找到快樂”。他要結束一個“過於學生的時代”，讓足球變得快樂起來。這顯然是不容易的事，但這個提法本身無疑具有積極性和建設性。
但願我們與閻世鐸先生能一起兌現這張“快樂支票”。
生於悲劇性格
如果你愛一個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如果你恨一個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那裡是天堂與地獄的結合部，他將在刀鋒上跳舞……
楊晨在頭痛，痛不欲生的痛，因此馬加特也開始頭痛，兩個“頭痛”的人引爆了中國球員海外踢球的生存內幕。這層曾經意味著“尊嚴”與“貞操”的紙，一夜間被血淋淋地捅破了！
對楊晨的聲援，如果還停留在“孃家人”式的義憤慎膺無疑是幼稚——聲討馬加特、聲討施拉普納，甚至聲討背後的“新納粹主義”將於事無補，我們必須正視——中國球員的性格是否是悲劇命運的根源。
性格決定命運。你不願在酒忱裡喝扎啤，你不願說出發音濁重的德語，你甚至不願意綻開一絲微笑表達自己的善意，然後別人就要“Finish”掉你！
馬克爾斯說，如果沒有獸性，你永遠成不了森林大帝；凱撒說，如果你不是羅馬人，你永遠統治不了羅馬城；而謝暈在1995年也說,不會吃六成熟的牛排,就很難真正做一個外國人。
“是我來適應德國，還是德國來適應我”，問題就這麼簡單。在品行上堪稱中國球員的傑出代表的楊晨，無法有從德國，當然就不能征服德國。這一點擁有八分這一外國血統，能把英語說得和上海話一樣純熟，並很鬧情緒穿著削肩手工呢大衣在機場與拖拉普納行親吻擁抱禮的謝暈在海上“四大飄零”中無疑是唯一的反證。
最勤勉的楊晨、最敬業的楊晨、最謙遜的楊晨，一切都符合著中國人關於“好小夥”品行標準的楊晨，就將這樣被“Finish”掉——因此我們必須檢視一下中國足球的教育是否危害著中國球員海外生存發展。
“中國式性格”，就像器官移植一樣必須遭到另外肌華表的排斥性。謝暈說，“生於1977”；我說，“生於悲劇性格”……在中國“醬缸教育”裡醃製的產品，很難調和外國人的胃口。我們必須學會像外國人一樣生活，才能學會像外國人一樣的踢球。這就是所謂的“足球文化”。
在水晶宮的草坪上，我曾經吃驚地發現夾雜在隆巴多等大腕之中的范志毅不再擁有那對高聳的肩膀。
在發自遙遠佩魯賈的各種“家書”書中，我悲哀地發現馬明宇不斷的“今天仍沒有上場”、“明天我將學語言”以及“習慣了多加咖喱的牛排”等信息。
什麼樣的教育環境製造什麼樣的性格，什麼樣的性格將製造出什麼樣的命運。
中國球員尚不及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便匆匆上睡了，這像極了當年湧動“出國潮”時的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他們註定是要被犧牲掉的一代，改變生存環境的急躁心態與客觀存在的“卑微”門第之間的矛盾將讓他們產生強烈的受挫感，就像那部電影《移民》，要麼在堅守中消亡。要麼在跑姿中生存。
因此我們先前的樂觀是多麼的缺乏根據，我們以為坐在悶熱的船艙裡橫渡了大西洋就到達了樂土，但隨之而來的則是更為險峻的生存挑戰。記住美國黑人說的，漂白我們的皮膚用了整整百年。
唯一讓我們寬慰的是，我們還有“第二代”、“第三代”，在漫長的“服從”之後一我們也有“征服”的一天，如果這一天來臨，那麼楊晨、馬明宇們的失敗算是擁有一些英雄意味了……。
因此，讓頭痛欲裂的楊晨學學《北京人在紐約》中的王啟明吧，王啟明站在碩大無比的紐約機場大叫“我在美國就混了！”
或者，就像當年鄉下青年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高處面對夜色的狂呼——“來吧巴黎，讓我們拼一場吧！”
這，將是中國球員突破悲劇性格的唯一出路。
左腳右腳與草鞋布鞋
早年——
“全民皆兵”運動轟轟烈烈，縣武裝部幹事下鄉大練民兵，從走“一、二、一”入手。
惜乎農民兄弟由於接受教育機會太少，缺乏集體配合的磨練，始終走不出整齊劃一的隊形，相當數量的“民兵”們甚至弄不懂“左”“右”口令的不同。本該的一字長蛇陣走兩下便慘不忍睹地變成彎彎扭扭的“毛毛蟲”。
“左腳、右腳，左腳、右腳，左右左——唉！又弄錯嘍！”“武裝部”顆粒子汗直價冒。
“啥子左右左嘛，我們咋弄得懂這些‘洋盤呢’呢？”農民兄弟不免有抱怨，有的甚至鞋一蹬，一屁股坐在田坎上“罷練”，練兵計劃大有夭折之勢。
村長王老么覺悟自然高於普通群眾，而且深諳“村情”，靈機一動附耳向“武裝部”獻上一計：“不如讓民兵左腳穿草鞋，右腳穿布鞋，‘左右左’搞不懂，‘草鞋布鞋’總曉得該出哪隻腳嘍……”
“武裝部”大喜，依計果然屢試不爽，一袋煙的功夫，大夥兒就在為一彪合格的“民兵”——從“左腳右腳”到“草鞋布鞋”理論聯繫實際之後，皆大歡喜。
——扯回來說，這故事極眼下的中國足壇，洋教練就是“武裝部”，中國球員就是那幫土民兵。
洋教練初來時大抵是一腔熱血的，不管是“平行站位”“戰術紀律”還是“職業精神”，都要與國際接軌。但中國足球的農民兄弟們“髦”不起這個時，“左腳右腳”的接受起來非常彆扭，所以，所有的“武裝部”就得屈從於“國情”“村情”。
有那個可愛的村長王老么，就會有“草鞋布鞋”的調調，“理論聯繫實際”遲早會顯靈的。
李章洙曾經高舉“師道尊嚴”的大旗，但農民兄弟們不買他的賬，所以李章洙教了鐵頭孫慶的厲害後，也不再“左右左”，改為“草鞋布鞋”了。據說他與“快刀浪子”高峰小酌一杯已是很正常的事，並且很快就學會“京罵”與兄弟們“B”來“B”去……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桑特拉奇、科薩洛維奇、彼德洛維奇、內波姆尼亞奇，無一不變成可愛的“武裝部”。因為“草鞋布鞋”可以相安無事，所以誰也不願意不識趣地“左右左”了。
陳亦明早就說過：“與國際接轉”遲早要變成“國際與我們接軌”的。
但並非所有的武裝部都那麼聰明，洋人很少穿布鞋，草鞋更是前所未聞，所以堅守“左右左”的大有人在，但他們都死得很慘。
我始終不明白塔瓦雷斯為什麼要在昆明“抓嫖”，這種“掃黃打非”的事應該由公安（至少也是聯防）來管。他不懂“入鄉隨俗”，當然要被農民兄弟踢下田坎去。“昆明事件”至今還是個“懸案”，但穿不來“草鞋布鞋”的塔瓦雷斯在中國肯定走不上康莊大道了。
戴大洪曾痛心疾首地大罵“偽職業”，這實際上是在痛斥“左右左”朝“草鞋布鞋”的庸俗化——
那個“民兵”段子有個尾巴——“武裝部”回城後惟知“草鞋布鞋”而分不清“左右左”，之後精神恍惚劃成“布鞋派”。
因此，那些洋人們返回國內後指不準會有什麼後遺症，也許，桑特拉奇每天都要高呼三遍“為了咱山東人榮譽”的口號；彼德洛維奇再也不會像憤怒的獅子般衝進場，他連過斑馬線都會小心翼翼；而“狂人”塔瓦雷斯痛定思痛，每天穿著“草鞋布鞋”在巴西海灘上游走不定……
從“左腳右腳”到“草鞋布鞋”，不知是“武裝部”的悲哀還是農民兄弟的悲哀。但“存在就是合理”，既然我們只能這樣才可在田坎上健步如飛，那麼就“草鞋布鞋”吧——有些刺耳，習慣便好。
如果的冠軍
當上海申花在撫順像“多米諾骨牌”一般垮出個1比6後，這支中國甲A饈最優秀、運營最成功的職業隊就不幸退出了’99冠軍爭奪戰。
於是，在理論中存活於“冠軍候先圈”的就是遼寧、泰山、全興了。讓我們借一個水晶球，透視一下三個“如果的冠軍”的未來。
如果遼寧撫順奪冠：
這將應驗中國甲A“凱澤斯勞滕”的說法，它符合著中國人在金庸武俠作品中“少年俠氣”或“一劍鎮江湖”的審美情趣——事實上，這幫要麼“披頭士”，要麼“板兒寸……光頭”，進球后還能策劃出比迪廳DJ還要瘋狂的形體動作的“新新人類”，確實給中國足壇的陳腐之氣帶來了另類“衝出亞洲”的新意。
天才就是天才，即使生長於張引這樣的“老醬缸”裡，天才的才華也遠遠超過了俺黃瓜、泡蘿蔔。足球，最終是靠才氣橫溢的年輕人完成的——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說法。
然後呢？“後遼寧時代”的締造者們會在“從勝利走向勝利”中發覺，時光磨去了他們的銳氣，啤酒揮發了他們的激情——缺乏一個真正職業化意義的建制，最終讓天才們遍尋方向不成後撞上一面塵封已久的鏡子——裡面是痛器流的孫賢祿與一臉木然的小王濤。
精英+精英的勝利不等於職業化的勝利，這是一個悲慘的輪迴。
※※※※
如果泰山奪冠：
徐根寶會最先跳將起來，因為無情否決了他關於“雞蛋理論”的闡釋——中國足球上不去，關鍵在於雞蛋（球風吹草動）素質不好。
沒有宿茂臻與巴力斯塔的泰山什麼都不是，那幫既無才華又無經驗的泰山眾將一直僅擁有“老實憨厚”的美德，但桑特拉奇就是將這筐平庸的雞蛋孵出了恐龍——“一頭獅子率領著綿羊可以打敗一頭綿羊率領的獅子”，桑特拉奇把這句名言掛在冠軍的旗杆上——讓徐根寶們呆呆地瞻仰。
這個結局可能是對中國足球一條最棒的建議——它從根本上地動搖著中國教練們某些理論基礎。而桑特拉奇的勝利也補足著遼寧天才們的缺陷，我們在想：如果讓桑特拉奇執教遼寧隊或中國隊呢？
但中國人往往把勝利庸俗化——下個賽季前出現的一個奇觀將是所有的甲A老闆都像當年的倒爺一樣遠征東歐，把“桑特拉八”“桑特拉九”們“倒騰”過來。市場主充斥著無數水貨貂皮大衣。
※※※※
如果全興奪冠：
我得承認，我將親眼目睹一座流淌著淚水與全興酒的城市——這個經濟欠發達，除了熊貓還沒有其它驕傲的城市將在“上帝的餡餅砸下”之後狂歡三日。6年的疾情、“成都保衛戰”的苦難及長期高額的上座率一起換來了回報。
就像當年的那不勒斯，擁有一兩個傑出人物，加上前所未有的運氣就可以藉之衝頂。
但那不勒斯後來走了馬拉多納、卡雷卡，那不勒斯後來苦苦與命運掙扎。僅有激情與痴情是不夠的，孤獨站在高地上的全興，必須學會在高地上打一口“老井”。
——三個“如果的冠軍”，三種不同的命運。’99甲A怎樣選擇？
蛤蟆鏡、紅茶菌以及桑尼效應
趕時髦，中國人一向“髦”得有趣。
70年代末，“矢村警長”一不小心就把蛤蟆鏡“戴”遍神州。滿大街都晃著“黑蛤蟆”——而且商標一定不撕，乍看，侯躍文說“就像長了白內障”。
再晚些有個“紅茶菌時代”——那種毛茸茸的東西據說可以延年益壽，這導致幾乎每個中國老面姓家庭都有玻璃器皿“供奉”著，看起來，怪怪的就像“動物標本”。
呼啦圈、卡拉OK以及絕對超過世界鋼鐵總產量的“盤圓”、“螺鋼”。中國人前仆後繼地從一“髦”走向另一“髦”。
桑特拉奇的成功，印證了我在《如果的冠軍》中的猜測——而且不止來了“桑特拉八”“桑特拉九”，照眼下情形，大可直逼“桑特拉二十七”（加上國家隊）。這可能是南聯盟解體以來最猛烈的“人口外流”。
毫無疑問，桑尼（這是時髦叫法）和他的斯拉夫兄弟們繼蛤蟆鏡、呼啦圈等之後，勢不可擋地成為這個時段中國人最時髦的東西，而且“髦”得捨不得撕商標。
來自南斯拉夫的——曾經與桑尼或米盧戰鬥過的——對中國人有深厚友誼的——有20年以上共產黨黨齡的，現在每月還在繳納黨費的老布爾什維克，這是一種令人興奮的介紹，它似乎就是“勝利”的標誌物。
但是，中國人對某種東西莫名遞發出的熱衷源於一種幼稚，這使得以怎樣的速度一湧而上，就會以怎樣的速度全面撤退——有過“蛤蟆鏡”的人現在羞於啟齒了；喝過“紅茶菌”的人更是痛心疾首了……
我早年的一個鄰居，曾經把家裡弄得和化學實驗室一樣，並逢人便吹噓個“菌”形狀如何壯觀，那時還沒有“基因工程”一說，但他虔誠地認為這將使他和他的家人長年益壽——直到醫生髮現他兒了腸子里長了菌毛。
戴了“蛤蟆鏡”的人不一定真酷；供了“紅茶菌”的人不一定長命百歲。既然滿大街的“桑尼”與滿世界的“蛤蟆鏡”，“紅茶菌”“髦”的是一種“時”，那麼蛤蟆鏡、紅茶菌有過時的時候，“桑尼”也有敝履的可能。
這不知是蛤蟆鏡們的悲哀，還是中國人的悲哀——看著尾隨著“蛤蟆鏡史”“紅茶菌史”企圖建立“南斯拉夫史”的桑尼們，我就幻覺著中國人對著一隻眼鏡腿東一隻空玻璃瓶發呆。
辮子剪了
“剪辮子等於革命”，這是阿Q的想法。
“未莊”於潭死水，能夠讓阿Q激動的事並不多，而剪辮了是他最心馳神往的一樁。但他至死都沒能弄懂“革命黨”和“反革命黨”，圓圈圈尚未畫妥當，就被拖出去一刀剁了。
其實阿Q想的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小尼姑的滑膩臉蛋與吳媽的腳”。這是“投機主義革命者”的真實體現。
支撐這個觀點的有力佐證還有，他並未剪辮子，只是將辮了用筷子盤了，以便隨時可以放下。
“老子革命了！”——有一天我驚愕地發現甲A14支隊齊刷刷“改了制”，學著洋人的模樣成立了“有限的”、“無限”的公司。雖然其中戲有剪了辮子、也有盤了頭髮，甚至還有剃光了頭的，但我始終懷疑他們既畫不圓圈圈，也分不清什麼是“革命”與“反革命”。後腦勺子少了“豬尾巴”美觀了些，但心裡還是“吳媽或小尼姑”漂來蕩去。
“未莊”就是中國足壇，“未莊人”就算剃成成了“少林寺”也成不了得道高僧。
從第一根辮子算起，“改制”很有“革命黨”的勁頭，反全能些“黑手黨”派頭。
因此，“剪辮子”與革命無關。
這個推斷可以讓期望與“國際接軌”的我們很痛苦，但轟轟烈烈的“改制運動”確實太像當年的“剪辮了運動”，當年的阿Q理解不了馬列主義，現在的阿Q也動作不了市場經濟。
那“革”的什麼“命”呢——阿Q想穿著“白盔白甲”把趙老太爺的雕花大床搬到自己家，現在他們又想在股市大喊“同去！同去！”——他想，一個人去是打劫，一群人去革命。
魯迅又說：人家用鴉片以治病，我們卻用兵以抽大煙；人家用羅盤以航海，我們卻用以測風水。
最後的阿Q試圖喊出些“革命話”，卻冒出一唏牛頭不對馬嘴的“砍頭不過大碗大個疤，老子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這使得摸著那根“辮子”哀嘆——“中國的革命，大抵是牛頭去對馬嘴的呀……”
嘴動或行動
在郭富城以含混不清的吐詞率一幫“廣東猛男”演繹了《動起來》後，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王均鄭重宣佈——“2000甲A開始了！”
不像沃特"迪斯尼那句著名的“演出開始了”，一群“卡通”馬上就會生動可愛地蹦跳出來——“2000中國甲A的發端，就像一個尚未做好的心理準備的晚會主角，神色慌亂地被推上了前臺。
雖然塔瓦雷斯圍上了“復仇的黑圍巾”，卻無法用勝利向對手證明個人才華；雖然米羅西克隆對手的利向對手證明個人的才華；雖然米羅西克隆了對手的“532”，卻玩不出不銀瀉地的意境——在中國足球“醬缸”浸泡過的他們，沒能奉獻一場精彩的比賽，他們所能做的，除了“比酷”就是平局。
比這更糟糕的是“沈渝之戰”，在中國足協用“不解決的方式”解決了“跨世紀的懸案”後，郭富城的《動起來》變成了“凍起來”——這是一場可怕的冰雪之戰，你很容易便會聯想到中國足球的生存環境。
當然，我們可以喜歡歐亨尼奧嗜血般的“連環三擊”。
也可以喜歡李明“性感”地亮出內衣上的“2比0”；但之後仍然會覺得空空蕩蕩，空空蕩蕩得就像被迫觀看一個老魔術師日復一日表演一成不變的節目，而謎底你已經不屑積壓物資。
危險的是——今天清晨，肯定會有“偽專家”爬起床就讚美“兩個偉大的冷門”——夏門、紅塔連袂擊破“魯遼神話”。“偽專家”家們會像所有肉麻的好萊塢影評家一樣熱情謳歌“黑馬的奔騰”及“新格局的誕生”，甚至還會深情緬懷“戚務生、遲尚斌二同志為土教練反彈所作的貢獻”云云。
——這就是中國足球的媚俗。米蘭"昆德拉應該寫一本《足球不能隨之俗》——“投幣廁所”的廣告牌充斥著揭幕戰，上賽季的兩個“疑犯”堂而皇之地碰面，“永遠領先一步”的申花差點被海牛折斷，而升班馬在代級別的較量中密謀“搶班奪權”。
這就是中國足球其臭無比的原因，這就是中國甲A能誕生無數國內冠軍卻實現不了一次出線的原因。
一輪一輪的甲A，一年一年聯賽，上海灘姬宇陽君曾把中國足球喻為“原地拉磨毛驢”，網蟲“蘇甘兒”也在昨夜謂嘆“甲A開打了，我卻困了”——我以為，這是兩則精妙的格言。
我無意否認甲A曾經給我們帶來的樂趣，我也非常欽佩中國球迷守看甲A的疾情——但問題的關鍵是，在拉來“歌壇的角兒”聲嘶力竭為“足壇的角兒”助陣之時，我們究竟是“嘴動”還是“行動”
在2000甲A開打之際——嘴動或行動？這不僅是哈姆雷特式的沉重問題。
最後的塔瓦雷斯
即使上帝再給塔瓦雷斯一次勝利，也很難把他留在這座城市。
這一天成都的陽光洗過般清澈，它令塔瓦雷斯很難不想起巴西家，但清澈的陽光，是很容易讓塔瓦雷斯感傷的。一個巴西人在成都的故事裡，在差20天就到一年之際便要結束，這實在容易讓人想起都德的《最後一課》——陽光船長地灑在樹梢上……韓麥爾先生在黑板上寫下“法蘭西萬歲！”——而我們的塔瓦雷斯先生，在成都的《最後一課》後舉起了五星紅旗……
最後的塔瓦雷斯，絕不僅僅是為了煽情。在桑特拉奇為山東創造了歷史走上了神位時，可能是四川足球史上最好教練的塔瓦雷斯，卻只能用這種方式告別這裡的人們。
這是全興最幸福的時刻，卻是松日最不幸的時刻。得到塔瓦雷斯的全興獲得了新生，失去塔瓦雷斯的松日卻被打入了地獄。
因此，“最後的塔瓦雷斯”幽然說：你們會像懷念米羅西一樣懷念我……
沒有一個教練能像塔理瓦雷斯這樣征服這座城市的球迷，他就像一名任性的船長，雖然帶來了更多的驚濤駭浪，最終卻能把人們駛向心中的彼岸。
但塔瓦雷斯就要走，他在這裡的日子可能只能用“小時”來計算，這讓我突然想起寫過《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的英國人勞倫斯本世紀初那句著名的——“我還來不及好好的生活，卻要開始死去……”
勝利，是塔瓦雷斯追逐的目標；勝利，卻不是塔瓦雷斯留下來的理由。即使抓住再多的老鼠，他也成為了那隻理想中的“好貓”。
因為，塔瓦雷斯的性格就是一把“雙刃劍”，在使他成功的同時，也埋下了挫敗的狀筆。
就像全巴西人都熟悉的那部影片——《獨立或死亡》。巴西的開國皇帝唐"佩德羅以其特立獨行的風格否決了葡萄牙的殖民，把巴西帶上了獨立的道路——不幸的是，這種特立獨行最終也導致了他的“死亡”，以下野遠洋之際，唐"佩德羅說：這片土地的獨立，須我用殘廢來為他們換取……
這就是巴西人血液中的悲劇因素，從開國皇帝唐"佩德羅一直延伸到“好貓”塔瓦雷斯。
我一直想著塔瓦雷斯初來時說的那句極具挑戰性的話：做一個被追逐的人。這話其實是塞納說的，但塞納最後死於“追逐”。現在塔瓦雷斯將“死”於什麼？他自己回答了：有一天我就會離開球場，因為我害怕足球會殺死我的心臟。
不知塔瓦雷斯將走向何方，但從塔瓦雷斯手持五星紅旗的一幕，你完全可以斷定他仍然會留在中國——塔瓦雷斯心中有一座“羅馬城”，像桑特拉奇那樣的“背景”來深諳“國情”。可以預言，在國的任何一個地方，要想保持“獨立”，等待塔瓦雷斯的都將是“死亡”。因此，從這個意義而言，那個任性的巴西捲毛已不復存在，中國所有的舞臺都不容不下他任性的腳步，昨天的塔瓦雷斯已慢“最後的塔瓦雷斯”。
雙雄會
最讓人心動的賽季應該是’95賽季。這一年，不僅有一城慷慨的“保衛成都”，還有京、滬雙雄的喋血爭鋒。
按南粵“五文弄墨”一族的說法，中國足壇狀似中國景壇。而中國影壇在近20年來只拍出一部真正意義的“男人戲”，這就是楊在葆與許還山聯袂出擊的《雙雄會》。
不是成龍憨態可掬的那部港片《雙雄會》，由楊在葆、計還山演繹的李自成、張獻忠，一舉奠定“雙男生主角線索”的至上地位。
還有什麼比兩個男人在90分鐘膠片裡的性格衝突更有魅力呢？一部《雙雄會》就把楊、許二人包裝成“最有好萊塢味道的男人”。
足球（尤其是中國足球）也是需要一些“好萊塢味道”的。如果沒有懸念、恐懼、憤怒、亢奮的元素進行滿足，如果沒有傳奇人物的極度衝突作為鋪墊，一幫傻男傻女在場子裡呆看技術細節，或故作公平地對雙方都大喊“加油”！不如去看一場工會組織的拔河賽。
大連萬達一騎絕塵的時候，就是中國足球如同嚼蠟的時候。所以，即使’95甲A透著那股子“糙”味，我還是欣賞“搶逼圍”的徐根寶對決“最牛B”的金志揚。
那一年的懸念很晚打開，金志揚一直尾隨徐根寶，並說了一些很“男人”的話——
徐根寶：擁有“搶逼圍”，足以橫掃中國足壇。
金專揚：小子們，拿出咱京城人的“精氣神”。
冠軍是誰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1995的中國足壇，有機會上演了“雙男主角”的魔法。一部，《英雄本色》威振江湖，沉穩雄厚的狄龍大哥與披一件佈滿彈孔的風衣的“小馬哥”用最“酷”的方式告訴我們——什麼才是英雄！
吳宇森把“雙雄會”的精髓一直帶到“好萊塢”，讓美國佬一夜間就拋棄了老掉牙的西部片。《斷箭行動》、《奪面雙雄》，約翰"屈狀塔與尼古拉斯"凱奇的至剛上演開創了“男人VS男人”的“後好萊塢時代”。我認為，男人與女人的故事“面”得像一枚沮嚼太久的口香糖，男人與男人搏殺才凸現得出蕩氣迴腸的俠武風骨！
足球，尤其是“面”得太濫的中國足球需要這種風骨。
所幸——在’99甲A逼近收尾之際，東北“教父”張引與斯拉夫“牧師”桑尼之間正在展開這場“雙雄會”，他們以各自最擅長的方式向對手叫板。“面”得太久的甲A終於遭遇一種“酷”了，他們糾纏尾隨而來，又將糾纏尾隨而去，就要在電光火石之間斃敵於掌下。
中國甲A，是進入“後遼寧時代”，還是進入“東歐時代”，張引與桑尼之爭絕對會有《雙雄會》李、張二人那樣的慷慨道白：“打了天下誰坐天下？”“有這樣的對手對我有用。”我以為，把冠軍懸念留在最後一刻，就是把’99甲A演足26輪，而不是’97遲尚斌攜萬達“提前5輪奪冠”的縮水甲A。
對於被迫在片子中段就知道“壞蛋是誰”的中國球迷而言，這是一個幸事。
對於酷愛吳宇森風格中“最後一輪”或喜歡“商洛激戰”冷月如刀的中國觀眾而言，這也是一個幸事。
一地雞毛
“該發生的沒有發生，不該發生的也沒有發生。”
川吉之戰後使我想起了那部描寫無聊生活狀態的片子《一地雞毛》中的臺詞，那部片子我看了3遍，但能想的也只有這句無聊的話。
高琿沒有如想象中倔強佇立於如刀冷風中，而米羅西也沒有顯示“007系列”英雄人物本該施展的殺手。延吉那塊著名的“菜地”，讓你根本無法勾起心動的情節。一切都那樣平淡，淡得就像米羅西嚼動的那枚“香口膠”，到了90分鐘終場哨已成一塊幹蠟。
但我沒有“淡”得反胃，因為我和廣大延吉群眾一起自始自終都在大嚼瓜子。這可能是本次採訪中最大的發現，延吉人沒有“雄起”可喊，卻有看比賽嗑瓜子的“時尚”。
那是怎樣一種場景啊？——數萬人人手一包瓜子，“嚌嚌喳喳”，嗑得津津有味，嗑得驚天動地——我幻覺身處一片麥田，自己是巨大蝗蟲群中辛勤的一員。
婦女在打罵著哭喊的孩子，男子在看臺上下著中國象棋，甚至有“瓜子小販”在爭奪著攤位……
這使我陡然想起先是影星現成“富婆”的劉曉慶發過的誓言：我絕不演電視劇，因為那是主婦們在嗑瓜子閒聊時看的節目。中國的甲A聯賽恐怕正是劉“富婆”所言的電視劇，一共26集，很多泡沫。
對甲A聯賽逐漸失卻往日的激情已不可否認。因為我們不能提供經典的“大片”，只能用“泡沫劇”來迷亂人家的眼睛，連素有“冷麵熱血”之稱的延吉球迷都變得如此無所謂，中國甲A就必然被證明已淪落。
沒有金戈鐵馬，沒有同仇敵愾，沒有喋血雙雄，大家苦心營造的激戰氛圍被現實擊作“一地雞毛”。
米羅西說：這座城市的氣氛與我前年來時不大一樣。我說：不僅這座城市，中國足球的無聊已經讓很多城市敗了胃口。
一地“瓜子皮”的延吉與“一地雞毛”的中國足球到底怎麼了？難道塔瓦雷斯屢屢拋出的“噱頭”與我們炮製的“南聯盟轟炸甲A”還不夠刺激嗎？
但瓜子還是要嗑著，泡沫還要飛著。中國的職業足球已沒了應有的神聖感與神秘感，一場被炒作得無比壯烈的比賽愈發像某國總統候先人在臺上講演著，臺下的兒童都對著陽光吐起口水泡泡——這個場景被記者抓拍下來後獲了大獎，題目就叫作《無聊》。
很多球迷眼色蒼茫地對我說：怎麼再也提不起當年看球的興致？怎麼再也沒有那種長歌當哭長酒當醉的慷慨之情？
我說：您還得去看——沒有《泰坦尼克》大片，您將就著看26集肥皂劇也成，發誓不演電視劇的劉“富婆”都能拉下面子演了《武則天》，您為什麼不能看一眼《假A》再寫一部《我與中國足球不復不說的故事》？
據說廣電部部統計過拙劣的電視一年要浪費我少膠帶，中國足協也該統計26集的“甲A肥皂劇”要糟蹋得多少好心情——或者要消費多少炒瓜子。
突然想起怪腔怪調的鐘宇輝說的：本以為足球很好玩，卻被它玩了；又想起《大話西遊》說的：大家不過是玩玩嘛，何必那麼認真呢？
誰把誰玩了……
Rx房的錯誤
某夜，臺灣高雄縣六龜鄉的中莊，一個叫陳廖牛犇的46歲的女人，拿了一把大剪刀，咔嚓一聲，把她年輕鄰居女人的Rx房剪掉三分之一。她供述行兇的理由是：“這年輕鄰居的Rx房實在太大了，大到足以誘惑她的丈夫的程度。為了防患於未然，非得剪刀行事，去Rx房為快。”
某日，在美國有一太太，訂做一套正好跟瑪麗蓮，夢露的胸圍腰圍尺碼相反的內衣，郵寄給這個明星。信中要求：把Rx房扣緊，把腰部放鬆，免得再“蜂其腰而鼓其乳”，勾引天下男人。
在愚蠢女人的眼中，這對成天在男人面前晃來晃去的東西是構成犯罪的誘因，它就必須被除去。按此邏輯，要是她們有幸回到伊甸園，就一定要把園子裡的蘋果樹砍個精光，當然遺憾的是，亞當夏娃將永遠懵懵懂懂，現在還圍塊樹皮在腰間“扮家家”而已……
我並不想討論美乳、蘋果之類的東西，我想說的是“取消升降級”。如果“取消升降級”是建立在誘發足球犯罪的理論基礎上，那麼世界通行聯賽升降級制度就不幸成為那對Rx房。
Rx房不錯，有錯的是她的男人。一個色迷迷的男人要想幹點什麼，並不取決於眼前是否有對Rx房，要幹便幹嘛。以前曾經出現過交瘋狂的“拜腳主義者”，腳，也是可以誘發犯罪的，總不至於連腳也一併砍了。
經章健先生提議，經中國足協密謀，經足球媒體包裝而出的“呼吸法”（一說‘休克法’）就是在幹“剪去Rx房”的事，“升降級”導致了鉅額“簽字費“，因此我們要向南海鱷神借反大剪子“咔嚓”掉了它……
取消升級級難道就把“難言之隱一洗了之”了嗎？這恐怕也太低估了球場犯罪高手的智商了，閻王席前幾天也說了：“我們搞足球的並非低智商。”智商既然不低，就可以變著花樣玩貓膩，比如說為了爭奪甲A冠軍，說不準還搗鼓出什麼事兒出來。到時候，總不至於連“冠軍”錦標也一樣“取消”罷。
可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要剪掉一對大Rx房，而是要剪掉腦子裡犯罪的想法。要是這個世界全然沒了美妙的Rx房，盡是些施瓦辛格的胸大肌，我想這個世界就快完蛋了。要是沒有了引發無數懸念的“升降級制度”，甲A聯賽變成了“甲A聯誼賽”，我想中國足球也就完蛋了。
有人說“中國足協對聯賽失控了”，我不敢肯定；但我敢肯定陳廖牛犇一定姿色平平，智力低下，無法成功俘虜男人的心。因此她真該檢討檢討自己，是否錯怪了Rx房，是否自己已經對男人“失控”了。
田裡的麥穗
蘇格拉底說“你們去撿麥穗，要撿你心目中最好的麥穗，但是每個人只能撿一次枚”。蘇格拉底的學生們蜂擁而上，而且每個人迅速發現了很好的麥穗。
但是他們想，說不定下一步會有更好的麥穗。於是他們繼續走，繼續走，一直走到麥田邊上，然後垂頭喪氣地拿著並不合意的麥穗。
蘇格攔底在田邊笑：這就叫人生的選擇。
其實中國足壇就是一個大麥田，現在的摘牌轉會就是選擇麥穗，上榜的404枚麥穗等著人去撿。
榜上球員可以榜下“勾兌”，但現在的透明度讓H“托兒”們不敢太放肆，球員大抵還是傻乎乎躺在田裡等人來撿麥穗。所以去年就有“逃跑的新娘”。
今年“新娘”都戴上了鐐銬，於是“新娘”就會變成怨婦，怨婦的生子都很古怪，所以即使取消了升降級，明年聯賽的事仍然少不了。
閻主席說過，中國足協智商不低。其實不僅不低，我覺得還很高，高若無哲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要學生撿麥穗，中國足協要手下“倒摘牌”。這是一道智力題。
過兩天“摘牌大會”就是撿麥穗大會，肯定是不滿意的多，滿意的少。人比麥穗進步的地方是人會有情感反饋，因此這種大會傷感情，不過中國足壇早就像《大話西遊》中牛魔王說的——“感情破裂了！”也不在乎再掉幾滴眼淚。
蘇格拉底是為了讓學生明白如何珍惜人生的機遇，中國足協則是為了讓“學生”明白如休糟蹋人生的機遇。
因為這種形式的摘牌只能表明兩個問題：第一，中國足壇確實是一個亂七八糟的麥田；第二，中國球員確實是任人拋選的麥穗。
這與一貫聲稱“以人為本”、“以聯賽為本”的中國足協宗旨並不吻合。它的副產品是，新娘嫁錯人家後，不準逃跑、不準哭鬧，更不準偷漢子，你只能做“怨婦”，然後比竇娥還要冤……
牲口市場與江湖亂戰
如果說“摘牌大會”就是一牲口市場，那就太不人道。不過幾百號球員被掛在上面，“幾歲口？”這一問一管願不願意牽著就回家，還真有點像。
如果說“摘牌大會”就是一跳蚤市場，那就太辱沒足協的權威。不過那種喧囂的場面，混亂的組織，包括公然在直播畫裡面鬧彆扭，還真切了題。
有人忘了自己幾歲，有人說丟了身份證，有人提了貨不給錢，有人“霸王硬上弓”，直接把別人心愛“截和”了。不知誰來不及在家吃飯，趕早買了一大包包子、油條，於是每個人都在狹小的過道里聞到“包子王”“油條張”的真傳手藝……
這不是我經歷的中國足球的第一次混亂，肯定也不是最後一次。這種混亂場面很適合用白描手法來刻畫——早上起床的時候，連罵了三遍那個背信棄義的“王八羔子”，然後拎了包子、油條去摘牌，發現來摘牌的人眼光閃爍不定，各懷鬼胎。投影機的電腦壞了，主持人頭上冒了黃豆大的汗，我心裡暗叫“活該”，但馬上發現我要的人已經沒有了。下邊開始打架，亂中誰踹了我一腳，而且一隻鞋飛了出來勸架的人假髮被扯下來，另一人牙箍脫落……後來大家一致認為應該“穩定壓倒一切”，胡亂分了62匹騾子或馬。
曾經，我認為中國足壇就像那部電影《飛越瘋人院》，任何企圖衝出去的人都要被一刀剁了小腦，後來，我發現中國足壇像君特"格拉斯的那具“鐵皮鼓”，由於外界太金荒誕，於是一定要把自己弄在鐵皮鼓裡不肯長大，最後成了胡思亂想的侏儒……中國足壇一切的混亂源於它沒有長大，或者不肯長大，它是怪物！
本來“摘牌大會”是一個利益再分配的大會，它的目的是劃分來年的秩序，這是一件高尚的工作。但最後它演變成了“江湖亂戰”，大佬們就像是在劃分“毒品銷售渠道”，劃分勢力範圍，無果，各自拔槍對射……
這說明，我們並不珍惜自己的利益，中國足球只會“亂中取勝”、“混水摸魚”，而不懂“穩中求治”，這是素質問題，這如同讓“黑社會”去開“國民議會”，再好的主題也被糟蹋了。
轉會摘牌制度有問題，而轉會摘牌的人也有問題，同樣一種制度讓不同素質的人執行結局迥異。閻世鐸認為法制建設是他的重要課題，但問題在於讓一幫並不高尚的人去從事高尚的職業肯定會適得其反。
因為，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為了通行，“摘牌大會”不可能避免地成為“江湖亂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