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間，有兩個數字是驚人增長的。一個是人民死傷的數字，一個是貨幣發行與物價上漲的數字。貨幣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施行法幣政策，由於蔣介石自私自利的貨幣政策，強行其不兌現紙幣——法幣。法幣的幣信，本就不良，“當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前夕，法幣發行總額還只有十四億元；在八年抗戰期間，四大家族打著抗日的招牌，利用法幣來進一步壟斷全國經濟，搜刮人民財富，因而通貨不斷膨脹，到了日本投降前夜，法幣發行額即已達五千億元。一九四六年三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發動反共戰爭以後，隨著國民黨軍事危機的日益嚴重，經濟危機也日益加劇，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法幣發行額即陡增至十六萬億元以上；最後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以金圓券代替法幣的當時，法幣發行額竟達到六百六十萬億元，等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四十七萬倍，而物價則較抗戰前上漲三千四百九十二萬倍。”（資耀華《國民黨政府法幣的崩潰》）這種貨幣大貶值，物價漫天漲的局面，在古往今來的世界史上，也屬罕見。其實這些數字還只是遠景，若看大特寫，更是要得。——以它宣告結束前最後一天的發行額計，就高達六百零四萬六千四百二十七億七千六百一十八萬二千元?選這種天文數字，連當年德國馬克的震驚世界大貶值都望幣莫及呢?選
法幣政策是蔣介石印一紙鈔票騙中國人民手中的白銀，把白銀收歸政府所有，其實這還不算最精彩的，最精彩的還在後面的金圓券政策。蔣介石又印一紙鈔票騙中國人手中的黃金。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蔣介石政府突然公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了金圓券，規定金圓券一元，摺合舊法幣三百萬元。相當美金零點二五元，同時限期收兌金、銀、法幣。老百姓不準私存黃金，抓到了會要命，於是全國黃金盡入公有。中國老百姓真好欺負，一九三五年，實行法幣那一次，首先領教了國民黨政府的厲害。抗戰以後，政府不能保護人民，老百姓淪為敵偽遺民，日本鬼子為貶低幣值，將法幣兌換日本軍用票或偽鈔，兌換率從軍用票一比法幣二點一滾成一比十點四，最後禁用法幣，全用偽鈔。不料抗戰勝利後，政府又將偽鈔以偽鈔二百比法幣一的顯然不公道的兌換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圓券一元比法幣三百萬元現出，前後幾年，老百姓的私有積蓄全給一一兌光。
金圓券最初發行的四十天內，政府以紙易金，兌換到黃金美鈔逾三億美金，這是全國老百姓多年戰亂的最後劫餘，等於大家掏空腰包，都愛國了。
金圓券發行同時，又實行限價，物價限以八月十九日為準，為保限價成功，蔣介石分在上海、天津、廣州派經濟管制大員督導，檢舉或查抄投機居奇、扣押或槍決奸商巨賈，雷厲風行，聳動中外。但是，正如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LｅｉｇｈｔｏｎＳｔｕａｒｔ）所說的，在“以警察國家的方法來壓制經濟定律”（ａｎ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ｓｂｙｐｏｌｉｃ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ｔｈｏｄｓ）。經濟定律豈是警察壓制得了的？
蔣介石以金圓券政策巧取中國人民手中的黃金，首要都市是上海，派出去的經濟管制督導員是他的賬房即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事實上是由副督導員蔣經國一手包辦。蔣經國在上海代他老子演了一出“打虎戲”，據當時上海聯合銀行總經理戴立庵《金圓券發行後蔣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銀外匯的回憶》，他早就看出“蔣介石在南京紀念週上的威嚇和蔣經國在上海樂義飯店形同強盜綁票的脅迫”，方法是“父子串雙簧”，口氣就是向他們認定的有錢老虎示威：“你們究竟要命還是要錢?選”但是，一方面警察力量壓制不了經濟定律，他方面老虎原來他們蔣家集團自己也有份。自己既然也是虎虎虎，又何能打得下去？壽充一《蔣經國上海“打虎”記》提到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拔槍拒檢，與蔣經國鬧僵，孔令侃
便去南京向姨媽求援，宋美齡專程到滬，曾約蔣經國到永嘉路孔宅談判，表兄弟相持不下，鬧得很僵，宋氏姐妹沒法，施出最後的撒手鐧，由宋美齡拍一急電給在北平的蔣介石，叫他立即乘專機南下，處理上海發生的緊急大事。蔣南來當天，宋美齡向蔣多方說明原委，誼屬姻親的事，兩家有共同利害，家醜不宜外揚等，得蔣首肯。第二天蔣召蔣經國晉見，訓了一頓，叫他打消查抄之事，蔣經國無可奈何，只有讓這隻天字第一號的“大老虎”逍遙法外，一天風雲也就煙消雲散了。
週一志《上海金圓券案之一幕》中更記錄了蔣介石訓子的細節：
經過宋美齡一夜的“攻勢”，次晨蔣經國進入蔣介石臥室，大約半小時出來，即現出垂頭喪氣的表情。接著蔣介石出來接見文武大員，說：“人人都有親戚，叫親戚大大丟臉的事情，請你們各位想一想，誰又能夠真正鐵面無私呢？我看這個案子打消了吧?選”大家一聽此言，只得諾諾而退。這次勝利屬於宋美齡。蔣經國經過這件事的打擊，仰天長嘆道：“我只有先在家盡孝，爾後對國盡忠了?選”小蔣因此辭職，上海人從此看不起他，金圓券更一跌再跌，市場出現搶購貨物高xdx潮。結果搞得死了人買棺材也得由棺材店派夥計去“驗明正身”，以免有人囤積棺材。小花園一帶的女鞋，連清朝以來幾十年最老式的不論大腳小腳穿的各種鞋，都被搶購一空。
蔣經國在這年十一月初《上月反省錄》中自道：
金圓券發行數目之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謂搶購運動。由此而發生市場波動，一天不如一天的壞下去了，自己感覺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經濟方面講，是因為金圓券發行的數字太大，到處都是鈔票，而這許多鈔票，都是無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場的混亂，吳蘊如來信說：“官吏白做了兩個月的工作，民眾白吃了兩個月的苦，並且窮的愈窮，而富的還是一樣的富。”這幾句話說得太心痛，同時亦夠刺激了，想起八九月間，人人拿美鈔黃金來兌換金圓券時候的情況，以及今天金圓券的貶值，實在太使自己難過了，每次想起人家將金鈔兌了之後，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慚愧萬分，為了表明自己的責任心，並將向政府自請處分，並對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以明責任。總之七十天的工夫，花了不少的心血，亦並不是白花的，讀了一部經濟學，得了許多痛苦的教訓……
好可怕的蔣氏父子的“經濟學”?選禍國殃民到這步田地，這是哪門子“經濟學”?選“經濟學”是要在高等學府裡讀的，豈可在十里洋場上帶著警察去讀？蔣介石把國家金融命脈交到自稱“粗人”（蔣經國到上海中央銀行正式辦公時自稱，見其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記）的兒子的手裡，此真“兒戲”了?選
追隨蔣經國打虎的共犯王升，在《經國先生無私無畏的人格》中回憶：“限價一放，一個月的薪水，拿到的金圓券，到了第二天，那就只能吃一碗豆漿、幾根油條，國家就不能收拾。”其實，這話還太保留了的。豈止一個月的薪水變成“一碗豆漿、幾根油條”，貶值的嚴重，其實連一碗、幾根都買不到了。蔣經國的老師吳敬恆，在金圓券初行之時，“尚為萬元之富翁”，但是，一場幣制改革下來，最後換到新臺幣一百四十七元而已?選（張文伯《吳稚暉先生傳記》，頁一八六）——連蔣家的忠僕都被害得家破人窮如此，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依然黃金，幾家能夠耶？
金圓券演變到搶購與貶值，有離奇的畫面出現。先是全國發生了搶購物資的風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搶購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亂。接著金圓券高速貶值，貶值得物價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時內都不同。市面商店本來掛上牌子，上寫“目下一言為定，早晚市價不同”，後來變動太大，價目表要隨時改貼。那時李敖是初中一年級學生，在飯店吃碗麵，進門的價錢和出門就不一樣。前一次價目表上的墨汁還沒幹，新的價目又貼上去了。這種目睹怪現狀，真二千年所未有也?選
金圓券發行不到三個月，十一月十一日，政府全無辦法了，出爾反爾，又準人民持有金圓外幣了，並同意以金銀券兌回，但是比率卻高於三個月前政府買進的五倍?選用的是抗戰期間黃金儲蓄和美金公債的老套，失信於民，自不消說。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虧、特吃虧，也寧要黃金，不敢再領教金圓券了。於是，向黃浦灘中央銀行擠兌黃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開。
上海那時戒嚴宵禁，老百姓只好在頭天晚上，藏身在黃浦灘四周，或在陋巷裡、或在舢板內，等待清早五點的解除宵禁。清早五點一過，黑壓壓的人山人海，就從四面八方蜂擁中央銀行，爭取優先兌換。頓時萬頭攢動，水洩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銳部隊——“飛行太保”騎在馬上，揮動皮鞭打人，可是都無濟於事，每天被擠死踩死擠傷踩傷的，隨處可見。李敖那時去買書，經過黃浦灘，已無法在馬路上通過，只有踩著舢板，繞水而行。這種目睹怪現狀，也真二千年所未也?選
據當時的一篇紀錄——羅雅谷寫的《人海戰術擠兌黃金》，有這樣的幾段：
據說打仗有所謂“人海戰術”，我沒有看見過，也不能想象，用人海戰術擠兌黃金，包圍中中交農的四行堡壘，擊潰政府的金圓券無限制兌換黃金政策，我卻親眼看到了。
偉大的場面?選在上海的黃浦江邊，交通完全阻塞了，各種車輛浸沒在人的海里，每家國家銀行門前，成千上萬的人民，緊緊地挨擠著；有普通人，男的女的，有穿制服的軍警，還有爬在窗上的，踐踏在人群的肩頭，向前竄去的。緊擠得大家不能動顫，要喘口氣，得先把旁人推一下。白的水蒸氣，是汗水的蒸發，從人堆中冉冉上升，好像在蒸饅頭或煮米飯。有人昏過去了，仍給前後左右的人群擠著向前去，倒不下來，也就淹死在人海中了。十二月二十四日那一天，這樣死的人一共有九個，受了傷的，有的給醫院的救護車載去了，有的坐在路旁休息一下，又擠進人海去了。
政府想用少數黃金，維持金圓券不跌價的政策，就給這樣的人海戰術打垮了。
從貨幣學觀點看，金圓券的發行，根本是違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沒有現金準備金的情況下，大肆發行，是典型的賣空；收兌黃金美鈔，又是典型的買空。買空賣空於先，自然出爾反爾於後。最後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以“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用作戡亂，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搶運到臺灣，作為新臺幣發行的準備金了。國民黨說這些黃金安定了臺灣人事，但卻不說這些黃金丟掉了大陸民心?選
王升又回憶：
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一個下午，我集合兩千多名打虎幹部，等經國先生回來講話，可是到了六點鐘他人還沒來，我就打個長途電話到南京，我在電話裡聽到他的聲音，好像曾經痛哭過的聲音；我想他曾經力爭，但最後沒有辦法，限價一開放，經濟全面崩潰，國家就這樣更加困難了。所以在上海管經濟，是在最危險、最困難的情形之下，沒人敢這樣做，他這樣做了。
當然，我們總是要回去的，我們相信，我們回去的時候，我們絕不會忘記上海老百姓的這筆錢。
我們一定要雙倍、十倍還給上海的老百姓，我們一定要為上海做一番偉大的事業。
如今，蔣氏父子龍屍已爛、王升共犯牛皮已老，他們縱使“絕不會忘記上海老百姓的這筆錢”，但是，不論是魂兮歸來或人兮歸來，上海的老百姓還敢領教這些“武松”麼？
金圓券的最後下場是貶值速度遠超過法幣，據中央信託局儲蓄處經理祝世康《孔祥熙、王雲五與通貨膨脹》的統計：“截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時，金圓券的總髮行數字達到八十萬億元。金圓券的貶值程度在不到十個月的期間內，竟超過法幣在十四年內貶值速度的一百倍。”兩種劣幣大比賽之下，法幣又算老幾呢？英國十六世紀即有“葛來舍定律”（Ｇｒｅｓｈａｍ’ｓｌａｗ）出現，昭告世人“劣幣驅逐良幣”（ｂａｄｍｏｎｅｙｄｒｉｖｅｓｏｕｔｇｏｏｄ）這一真理，舉世經濟學家無不奉行，但是，他們的經濟學全“錯”了，原來金圓券最後劣得驅逐了自己。——當五十萬面額最後出現的時候，蔣介石的中央印製廠終於不勝負荷了。原來印出那一張紙，成本就不止五十萬了。古往今來的經濟學家，誰也沒想到“劣幣驅逐劣幣”竟可一至於此?選從這種角度看，蔣氏父子的確有他們一套“上海經濟學”，雖然金圓券上鼻青眼腫，但在“經濟學”上卻趾高氣揚，他們推翻了四百年的“葛來舍定律”?選
當然，蔣氏父子以“上海經濟學”作惡，一定有其幫兇，兇首即為財政部長王雲五。王雲五晚年在《岫廬八十自述》中坦承其事，還引傅斯年等鼓勵他的信以自炫，可謂老而無良，同時也反證了傅斯年對經濟的無知。據壽充一《王雲五與金圓券》的調查，幫兇有二人最突出，就是部長王雲五和次長徐柏園。該文初步判斷是：“關於金圓券方案的起草，王、徐是合謀的，當初發動的是徐，後來賣勁的是王。”此說應屬不實。徐柏園固非善類，但經濟學常識應優於蔣氏父子與王雲五，人又滑頭，他豈敢做這樣傷天害理之事？他一輩子給蔣介石小心翼翼做賬房，垂老被蔣彥士、李煥弄得含冤莫白。這種連金碗案都嚇破膽的膽小鬼，還敢出主意搞金圓券嗎？
斯特林·西格雷夫（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Ｓｅａｇｒａｖｅ）在暢銷的《宋家王朝》（ＴｈｅＳｏ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第二十章中，敘述蔣介石如何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以下野之身，急著將國庫黃金私運到臺北等等。西格雷夫雖然洞徹隱微，但是畢竟因為他是洋鬼子，對中國事情還是難免隔了一層。例如他說一九四九年四月，“蔣介石來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請求大耳杜和青幫協助他劫掠‘中國銀行’”。這話就不對。因為事實上，一九四九年時的蔣介石，已經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蔣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國銀行’”，實在無須“大耳杜（杜月笙）和青幫”的“協助”。西格雷夫說“國民黨部隊在銀行四周好幾條街道外就設立警戒線”，試問可以這樣動員大量軍隊的人，還須靠黑社會來“協助”“劫掠”銀行嗎？又如西格雷夫說：“蔣介石的劫掠中國銀行的計劃，執行得非常謹慎小心。一艘髒兮兮的貨船，停泊在國泰飯店對面的海濱路旁。船上的苦力，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其實都是第一流的海軍士兵偽裝的。”這話也不對。因為事實上，當時派出去的根本是軍艦，而非“一艘髒兮兮的貨船”。又如西格雷夫說被“劫掠”的是“中國銀行”，這話也不對。因為事實上，根本不是“中國銀行”而是“中央銀行”……凡此種種瑕疵，都是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不過西格雷夫所寫的這一“劫掠”事件，值得細加追究、尋其來龍去脈，頗有奇趣。
有關這一事件，在蔣經國這年的日記——《危急存亡之秋》裡，不乏蛛絲馬跡可尋。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條下說：
中央銀行金銀之轉運於安全地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數金融財政主管當局，最初對此不甚瞭解，故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佈置，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分金銀運存臺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此種同胞血汗之結晶，如不能負責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諸無謂浪費，乃至資匪，那是一種很大的罪惡。
三月十一日條下：
……運至臺廈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動用。
三月二十二日條下：
李宗仁發動部分立法委員，要求政府將所存臺廈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且以之資匪以為快也，可痛?選
五月三日條下：
當此風雨飄搖，人心浮動，而忠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時，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親談人事、軍權、財政等“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臺灣的庫存黃金，並且要父親不再過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父親內心痛楚之餘，因李代總統之誤會與猜疑，如此其深，乃函覆何院長，請轉達李代總統及中央諸同志。函中首請李代總統立即蒞臨廣州，領導政府。第二說明政治改革非二三個月短時間所能收效，必須樹德養望，開誠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恆。第三說明其本人無復職之意。第四對於李氏六項要求之前五項，做如下之答覆：
“一、總統職權既由李氏行使，則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依據憲法有自由調整之權，任何人不能違反。二、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後，未嘗再行與聞。一切出納收支皆依常規進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簿冊俱在，儘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干涉，妄支分文……”
蔣經國的日記中，最令我們注意的是這五月三日收錄的蔣介石對李總統“答覆”的第二項。蔣介石說：“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嘗再行與聞。”這些“答覆”，只消對照起蔣經國二月十日的日記來，就證明與事實不符。二月十日正是“大部分金銀運存臺灣和廈門”之日，但是蔣介石是一月二十一日不在職的，他不在職後二十一天，居然“國庫所存金銀”還能脫離李總統的控制，“轉移”而去，這不是天下怪事嗎？若說蔣介石“引退之後，未嘗再行與聞”，那麼誰又有這樣的斗膽、這樣的權力和武裝，能夠“轉移”國庫呢？區區中央銀行總裁自己嗎？區區財政部長嗎？誰相信呢？何況，蔣經國在《我的父親》一書中，又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蛛絲馬跡：
關於李宗仁來信所提到的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我應該附帶在這裡說一說：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臺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選”因為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臺灣了。政府在搬遷來臺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
蔣經國又說：
庫存黃金到達臺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託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託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臺灣。
在這裡，蔣經國清楚地透露了：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也就是蔣介石不在職後九十多天，他還能以非總統的“平民”身份，“派”蔣經國等“幾個人”到了上海，“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臺灣來”?選並且一搬再搬，連最後“一箱珠寶”都不放過?選試問這是“引退之後，未嘗再行與聞”“金銀轉移”的行為嗎？說“引退之後，未嘗再行與聞”，誰相信呢？何況，在前國民黨“新聞局長”董顯光的《蔣總統傳》中，寫出的，就全是蔣介石“引退之後”的傑作。
董顯光說：
二月間有一機會可從行將勝利的“共黨”手中奪回國家的重要資產。蔣總統深信大陸不免於淪陷，乃以國民黨總裁的地位，命令幹練而可靠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密將政府所存黃金運往臺北，以免將來淪入敵手。這些存金到了臺灣，於必要之時，將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鴻鈞立即遵命辦理，此項存金運輸遂於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聞此消息，異常懊怒。蔣總統原來也恐此項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難免不為勞而無功的和談，增加一件交易的標的。幸而蔣總統把這些存金在不動聲色之下迅速轉移地點，李氏遂未能先佔一著。
照董顯光的說法，真使我們開了眼界?選原來“中華民國”雖進入了“憲政”時代，居然還有一個黨的“蔣總裁”，以該黨“總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將政府所存黃金運往臺北”?選
在蔣經國的白紙黑字以外，從其他參與人的事蹟裡，也可找到蛛絲馬跡。俞鴻鈞曾任上海市長、一九四四年繼孔祥熙為財政部長、一九四五年復兼中央銀行總裁。一九四八年內閣改組，專任中央銀行總裁。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下臺前兩天（一月十九日），他離開中央銀行總裁職務，由副總裁劉駟業繼任。換句話說，他這時已非中央銀行總裁，但仍“毅然排除各方非難阻撓，密將全部庫存黃金，於數夕之間，以海關巡艦悉數運臺”。（《新會俞先生鴻鈞事略》，《俞鴻鈞先生紀念集》）俞鴻鈞好像是在中央銀行總裁任內合法密運庫存黃金似的，其實這是瞞天過海，因為那時他已沒有公職。（見彥遠《俞鴻鈞先生的風範》，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聯合報》）以沒有公職的一介平民，居然可以主持搬運國庫中的黃金，這不是奇事嗎？這又是什麼法治呢？又據於文華《慟失良師益友》（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自立晚報》）一文訪問嚴家淦的記錄：
嚴氏說到來臺灣的數年間，我們在財政上並沒有遭遇到多大困難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對國家的貢獻。三十八年初，總統引退，國家的全部黃金數百萬兩，當時都存在上海，代總統李宗仁卻禁止搬運，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難，從上海的中央銀行把一箱一箱黃金運來臺灣，妥藏在臺灣銀行的保險庫裡。四十三年六月一日，他出掌行政院，組織“財經內閣”，以崇法務實的精神，深為國人敬仰。由於這位財政閣揆，才使國家最陰晦的時期，在財政上未遭遇困難。
更可反證當時密運黃金時，曾受到“代總統李宗仁”的“禁止搬運”，以總統之尊竟不能阻止一沒有公職的私人搬運國庫中的黃金，可見這種私人已經橫行到什麼程度。如果沒有蔣介石幕後撐腰，私人敢嗎？能嗎？蔣介石給俞鴻鈞的考語是“崇法務實”，看了俞鴻鈞乾的事，“務實”或有之，“崇法”可就十萬八千里了吧？再看王康《平凡中的偉大》（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中央日報》）一文記錄：
三十八年初，總統引退，國家的全部黃金數百萬兩，當時都存在上海，代總統李宗仁卻禁止搬運，如上海一旦不守，而這批黃金落入共匪之手，則國家的損失將更慘重，俞氏不聲不響，與當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副總統函電密商，決定將黃金全部運臺，在某一個深夜裡，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密令軍艦一艘，停泊在上海黃浦灘央行附近的碼頭邊，央行附近的街道臨時戒嚴，一箱一箱的黃金，悄悄運上軍艦，在天未破曉以前，該軍艦已駛出吳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駛向基隆。兩天以後，陳主席打電報給俞氏，全部黃金已妥藏在臺灣銀行的保險庫裡，坐在外灘央行總裁辦公室裡的俞氏，這時才感覺肩膀上的萬鈞重擔豁然減輕。
俞鴻鈞死後，紀念文字中透露他主持搬運國庫中的黃金，只提到在臺灣接應的嚴家淦。嚴當時正擔任臺灣省政府財政廳長，經手幫著整理自大陸撤運來臺的央行物資和黃金（於文華《慟失良師益友》，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自立晚報》），卻漏提了在上海搬運的“總教頭”吳嵩慶。吳是蔣介石軍委會機要室秘書出身，兼任密本股長，掌理蔣介石與全國政要將領間密電本的編制與配發，極受蔣介石信任。後來又做宋美齡的秘書、做航委會主任秘書。隨後再任糧秣司司長、軍需署副署長、兵役部經理處長、湖北省財政廳長、職勤總部財務署長。到臺灣後，且做上“聯勤總部副總司令”，另擔任唐榮鐵工廠董事長十二年，以至退休。他在《嵩慶八十自述》中，絕不提他在上海搬運國庫中的黃金事，真能守秘密。不料他的一個手下詹特芳，寫《蔣介石盜取黃金銀元及外幣的經過》，給他洩了底。詹特芳回憶：
吳是一個內線人物，對外沒有什麼太大的名氣，地位也並不算高，但是他卻可以通過侍從室的關係與蔣本人搭上鉤。當然也不會為桂系所拉去。蔣規定：所有這些硬通貨，全部由蔣本人親自掌握，吳對蔣個人負責，有關開支調運及分配等事項的報告，直接送蔣本人親批，不由任何人轉，發款一定要見到蔣本人親筆批條，才能辦理。……由於這些工作關係，使我逐步瞭解一點蔣介石核心層的內幕及黃金、銀元的盜用情況。
關於當時的“盜用”細賬據詹特芳回憶，共有“外幣”、“黃金”、“銀元”三大部分。在“外幣”部分，詹特芳說“約合八千萬美元”（這個數字，詹是聽吳嵩慶口頭談的，外幣提出後，馬上就交給臺灣銀行了），因為當時“實際誰都明白，大陸已經站不住腳了。因此，設法將臺幣與金圓券脫離關係，臺幣直接與美鈔掛上鉤，有外匯牌價，金圓券在臺灣不能流通，這樣大陸與臺灣就形成兩個國家銀行了，蔣政權就可以在大陸上毫無顧忌地發行金圓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手中的金圓券，只是廢紙一張，不會影響臺灣的金融。臺幣的準備金從何而來？主要是這次提取的外幣”。“臺灣由陳誠在那裡主管，李宗仁根本無法染指”。在“黃金”部分，詹特芳說：“中央銀行原報告有九十萬兩，經過這次徹底核對，實存九十二萬兩，多出二萬兩，絕大部分是金塊，每塊十餘斤至二十餘斤不等，塊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樣。”“另外還有黃金四千二百餘兩，據說這是蔣介石私人存的，為了便於記載，我們將它立為專戶，稱為特種黃金存款，而黃金實物仍混在一起。這本來是個掩耳盜鈴的事。蔣介石自取得統治權後，早已化家為國，又進而化國為家了。如這次他一下臺，馬上就將中央銀行的全部黃金、銀元及外幣提走，這是根據銀行規定的哪一條？歷來蔣批發的不少私人贈款，還不都是在國庫的金銀中支出嗎（四千二百餘兩，一直未動）？”在“銀元”部分，詹特芳說：“約計三千萬元。”在據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上海黨史資料通訊》（第九期）所載，前後運走三批，合計黃金二百七十七點五萬餘兩、銀元一千五百二十萬枚、美金一千五百三十七萬餘元。此外，湯恩伯又拿走黃金十九點八萬餘兩、銀元一百二十萬枚。
詹特芳又回憶“盜用”經過說：
以上這些人民血汗，經由吳嵩慶以軍費名義全部提走後，其中黃金及銀元用了一艘海軍兵艦，由上海運到廈門，在廈門存放了一個短時期，又移至臺灣。當時具體負責這件工作的人，有財務署收支司副司長董德成、總務科長李光烈等，但他們都是臨時抽調的，有的人可能還不知道其中內幕。
照《中華民國憲法》規定，蔣介石當時依第四十九條交出總統職務，已不是總統而是平民。這是常識，毋庸多說。就連蔣介石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他發表《為南京撤守告全國同胞書》（即《和平絕望奮鬥到底》），就說他“引退於野”，“為國民一分子”。但是上述實際行事，已可看到，這個“國民一分子”可真權勢顯赫?選他居然可以越過總統，直接搬走國庫中的黃金?選對這一行為，對照起當時“憲政”體制下的總統李宗仁的回憶，就別有會心了。據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說：
使我不能有絲毫作為的第一項基本原因，便是蔣先生在決定引退之時，即已準備放棄大陸，退保臺灣……為佈置這一退路，蔣先生於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二十九日突然命令孫科的行政院任命陳誠為臺灣省主席。……陳誠上任後，蔣先生便密令將國庫所存全部銀元、黃金、美鈔運臺。因自民國三十七年八月“金圓券”發行之後，民間所藏的銀元、黃金、美鈔為政府一網打盡。……各項總計約在美金五億上下。……因此在我就任代總統之日，手頭一文不名，為維持軍餉，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飭財政部將運臺的國庫銀元金鈔運回一部分備用。但是在臺負保管責任的陳誠奉蔣暗示，竟做充耳不聞的無言抗命。
李宗仁也指出，蔣介石引退後，在溪口故里建立了七座電臺，隨意指揮軍隊。蔣介石在《引退謀和書告》中呼籲“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贊李副總統”，話既這樣說，說這話的本人，當不例外。可惜的是，他在兵權和財權方面，都給“李副總統”來個金蟬脫殼、釜底抽薪，最後兵撤走了、黃金運走了，還說“下野之人，不干預軍國大事”，好一個“共矢精誠，同心一德”，好一個“翊贊”，這可真是中國現代史、中國憲政史、中國政黨史上的最大謔畫與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