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我打敗，你悔禍
蔣介石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當選上所謂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後，原想激勵士氣，希望與中共的戰爭，能夠轉敗為勝，至少穩住腳跟，結果仍然每況愈下，先是這年一月，國民黨聲言一年內可以消滅共軍的有形力量，可是二月就丟了遼陽、鞍山；三月就丟了四平街、永吉；四月就丟了洛陽；五月就丟了老河口；六月就丟了開封；七月就丟了兗州、襄陽；九月就丟了濟南；十月就丟了錦州、長春、鄭州、包頭；十一月就丟了瀋陽、營口、保定、徐州；十二月就丟了淮陰、淮安、張家口；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所謂“徐蚌會戰”結束，蔣介石又損失大軍四十萬，同時丟了天津。前後一年下來，國民黨不但—年內沒消滅共軍，並且反要被共軍消滅的情況就在眼前。這年一月一日，蔣介石不得已，發表元旦文告。這一文告措辭，極可看到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這一文告，照董顯光《蔣總統傳》所說，“具有兩個重要目標，一方面對‘共黨’舉示政府對和談之最低條件；他方面則預示大綱俾於蔣總統退職後，副總統得據以與‘共黨’進行和談，而不致有損其為民主政府領袖與中華民國忠貞公民之責任”。（頁五一Ｏ至五一一）其實，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麼“舉示政府對和談之最低條件”和什麼“預示大綱”，而在蔣介石個人的一種心態的顯示。這種心態，最顯著的有兩點：第一、它顯示給我們：“去年一年之中，自濟南失守以後，錦州、長春、瀋陽相繼淪陷”，“剿匪”一直失利。“因為剿匪軍事加重了人民負擔，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關鍵“乃在於共黨一轉念之間”。“要先問明共黨對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黨“有和平的誠意”，“政府必開誠相見”。第二、“如果共黨始終堅持武裝叛亂到底，並無和平誠意”，則只有訴諸“決戰”，“自不能不與共黨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滬戰區，為政治中樞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衛，實行決戰”。蔣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僅在此有決勝的把握，而且整個國家轉危為安，和全體人民轉禍為福的樞機亦在於此”。（《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二卷，頁二Ｏ五至二Ｏ八）這意思就是說，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會打贏的。
在蔣介石還沒發表這一文告前一星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接到在漢口的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電，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並提出三點意見：
一、相機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美英蘇三國出而調處，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平談判。
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頁八七五至八七六）
密電發出後，一直沒有迴音，白崇禧遂再發一密電（十二月三十日），承認和戰兩難的窘況，不過仍敦促以外力來支援和平。他呼籲“趁早英斷”，“無論和戰，必須迅謀決定，整個團結，方有生機，萬不可被敵分化，以蹈各個擊破之慘境……”（同書，頁八七六）
在接到白崇禧兩通密電後，蔣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文告宣佈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兩通密電中要求政府的“謀和誠意”，轉而向共產黨要求起來。元旦文告發表後第二天（一月二日），他發了回電給白崇禧，說是“吾人既已傾吐精誠，重啟和平之門，假令共黨確能幡然悔禍……”云云，他打了敗仗，竟要別人“悔禍”以後才能“和”似的，豈不滑稽?選無獨有偶，一九四九年，在一月二日同一天，蔣介石有回電給河南省主席張軫，也談到“共匪”“悔禍”的事。
蔣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聖起草的時候，其實他已經預作下野之舉了。所以在元旦文告發表後三星期（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終於下臺了。但是他下臺得很不老實，還要玩弄權術，李宗仁正好首當其衝，最出人意表，連李宗仁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是，蔣於下野前夕，怕李武裝逼宮，命令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主持暗殺副總統的計劃，當李宗仁離開南京時，無論水、陸、空路,均予格殺。（詳閱沈醉《軍統內幕》上冊，頁二四一至二四五）一九六五年，李宗仁自美國迴歸祖國，始悉沈醉披露的內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蔣氏夫婦曾熱情地要把“美齡號”座機送給李氏夫婦乘用，原來送飛機是要老命，幸虧沒有乘坐。（見同書，頁二四五至二四六）李宗仁也幸虧沒有於蔣下野前離開南京，否則老命也不保了。
話說國民黨最樂道的是蔣介石是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最不津津樂道的是李宗仁是中華民華行憲後第一任副總統。李宗仁在國民黨派系中，屬於廣西幫，就是所謂“桂系”，桂系人馬，既不黃埔，也不浙江，為蔣介石所難容，總想去之而後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戰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卻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總統寶座固天下莫能與之爭，為蔣介石所得，但副總統寶座卻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雖當上副總統，但不為蔣介石所喜，備受冷落，日長無事，只好遊山玩水，但當李宗仁長兄在桂林病歿，蔣怕李回到廣西老巢，竟不準請假赴桂弔喪。（見《李宗仁回憶錄》，頁八七四）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徐蚌會戰已近尾聲，國民黨大軍大敗虧輸，南京政府朝野震動，蔣想把內戰國際化，提請美、蘇、英、法四國干預，但十天之後，被四國拒絕。（見ＳｈａｗＹｕｍｉｎｇ，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３）蔣亦曾於八月上旬的一個週末，約司徒雷登在牯嶺長談，強調組織國際反共聯盟的必要，但反應不佳。蔣又想把國共內戰提到聯合國，作為威脅世界和平案，發了後來的“控蘇案”之先聲。但這些“遠水”救不了“近火”。此時民間和談之聲又起，蔣介石感到為難時，才去找李宗仁商談。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頭草，再同中共講和，只有找副總統出來背黑鍋或做“替死鬼”。當事態日漸嚴重，蔣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破例登門拜訪李宗仁求教，並表示願意引退，請李頂起殘局。李未即答應。
最後蔣介石祭出憲法程序要李宗仁幹，並向李保證五年之內不干預政治。就這樣，到了一月二十一日，蔣就下野了。蔣並替李宗仁擬好文稿，要李簽字後散會。蔣本人的文稿於發表前由張群交李宗仁閱讀，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全國同聲響應，一致擁護。乃時逾兼旬，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為冀感格共黨，解救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贊李代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十五年自廣州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衛民族、實現民主、匡濟民生為職志，同時即認定必須確保和平，爾後一切政治、經濟之改進，始有鞏固之基礎。故先後二十餘年，只有對日之戰堅持到底，此外對內雖有時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個人犧牲一切，忍讓為國，往事斑斑，世所共見。假定共黨果能由此覺悟，罷戰言和，拯救人民於水火，保持國家之元氣，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歷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障，在此原則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聲馨祝禱以求者也。（《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二卷，頁二Ｏ九至二一Ｏ）
這篇書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黨果能由此覺悟”的字眼，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沒有的。蔣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產黨沒有“和平的誠意”，但還沒有明指共產黨罪該“覺悟”。這一字眼，顯然跟他回白崇禧電文中“假令共黨確能幡然悔禍”如出一轍，由此可見蔣介石的心態。所謂“悔禍”，是比悔過更嚴重的字眼，悔過不過是表示後悔自己犯了過失，“悔禍”卻表示自己造成了禍亂。《左傳》（隱公十一年）說：“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毋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畢方文）說：“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這些都顯示了“悔禍”的真義。蔣介石用到這種字眼，顯然自己仍以勝利者自居、仍以優勢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為在常識上，只有居於這種地位的人，才會要求別人“悔禍”也?選
對蔣介石這一心態，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ＬｅｉｇｈｔｏｎＳtuａｒｔ），後來在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第十章《沒有實現的夢》（ＴｈｅＤｒｅａｍＴｈａｔＤｉｄＮｏｔＣｏｍｅＴｒｕｅ）裡，曾加旁觀者清的論列。司徒雷登說蔣介石的“引退謀和書告”“大禮而論，這是一篇嚴肅而莊重聲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點，那就是他以一個權力強大的統治者的仁慈立場來對付興兵作亂的叛徒，同時也漠視政府本身所處的絕望境況。”（Ｏ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燻ｉｔｗａｓａ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ｎｏ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Bｕｔｉｔｈａｄｔｈｅｆａｔａｌｆｌａｗｏｆ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ｃｉｏｕｓａｔｔｉｔｕdｅｏｆ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ｒｕｌｅｒｉ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ｒｅｂｅｌｓａｎｄｏｆｉｇｎ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ｐｌｉｇｈｔｏｆｈｉ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這種評論，真可說一針見血。——在敵人強大到兵臨城下的時刻，兵敗山倒的統治者，居然還能好整以暇，悠然以勝利者、優勢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書告天下，這種對比、這種奇異、這種氣派，真可說是古今所無了！
司徒雷登沒有指出的是，他擺出這種奇異氣派之後，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擔後果。然而要別人承擔責任，又不肯把總統職位讓給別人，書告中既未提辭職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總統繼任總統職位，而是“代行職權”。既是“代行”，即可隨時中止“代行”，為復行視事留下伏筆。所以李宗仁要求修改為：“由李副總統繼任執行總統職權”，並強調蔣介石的總統退職文告，如不加以修正，不可發表。蔣在電話中滿口答應修改，但第二天見報時，卻仍是未改的舊稿。同時刊出李簽字而未細讀的代擬文告如下：
總統蔣公軫念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自揣庸愚，膺茲重任，曷勝惶恐。惟是宗仁追隨總統革命二十餘年，深知其處事持躬悉以國家人民為重，而對於個人之進退出處，嚴謹光明，心志既決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責，不容辭謝，惟有勖勉將事，效忠國家，冀使中樞之政務不墜，而總統救國救民之志業有成。所望我全體軍民抒誠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職守，精誠團結，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國家民族實利賴之。（《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頁九Ｏ二至九Ｏ三）
替人代擬的文告仍不忘一再歌頌自己，煞是有趣，代擬的目的顯然要借李宗仁自己的嘴巴說出，僅僅是“代行總統職權”，想玩弄李氏於股掌之間。更使李氣憤的是，蔣介石給他安排的秘書長吳忠信以總統名義將此二項文告通令全國，蓋上總統大印，而李事前一無所知。李宗仁把吳忠信找來，說：“禮卿兄，這份通令發出去，我為什麼事先毫無所聞？”吳忠信說：“這是蔣先生的意思，要我發出後再通知你。”李總統說：“蔣先生已經下野了，他還要指揮你發通令不讓我知道？”吳忠信說：“你是知道蔣先生的，蔣先生要我這樣辦，我又怎能不辦？”李欲以不就職來抗議，吳竟以“特務橫行”來威脅。在代發文告、代發通令以後，李總統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長孫科居然在蔣介石的指揮下，把行政院搬了家，從南京搬到廣州去。結果消息傳出去之後，“群情激昂，議論紛紛”，白崇禧甚至借漢高祖的話說：“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選”然而正鬧得不可開交之時，老實忠厚的李宗仁反而洩了氣，覺得不應該在危難之際，計較什麼代不代，就這樣平息了這場風波，遂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居正監誓，就任代總統。
蔣介石下臺之後，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歲，雖不得已離開總統寶座，但仍然擁有國民黨總裁的名號，憑其實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遙控一切，而令李代總統莫可奈何。
蔣介石於下臺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一九四九年元旦任命陳誠為臺灣省主席，兼臺灣警備總司令，元月十八日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隨後又任命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宋子文為廣東省主席、餘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以及蔣經國為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這位行將解職的元首毫不客氣地把剩下的國民黨半壁江山，結結實實地置於自己親信的掌握之中。通過人事的佈局，蔣雖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制經濟、調動部隊、影響政治。事實上，蔣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為國民黨的政治中樞，軍政要員紛至沓來，車水馬龍。家中並設有七部電臺，隨時發號施令，遙控一切。在南京的代總統李宗仁即使不願當傀儡，亦只好無可奈何地被架空。我們從《李宗仁回憶錄》中可知，凡江防部署、新內閣的組織、處置要員如扣押浙江省主席陳儀等，都是溪口蔣介石的決定，南京的李宗仁無法做主。
最嚴重的是，蔣自稱為了和談而下野，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退居溪口沒有幾天，就從奉化命令黨、政、軍、特首領“必須作戰到底”，這不是暗中破壞和平嗎？及和談破裂，蔣命湯恩伯守上海，破壞李之江防計劃，在李看來蔣之部署等於是開門揖盜。之後，蔣又暗中破壞李宗仁與白崇禧保衛大西南的計劃。李、白擬“把湯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贛線和南潯線，與華中部隊約四十萬人成為犄角，以固守湘、贛，防止敵軍侵入西南”。（《李宗仁回憶錄》，頁九四二至九四三）蔣早已決定退守臺灣，但如果為了“黨國”，至少不應拆李的臺，然而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全無助李防衛西南之意願。且不說西南乃桂系的基地，若戰而勝之，更張桂系聲勢以及代總統的威望；若戰而敗之，勢將影響其臺灣的佈局。蔣氏為公抑或為私，於此可見。李宗仁說，蔣有意整他，讓他早日垮臺，不無道理。
李宗仁逃離南京後，不去廣州，直赴桂林。至此國民黨政權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蔣仍暗中操縱如故。李在桂乃約集李品仙、甘介侯、程思遠等擬定甲乙兩個方案，甲案要蔣出洋，乙案要蔣交出權力來。（參閱《程思遠回憶錄》）五月二日，白崇禧、居正、閻錫山、李文範等前往桂林，請李宗仁回粵主政，當晚擬就一份《談話記錄》油印本，今藏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室張發奎檔。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鑑於頻年戰禍，民苦已深，弭戰求和，成為舉國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軍事、政治、經濟之失敗，其根因所在，即由於政治之不修明，貪汙腐化，遍於全國，遂造成今日民怨沸騰，士氣消沉，全盤糜爛之惡果。故自主政之日起，為順從民意，針對時弊，決以謀取和平與革新政治為當前兩大急務，以冀有所匡救。詎料時經三月，雖殫精竭慮以赴，而事與願違，終致毫無成效。和談失敗，固由於中共所提條件過於苛刻，然我方內部意志之不統一、步驟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謀和措施之不能執行，未能示人以誠，亦不能不承認為一重大因素。至於革新政治一端，終以形格勢禁，因之三個月來之努力，悉已付諸虛牝，此皆由於宗仁德薄能鮮，不克建樹事功，實應首先引咎自責者。
二、現共軍已渡過長江，首都淪陷，滬杭危急，局勢已臨萬分嚴重之最後關頭。基於以往三個月來事實證明，宗仁難繼續膺此艱鉅，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絕無轉危為安之能力。為今之計，與其使宗仁徒擁虛位，無俾實效，莫若即日起，自請解除代總統職權，仍由總裁復位，負責處理一切，俾事權統一，命令貫徹。宗仁身為國民黨員，與總裁久共患難，絕不敢存臨危退避之心，仍當竭盡協助之能力，並擬以副總統之資格，出國從事國民外交活動，爭取國際援助。此種辦法，在國際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據目前之局勢，並確乎有此需要，同時宗仁既可獲得為國家效力之機會，亦可與總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總裁堅持其引退之初志，必欲宗仁繼續負責，根據過去三個月來失敗之經驗，為保障今後政府之命令能徹底貫徹，達到整飭部隊，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國之使命，則有數事必先獲得總裁之同意並實行者，茲分列於次：
（一）憲法上規定關於軍政人事及凡屬於總統職權者，宗仁應有絕對自由調整之權。
（二）所有前移存臺灣之國家銀行金銀外匯，請總裁同意由政府命令運回。
（三）所有移存臺灣之美援軍械，請總裁同意由政府命令運回，配撥各部使用。
（四）所有軍隊一律聽從國防部之調遣，違者由政府依法懲處。
（五）為確立憲政精神，避免黨內人事糾紛，應停止訓政時期以黨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員會之擬議，應請打消，所有黨內決定，只能作為對政府之建議。
（六）前據居覺生先生由溪口歸來報告，總裁曾表示，為個人打算，以去國愈快、離國愈遠為最好，現時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擬請總裁招攜懷遠，俾收內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項，必須能確切做到，宗仁始能領導政府，負責盡其最後之努力，否則惟有自請解除代總統職權，以免貽誤黨國。
李宗仁終於痛定思痛，向蔣攤牌，以此《談話記錄》為《哀的美敦書》，促蔣“去國愈快、離國愈遠為最好”。這份“最後通牒”派專機送呈在上海的蔣介石（見李宗仁致張發奎函，藏紐約哥大特藏室）。蔣之回答極妙，他完全不承認幕後操縱，說得冠冕堂皇，如謂：“總統職務既由李氏行使，則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依據憲法有自由調整之權，任何人不能違反”云云，所以前五項要求，他認為當然之事，似乎是說根本多此一問。至於最後一項要他出國，他又耍起賴來，說是：
且在過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害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談失敗，又責我以牽制政府之罪，強我出國，並賦我以對外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又將負妨害外交，牽制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法容身。中為民主國之自由國民，不意國尚未亡，而置身無所，至於此極?選（見張發奎檔）
他堅稱不敢“任何逾越分際、干涉政治之行動”。否認之餘，並且說：“今日國難益急，而德鄰兄對中隔膜至此，誠非始料之所及，而過去之協助政府者，已被認為牽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遠引，對於政治一切不復聞問。”果如是乎？顯非由衷之言。權力在其手中，話儘可說得漂亮，依然我行我素，李宗仁還是莫可奈何，只好抱病離國赴美就醫去也。蔣介石打了敗仗，要毛澤東“悔禍”於前，要李宗仁“背黑鍋”於後，亦云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