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吃掉龍雲
毛澤東譏笑蔣介石蹲在山上等待抗戰勝利，勝利等到了，便要下山摘桃子——勝利的果實，“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參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一○七○、一○七四、一○七五）問題不是他要摘桃子，而是他要把整棵桃樹上所結的桃子，一家獨摘，不許旁人插手。
蔣介石自武漢遷都重慶後，已經抗戰不力，把力氣用在對內，想剷除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地方勢力，以連成一黨專政、特務統治、保甲制度三位一體的個人獨裁政治。珍珠港事變後，知道美國人遲早會打敗日本，蔣氏心思更加對內不對外了，老早就準備摘取所有的桃子了。
這種心思最具體的表現，可見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由陶希聖執筆的《中國之命運》。此書借提倡民族主義來美化傳統文化，進而反對“個人本位的自由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其本質仍然是想搶道統，以強化其政統。道統是中國聖道繼承的系統，它的制式說法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承。孟子最早以道統自命，一千一百多年後，唐朝的韓愈更大加發展此一理論。他寫《原道》，說道統“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字裡行間，儼然以道統自任。韓愈的道統理論，到了宋朝朱熹時候，又有了進一步的闡揚，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裡說：“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在這裡，朱熹顯然言遠旨近，也有在道統上插一腳的用意了。南宋的葉適雖然拆穿了朱熹他們對道統的捏造，但是捏造的道統，還是一脈相傳下來，不但相傳下來，並且被治統中的政治人物給“仙人偷桃”過去，因為政治人物發現道統是個好東西，正可符合統治者的要求。符合統治者要求的道統，可分人（聖賢）的方面和書（經典）的方面。清朝統治者康熙皇帝說得最清楚坦白：
朕維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之道統，即萬世之道統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嶽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選（《東華錄》康熙十六年記康熙“親制”《日講四書解義序》）
康熙皇帝說出道統就是治統之“所繫”，是真正為道統做了大竊案，正說明統治者為什麼要搶道統了。
蔣介石對道統一項，自然不會放過，於是輕易地把“領袖的革命事功”，說是“繼承了國父的革命遺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隨國父之後，嬗接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道統”（見王升《領袖與國家》第六章），其實孫中山根本沒有說過他的思想是承繼中國道統的。（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六集》，頁八十二至九十四）蔣介石不過是利用孫中山、利用道統以遂其政治目的罷了。但共產黨不放過他，陳伯達等人寫了一本小冊子《評〈中國之命運〉》，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於一九四五年出版，劈頭就問：“為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的臭名遠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挖苦國民黨之無人，打開了宣傳戰。
蔣介石既然是上繼堯、舜、文、武，直到孫中山的道統，還有誰有資格和他爭政統嗎？他固然容不了陝北的共產黨，也容不了任何地方勢力、民主人士，他要完成個人的大一統與清一色。抗戰甫勝利，雲南的龍雲就被他吃掉，變成“失雲龍”，也就不足為奇了。
抗戰之前，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根本管不到地方實力派自治的大西南，如四川的潘文華、劉文輝、鄧錫侯，以及雲南的龍雲。抗戰之後，蔣以重慶為陪都，中央軍入川，情況自然大為不同。然而龍雲雖尊重慶為中央，由於特殊的地理、文化，甚至種族背景，相當於法國二倍大的雲南仍然在龍雲的直接控制之下。一九三八年日軍攻佔武漢與廣州之後，雲南的地位益為重要，在滇緬公路一端的昆明，更是不可缺少的對外窗口。昆明又是西南聯大的校址，匯聚了全國第一流的學者。珍珠港事變後，昆明更成為美軍駐紮的基地，以及飛越駝峰後的落腳點。無論軍援經貿，皆由此進出。
雲南的重要性當然促使蔣介石染指，想用他的繩索套在龍雲的脖子上。蔣以龍云為委員長滇黔行營主任，逐步把中央軍調入雲南，到一九四三年中旬，在雲南的蔣軍已四倍於滇軍。蔣又派特務進入雲南，因昆明於戰時已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中心，並受到龍雲的禮遇與保護。龍雲雖想把特務趕出雲南，但並不成功。實際上蔣於抗戰後期為了加強獨裁，政治迫害在特務的安排下益趨劇烈。表面上看，特務打擊的目標是共產黨和民主人士，事實上包括所有的地方實力派，而龍雲顯然是最大的一個地方實力派。
地方實力派以及民主人士看到蔣介石對內不對外，趁抗戰吃掉異己，遂於一九四三年春醞釀反蔣，但一年後尚在醞釀中，而日軍突然發動“一號攻勢”，至一九四四年九月，豫湘桂戰鬥極為激烈，日軍有進寇四川、雲南之勢。蔣介石不肯把美式裝備的嫡系軍隊拿出來打，造成大潰敗?選暴露了中央的無能，也大大打擊蔣委員長在國內外的聲望，自由派民主人士尤對蔣失去信心。就在一號攻勢接近尾聲之時，地方實力派人士李濟深、龍雲、張發奎、餘漢謀等，擬在粵桂之間組織自治、民主政權。同時在昆明的民主人士如羅隆基、張君勱、左舜生、沈鈞儒、章伯鈞等人，雖未直接參與，均表贊同，至少於重慶蔣政權崩潰之後，有所取代。他們想召開國民大會，包含各黨各派的代表，籌組國防政府。這場反蔣運動雖未能付諸實施，蔣介石與龍雲之間的關係卻日漸惡化。直到一九四五年的一月裡，重慶與昆明的關係才得到改善。蔣介石允許美國租界物資裝備滇軍三個師，龍雲則讓蔣介石的特務增加活動空間，並限制民盟行動。不過，此於蔣而言，只是權宜之計，他早已決定於戰後消滅共產黨，以及一切半獨立的地方政府。從一九四五年四月蔣介石把杜聿明自昆明召回重慶密授機宜，以及五月間密命李宗黃任雲南主席可知，抗戰勝利之前就已準備把龍雲攆走。日本突於八月九日投降，反而延遲了既定陰謀。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蔣介石乃命盧漢率領三個軍自雲南就近入越南受降，以調虎離山。為了更加減弱保護龍雲的兵力，蔣又與美國人一起慫恿再增加一個軍入越，於是龍繩武的“龍家兵”也跟著盧漢去了越南。龍雲身邊只剩下龍繩祖的一個師、一個憲兵團以及警衛大隊了。易勞逸說，龍雲自知無力抗命，“於是他請求重慶派他的四個師的部隊，由他的親信助手盧漢指揮，去印度支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蔣介石與蔣經國——毀滅的種子》，頁二十九），是不確實的。如龍雲果真聽天由命，當九月三十日拂曉時分，杜聿明突以兵戎相見，又何必登五華山待援，拒絕下山呢？從事後看，龍雲顯然因為疏忽大意，連八月間美軍在昆明戒嚴都無警覺，終成蔣介石權術下的犧牲品。
蔣介石於戰時掌握川、黔兩省之後，就在雲南下大工夫，曾親至昆明，據陳布雷說，“蔣公對龍主席備極稱許，謂其坦易而明大義”，並囑龍雲“全權負責”建設西南國防。（見《陳布雷回憶錄》）但是龍雲“坦易”，蔣介石卻不“坦易”，使龍雲猝不及防，陰下毒手，以兵刃相迫，只好於十月四日下午在昆明登機飛渝，接受蔣介石強迫他接受的空頭銜：“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蔣介石一口把龍雲吃了，但吃相畢竟難看，死了幾百條人命，於是指責奉命辦事的杜聿明擅自動用武力，並撤杜昆明警備司令之職。但用替罪羊來遮羞，並不能瞞天過海，騙過明眼人。龍雲本人於事後更是一清二楚，瞭然冰凍三尺非一朝之寒，曾寫了一篇《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登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其中說道：
抗戰勝利前，蔣介石對我的陰謀已逐漸暴露。記得有一次，一個美軍的少校乘吉普車經過昆明小西門外的十字路口，被暗槍擊中左臂。司機立即停車救護，在附近巡邏的憲警聞到槍聲，也同時趕到，但兇手已無從查尋，即將受傷的美軍官送往雲南省立醫院，他不願入院，要回美軍營房，只好把他送往美軍醫院。當日施行手術，取出彈頭，詳細檢查，經美軍檢定結果，認為這種槍彈非雲南軍警所有，是特務使用的德國製造的槍彈。
很顯然的，蔣介石想在美軍與龍雲之間製造矛盾，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殺，受傷的美軍不願進省立醫院，已可見其疑。這種暗殺行動，若非出自老蔣的授意，誰能相信？抗戰勝利後，蔣命杜聿明挾持龍雲飛往重慶，便順理成章了。龍雲成了又一個張學良，幸而得到陳納德的幫助，脫離虎掌，逃到香港，最後投共去也。
蔣介石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也不計代價，然而代價實在不小。從蔣的長遠利益看，也是得不償失的。他奪取了雲南的地盤，卻失去了雲南的人心，最後全省向共產黨起義。他把雲南精銳部隊送到東北去打內戰，心懷怨憤的雲南官兵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全部（應為一部，即潘朔端之一八四師，一九四六年三月在海城起義。——編者）投奔了共產黨。蔣介石在雲南花的心機，豈不是在幫共產黨的忙，拆自己的臺嗎？
蔣氏槍口向內，最後打著自己的腳，固然活該，但也損及整個國家的利益。當初中國遠征軍赴緬，英國有所顧忌。哪知抗戰一結束，蔣就迫不及待把所有在國境外的軍隊調回打內戰，寧願搶龍雲的雲南，不要送上門來的越南。美國羅斯福總統在開羅會議時，曾要把中南半島（即印度支那半島。——編者）給中國，蔣介石卻說在“任何情況下”（ｕｎｄｅｒｎｏ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都不要。（參閱Ｔｕｃｈｍａｎ，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５２５）……
歸根究底，還是一句老話，即此公內鬥內行、外鬥外行，他的眼光一直是對內的，而不是向外的。如果他要了中南半島，他必須要派軍隊到那邊，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那邊，這樣就不能集中力量打內戰了，更怕在雲南的龍雲近水樓臺先得月，何況龍雲與法國有密切的軍事淵源，或將大大擴張龍雲的地盤與勢力，豈蔣之所願？所以，他不要中南半島，也反對羅斯福美、蘇、中託管朝鮮的主張，更不願駐兵日本。總之，他的精力絕不要“外用”。後來，為了打內戰，連日本的賠款也不要了，連“魔鬼”也可做朋友了（王世傑簽訂了賣國的中蘇友好條約）。
蔣介石如果能真心團結，不要陰謀手段，不做小動作，推誠相見，組織聯合政府，而中國更能一致對外，贏得國家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