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蔣汪雙簧之謎
國民黨宣傳的歷史中，都說抗戰前後，汪精衛是主和的、是妥協的、誤國的；而蔣介石卻是主戰的、是抗日的、愛國的。其實，在許多情況下，事實正好相反。
汪精衛從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長以來，就以“跳火坑”的心情，處理國事。其中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他肯替蔣介石背黑鍋、受閒氣。
蔣介石自從一九二八年濟南事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閃躲日本人起，骨子裡本來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後，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出賣華北利權；同年摧殘察綏抗日活動，打擊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使華北特殊化，這些都是蔣介石的作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鍋的，都是汪精衛。事實上，汪精衛本人，對日本原是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且為了張學良的不抵抗（事實上是蔣介石指令的），一度忍無可忍，通電邀張學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國。據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
汪先生那時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長，我當時大不以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為然。外間的批評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當日許多人都曾勸過汪先生說：上海的淞滬協定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協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應該分辯一下。汪先生說：“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汪先生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當日的心境。
汪精衛身為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竟被蔣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後，還要汪精衛追認。
陳公博的回憶，告訴了我們：蔣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卻要汪精衛代背惡名?選蔣介石這種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黃郛有時都氣不過。沈亦云《亦云回憶》中收有黃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電報，其中責備把弟說：“希望今後彼此真實地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指蔣介石），誤國者為兄（黃郛自稱）也。”（頁四九二）——連蔣介石的把兄黃郛都如此，又況汪精衛乎？事實上，當時汪精衛的處境，正是扮誤國的角色，為表面愛國的蔣介石，代演襯托的苦戲耳?選
據陳公博回憶：汪精衛開始有主和的傾向，始於一九三三年的長城古北口之役。這次戰事，“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並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他益發認為“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只是便宜了蘇聯。
從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起，國事在形式上是由汪與蔣介石共同負責的，在強敵咄咄逼人的形勢下，兩人都沒有抵抗日本的信心與決心，引起舉國譁然。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在南京舉行四屆六中全會，在開幕典禮拍照時，汪精衛被擊三槍。這件案子現在已經十分明朗，開槍的兇手是晨光通訊社外勤記者孫鳳鳴，通訊社的社長叫胡云卿，都是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激於“九一八”以後不抵抗的恥辱，決心犧牲個人，除蔣救國。結果蔣沒有出來拍照，而槍手孫鳳鳴已服鴉片煙泡，毒性將定時發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衛開了槍。蔣雖倖免，汪卻替蔣捱了槍。（參閱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二二八至二三一）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懷疑是老蔣幹的，冤枉了蔣，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汪與蔣合作，不僅替蔣背了黑鍋，還捱了槍。兇手明明是要殺蔣介石的啊?選……
西安事變之後，“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全面抗戰，好像和戰問題已經解決了。其實，表面上打得烽火連天，暗地裡蔣日和談不斷，甚至於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蔣介石仍不願完全切斷和談的線索。
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別約見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大使，希望西方強國調停。其實早於七月十九日，英國外相艾登（ＡｎｔｈｏｎｙＥｄｅｎ）為了英國在華利益，宣佈已與美、法兩國聯繫，並通知南京與東京，願意斡旋。（見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９３）七月二十八日，蔣約見英國駐華大使之後，英國駐東京代辦多茲（Ｄｏｄｄｓ）拜訪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廣田聲稱盧溝橋事變可由地方解決。但事實上事端更加惡化，英國輿論雖然譴責日本將損及大英利益（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１０Ａｕｇｕｓｔｌ９３７），然英國政府僅能做無力的抗議。孔祥熙時任財政部長，經由駐美大使王正廷，要羅斯福總統調停。美國駐日大使格魯（Ｇｒｅｗ）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國願意幫助解決中日糾紛。（參閱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ａｐａｎ，１９３１—１９４１，Ｖot．１．Ｐ．４３５）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軍方，根本不歡迎英、美介入。而德國正好與蔣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關係，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與日帝建立夥伴關係，並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簽訂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自處於調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國，德國顧及對華關係，不僅希望事變早日解決，而且希望日本考慮德國在華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華行動可能減輕對蘇壓力。（參閱Ｆｏｘ，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Ｆａ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Ｐ．２３３）七月底，德國政府外交部長魏什克（ＥｒｎｓｔｖｏｎＷｅｉｚｓａｃｋｅｒ）電告其駐華大使陶德曼（ＯｓｋａｒＴｒａｕｔｍａnｎ）：“我們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們不能以反共產國際協定來對付中國，因該協定絕無在第三國攻打布爾什維克主義之目的。”（美國務院編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ｉｅ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１：Ｐ，７４２，７４３，參閱Ｐ．７４８）同時德國繼續向中國提供軍火，亦未立即撤除軍事顧問團。德國人最顧慮的還是：由於日本的侵略行動，將使中國投向蘇俄的懷抱。（見陶德曼報告，載Ｇｅｒｍａ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８）此為德國願意介入的背景，雖然一時仍持謹慎態度。
日本侵華，軍方最力，文人政府並不希望戰爭擴大。廣田外相曾於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議和，導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與中國外交部東亞司長高宗武在上海談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設防區，中日軍隊各自撤退；二、不侵佔領土；三、不賠款。高氏代表中國政府表示，基於以上條件和平有望。（參閱《東京戰犯審判紀錄》，Exh．3260）然而八月九日卻發生“大山事件”，最後引發“八一三”淞滬之戰，談判自然流產。
淞滬之戰打得血肉橫飛，但蔣介石暗中繼續試探和平，曾向德國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協議”來影響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見陶德曼與德外相來往文件，載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ｉｅ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２）接著於八月二十一日，中蘇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並於九月九日向國聯提出申訴，國聯遂於十月初召集會議，但廣田於十月二十一日聲明拒絕參加會議，惟表示願與中國直接談判，並示意德國或意大利可為說客。（見德國駐日大使Ｄｅｒｋｓｅｎ致德國外交部，載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ｉｅｇｎＰｏtiｃｙ，１：Ｐ．７６９—７７０）一週之後，日本正式向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ＨｅｒｂｅｒｔｖｏｎＤｅｒｋｓｅｎ）提出：“日本政府歡迎德國促使中國與日和談。”（同書，頁七七三）陶德曼遂於十月三十日會見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表示願意作為溝通的橋樑。不久，於十一月三日，廣田開出和議七條件，由德國轉達。七條件重點是：一、內蒙自治；二、華北設非武裝區，委派親日首長，並圓滿解決日本開發礦產事；三、上海非武裝區要擴大，由國際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書；五、共同防共；六、減低日本貨進口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向柏林報告，他相信日本在上開七條件基礎上，有和平誠意，故認為值得勸南京接受。柏林對陶德曼的訓示也認為這些條件可作為和談的基礎。十一月五日，徐謨陪陶大使自漢口乘車至南京晉見時，蔣介石因猶冀望於尚在開會中的九國公約會議，故推說中國如同意日本的這些要求，國民政府將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蔣介石又說：中國不能正式承認收到日本的要求，因為中國現在正是布魯塞爾的九國公約會議各國關切的對象，各國是有意要在九國公約的基礎上覓取和平的。陶德曼說：“我現在採取的步驟僅僅是機密地通知中國政府：日本向我們駐日大使表示的對於和平的意見。”
可是，日本拒絕參加的九國公約會議仍然進行之時，蔣介石見陶德曼這天，日本就在杭州灣登陸，同時安陽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縣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濟陽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崑山失守。十八日，嘉興失守、煙臺失守。二十日，蘇州失守。二十一日，吳興失守。二十四日，布魯塞爾會議閉幕，所得之決議僅僅是重申普遍原則，促中日雙方和談，中止戰爭，完全暴露沒有強制力的根本弱點。日本照樣進軍，二十五日，無錫失守、長興失守。二十九日，宜興失守、武進失守。三十日，溧陽失守、廣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國外交部長牛拉特（ＢａｒｏｎｖｏｎＮｅｕｒａｔｈ）告知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說：“為中國利益著想，不要不加考慮便拒絕日本的和平建議，還是儘速議和為好。中國政府遲延議和的時間愈久，中國國家解體的危險也愈大。”（美國國務院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Ｐ．７８７）十二月二日，蔣介石召集軍事長官彙報，先由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陶德曼從漢口到了南京。各將領問：日本有無旁的條件？徐謨說：據陶德曼所說，只是所提出的七條件，並無別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介石就問唐生智的意見，唐生智還沒答，又轉問白崇禧。白崇禧說，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徐謨說：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介石又問徐永昌。徐永昌說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顧祝同，也說可以答應。再問唐生智，也贊同各人的意見。蔣介石就表示：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蔣介石顯然慌了。那天下午五點，他接見陶德曼，“願意以德國大使閣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另表達兩點：一、中國深望：在恢復和平的全部過程中，德國通過調停予以幫助；二、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必須維持其完整。這就是說：一、一切結果，要請德國人背書，德國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華北就好了，東北也不要了，內蒙也不要了。最後蔣介石要求：“必須強調提醒日本：在談判完成以前，不要公佈任何提出的條件。”（參閱《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頁一一三）這顯然是丟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幹。
蔣介石遂於十二月三日再度約見陶德曼，感謝德國政府努力斡旋，願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條件為和談基礎：一、中國接受該條件議和；二、華北領土與主權獨立完整；三、德國自始至終調停；四、和談不涉及與第三國之協議。（見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７８７—７８９）陶德曼得到蔣介石的“毅然許諾”後，轉報回國。德國外交部認定“日本的建議，差不多在所有的要點上都已得到了滿意的反應”，遂在十二月七日，轉告日本。可是，此時日軍已逼近南京，氣焰特甚，廣田外相也對以一個月前的條件為和談基礎，表示懷疑（見同書，頁七九九），調停發生了意外的變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雖相逼如是之甚，蔣介石雖發表一貫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調停並未因此中斷。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國大使在漢口提出日本所開的新條件，重點是：一、中、日、滿（滿洲國，即中國東北）共同防共；二、設立非武裝區，並在必要區域內成立特殊政權；三、中、日、滿經濟合作；四、對日本賠款。日本還提出和約締結之前，不停止軍事行動，並要求中國政府於年底以前接受這些條款。這種條件，連德國也認為太苛刻了，德駐日大使狄克遜即認為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見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８０４）德國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照會日本，此種結果將無助於“反共產國際協議”。（見同書，頁八一一）廣田辯稱條件可以修改，不過日本駐英大使又謂，日本願儘早結束戰爭，然若蔣介石不接受日方條款，則將與中國地方政府媾和。（參閱同書，頁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不敢斷然拒絕，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長王寵惠，向陶德曼說：“經過適當的考慮後，我們覺得，改變了的條件範圍太廣泛了。因此，中國政府希望知道這些新提出的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便仔細研究，再做確切的決定。”（見同書，頁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廣田雖說將依此與內閣討論，實對中國政府的回覆極為不滿，乃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半，將日方強硬回應請德方立即轉給漢口，並要求中止德國調停，此即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聲明》，宣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見《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第二冊，頁三八六至三八七）蔣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聲明，謂中國將為領土完整及其主權奮戰到底。至此，和談好像是徹底破裂了。事實上，德國調停雖然結束，蔣日間和談的線索並未中斷。
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孫中山的日本舊友，如萱野長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頭山滿（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輔（一八六六—一九五Ｏ）等。這批人看似民間人士，實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他們站在其本國利益的立場，又與國民黨有歷史淵源，自願為兩邊奔走和平。
蔣日之間的秘密接觸，初由南京失守後出任行政院長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設有秘密辦事處，由柳雲龍、杜石山（又作石珊）負責。日方資料稱柳為蔣介石的外甥，或稱蔣母妹妹的兒子，宋美齡曾親自到香港“指導”，全盤都是蔣門作業。
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國府行政院長孔祥熙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衛已宣佈不以國府為談判對手之後，曾電請頭山滿“主持正義，力挽狂瀾，設使貴國軍人早日醒悟”。同年三四月間，萱野長知的助手鬆木藏次與孔祥熙的親信賈存德，在上海中國旅行社秘密見面商談，松本傳達承認滿蒙的要求，賈存德則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與賈見了面，並由賈帶信經港飛漢口報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雙方即刻停戰，尊重中國主權，至於日方要求解決滿蒙，中國原則上同意，具體問題可於談判時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後與小川平吉商討，覺得孔有誠意，小川遂於六月十日分訪新任日相宇垣一成與前相近衛文麿。不過近衛不久之前已宣佈“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然小川與宇垣認為仍然需要與國府交涉，必要時可取消舊聲明，故頗支持萱野與孔祥熙繼續談判，不久談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兒是萱野的養女）到港相助，特別希望日軍暫勿進攻漢口。不過日方又提出蔣介石下野以承擔責任的要求無法解決，孔祥熙願辭行政院長代蔣下野，未為日方接納。一時之間，蔣介石的下野問題成為和談的障礙，日本軍方對蔣介石尤持堅決排斥態度。
約當此時，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於七月五日自香港抵達神戶。（參閱《汪精衛集團投敵》，頁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論者每想當然，以為奉汪精衛之命，其實是奉蔣介石之命，專治汪精衛和平運動的美國學者邦克（ＧｅｒａｌｄＥ．Ｂｕｎｋｅｒ）曾與高宗武做多次訪談，論定高直通蔣介石，“絕非汪之代理人”（ＫａｏｉｎｎｏｓｅｎｓｅａｃｔｉｎｇaｓＷａｎｇ’ｓａｇｅｎｔ）。（見Ｂｕｎｋｅｒ，Tｈｅ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７５，８０）高宗武早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設立以“日本問題研究所”為名的情報機關，暗中與日方聯繫。三月二十七日，曾與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在港和日人西義顯等會晤後，飛往漢口，於四月三日提出報告，並於五日晨“晉謁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漢飛港，“負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七十八、八三十）據西義顯《悲劇的證人——中日和平運動秘史》說，蔣介石要高氏轉達：“東北與內蒙問題，可留待他日再談，惟河北省應即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日方應予尊重。上項條件獲日方之諒解，則先行停戰，再行談商細節。”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來漢口，當時已任宣傳部代部長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陳布雷處。（《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Ｏ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飛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謁汪精衛後往見周佛海，“談對宗武赴日之推測”。（同書，頁一一六）可見高宗武赴日之前，漢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測”，證明高奉蔣命，連他們三人都不知詳情。當時在漢口軍令廳工作的張有谷說，七月六日，侍從室命令派機將求和密函，由飛行員湯卜生駕駛，前往南京，空投給在訪的日本秩父宮親王，若日軍停止關內軍事行動，東北可以割讓。（張有谷《保衛武漢時期蔣介石的一件通敵罪行》，《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頁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後，沒有馬上報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記上說：“聞宗武返港數日，迄無消息，布兄亦無所聞。”（頁一二六）顯因日方仍“不以蔣介石為對手”之故，使高覺得無以報蔣之命，結果高宗武於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報司科長周隆庠，“送其報告呈委座”，沒有諱言“對方堅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見同書，頁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蔣介石公館聚餐時，見蔣“打不起精神”。沒過幾天，周就聽說，蔣令“王亮疇（寵惠）託英、美大使，設法由英、美向中日雙方提出停戰，或向中、日雙方提出希望早日結束戰爭”。（同書，頁一二八至一二九）《蔣總統秘錄》說，高宗武“成了被日軍所利用於為汪兆銘抬轎子的腳伕”（頁二五五八），顯然是蔣介石的一面之詞。蔣於失望之餘，悻悻然竟不承認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談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記道：“與隆庠談半小時，囑其明日赴港，轉達一切。”轉達什麼，雖不知道，很可能是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與蔣為對手，非要蔣下臺不可，則可由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出馬。所以高宗武並沒有就此在香港養病，而是繼續在港、滬兩地與日方交涉，尋又有梅思平參與其事，最後才會有近衛的新聲明與三原則。
經過萱野長知與賈存德的溝通，日方雖仍要蔣下野，然而若蔣決心“鏟共親日，媾和爾後有辦法”。所謂辦法，即體諒蔣一時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須預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後自動實行，當亦無妨。”（《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一），頁五九六）宇垣還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與孔祥熙在軍艇上晤面的計劃。至此，日方實已修正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主張。九月二十五日馬伯援自港取道河內赴渝，與蔣介石、孔祥熙詳商。蔣也派鄭介民到香港會談。蔣日和談即將一拍即合，奈日本內部一直有矛盾，陸相與外相意見尤其不合。陸相板垣徵四郎認為漢口即下，國府即將投降，無須發表撤兵聲明，並指外相宇垣要與孔祥熙談判為“國賊”，反對和議。宇垣被迫於九月二十九日辭去外相職務，那已經準備的不尋常會談也告流產。（參閱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六Ｏ八至六一○；施樂渠《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一件陰謀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六十五至六十七）
日本軍閥果於十月二十五日攻佔武漢，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繼續貫徹持久抗戰”，但是暗中仍繼續與萱野等民間人士保持聯繫。然而日本雖攻下武漢，並不如軍方所想，中國會投降。日本政府顯然憂心孤軍深入，久戰不決，增強了媾和意願，梅思平也有了成績。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記，頗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衛宣言草稿。（頁一九四）
這個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政府發表所謂調整中日邦交，“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的聲明（亦稱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全文見《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第三冊，頁四○七）。發表前將近一個月，重慶方面已經知道底案。蔣、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則無疑可作為和談的基礎。蔣、汪的爭執絕非主戰、主和之爭，蔣之不願附和，顯然因為近衛沒有明確撤銷先前不與他為對手的聲明，而汪則認為應做積極回應。當蔣堅持不肯，汪乃決定脫離重慶，自由表達和平主張，配合近衛三原則的發表，在輿論上造勢，逼蔣走向談判桌來。
汪精衛自重慶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這天他由重慶飛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轉往河內。二十一日，張群電蔣介石，說汪精衛有電給他，說“擬對和平及防共問題以去就爭”。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第三次發表“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且以絕無領土野心，尊重中國主權，不要求軍費賠償為說。二十四日，龍雲電蔣介石，說汪精衛有電叫他代轉，內容是：“在渝兩次謁談，如對方所提非亡國條件，宜及時謀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禍，詳容函陳。”二十六日，蔣介石在紀念週上宣佈說：“汪先生請假四個月，出國養病，希望早日回來，共商大計。”二十八日，汪精衛有信致蔣介石，認為日方提出三原則之後，“我方如聲明，可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進而“結束戰爭，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要求“毅然決定，見之施行”。汪精衛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三冊裡。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茲有上中央電”，卻被做了手腳，未見收入。現據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權宣傳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週年紀念冊》所收，抄錄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鑑。本月九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志，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畫，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絕不能用於解決戰爭，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志鑑其愚誠，俯賜贊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
汪精衛此電把陶德曼調停經過說得很明白，調停之所以失敗，因日方改變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條件，現在日本既已“覺悟”，回到原來可被蔣介石接受的立場，甚至更加明確，豈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即發出著名的豔（“豔”是二十九日電報代日的簡寫，電載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聞報》）電給重慶，再度敦促接受調整中日邦交三原則，作為和談的基礎。汪氏這三個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國文獻》之中，基本重點只有一個，就是“如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不妨結束。汪精衛認為：與日本和談，並不是他個人的私見，他說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從事調停，當時日本開的價碼比現在還苛，但是“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如今一年仗打下來，中國已由武漢撤守而退往四川，處境更差，但日本開的價碼反倒比去年寬了，既然這樣，為什麼不能談和？抗戰的目的既然在保國家的生存獨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為什麼一定要打？
汪精衛能夠從重慶出走，雖說汪氏副總裁身份特殊，無人敢擋駕，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陸陸續續，難道蔣介石的特務皆視而不見？再說出走有目的，難道戴笠連這一點情報都沒有？其中必有文章。據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的回憶，當時就有人說這是“蔣介石汪精衛唱雙簧”，馮玉祥舉出最明顯的理由是：
那時重慶交通完全由軍統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買飛機票都要先登記，經過審查、核准，高級官吏更要先經蔣介石個人批准，汪精衛帶著曾仲鳴、林柏生以及許多人乘坐專機飛昆明，事先既沒有政府與黨部給他什麼任務，戴笠豈有不先報告蔣的道理？說汪精衛是潛逃出重慶，斷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龍雲還有電報來報告蔣，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
對馮玉祥這段話，我們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證。一九八一年九月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三冊裡，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龍雲以汪兆銘經滇飛往河內呈蔣委員長之效電》，內容是：
重慶，委員長蔣鈞鑒：僭密。汪副總裁於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適，午後二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內。昨夜及臨行時兩次電詳呈。職龍雲。效秘印。（頁四十六）
這一秘密電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衛到雲南的當晚，龍雲就“電呈”了蔣介石；在汪精衛次日臨行時，又再度“電呈”了蔣介石。可見馮玉祥所說“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是確實的。
關於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論述如下：
當年盛傳的蔣汪雙簧，是應該有其可能的，連日本人也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們曾公然對我說過：“你們中國人是夠聰明的，像是在賭檯上賭大小，重慶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歸，開出來總有一面是會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們中國人中之一面。”因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慶方面的默許，他不能離開重慶，自更不能離開國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個旁證，汪氏在離渝前曾對陳公博說過：“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據此而觀，最後兩語，意義太明顯了。是由汪氏出面去與日本交涉，條件不好，由汪氏獨任其咎；有好條件，政府才出面接受，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雙簧嗎？
但褚民誼在蘇獄中說過幾句話：“早有人處心積慮，想把一隻臭馬桶套在汪先生頭上。這次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既經動了手，就絕不會輕易放過了。”那豈不是說，本來約定是做假戲，但一出場，就變成做真戲了。這說法的真實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於地下而問之?選（頁八九八）
這裡說“本來約定是做假戲，但一出場，就變成做真戲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為旁證，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東政府，抗戰勝利後被捕，在獄中，他終日唸佛，了無嗔意，被提出槍斃時，還從容得很。檢察官問他有沒有遺言要留，他說：“我很奇怪，當初不是要我組織冀東政府的，為什麼今天要槍斃我？”類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繆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發生過。
汪精衛到河內主要目的就是發表和平主張，採納與否，權在中央。故發表豔電之後，即準備赴法休養。然而當谷正鼎送來護照與旅費後不久，卻發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內刺汪案，結果誤中副車，殺死了汪氏秘書曾仲鳴，另有五人受傷。河內法院抓了幾個人，以一般兇殺案，草率處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慶派人乾的，故在《曾仲鳴先生行狀》中說：“法文各報皆以大字標明藍衣社所為，且敘兇手供稱，謀殺目的實在兆銘。”（《曾仲鳴先生殉國週年紀念集》卷首）但一時沒有確切的證據。哪知兇手們到臺灣之後，忽覺自己是鋤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陳恭澍等大寫回憶，無異招認，甚至實際開槍的王魯翹也當上臺北警察局長，侃侃而談，不久遭離奇車禍死亡。河內刺汪案終大白於世，原來是特務頭子戴笠奉蔣介石之命乾的，戴笠還於二月底三月初親往河內佈置。谷正鼎兩度訪汪，很可能與戴配合，以觀形察勢，做好謀殺的準備工作。也可能是單線，谷如陳立夫一樣不知情。
我們不認為汪精衛出走前與蔣有默契，汪於一九四Ｏ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蔣介石感電猶謂：“兆銘痛感豔電以來，荏苒歲月，國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執事之贊成，亦不及顧執事之反對。”（《和平反共建國文獻》，頁一四三）但是我們認為蔣眼開眼閉讓汪等出走，特務固不敢攔汪，但特務不會上告蔣來做決定嗎？蔣不攔汪，必須從蔣本人的主和意願來理解。他把汪等當試驗氣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蔣為何又要謀殺汪精衛呢？我們的理解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蔣氏“兔死狗烹”哲學，讓汪發表和平主張之後，由他後續完成，免得日本人想與汪做對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議成功卻讓汪氏取而代之。更何況汪氏途經雲南，與龍雲相處甚篤，如果龍雲加以響應，將更增加汪之聲勢，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長夢多，為以後蔣日和談製造麻煩，於是不惜遣特務殺之。
可是誤中副車之後，反而弄巧成拙。這一毒辣的行動，刺激了汪精衛，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發表“舉一個例”，公佈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國民黨秘密會議記錄，即“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記錄”，證明了主和之意，國民黨大員皆有之，蔣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並提出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為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為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已經認為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衊，誣衊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為國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國文獻》，頁八至九）
不僅此也，激動的汪精衛觸發了烈士性格，為死友、為主張，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國了，也不理蔣介石高興不高興，徑自去與日本人談。……
有趣的是，蔣介石公開譴責以及謀殺未遂汪精衛之後，繼續經由萱野轉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積極佈置準備對付共產黨以及對日和平之意不變。其實，不僅嘴巴上說，還起而行，於一九三九年年初召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時，明顯展示反共態度，以配合近衛三原則之二，並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陳誠於二月三日致電在香港的柳雲龍說：
今組織之國防委員會，網羅朝野人員，置於蔣氏一人之下，時機一至，便可運用和平而無阻。（《杜石山致萱野長知》，載《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八）
一個月之後，蔣介石親自發電給柳雲龍、杜石山說：
石山兄臺鑑：歷次來電，暨萱野翁前日來電，均已誦悉，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奔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於平等與互讓原則之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日本方面，究竟有無和平誠意，並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實詢明，佇候詳復。蔣中正蒙。（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此電緊要處，為蔣明顯可以接受“盧溝橋事變前後之現實”，也就是說滿蒙可以不要，但須重尊中國本部之主權，亦即是陶德曼調停時的第一個日本方案。但蔣怕日本別開新價碼，故要“切實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說是求和心切嗎？事實上，此時蔣介石已不經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遙控了，宋美齡也於七月十六日親自飛到香港與萱野面晤。會談設於香港大酒店三五Ｏ號房間，柳雲龍代表蔣方提出七點：一、平等互讓；二、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三、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經濟提攜；七、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參閱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六至四）基本上響應近衛三原則。杜石山於會後致電蔣介石稱：“和平之事，當在汪氏等所欲謀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濟，否則夜長夢多，多一糾紛即添一障礙，屆時鈞座雖欲當機立斷，恐亦為事實之所不許也。”（《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至五）至此，蔣與汪已開始做“和平”競賽了。接著小川平吉於三月二十四日赴港，聽取萱野彙報後，並與蔣方進一步商談，小川與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討伐共產黨，以實現局部停戰，宋美齡與蔣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並謂可用“密約辦理”。杜石山告訴小川，蔣“現已佈置了大量嫡系軍以對付共產黨”，以及“在議和成功之時，望以日本的先鋒隊進行討共”。（《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五三）蔣又於四月間派馬伯援與小川在港聯繫，很可能有進一步的表態，但馬突於四月二十四日逝世。五月六日，小川又與張季鸞會談，更明言日本最關切排共。蔣介石反共意願雖高，但在那個情況下，馬上翻臉伐共自大有顧忌。然小川等急於要蔣明確表態，甚至要到重慶來談。相逼之下，蔣終感化暗為明維艱，想緩一緩，將和平要求先在國防會議提出再說。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釋下，對蔣氏苦心表示諒解。
六月間，中共對蔣日和談已有所聞，乃迫蔣履行諾言，廣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協，將單獨抗戰，使蔣更不敢公開表態。此時汪精衛已到東京與平沼首相會談，但蔣介石不僅仍然保留香港聯絡點，而且宋美齡再度飛港與柳雲龍等會商，並由杜石山會見小川，要求阻滯汪精衛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則想於汪政權成立前，逼蔣公開表態，接受和平條件，因而重申蔣日雙方在軍艦會談前議。（閱《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四○至六四三）蔣於七月七日抗戰二週年文告，重申抗戰到底的國策不變，他能不如此重申嗎？但被日方認為缺乏誠意，更傾向汪精衛。不過，蔣於七月十六日在重慶發表軍事委員會組織與人選，規定蔣有權執行國府組織法第一一一條之規定，即宣戰、議和、締約的權力，已為蔣全權議和訂下法律根據。蔣又於八月初經杜石山轉告日方已有分共決心，並派鄭介民、王景惠先後赴日，力阻汪日之間的和平運動。小川也開始積極活動，於八月十日走訪近衛文麿，並連夜進京會晤首相，提出所謂“戰勝國寬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攜赴重慶談判，同時要求對方派出孔祥熙一級的代表參與預備會議。重慶方面得此報以及汪政府將延期成立之消息後，孔祥熙聲言將犧牲一身，決心在參政會提出“和平”案。此時德國與蘇聯已締定互不侵犯條約，日蘇亦已有妥協跡象。蔣、孔怕孤立，故更加積極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勢的發展也使日本軍方更為囂張，對日本政府橫施壓力，被迫於九月十三日聲明扶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蔣、日和談再次觸礁。蔣介石對汪組府“深惡痛絕”，不謂無因。唐縱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記提道：
委員長髮表重要談話，對汪逆召開偽代表大會及企圖成立偽中央政權問題，深惡痛絕。委座從未公開斥辱何人，此為第一次，並表示海枯石爛，永不寬赦。（《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一）
照說汪精衛去做“逆”，自毀歷史，蔣介石又何必“深惡痛絕”呢？其所以“深惡痛絕”，顯因汪破壞了蔣日和談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擺明在搞，然而蔣卻一直暗幹，想下海因考慮太多而不敢下海?選
一九三九年底，南京的汪政權開場之前，高宗武與陶希聖突然出走，抵達香港後，於一九四Ｏ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大公報》上刊登來函，並公佈轟動一時的文件——《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此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稱《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於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簽字。由於初次公佈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顯此一《要綱》的賣國性質。在轟動之餘，重慶在宣傳與情報戰場上，似猶全勝，而使南京汪政權大驚失色，窘態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確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慶地下工作人員的協助。陶希聖抵港後，於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蔣介石親筆函，令陶“坦率詳陳附逆經過”。黃仁霖於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時，陶託黃轉呈回函一件，陶對蔣給予“戴罪圖功”的機會，“銘感於衷”，自稱罪民陶希聖（見親筆原函影本）。然而陶氏此件於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報人員密得，岡崎總領事以第八二號極密件發電給東京外務省有田外務大臣，當晚收達（見日文影印原件）。從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參加汪方，早得中樞諒解”，可證高非僅為汪奔走和談，也一直為蔣效驅馳。高是蔣之人馬，尚有四條旁證：
一、當時汪派國民黨怕蔣派國民黨謀殺，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獨住法租界的花園洋房，因為他心裡明白，他是敵人的朋友。
二、一九三九年夏天，高宗武隨汪精衛到日本，據亦在隨行之列的周隆庠說，影佐禎昭見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覺其形跡可疑，但無確實證據，經汪極力反對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報頭目，顯然已有風聞。
三、高宗武到香港後不久赴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陳布雷打了這樣一通電報給駐美大使胡適：“胡大使：鹹（二十七）日由賀主任耀組名義匯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發高君宗武旅學費，即請轉交高君，並復為荷。弟陳布雷。勘。”四千美金在一九四二年不是一筆小數目，學費其名，獎金其實。
四、據高宗武本人的訪談，他自港赴美前，蔣介石曾寫親筆信給他，譽為“浙東強人”（見Ｂｕｎｋｅｒ，ＴｈｅPｅａｃｅ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２０６），與蔣要求自稱罪民的陶希聖，戴罪圖功，相映成趣。
汪政權雖然建立，汪記“和平運動”卻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擊，但是罵汪逆的蔣介石並未一心主戰，仍然繼續他暗地裡的“和平運動”。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見了蔣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幾次會談後，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一九四Ｏ年二月十四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東肥洋行會見。商定在二月底舉行中日兩方正式圓桌會議。今井武夫趕到南京，向西尾總司令報告說，奉命在十九日飛東京向閒院宮參謀總長和畑俊六陸相說明會談內容。參謀本部立即派謀略課長臼井茂樹大佐到了香港，實地瞭解情況。三月二日，中國代表全體到齊，除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陸軍少將張漢年、張治平等人。
三天之後，蔣宋美齡以治牙為名也到達香港。三月八日會談開始，在東肥洋行二樓舉行。會談前雙方出示證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陸軍大臣畑俊六出證明書，中方由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出證明書。會談內容主要有關“滿洲國”問題、日華共同防共問題、汪政權問題，以及日本在華北駐兵問題。其中當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見最趨一致，其他問題也有商量餘地。宋美齡於五月間再度來港。宋子良還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游艇中密談，強調蔣委員長確實想和（見《今井武夫回憶錄》，頁一四四），如和談成功，最快可於七月間對共產黨進行討伐。於是六月六日，雙方代表經多次磋商後，一致同意由板垣徵四郎、蔣介石、汪精衛三人舉行長沙會談。七月二十二日雙方在香港簽署備忘錄如下：
下記日華代表關於進行停戰會談事，系分別遵照板垣總參謀長及蔣委員長意旨，並互相確認各自上司有關進行會談的親筆證件後，約定事項如下：
一、時間：八月初旬
二、地點：長沙
三、方法：板垣徵四郎及蔣介石商談日華停戰問題
代表鈴木卓爾（印）
代表宋士傑（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這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桐工作（ＫｉｒｉＫｑｓａｋｕ）”。宋士傑為宋子良的化名，其實宋子良也是特務頂替的。
同時，蔣介石又於六月二十一日致電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來和談，並代致“表示後悔”之意。萱野原擬八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著手於“桐工作”而受阻。在侍從室工作的唐縱已於八月五日覺察到，“日來和平已在暗中舉行，此事關係重大，外間知者極少。”（《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四五）唐縱並未參與其事，他只是從“許多小徵候”觀察而知。八月二十八日，戴笠又告訴唐縱，“張季鸞昨天回來，今日又飛香港，這是與日秘密交涉有關。”（同書，頁一五一）可為正在進行中的“桐工作”的一個旁證。
這個“桐工作”，可以說是蔣日和談的最高xdx潮。談到三個人會談的地步，實由於戰局對中國不利，當時英法都想與日本妥協，日軍又已進佔宜昌，直接威脅到重慶。蔣於和戰之間自然動搖到最嚴重關頭。然而正當“桐工作”積極進行之際，近衛文麿第二次組閣，蔣氏記得近衛有不與他做對手的聲明，遂於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種方式撤銷，他才放心。他也顧慮到汪日之間的條約，汪政權已經成立，與汪平起平坐也是難題。不過，汪倒是很願意日本與蔣直接和談（參閱Ｂｕｎｋｅｒ，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１５５—１５６），惟蔣提出“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的論調，要求汪出國、隱退，甚至把汪交給蔣處理，日方表示難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發動了“百團大戰”，日本人寫的《太平洋戰爭史》認為百團大戰“是中日戰爭開始以來最大的一次激戰，給予日本軍隊以沉重的打擊”，並認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蔣介石不敢脫離抗日陣營”，顯然蔣若不抗日，中共還是會繼續領導抗日。這種說法已被大陸學者證實，他們更進而指出，百團大戰就是因為獲知“桐工作”而發起的。若然，則中共救了蔣介石沒去當漢奸。蔣介石既然起了猶豫，板垣雖於八月二十二日寫來親筆信，深信三人會談“當能確立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向蔣打氣，但蔣終於不敢接受，於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轉達，推說重慶意見不一，“目前不應馬上舉行長沙會談”。九月十九日，所謂“桐工作”以失敗告終。雖如此，蔣介石並未因此放棄和談。他於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託杜石山致電萱野，有謂：
蔣公既以石山等與先生有所約，中日和平路線絕對已有維持，故拒絕紅軍進攻平津以斷日軍接濟，不準小張復出而重東北糾紛。（《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九六）
我們從這一則密電才知道，蔣介石不放小張（張學良）原來還有日本因素。
蔣介石又於十一月十六日向頭山滿與萱野長知致意，說是宋子良擅自與板垣代表晤談、接受條件，並說宋子良“懼而避之美國”云云，顯然要在國民黨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責任。（蔣原函可見於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三二九）其實，連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與板垣代表談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務曾廣（王新衡）頂替的（見《今井武夫回憶錄》，頁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再據參與“桐工作”的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於一九五三年訪日時，告訴今井武夫，當年會談蔣介石確是幕後的大老闆，由戴笠秘密執行。（同書，頁一六三）
蔣介石雖然一再解釋，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於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認了汪政權。但是蔣介石依然沒有死心。一九四一年五月，萱野到澳門，蔣又派柳雲龍前往徵詢和平意見。萱野建議託頭山滿，蔣即贈相片示意。頭山滿卻不領情，認為蔣不識抬舉，對願提攜的日本“反戈”，罵蔣“終竟是傻瓜”?選自此蔣與這些日本“民間人士”無法再從事有意義的談判。上面這些秘密接觸，都是從日本戰敗後公佈或洩漏出來的文件證實的，宣傳絕不中途妥協、宣傳抗日到底的蔣介石當然是守口如瓶的。這些秘密接觸，當然只有他們優為之，他們幹了，也不會戴上“通敵叛國”的帽子。
蔣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談，只因日本政府受到軍方的干擾，拿不定主意，而蔣之一方，則感到難以“化暗為明”，遲遲難決而延誤時機，再加上共產黨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殺出一個汪精衛，更加攪了局，卻讓蔣介石最後“八年一覺渝州夢，贏得人間抗戰名”?選
最有趣的，照龔德柏《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的說法，汪精衛生前死後的一大罪狀，乃在於他“妨礙中日講和”?選龔德柏是拼命醜詆汪精衛的，但弄巧成拙，豈不正好反證了蔣介石那邊在跟日本講和嗎？是以“蔣汪雙簧”的謎底是，兩人並無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運動”，只因陰錯陽差，兩人的“努力”不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敗，卻讓蔣介石熬到意外的“勝利”。
蔣介石與日本講和的管道，於抗戰八年之中，始終不斷，連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亦曾於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年，替蔣向華北日軍提過只要長城以南主權的和平條件。（見Ｓｈａｗ，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１２５）近人論史，居然還要以為用“抗戰到底一詞來表達其（蔣）領導對日抗戰的基本方針，足以涵蓋一切”（見蔣永敬《蔣中正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基本方針——抗戰到底》，載《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四九九），請問“涵蓋”得了與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