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來打擾我，別敲門，也別寫信。
——威廉姆·巴勒斯
人在敲門，唱機里正在放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音量很響，但我還是聽見了敲門聲。天天看看我，“是誰啊？”“不會是馬當娜吧。”我說，我們倆沒有很多朋友，這是我們的致命弱點，但也是可愛的優點。
我走到門邊，從貓耳眼裡一瞧，果然是個陌生人。我把門開了一條縫兒，問他找誰。“如果您有興趣有時間的話，我願意向您介紹我們公司新開發的吸塵器。”他的臉上浮上熱情洋溢的微笑，用手摸一摸喉結下的領帶，彷彿只要我說“願意”他就會即刻發表一通不會令我失望的演講。
“這個……”我不知如何是好，粗魯地打發一個不算難看也不算危險的男人可能是需要厚臉皮的，他能把一身廉價的西服穿得這般整潔乾淨，就更能說明這個男人的健康人格。不能粗魯地打擊這種自尊。而且我也沒事可做。
天天吃驚地看著我把陌生男人領進來，男人落落大方地掏出一張名片給他，打開隨身帶著的大包，取出一個鋥亮的吸塵器，“他要幹什麼？”天天低聲問我。
“讓他試試吧，我不好意思回絕。”我低聲回答。
“如果試了又不買，更不好意思。”
“可他已經在試了。”我言不由衷地說。
這還是我住到這公寓後頭一次碰到這種情形，這城市的上門直銷浪潮在90年代初作為商品經濟新氣象盛行一時後，到現在己漸漸平息了。今天這事純屬偶然。
陌生男人大力彎腰，手持吸塵器在地毯上一遍遍地清掃，吸塵器發出不輕的噪音。天天躲到另一個房間去了，“這機器吸附性特別強，甚至可以吸出地毯上的蟎蟲。”男人大聲說。
我嚇了一跳，“蟎蟲？”
他幹完後把一堆髒物倒在一張報紙上，我不敢細看，怕發現有蟲子在蠕動。“多少錢？”我問。
“3500元。”他說。
這遠遠超過我的心理價位，我承認我對商品價格常識的無知。“但物有所值，等你們添了小孩，這機器的作用就更明顯了。它有助於保持家庭衛生。”我沉下了臉，他居然提到“小孩”。“對不起，我們不想買。”
“可以打八折的，”他堅持不懈，“一年保修，我們是正規的大公司。”
“謝謝，耽誤你時間了。”我把門打開，他面不改色地收拾好東西，穩步走出門外，然後一回頭，“您有我電話，如果改變主意，可以跟我聯繫。”
“CoCo，你什麼都想試，總是給自己惹麻煩。”天天說。
“什麼麻煩？至少他清理了一下地毯。”我吐了一口氣，在書桌前坐下來。天天說我“什麼都想試”，真不知道他指什麼。
敲門聲又響起來，我一把拉開門，這次是隔壁的鄰居胖阿婆，她手裡是一疊積留在樓下信箱裡的水電煤電話賬單，還有兩封信。我記起來我們的信箱已經有好幾個月沒去查看了，反正也沒上鎖。我向胖阿婆道了謝，她笑呵呵地走了。
這兒的街坊鄰居都有種老上海人特有的熱心腸。他們似乎都沒什麼錢，下了崗的主婦精打細算著安排日常生活，廚房的窗外掛著風乾的小魚，醃製的蘿蔔，不時有煤餅爐子的煙飄過來，穿綠色校服掛紅領中的小孩子們玩著永不過時的槍戰遊戲。而老人們圍在小公園的一角下象棋，打“大怪路子”，風不時吹起他們雪白的鬍子。日夜交替的時光就在醜陋的工房和破敗的馬路上空無聲無息飛過了，而對於大多數上了年紀的上海人來說，這種街區是他們最熟悉的帶著種懷舊氣息，對於年輕一代而言，這則是被排斥的，終將被取代的地方，是毫無希望的下只角，然而在這地方住久了，就能感受到一種樸素的氣質，暗暗持續的活力。
那兩封信其中之一是從西班牙來的，我把信遞給天天，“是你媽來的信。”他正躺在床上，我把信丟在他手邊，他拆開來，看了幾行說，“她要結婚了……另外還提到了你。”
我好奇地湊過去，“我可以看嗎？”他點點頭，我跳上床，他從背後抱住我，雙手把信紙舉到我面前。
“我的兒子，最近怎麼樣？上一封信你提到你現在和一個女孩子住在一起，你沒有仔細說一說她（你的信總是那麼簡單，讓我失望），但我猜想你很愛她，我瞭解你，你不會隨隨便便地接近一個人。那樣很好吧，你終於有個人做伴了。
……下個月的1號我要結婚了，當然是胡安，我們住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了，相信可以默契地長相廝守下去。這邊的中餐館依舊那麼好，令人想不到的，我們正在考慮近期來上海開一家餐館，那將是一家正宗的西班牙餐館。我盼望和你相見的那一天。雖然我一直不明白你為什麼不願意來西班牙，你對我似乎從不信任，某種不好的東西一直阻隔著我們，但時間過得那麼快，10年過去了，你也已經長大了，不管怎樣，你是我最心愛的兒子。”
“這麼說，你和你母親可以見面了。”我放下信，“10年裡她居然一直沒來上海看你，你也沒去她那兒看她，真夠奇怪的。”我看看他，他臉色不太好。“所以我不能想象你們母子見面會是怎麼樣的情形。”
“我不希望她來上海。”天天說著，身體向後一仰，倒在厚厚的枕頭上。睜大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是空無一物的白色，可以引誘人墜入無盡的虛空裡去。“母親”這個稱呼在天天曾經告訴過我的那個故事裡變得蹊蹺難辨，分明還帶著他父親意外死亡事件所烙上的陰影。
“我以前的媽媽長得像仙女，頭髮長長的，說話很溫柔，身上總是有一股香氣，手指很軟很白，會織各種漂亮毛衣……這是我在10年前見到她的樣子。後來，她也寄過一些照片給我，我都扔了。”天天眼睛對著天花板說。
“她現在是什麼樣子呢？”我對那個遠在西班牙的女人充滿了好奇。
“我不認識照片上的人。”他在床上轉了個身，背對著我。一種厭煩的情緒影響了他。他寧可用寄信或寄卡片的方式與她聯繫，不能想象有朝一日她會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那樣不行，如果那樣，他的某種受控著的精神防線就完蛋了，世上有千萬對母子，像他們這樣的不多，有一道關橫在他們之間，本能的血緣之親和溫情克服不了那種猜忌，愛恨交織的這一場戰爭會一直延續到無法預知的故事尾聲。
另一封信則是由馬克寄給我的，信封裡裝了兩張請柬和他的簡短附言，“那次派對上你給我很深的印象，希望可以再次見到你。”
我對天天揚了揚請柬，“去看畫展吧，那個德國人馬克果然不食言。”
“我不去，你一個人去吧。”天天閉上眼睛，看上去並不高興。
“咦，你一向很喜歡看展覽的。”我置疑道。這是實情，他經常揹著相機去看各類藝術展，畫展、影展、書展、雕塑展、傢俱展、書法展、花展、汽車展，以及各種工業器械展，在一大堆令人吃驚的作品中流連忘返，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展覽參觀狂。那是他窺視外部世界真面目的窗口，按精神分析師吳大維的說法，一個幽閉症患者又往往是一個偷窺愛好者。
“我不想去。”天天突然一動不動地盯著我的眼睛，用一種抑制不住的譏諷說，“那個德國人總是對著別人的女朋友獻殷勤嗎？”
“哦，你這麼認為嗎？”我反唇相譏，這種情形真是少有，天天的眼睛一多疑就變得像蝸牛一樣冰冷，讓人不適，眼白多眼黑少。而我還報以粗魯的態度可能緣於內心的虛弱，彷彿身上的某處暗瘡讓敏感的天天一下搔到了。
天天緊閉上嘴，一語不發地走進另一個房間。他的背影彷彿對我說，“別拿我當傻瓜看待，你們跳了一夜的貼面舞，接下來他又跟著我們走進過這房間。”我也閉上了嘴，一言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