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言
張悅然出生於八十年代，現在還在唸大學，但她已在小說創作的探索中走得比較遠了。她的小說不以故事取勝，但憑靠對外在世界和個人心靈的敏銳體察和聰穎感悟，細細密密地串起了一串串夢想的文字珠鏈，便營造出了一個個五光十色、美輪美奐的奇景。強烈的夢幻色彩使她的小說顯得超凡拔俗而又高貴華麗。她的小說，讀起來既冷嗖嗖又暖烘烘，既朦朧又明澈，既真切又虛幻。
這些近似夢囈的訴說，來自青春始端的敏感，來自骨子裡的鬱悒，來自成長的愉悅與茫然，有時尖利，有時低沉——它們，飛揚而又憂傷。同七十年代人相比，八十年代人成熟得更早。現實的殘酷、信息的圍攻，無時無刻不在牽引他們的焦灼、辨別與思考。他們沒有固定而統一的信仰，所以很早就開始尋找各自心靈的慰藉。這遠非一份好的課程答卷、一所較理想的大學那樣簡單。成年人的友情觀、愛情觀、家庭觀過早地闖進了他們的視野。他們多夢、敏感，很容易受傷，但有時又會表現出驚人的堅強。他們不會情願過早墮入世俗，所以不會信奉金錢與權勢，那麼剩下的就只有愛情。
所以，張悅然的小說主要是寫親情、友情和愛情。她筆下的愛情，是她用稚嫩而早熟的心靈放飛出去的一隻只飄搖而空懸的風箏。愛情成為夢想的惟一附依。這樣的夢想在張悅然的小說中頑強而專注。比如《黑貓不睡》中“我”的“拒絕”、《毀》中天使的堅守、《葵花走失在1890》中的“我”的獻身，等等。一個固執懷抱夢想的人必然同時也就懷抱了憂傷，因為現實要泯滅夢想，阻絆它們去飛。因而那些臆想中的愛情，開端都很美妙，發展都很艱辛，結局都很悲慘。無論是離別、破碎還是死亡，這都絕非空穴來風，是她們感知到的部分現實。她們可以丟掉夢想嗎？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悖謬正在這裡：她們的夢幻大多是悲劇。張悅然的筆之所以反覆觸及到了種種的“愛情悲劇性存在”，因為夢幻和現實之間存在著永恆的巨大落差，這帶給愛幻想的她們濃濃的悲劇感。作者從小就在她的小說中透射出了這種悲劇意識，這很不簡單。悲劇意識的確立，如人所言，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清醒，是社會整體樂觀情緒的必要補充。相對於社會整體性的樂觀情緒，這種悲觀無疑是重要而又必須的。而我們也吃驚地發現：張悅然的小說大都是悲劇。刀子一樣鋒利的語言，珠貝一樣閃閃發光的思想，她用小說來營建高於現實的生活，並向這種生活伸出豐富而茂密的心靈觸鬚，她的作品充滿了凌越現實的巨大沖動和使人警醒的批判力量。當然，在現實生活中，在別人眼裡，她可能生活得很好很貴族。但我們會聽到她斬釘截鐵地反駁說：我非悲劇，而悲劇永在我心中！
懷抱愛，懷抱夢幻，懷抱深切的悲楚，這使小說中呈現的他們因充滿憂傷而高貴異常。在他們心中，愛高於一切！包括生命。他們堅守著這樣的信條，為自己鼓著勁，慰藉並攙扶著自己極易受傷的心。可以這麼說，張悅然的小說說出了一代人的希冀與痛楚。他們渴望被理解，被關愛——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學會照看好自己，自己的夢及所信奉的一切，一點一點長大。成長，在我們的小說中是一個言之不盡的話題。儘管愛情對他們這個年齡而言是五顏六色的氣泡，蒼白易碎，永遠不可抵達，永遠都在彼岸，不過這沒關係，他們在探索、在辨別、在行進，在一點一點步入成年的營壘。其實對任何過來人而言，這些七彩、繁複、記錄著少年心跳和痛楚的細節，即便容易覆蓋年少時的無憂和傷懷，回憶起來也是美的。所以，張悅然小說的價值在於：記錄了敏感而憂傷的少年們的心理成長軌跡，透射出與這個年齡的心力極為相稱的真實。這種真實來自這代人的心靈深處，其實並不便於隨意示人。他們喜歡什麼，厭惡什麼，嚮往什麼，抵制什麼，這些都能在她的小說中找到答案。
讀這些小說，可以看到：張悅然的想象力是驚人的。在少女執著的夢和悲劇意識雙重構築的基座上，想象力將故事彈開，火花一樣閃耀著它們迷幻的光。想象力在她有限的實際經驗的輔佐下，結下美妙的情節和細節花朵——《殘食》中魚和魚之間的殘殺，以及藍色魚妻子“藍瑩瑩的舞衣”；《黑貓不睡》中那隻無辜黑貓的悲慘遭遇，以及黑貓被毒打後“參差不齊的血淋淋的牙茬”；《毀》中的天使之死，以及天使死去時還握在手中象徵愛情的“面值十元的票子”；《葵花走失在1890》中因藉助女巫的力量而有了雙腳毅然奔赴所愛的向日葵，以及女巫那雙有“紅色燈絲一樣的血絲”的眼瞳；《陶之隕》中陶的爆炸，以及“像極了一道心口的傷疤”的魚骨紐扣；《赤道劃破城市的臉》中我每天都要聽的“硬幣掉進儲蓄罐的聲音”；《縱身》中愛看熱鬧的壁虎；《霓路》中“奔跑時撒了一地”的手鍊；《這年冬天的家書》中媽媽剝核桃留在手上的“傷痕”……這樣的例子在張悅然的小說中比比皆是。想象使張悅然的小說不同凡響，充滿了濃濃的詩意。夢幻的氣息、想象的氣息、詩意的氣息兼備於張悅然的小說——這本小說集是優秀的、奇特的。
她的文字鋒利、奇妙、簡潔、時髦而且到位。敏感和夢，飛揚的靈感和駕馭語言的熟練技能，顯示著張悅然完全可能成為優秀作家的潛質。相對於她自身的年齡和經歷，張悅然是出色的。她雖被冠名為“新概念作家”，但其實她已從“新概念”所限定的寫作姿態和表現生活的方式中走了出來，已逐步走向“社會化”。《葵花走失在1890》是個標誌。讓我們看到這個耽於夢幻、沉浸在五顏六色奇想中的小作者，已從強烈的個人化情懷中跳了出來，在走向文化思考，在走向大境界。“我”的愛情所迷戀的對象也已從前衛時尚的少年，走向偏執的、極富個性色彩的成人，這是作者心力所及的範圍已有所拓展的表徵。這是一個新變化，無疑也是一個新的寫作方向。不難看到，張悅然在這個方向上給自己留下的發展空間和開拓另外的發展空間的可能性。
張悅然小說在中學生和大學生中擁有廣泛的讀者。如果登陸《萌芽》網站的“論壇?我看《萌芽》”，就會發現她的小說受歡迎的程度。她曾多次被讀者評為“最富才情的女作者”、“人氣最旺的女作家”，還獲得過小說“最煽情獎”。可見張悅然已經在年輕讀者中形成了自己眾多的擁躉群體。她十四五歲時的小說《諾言角落》、《殘食》就曾被《青年思想家》雜誌冠名“未來思想家”欄目發表；她的小說曾被《新華文摘》等多種報刊轉載，也被多家出版社爭相收入各種“青少年作家作品選集”中。
成功來自她的才情和不懈努力。當然，她的作品也有侷限，比如她在小說中過於沉湎於自我，這使她的小說顯得很緊縮；她的抒情是“敞開式”的，往往顯得缺乏剋制，等等。偉大的文學，從不單純停留在夢幻的層面上，它要涵蓋歷史，涵蓋廣闊的現實與責任，涵蓋瑣碎、艱難而具體的現實人生。
張悅然的寫作剛剛起步，已經取得了如此的佳績，憑藉她極具個性的語言和想象力，隨著她人生閱歷的不斷增加和對社會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我相信她會更好地處理夢境與現實的關係，更好地處理個體經驗和社會性經驗的關係，寫出既有鮮明的個性又有廣泛的涵蓋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