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論金庸小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問我意見。
那是對的，我也這樣認為，我在創作武俠小說這前，之初，影響我最深、最甚的，都是金庸、古龍二位大師。其餘武俠小說我幾乎一概通讀，但就最愛金庸、最喜歡古龍。別家對我影響並不深刻。
但我喜歡歸喜歡、愛歸愛，我現在寫的，既非“金派”，也非“古派”，不今不古，我只“自成一派”。
我既非“古人”，更沒興趣當金庸的“來者”。他們寫他們的小說，而且，亦已建立了空前偉大的文學成就，那些光得張嘴巴、好發評論而從不參與這種中國獨有的題材文類創作的評論家們，大抵是基於武俠小說自他們讀過之後就不值一屑、任期衰敗式微的心意，一方面保守短視、鄙視武俠小說的全面革新、大膽突破，一方面又捶心頓足，感嘆武俠已死，今不如古。這種人，有的會搬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金箍咒，目的就是說你別寫了再寫也寫不過金庸（或其他人）的意思，對這種人的言論，我無意思再在這裡花一分鐘的時間來論辯。人家早已一怒拔劍，他仍在一路放屁，不理便是。
其實，金庸、古龍的作品不只是這樣子的。他們的小說之所以精彩、好看、偉大，因為還有激發你參與（不管是陶治、嚮往還是實踐、創作）這“武俠世界”的功能。如果金庸寫完了他的小說武俠也就完了、後繼無人了，那反而是金庸小說的不足之處、失敗的地方。
中國詩人當然不止一個李白、杜甫，詞人不止一位蘇軾、李煜，小說家也不止曹雪芹、羅貫中，《史記》之後，也有《漢書》、《通鑑》，百花齊放，各擅勝場，若從金庸後這種文類就輒然而絕，斷送斫喪，那就不可喜亦不可嘉，只大吉利是。
對金庸而言，他那種來自深厚古文傳統底子而在他那獨特（連載體的新白話小說）時代寫出來的武俠小說，到底是一種“過去式”文體：他寫得確是好，好得“前無古人”，他寫得也確是成功，成功得“後無來者”——就像李白詩中的狂放、仙氣，蘇東坡詞裡的豪邁、豁達，確難有人能跨越一般－－但我們有我們的時代，我有我的筆法也有我的看法。我寫我的小說。我武我俠，我行我文，不需要也沒意思要“繼承”任何大師的“來者”－－包括金庸、古龍。
我甚至不是“後來者”，在我對時代的敏銳觸覺、我出身背景和摸索成長、傳奇經歷大成大敗、起落浮沉中，我反而是我這一代和我這一種武俠小說創作人的“披荊斬棘開山拓路獨行者”。
我曾在八九年在我小說“將軍劍法”之“闖將”後記中認為：武俠小說“要變”。但“要變”二字，在臺“萬盛”版曾一度錯印成“突變”（但其他版本則沒出錯誤）。於是，批評家就來了，大罵這“突變”心態之狂妄、自大、叛逆、破壞優良傳統無遺的種種“罪名“全來了。我後來為文澄清過，但評者照樣加之以罪，這“帽子”也不想揭下來了。可是，如今踏入九七年，我對這半死不活、死性不改、欲振乏力、固步自封，但明明是深入民心、大有可為的獨特文類深思熟慮後，已改變了看法：
——是到了要突變的時候了！
惟大死後大生。
浴火成鳳凰。
突變又如何！
突變就突變，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對，武俠小說創作，現在已到了必須“突變”的時候了！
歡迎大家一起來“救亡”：誰都不願意看到已洋洋自得喊出“文學已死”的“袖手旁觀者”，正沾沾自喜等著再高呼：“武俠亦亡。”
要是別人不做，那就從我做起！
稿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二日：託入室弟子葉浩、何包旦探訪派內最可能在武俠創作上大有作為的弟子宋寂然，並轉來鄒家禮一句話：“如果我能等到溫大哥寫完他作品其中一個系列，我死也瞑目了。”聞言悲笑三聲／十五日：何、梁拜會《澳門日報》副刊主任林中英。
校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九至二十日：離開珠海，又住澳門，別了芳芳，又見劍劍。寫於咪咪特別安排之豪華房間。紀念過去在港十三年來，獨家交予“敦煌”陳麗池盡心盡意出版我之武俠小說系列，證實了這是一盤生意、一件好事、同時也提倡了一股俠風；阿琴有變會張婷；拾逾三萬名錶物歸原主雅麗；對明明是大可贏利之生意卻誇言為理想犧牲之徒，只覺滑稽。
再校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三日：小鼠首吃老鼠粉；偵破雞佬利用龍婆有關“跳井”毒計；與小靜都拜洪聖廟、天后廟；求籤均得上籤；小B求籤鬱郁；華南銀行開戶口葉又搞砸事；支票誤舛自找麻煩；石頭記又狂購水晶、紅紋玉碧璽、大衛星達萬元；與飛睇戲、拍拖、買裙；超仔夾傳真話好驚，白社會上門也；小方離港返珠，自此暫由溫劉何葉守金屋，未求憧驚樂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