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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像一杯摩卡咖啡，苦中透著甜，甜裡摻著苦。
這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說法，我更願意說:
生活像一塊正在發酵的臭豆腐，越放越臭，越臭吃著越香，才越有滋味。
1歲的時候，我每天忙於喝奶尿床，抽不出時間幹別的。
2歲的時候，我會站著尿尿了，知道了這種東西不應該尿在床上。
3歲的時候，我被送進幼兒園，開始了集體生活。同年，因為揪小姑娘辮子，受到生平第一次批評。
4歲的時候，我發現世界上有一種人和我不同，她們無論大小便，都蹲著。
5歲的時候，我幼兒園畢業了，第一次拍畢業照。
6歲的時候，我學會了“bpmf、dtnl”，但是不知道有什麼用。直到十二年後，開始用電腦打字了，才知道並沒有白學。
7歲的時候，我會做50以內的加減運算，買東西知道要找錢了。那時候我還沒見過面額100的人民幣。
8歲的時候，我戴上紅領巾，每次升旗都得伸胳膊，酸酸的。我希望國歌能快點放完，或者國旗能快點兒升到旗杆頂。後來才知道，這兩件事情不能分開進行。
9歲的時候，我有了一個女同桌，因為胳膊過線，被她用削尖的鉛筆扎出一個黑點兒，從此知道了女生不好惹。
10歲的時候，我在放學路上被附近中學的兩個男生劫了一塊三毛錢，從此知道生活充滿坎坷。
11歲的時候，我在作文裡寫道:我要當科學家。
12歲的時候，我進了中學，每年六月一號不再放假。
13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考試不及格，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14歲的時候，有一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夢，醒來以後內褲溼了。
15歲的時候，我寫了第一封也是最後一封情書，送出去後石沉大海。
16歲的時候，我上了生理衛生課，感覺不像在學習新知識，而是複習。
17歲的時候，我躲在學校的廁所裡抽了第一根菸，希爾頓牌的。
18歲的時候，我考上大學，很高興，父母比我更高興。
19歲的時候，我知道了一個詞:鬱悶。
20歲的時候，我能喝8瓶啤酒了。
21歲的時候，我的世界觀發炎了，有了陰影。
22到25歲的時候，我似乎不會高興了。細細想想，這是上了大學的結果。
大學四年到底留下了什麼?
有人從高中時的三好學生髮展到大學裡的補考專業戶，至今最高學歷還是高中畢業。
有人從不會電腦開關機用兩個指頭敲鍵盤升級為遊戲高手，代表祖國征戰世界賽場。
有人在床上度過了四年，培養了有事兒沒事兒都在床上躺著和每天睡眠不能少於十二個小時的生活習慣，大學裡的最後一張照片，是穿著學士服躺在床上拍的。
有人找了女朋友，畢業後共築愛巢，幸福甜蜜，優生優育。
還有人……
但所有大學生都不能逃脫的事實是，竟然因為上了四年學，被衛生部指定和農民工兄弟並肩成為艾滋病高風險人群。這意味著即使連異性手都沒拉過的青少年，進了大學也會成為艾滋病預防工作的重點。
這便是四年大學帶給學生們的共同結果，而不是畢業證。這說明，在大學裡，你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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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學生和家長以為上了大學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前途無憂，而大量畢業生待業、讀研、自主創業（不得已在天橋上擺個攤、在小區裡開個小賣部、去街頭賣肉）的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確實會有人找到好工作，但不一定是你，就像每個月都有人中五百萬，卻不是你，一個道理。
20世紀90年代，人們說街頭倒下一張廣告牌，砸到十個人，六個是經理，還有兩個副經理，剩下的兩個，一個是經理的兒子，一個是經理的媳婦。現在街頭倒下一張廣告牌，砸到的十個人裡，得有六個本科生，兩個碩士，一個博士，剩下的那個是拿著錄取通知書揹著行李正趕往學校報到的大一新生。
二十年前，無論是找工作還是找對象，大學生能享受到大熊貓一般的待遇。現在大學生的境況無異於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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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三年了，我們宿舍的六個人，有三個仍留在學校。
我上鋪的楊陽，大四被學校開除後，重新參加了高考，上了中文系。之所以仍考回這所學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從哪兒跌倒了就從哪兒爬起來。而我們的分析是:楊陽不是不想上北大，又考回這裡，就是因為分數線低。中文專業自古以來就是培養官宦的沃土，很多人都以學習中文為跳板，來實現當官的夢想。一小部分人因為做官不成，才當了作家。而楊陽的理想是做一名批評家，很多社會現象他都看不慣，要以筆為槍，向敵人開戰，像魯迅那樣。為了手頭寬裕點兒，楊陽的評論文章經常出現在各大報紙，他比魯迅更勇敢的地方就是，魯迅至少用過二十多個筆名，而楊陽一直用真名，他說，男子漢要敢做敢當，做不更名行不改姓，到了哪裡老子都叫楊陽。我們說楊陽的出現，讓黯淡了近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壇重新看到了希望，魯迅是一百年前上天賜給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現在老天爺又開恩了，讓楊陽拿起了筆。楊陽卻說，毋寧說中華民族曾經的苦難，是上天賜給魯迅的財富，而當代社會暴露出的問題，是老天爺對自己的恩賜，如果沒有這些問題讓自己嘮叨兩句，真不知道還能幹點兒什麼。
我們宿舍學習最好的張超凡，畢業那年和一家國企簽了七年工作合同，以為這輩子就穩定了，可是上了一年班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兒。以前張超凡對政治從不關心，認為那是杞人憂天的事情，作為一個老百姓，把自己的生活過得有聲有色，這就夠了。上面出了事情，即使自己蹦出好點子，人家也不會聽的，自己只是一個坐車的角色，車往哪兒開，哪條道好走，司機自有主意。既然上了車，就老老實實地坐著，別瞎說話，公共汽車的前擋風玻璃上通常都貼著小紙條:請勿與司機攀談。後來因為在國企工作，便養成了關心政治的習慣，每天有足夠的時間看報紙，單位也訂了足夠多的報紙，《人民日報》、《北京日報》、《解放軍報》……這些報紙的發行量之所以很多，和中國存在大量國有企業是分不開的。每當看到地球上哪個地方又出了問題，張超凡便會和同事們展開討論，為他們出謀劃策，要不閒著也是閒著，不如找個話題嘮嘮，消磨時間。討論到十二點，便暫告一個段落，拿著飯盒奔赴食堂，吃完飯回宿舍睡午覺。下午本該一點上班，通常都一點半以後才出現在辦公室，接著讀報。
家貓。也許再過五年，大學生就成了被遺棄街頭的野貓。
如果日報看完了還沒到下班的鐘點，眼睛還不疼的話，這時候晚報也到了，可以接著看。想溜達溜達，就先去菜市場把菜買回來。有孩子的去幼兒園把孩子接了，然後回來照一眼，一天的工作就結束了。在國企雖然必要勞動時間短，但工資低、鍛鍊少、進步小、衰老早，長此以往，人將不人。眼看著去了外企的同學住進自己的房子，開上自己的汽車，張超凡心裡便起了痱子，報紙改看房地產和汽車專版，看了半個月，發現這兩樣無不對錢提出很高的要求，於是想辭職去掙錢多的地方，可是違約金一年兩萬，合同期限還有六年，為換工作
自己先掏十二萬不值。張超凡雖成績好，可畢竟不是楊振寧、袁隆平那樣的人物，沒有哪個公司願意給他出這筆錢。他想到了考研，合同裡並沒有規範這一條，考上研就可以溜之大吉，於是第二年考上本校的研究生，依然是本專業，這輩子還算沒耽誤太多。
上大學一直混日子的齊思新，畢業前撿了一個便宜，去了某電子設備公司。上班半年後，公司發現他什麼都不會。開始的時候讓他畫電路圖，他把圖交給張超凡畫，每月工資分給張超凡一半，反正張超凡在國企也不忙。公司見齊思新交來的圖畫得不錯，就讓他做了項目負責人，很多事情都需要現場解決，容不得拿回家幹。這下他的真實能力暴露無遺，也就是一箇中專生的水平。臨辭退齊思新前，公司問他以前的圖都是誰畫的，他說是一個同學，公司說能不能把那個同學介紹過來，可一聽張超凡還有六年多的合同在身，就說如果那個同學願意，讓他六年後聯繫我們。有了慘痛教訓，齊思新發現必須有拿得出手的本事才能在社會上立足，以前還嘲笑張超凡學習認真，現在看來，社會的眼睛裡容不得人渣，自己只有完成從人渣到人才的改造，才能加入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行列中來。於是他考了本校的雙學位，經濟管理專業，再有一年畢業，立志日後做一名職業經理人。
我也比他們好不到哪兒去。找了一份機械銷售的工作，上班三年，只做出十幾萬人民幣的銷售業績。如果是賣菜，這個成績很不錯，但公司賣的是動輒成百上千萬的機械設備，這點兒錢證明我每年只賣出幾個螺絲。老闆說，要是賣螺絲我還用你。於是，我便被打發了。
其實這個破班我早就上著沒意思了，想不幹又不知道以後幹什麼，所以就一直耗著，一耗就是三年。就像一個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陷入進退兩難的痛苦中，這時候突然發生了一起意外事故，走在大街上被車撞了，死了，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