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爹有沒有跟你道歉？他也很後悔，他沒想到你真會為我辭職，他很感動，不料有人真為他女兒犧牲。”
“我什麼也沒犧牲，你們這班猢猻聽著，過兩個星期我就再回來，校長代課的時候你們要聽話。”
掌珠歡呼起來，“我放學來看你。”她說。
“放學我有約會。”我說，“你不必來看我，今早我聽了幾百個電話，掌珠，我累，你好好的上課，知道沒有？”
她答應，並且很快掛斷電話。
公寓寂寞一片。只餘玫瑰花香。
我覺得平安。
我在世界上這一仗已經打輸了，不如輸得大方文雅一點。
電話又響，我不再接聽，我倒在床上休息，沒一會兒便睡著了。夢中門鈴響完又響，響完又響。醒後發覺門鈴真的在響。我去開門。
“媚。”我說，“你？”我開門給她。
“我早來了，對不起。”她看上去容光煥發。
“真是佛要金裝，人要衣妝。”我上下打量她，“整個人光鮮起來羅，怎麼，拿多少錢家用一個月？”
“他沒有錢。”她說，“別死相。”
“哦，那麼是愛情的滋潤。”我笑。
“我給你看一樣東西，你瞧好不好？”她自手袋中取出一隻盒子打開，取出一條K金的袋錶鏈子，登希路牌子。
我說：“真肯下本錢，現在這K金不便宜。”
“三千七百多。”她說：“還好。”
“你三個星期的薪水。”我說，“人家等男朋友送，你送給男朋友，這人又還是別人的丈夫，這筆帳怎麼算，我不明白。但是很明顯你並不是會計人材。”
她把錶鏈收好。把笑容也收好。“你不會明白的。”
我明白。花得起，有得花，又花得開心，何樂而不為之，我們都不是吝嗇的人。
“你快樂？”我問。
媚仰起頭，顯出秀麗的側面輪廓。“我不知道。至少我心中有個寄託。昨晨我做夢，身體彷彿回到很久之前，在外國孤身作戰，彷徨無依，一覺醒來，衝口叫出來的是他的名字——你明白嗎，翹？”
“我明白。”我說。
我真的明白，我不是故做同情狀。
“他會不會離婚？”我問。
“我不會嫁他。”她斷然說，“這跟婚姻無關。”
“你的感情可以昇華到這種地步？”我問。
“每個人都可以，視環境而定。”
我們坐下，我取出一包銀器與洗銀水，慢慢的一件件拭抹，媚幫著我。
我向她微笑。
電話鈴響。
媚向我擠擠眼，搶著聽。
“不——我是她的傭人。是，她在，貴姓？貝？”她笑，“請等一等。”
我罵：“裝神弄鬼。”搶過話筒，“喂？”
“我忘了跟你說，我姓貝，”
我問：“你為什麼送花給我？”我認出他的聲音，很吃驚。
他沉吟半晌。“我不知道，表示好意。”
“你是——貝文棋先生？”我只認識一個姓貝的人。
“是。”
“你是個有妻室的人。”我說道。
“有妻室的人幾乎連呼吸也是犯罪，是不是？”
“照說應與妻子同時吸進氧氣，然後同時呼出碳氣。”
“很幽默。”他說。
“謝謝你的花。”我說。
“你好嗎？”他問。
“心情很壞，發生很多有怨無路訴，啞子吃黃連故事，幸虧每日收鮮花一大束，略添情趣。”
“這是我的殊榮。”他說。
媚在旁扯著我的手不住的偷聽，我又得推開她，又得回話，頭大如鬥。
“你有沒有企圖？”我問。
“企圖？當然有，”他笑，“你想想，翹，一個男人送花給一個女人，他有什麼企圖？”
“約會？”我問，“面對面喝一杯橘子水？到的士可跳舞？你在開玩笑吧……”
他沉默一會兒，然後問：“為什麼？是因你我都太老了？”
“不。”我說。
“那是為什麼？”他問。
這時媚靜靜地伏在我肩膀上聽我們的對白。
“因為你屬於別的女人，而我一向過慣獨門獨戶的生活，我不想與任何人分享任何東西。”
“說得好！”
“對不起，貝先生，經驗告訴我，一杯橘子水會引起很多煩惱。”
“可是你很喜歡那些花——”他分辯。
“沒有任何事是不必付出代價的，”我心平氣和的說，“將來我總得為這些花痛哭，你不必再送了。”
“鐵腕政策？”
“讓我說，”我謙虛，“我把自己保護得很好。”
“你對我無好感？”他問。
“相反地，貝先生，如果你沒有妻室，我會來不及的跟你跳舞吃喝看電影。”我說，“你離婚後才可以開始新生命，否則我想甘冒風險的女人很少，你太太那身材是我的雙倍，如果我給她機會摑我一掌，我會非常後悔，相信你明白。”
他說：“我原本以為你的口才只運用在張佑森身上。”
“我一視同仁。”
“那麼我不打擾你了，再見。”
“再見，貝先生。”我放下電話。
媚問：“為什麼？”
為什麼？我微笑。趁現在不癢不痛的可以隨時放下電話；如果不放，那就非得等到痛苦失措的時候，想放都不捨得放。
我好好的一個人，幹嗎要做別人的插曲。
媚嘆口氣，“好，我曉得人各有志。”
“你曉得便好。”我說。
“我們吃飯去。”她說。
我取過車匙。
“你一定要名媒正娶才肯跟一個男人？”媚問道。
“倒也不見得。”我說道，“我只是不想痛苦。”
媚低頭笑。
我閒蕩了兩星期後回學校。
我改變態度做人，原來工作不外是混飯吃，一切別往心裡擱，無關痛癢的事少理少聽少講。反正已經賭輸了，即使不能輸得雍容，至少輸得緘默。我只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完就走，回到家中，我又是另外一個人。
教書我只說課本內的事，經過這次教訓，做人完全變了，既然學校的要求止於此，我就做這些，何必費心費力理不相於的事。
我連話都懶得說，態度悠然平和，既然事不關己。也沒有什麼喜怒哀樂，常常帶個微笑。最吃驚的是蘭心。
蘭心跟我說：“翹，你是怎麼了？這次回來，你像萬念俱灰，怎麼回事？”
“千萬別這麼說，”我一本正經改正她，“什麼灰不灰，別叫老闆誤會，降我的級，失節事小，失業事大，房東等著我交租金的，知道嗎？”
“翹，你以前口氣不是這樣的！”
“以前我錯了。”我簡單的說道。
以前我確是錯了，做人不是這麼做的，以前我簡直在打仗，豈是教書。凌奕凱冷眼旁觀，不置可否，別的同事根本與我談不攏，也不知底細。
至於老闆，走到哪裡我都避著他，他也知道我避著他，大家心裡明白。
我並沒有退掉家中的《南華早報》。以前我真想致力教育，盡我所知，盡所能灌輸給最易吸收知識的孩子們。既然環境不允許，別人能混，我為什麼不能混？混飯吃難道還需要天才不成。
可是身為教書先生，混著有點於心有虧，既然天下烏鴉一般黑，我心底想轉行的念頭像積克的豆莖一般滋長，我的思想終於攪通了。
學生們都察覺我不再賣力，下課便走，有什麼問題，是功課上的，叫他們去問分數高的同學，私人的難題恕不作答。
掌珠說：“蜜絲林，你好像變了。”
我淡淡的問道：“誰說的？”並不願意與她多講。
我不是厭惡她，也不對她的父親有反感，只是我那滿腔熱誠逃得影蹤全無，我只關心月底發出來的薪水，因為這份薪水並不差，因為我生活靠這份薪水過得頂優遊，我把注意力放在歐洲二十日遊。雨花臺石卵、艾蓮寇秀店裡的水晶瓶子，等等。這些美麗的物質都可以帶來一點點快樂。一點點快樂總好過沒有快樂。
師生之間要保持適當的距離，師生之間與任何人一樣，誰也不對誰負任何責任。
張佑森沒有打電話來。他終於放棄了。我不是沒有愧意，想找他出來談談，又想不出有啥子可以說，很難辦。與他說話講不通。我開車接送他到處玩，沒興趣。讓他坐在公寓中，我又不耐煩服侍他。
當然可以嫁給他。他會對我好？說不定若干時日後陰溝翻船，誰可以保證說：這人老實，嫁他一輩子他也不會出花樣。逃不掉的男人多數是最乏味的男人，乏味的男人也不一定是乖男人，張佑森的腦袋裡想些什麼，我從來沒知道過，我不敢嫁他。
既然如此，熄了的火頭就不必再去點著它。
張佑森這三個字被擦掉了。
貝文祺。我沉吟，人家的丈夫。他的妻子太胖太囂張太張牙舞爪，不然也還可以考慮一下。如果她是個溫文的女子，纖細帶哀愁的則不妨，萬一爭執起來，還有個逃生的機會。
我不知道這個貝太太在家中是否與寫字樓中一般無異，如果沒有不同之處，貝文棋怎麼忍受她若干年。她肚子上的那些圈圈士啤呔，簡直像日夜套著幾個救生圈做人，真虧她的，還穿得那麼美，那麼考究，首飾聽說一套套的換。
媚說：“人要胖起來有什麼法子？”
“別吃。那還不容易。”
“不是人人像你那麼狠心刻薄自己。”
那倒是，傭人餐餐三菜一湯的擺出來，太難瘦。
我說道：“我還是不明白人怎麼會到那個程度。”
媚笑說：“何必多問，最威風的還不是你，人家的丈夫送花給你。”
“他有企圖。”我打個呵欠，“難道現在他還送不成？”
沒見花很久很久了。
“有啥新聞沒有？”我問。
“沒有。”
“你的戀愛生活呢？”
“如常。”媚似乎不願多說。
我的教書生涯如舊，學生與我都活在時光隧道內，日復一日，在狄更斯與勞倫斯之間找尋真理，希臘神話是他們生活中最有機會認識人性的時候。
以前我連暗瘡治療都教授在內，差點沒做婦女雜誌信箱主持人，現在什麼都不管。
何掌珠說：“我父親結果並沒有娶那個女人。”
我抬抬眼睛，真意外。
我實在忍不住，“為什麼？”
“他覺得她不適合他。”
“在決定結婚以後？”
“是的，她只想要他的錢，她另外有情人。”掌珠說，“爹爹很生氣，跑到紐約去了。”
“現在家裡只剩你一個人？”
她聳聳肩，說道：“一直都是我一個人。”很無所謂。
“那位女士——”我還是忍住了，掌珠只是我的學生，不是我的朋友。
“她是一位歌星。”
我忍不住笑出來。
“現在你知道我努力反對的原因了？”掌珠問道。
“也不是道理，你父親要是喜歡……何必替他不值。”
“蜜絲林，你對我疏遠了是不是？”她問，“你對我們都疏遠了，你心中氣我們是不是？”
人活著多少得受點氣。誰不氣。不然哪兒有人胃潰瘍。
我現在什麼都獨立，經濟。精神，想想都開心。“開心？”
我沒有恐懼。
我對何掌珠打起官腔，“想想你的功課，你現在除了致力於功課，實在不應再另外分心。”
“爹也是這麼說。”
“你現在快樂了？”我取笑她。
她掩不住笑，“自然，但蜜絲林，我老覺得你的功勞最大。”
“什麼功勞？拆散人家的姻緣？”我笑問。
星期六下午，獨自在看電視，門鈴響了。在這種時候有人按鈴，一定是媚，大概是她開車出來逛，逛得無聊，上來看看我。
我摩拳擦掌的去開門，打算吃她帶上來的水果，她從不空手上來。
門一打開，是個陌生女人。
“這裡是二十八號十二樓。”我說：“A座。”
“姓林的是不是？”她問。臺灣廣東話。
我對臺灣女人不是有偏見，而是根本覺得她們是另一種生物，無法交通。
“是。”我說國語。
她也改用國語，“你會說國語？太好了。”
我淡淡的說：“我的國語比你講得好。”
她忽然搶著說：“我也讀過大學。”
我失笑，“我甚至不認識你，而且，不打算開門給你，你有沒有念過大學，關我什麼事？”
“可是你認識何德璋，是不是？”她問。
“是。我見過他數次。”我說。
“我警告你，你別旨意會在我手中搶過去！”
“搶誰？何德璋？”我瞪目。
“你當心，我在香港很有一點勢力！”
“哦，真的？港督是你於爹？你常坐首席檢察官的車子？”我笑。
“你當心一點！”她嘭嘭的敲著鐵門。
“貴姓大名？”我問她。
“錢玲玲。”她說，“怎麼樣？”
“好的，警察會找你談話。”我動手開門。
“喂喂喂——”錢玲玲急起來。
我說：“你犯了恐嚇罪，我是香港居民，並且是納稅人，你回去想仔細點，我不但國語說得比你好，將來上法庭見面，英文也肯定說得比你好。”
我關上門，拿起電話，撥一○八，詢問附近警察局號碼。
門鈴又響起來。我知道是那個女人。我撥了警局號碼，簡單他說明門外有人騷擾我，叫他們派人來，我拿著話筒叫他們聽門外瘋狂的按鈴聲。
我很冷靜。
不多久警察便來了，他們在門外說：“請開門，小姐。”
我開了門，那個姓錢的女人進退兩難，夾在警察當中青白著面孔。禍福無門，惟人自招。
我跟警察返警局落案，要求保護，把故事由始至末說一遍，取出我的身分證明。
“我是中學教師。”我說。
那歌女堅持說：“可是我未婚夫的女兒告訴我，她父親的新愛人是她！”她用手指著我。
警察說：“小姐，無論怎麼樣，你不能夠到任何私人住宅去按鈴，指名恐嚇，如果對方身體或精神受到傷害，你會被起訴。”
錢玲玲嚇得什麼似的。
我說：“我想請你們把何家的人傳來問問話，這件事跟我的名譽有莫大的影響。”
“是。”他們打電話到何家，然後派人去請何掌珠。
掌珠到的時候我說：“你給我的麻煩還不夠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