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學教書，原來相當費勁，這是顧岡起初沒有料到的。學校在五里外一個小山上。這一點路，平常走倒也不覺得什麼，現在因為餓著肚子，走不上一里地就汗流夾背。迎著那噎人的西北風，上氣不接下氣地爬上山去，等到站到黑板面前，手裡連一根粉筆都捏不牢。
簡直沒得吃。他這次下鄉，是打算吃苦來的，預先有過一番思想上的準備，但是就沒有想到有這樣的事。有許多朋友曾經下鄉參加土改，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滿口經驗之談。他們給了他許多忠告。“農民是天真的，”他們說。“他如果對你有好感，也說不定就會把他咬過一口的大餅送給你吃，你不吃可是要得罪人的。你到農民家裡去，也許他們用一塊稀髒的尿布抹凳子，請你坐。你要是皺著眉頭不敢坐，那也要得罪人的。”顧岡並不覺得農民像他們說的那樣天真得近於傻氣。至於大餅，在鄉下就沒看見過這樣東西。這裡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鍋稀薄的米湯，裡面浮著切成一寸來長的草。
當然這件事是不便對於人講起的，對王同志尤其不能說。因此也無法打聽這到底是這幾個縣份的局部情形，還是廣大的地區共同的現象。報紙上是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任何地方——發生了飢餓。他有一種奇異的虛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時間與空間，生活是一個不存在的地方。
飢餓的滋味他還是第一次嚐到。心頭有一種沉悶的空虛，不斷地咬齧著他，鈍刀鈍鋸磨著他。那種痛苦是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使他眼睛裡望出去，一切都成為夢境一樣地虛幻——陽光靜靜地照在田野上，山坡上有人在那裡砍柴，風裡飄來咚咚的鑼鼓聲……這兩天村子上天天押著秧歌隊在那裡演習。
大家仍舊照常過日子，若無其事，簡直使人不能相信。仍舊一天做三次飯。在潮溼的空氣裡，藍色的炊煙低低地在地面上飄著，久久不散，煙裡含著一種微帶辛辣的清香。
一到了中午，漫山遍野的黑瓦白房子統統都冒煙了，從牆壁上挖的一個方洞裡，徐徐吐出一股白煙，就像“生魂出竊”一樣，彷彿在一種宗教的狂熱裡，靈魂離開了軀殼，悠悠上升，漸漸“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顧岡望著炊煙，忽然想起那句老話，“民以食為天。”在他們的艱苦的生活裡，食物就是一切，而現在竟是這樣長年挨著餓。怎麼能老是這樣下去呢?他不由得感到一絲恐懼。
他眼看著自己一天比一天瘦下來，他最擔憂的就是這一點。參加過土改的人都誇口說，在鄉下過三個月，都長胖了。還有人說，去了那麼一趟，把他們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據說什麼都治得好。看見有些落後份子退縮不前，他們就說：“那生活雖然苦，只要思想搞通了，你反而會胖起來的。”反過來說，如果吃不了一點苦就變瘦了，那顯然是思想還沒搞通，下意識裡還在那裡抗拒著，不願意改造。顧岡心裡想：再過兩三個月，他一定瘦得皮包骨頭，回去怎麼能見人呢?他又決不能告訴人，說是餓出來的。說鄉下人都在餓肚子，這話是對誰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當作“國特造謠”給逮了去。
顧岡是很以他的幽默感自負的。他對自己說，共產黨雖然是唯物主義者。但是一講到職工的待遇方面，馬上變成百分之百的唯心主義者，相信精神可以戰勝物質。儘管工作時間特別長，但是照樣還是可以精神煥發，身體健康。顧岡想起前一向報紙上宣傳得很厲害的博全香下鄉土改的事，不由得苦笑了。這美麗的紹興戲女演員，是一個積年的肺病患者。這次她也報名參加土改，在鄉下寫了許多信給她所有的報界的朋友們，說得天花亂墜，說她自從到了鄉下，辛苦工作，健康反而大有進步。她有一次替農會做“傳達”，到鄰村去送一封信，踏著二尺深的大雪，穿著一雙草鞋，走了三十里路，現在她一頓能吃三大碗白飯，體重增加二十磅——要是有三大碗飯在這裡，顧岡心裡想他倒也吃得下。
腦子裡老是有這樣一個思想盤踞著，一刻也丟不開，很難安心工作。他想蒐集一點材料，可以加一點渲染，用來表現土改後農村的欣欣向榮。他總自己告訴自己，此時的情形大概總是局部現象。一般地說來，土改後的農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報上的許多統計數字就可以知道。
他和許多人個別地談過話。王同志還陪他到鄰村去訪問了幾家軍烈屬。人人都是笑嘻嘻的非常和氣，但是都不大開口說話。此外還有些人，他倒又嫌他們話太多了。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來歷，以為他是個私行查訪的大員，有權力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吞吞吐吐的，囁囁地訴起苦來，說現在過得比從前更不如了。遇到這樣的人，顧岡發現了一個很有用的名詞，“不典型”。他們都是“個別現象”，不能代表人民大眾的。但是在這無數的“不典型的人物裡，更想找出一兩個“一般性”的典型人物，實在是像大海撈針一樣的困難。
在王同志的眼裡看來，大概譚大娘可以算是一個典型人物。但是王同志沒有和她同住過，不知道她的歌功頌德始終只有那幾句，聽多了也覺得單調。有時候顧岡簡直疑心她完全是說，他也找金根與金根老婆談過話。他們都很怕羞，可是顧岡仍舊希望他們和他混熟了之後，也許話會多起來。
金根對於上冬學非常認真。月香也天天去。因為他似乎很喜歡她去。教唱歌，那些歌曲的調子她都會哼了，’東方紅”、“打倒美國狼”等等。但是，她對於功課不大注意。她並不想改造自己。像一切婚後感到幸福的女人一樣，她很自滿。
金根去找顧岡寫了好些張字塊，“門”、“桌”、“椅”、“缸”，都是屋子裡有的東西，他拿去貼在那件東西上面。大家都擠在顧岡的房門口，看他揮筆。月香也走過來，踮著腳站在人背後張望著，一隻手臂圍在金有嫂脖子上。
然後她說：“噯，金有嫂，你家裡放著個先生，要是書再念不好，難為情的呵!”她把金有嫂一推，笑著跑了。
金有嫂脹紅了臉，很窘地笑著，因為從來沒有誰和她說笑話。月香跑了，顧岡也微笑著抬起頭來看了看。有時候她倒也很活潑大方，他心裡想。
有一天他散步回來，看見她洗了衣他晾在大樹上。也不用竹竿，也沒有夾住，這就麼鉤在枝枝椏椏的樹枝上。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常青樹，密密生著暗綠的葉子。有兩件小孩的襯衣，桃紅色的老花布改制的，挑在最高枝上，看上去很悅目。那棵樹就像在隆冬的季節開了紅花一樣。她個子不高，但是很結實的樣子。顧岡不由得想著，她到了夏天，脫了棉襖褲，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穿著這臃腫的棉衣，每一個女人都像是懷著孕。厚厚的棉褲正在肚子上摺疊著，把棉襖頂出去，支得老遠。
“這兒的冬天比上海冷。”他說。
她和悅地表示同意。他在附近的一塊界碑上坐了下來，問她在上海的時候住在哪裡。原來離他家裡不遠。她說那地方倒是有一樣好，菜場只隔兩條街，買菜很方便。
她今天似乎話特別多，和平常兩樣，他覺得很高興。一路談下去，她問他家裡有多少人，多少傭人，獨自住一幢房子還是與人合住，上海的親戚朋友多不多。他突然發覺她原來是在打聽他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似乎在探他的口氣，希望他能替她在上海找一個事。如果可能話，再替她丈夫找一個。
他對她非常感到失望。自從這一次之後，他再也沒有找她談話了。
他經常地寫信給他的妻子和朋友，走三十里路到鎮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個飯館子裡午飯——飯或是面，加上冬筍肉絲，豆腐衣炒青菜，煎雞蛋之類。每隔七八天，總來這麼一次遠足旅行。他盼望這旅行的心，越來越迫切了。
然後有一天，王同志來看他，問他可有什麼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鎮上開會，可以替他代寄。
顧岡發現他自己竟憤怒得渾身顫抖起來。隔這麼些天吃這麼一頓飽飯，都不許他吃嗎?然而，他極力抑制住了自己。當然，他每次到鎮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隨著他，刺探他的行動。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頓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會反對的。因此而對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沒有信要寄”他微笑著說。他昨天晚上寫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書壓在上面，因為封不牢。自然膠水“面向大眾”，跌了價之後，就不粘了。
這樣瞪著眼說謊，真是太危險的事。如果王同志剛巧拿起這本書翻翻，看見底下壓的這封信，他一定當是信裡有點什麼秘密。不然為什麼不敢給別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這間房，越快越好。
“快過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著他的肩膀，開玩笑地說。“想愛人吧?”他用著老共產區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詞。顧岡只是笑。“王同志，你過年不回家去看你的愛人?”
“我兩年沒回家了，”王同志笑著說。“一年忙到頭，實在走不開。”
“你為人民服務太熱心，王同志。我看你實在是忙，從早忙到晚，讓我也沒有機會跟你學習。”
“你太客氣了。自己同志，用不著客氣。”
“不，我是有好些事要請教你。你要是今天早晨上鎮上去，我送你一段路，路上可以談談。”
“那好極了，我們走吧。我本來也就該走了。”
小張同志在院子外面等著王同志。民兵不穿制服，武器也不齊全，大都拿著棍棒、大刀與紅櫻槍。小張同志倒是拿著一枝來福槍。他們一行人緩緩地走出村莊，看上去很威風，後面有這樣一個護兵壓隊。
王同志問顧岡他的劇本寫得怎樣了。王同志這話已經說過好幾回了，這次又說，“你土改的時候要是在這兒就好了，那真是感動人!真是好材料!”
顧岡最恨人家老去揭他的痛瘡，說他沒有去參加土改。那年冬天特別冷，他的肺向來弱，他的妻子沒讓他去報名。當然他知道王同志眼中的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一個落後份子，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者。
“真是感動人——這些農民分子到了農具的時候，你沒看見他們那喜歡的神氣，”王同志說。
“可是翻身農民的歡樂已經過了時了，”顧岡有點氣憤地說。“上個月的文藝報有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這一點。它說文藝工作者不應當再拿土改後農民的歡樂做題材。那應當是一個暫時的階段，不能老逗留在那階段上，該再往前邁一步了。”
王同志謹慎地聽著，對於全國性的權威刊物表示適當的尊敬。“噯，這是對的，”他點著頭說。“該做的工作還很多。”
“文藝報嚴厲批評了現在農村裡的思想情況。它說翻身農民只想著大吃大喝，還夢想著“生產發家”。在北邊，他們還編了個歌，‘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那就是他們的全部理想。”
“他們的確是缺少政治覺悟，”王同志承認。
“他們家裡只要有一隻豬，嫁女兒的時候就恨不得殺了它，大家慶祝一通。這種思想真是要不得。”顧岡繼續轉述文章上的話。
王同志忱惜地點著頭。“農民的確是落後，還是缺少政治覺悟。”
“你們的互助組搞得怎麼樣了?”
“今年秋天我們的秋收隊搞得很不錯，”王同志愉快地說。“明年春天我們計劃著把秋收隊入編為互助組，預備團結得更緊密一點。把所有的耕牛都集中起來，重新分配給各小組。一聲哨子一吹，大家就集體下田。”
顧岡對於這些並不感到興趣——走向集體農場的最初步驟。要把農民剛得到的土地又從他們手裡奪過來，這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一步一步像斷奶似地，使他漸漸失去了它。顧岡絕對不想採取這個題材作為他的劇本的主題。要是太輕描淡寫，讓劇中的農民一個個欣然加入互助組，那就一點戲也沒有。如果他們稍微有點退縮不前需要一番爭取說服，這退縮的程度很不容易寫得恰到好處，一個不小心，就像是農民不信任政府、反抗政府，那還得了!
王同志說起這件事來，雖然態度愉快，對答如流，恐怕他心裡也正擔著心事，只是不願意露出來。說話之間，已經到了村口，突然看見那溪水亮堂堂的橫在前面。他們在溪岸上走著，王同志便嘆了氣。
“不容易呵，做政治工作，”他說。“我真羨慕你們文藝工作者。在現在這大時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等著你們去寫。工農兵的事，寫給工農兵去看。從前反動政府不準提的事，現在全可以寫了。到處都是現在的題材。”
顧岡點了點頭。“這的確是個大時代。”
“我從前年輕的時候也喜歡寫作，”王同志惆悵地說。
顧岡可以想像王同志從前是一個含苞待放的共產黨的時候，在校刊上寫的那一類東西。但是他耐心地聽著王同志的敘述，說他從前怎樣在江西一個小城的報紙上授稿，由投稿而變為副刊的編輯。
冬季水淺，溪流中露出一堆堆的灰色石塊，使顧岡聯想到城市裡修馬路的情形。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那築壩的故事。假定這條溪每年都氾濫出來，淹沒了兩岸的農田，破壞了一部份的農作物，那麼，就有一個工程師被派到這裡來籌劃對策。他和當地年老的農民會商之下，由老農建議，築了一個壩，上面有活動的閘門，開關隨意。於是就解決了這問題。這故事正可以表現農民的智慧與技術上的知識的結合。如果這辦法是工程師獨自一個人想出來的，那麼編劇不免要被批評為“耽溺在知識份子自高自大的幻想裡。”劇中可能有一個頑固的老農不肯和技術人員合作，只倚賴他自己過去的經驗。他是犯了“經驗主義”，結果終於被爭取過來了。
已經有過許多影片關於工程師和老工人怎樣合作，完成許多奇蹟。他們修好一隻爆炸了的鍋爐；一隻車床年代久遠不能再用下去了，他們又給它延長了生命；紗廠裡缺少一樣重要的零件，以前是從美國輸入的，現在無法添置了，他們有辦法利用廢鐵，造出新的來。但是到現在為止，這局面始終限於工廠裡，從來沒有移用到農村上。他給新中國的電影又開出了一條新路。這題材至少夠拍三五十張影片。
他太興奮了，竟打破了平日的沉默態度，等王同志的寫作生活回憶錄稍稍停頓一下，他就岔進去問：“王同志，這附近有水壩沒有?”
“水壩?”王同志怔了一怔。“沒有——怎麼?你要參觀水壩?”他突然感到興趣起來，堆上一臉的笑容，雙目灼灼盯著他望著。顧岡看得出來他是起了疑心。
“不，我不過是這麼想著，如果這條小河夏天不大，滿出來淹壞了莊稼，築個壩有用沒用。”
王同志似乎仍舊有點疑心。“夏天水高一點，可是並不滿出來。”
“但是譬如它要是滿出來——”顧岡解釋著。“我不過這麼想著，也許我可以根據這一點，擬出一個故事來。”
“可是——”王同志驚異地望著他。“我不懂你為什麼要去造個假的故事。現在這大時代，有那麼許多現成的好材料……”現在他終於知道顧岡是哪一等的作家了。他幾乎笑出聲來，好容易才忍住了。但是突然有一大群鴨子在上游出現，飛快在順流而下，快到不可想像。一片“呷呷呷呷”的叫聲，就像老年人扁而尖的笑聲。這在一剎那間，似乎產生一種錯覺，就彷彿是王同志連用最奇妙的腹語術，把他的笑聲移植到水面上，“呷呷呷呷”順流而下。王同志和顧岡兩人都覺得有點窘，臉上顏色都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