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有嫂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舊的石樁，斑斑點點一臉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軟地垂下來，時而在風中微微飄兩飄。
“噯，金有嫂，飯吃過沒有?”
她抬頭一看，不覺慌了手腳。是王同志向這邊走了過來，還有一個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著制服。她向來一看見王同志就發慌，使他也覺得不安，怕她應對失當。這一次她回答得倒很得體，“噯!吃過了。”她含笑答應著。“你也吃過飯了，王同志?”
他並沒有聽見她說了些什麼，就匆忙地替她遮掩了過去，大聲說：“好極了!好極了!你公公在家吧?”
她慌慌張張走進大讓，嚷著：“王同志來了!”
譚老大與譚大娘滿面笑容迎了出來。王同志把他同來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紹給他們。“這是顧岡同志，”他說。“顧岡同志是上海來的，來研究我們這裡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們住在一起，過一樣的生活。”
他們笑嘻嘻地和顧岡招呼。顧岡有三十來歲的年紀，瘦長身材。戴著黑框眼鏡，眼鏡框再加上他的濃黑的眉毛，彷彿犯了重。他的棉製服是上等的青嗶嘰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彷彿他沒有穿慣解放裝，有點周身不合褶。他向他們解釋，說他是文聯派下來的一個電影編導，下鄉體驗生活，收集材料。
有一個民兵小張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務員，挑著顧岡的行李，氣喘喘地從後面趕了上來。顧岡似乎覺得他在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極力爭奪，想把行李搶下來，自己搬進去。小張同志又不肯放棄，兩人一路扭打著，挑擔子的腳步歪斜，幾次差一點栽倒在地下。
在土改期間，譚老大家裡也曾經住過知識份子，所以他們也習慣了，相當鎮靜。他們很小心，決不敢向客人道歉，說吃得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說“同志是上海下來的?”一向習慣總是說“由城裡下來”，但那是錯誤，彷彿表示城市的地位比鄉村高。
他們領客人去看他們擱磨盤與農具的一間房。可以把這些東西搬出去，把門卸下來做鋪板，架兩隻板凳上。顧同志說好極了。然後他們回到正房去，大家欣賞他們抽籤抽到的那隻深藍色花瓶，是他們分到的地方的東西。
經王同志要求，譚大娘跑了去把金根和他老婆叫了來。金根是勞模，他老婆又是最近“還鄉生產”的，很能代表現在一般的新氣象。顧岡對他們的印象很深。這些農村婦女倒是的確有非常漂亮的，他想。
譚大娘說的話最多。別人大都只是含著微笑，喃喃地說兩聲“現在鄉下好嘍!”或者“現在兩樣嘍!”譚大娘總是中氣很足地高叫著：“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們哪有今天呀?”她永遠在“毛主席”後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樣，顯得特別親熱敬重。
顧岡可以看出來，她是王同志最得意的展覽品，也許他讓他住在她家裡，就是為了這原因。王同志臨走的時候，顧岡送他出去，王同志用一種寬容的口吻說起那老婦人：“她倒是有一樁——說話非常直爽。”
王同志已經和他提起過這裡的冬學，建議叫他去教書，可以和群眾多一些接觸。現在他又說：“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同志，路上一定辛苦了。明天我來陪你到識字班去，給你介紹介紹。
他又詳細解釋識字班的重要性，可以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聽他說起來，簡直彷彿顧岡現在要和鎮上的小學生們輪流擔任的這份工作，是全國最偉大最艱鉅的工作。顧岡心時想，這王同志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家。王的黨齡也很長，而且據他自己說，從前在蘇北還有過實際戰鬥經驗。他實在應當有一個較好的位置。為什麼到現在還是在這窮鄉僻壤做一個村幹部呢?也許是因為黨內派系的鬥爭，使他鬱郁不得志。甚至於他也許曾經跟某一個被毛澤樂“清”掉了的中堅份子。如果是那樣，那他就是個危險人物了，不宜太接近。顧岡因此謹慎了起來，態度也冷淡了許多。王同志一個人走回去，他住在區公所裡，區公所就是從前的武聖廟。他離開了顧岡以後，方才自己覺得，剛才他說了很多的話，關於他的過去……在日本人佔領期間作地下工作，後來風聲緊了，又學到蘇北去參加新四軍。他本來並沒有打算提起這些——對一個初次見面的人，何必告訴人家這些話。“英雄不道當年勇。”難道他已經成了嘮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憶裡。自己想覺得很難過。大概是因為顧岡對他的態度裡彷彿帶著點輕視，使他不由得要誇耀自己的過去，“也讓他知道知道我從前的歷史。”他最討厭顧岡和他說起國內新聞的時候，那神氣就像是以為他除了當地村莊裡的事情之外，一無所知。
他從來沒聽見過這顧岡的名字。但是從文聯負責人寫的那封介紹信的口氣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後才加入他們的陣營的。
“我自己算算，為黨服務不止二十年了，永遠在鬥爭的核心裡，”王同志對自己說，“現在倒在這裡招待這投機份子，還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這麼一個不要臉的機會主義者，膽小如鼠的知識份子，統治階級的走狗，搖身一變，也前進起來了，還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應當濫發脾氣，對於顧岡的估計也不一定正確，但是心裡總覺得鬱塞得厲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廟裡的時候，有兩個農民在他的辦公室等候著，有些什麼糾紛要等著他解決。那也許會使他胸中悶氣稍微疏散些。他很會對付農民。做一件自己善於做的事，那總是相當愉快的。而且在農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們使他感覺到他是龐大的機器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輪齒，而不是一個過時的工具，被丟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裡。
他平常總是從早忙到晚，沒有片的閒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無事可做。他回到廟裡之後，在他的寫字檯前面坐了一會，無聊得很，又站起來，揹著手踱到外面去。小張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門前一隻薄團上，在那裡剝蒜。破舊的薄團，藍布綻開來，露出裡面一根根的稻草。
小張同志洗了衣服，在那裡雕花檻上穿了一根繩子晾著。淡淡的一塊日影，照在那慘紅的廟牆上，一動也不動。
王同志忽然想起來，他似乎永遠是住在廟裡，在那些寬廣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裡；被逐出的神道彷彿陰魂不散，仍舊幢幢來往著。他從前和沙明結婚的時候，也是住在廟裡。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從前的事，馬上就會想起她來，那似乎是最容易記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見到她，是有一次幹部開大會。他在蘇北的新四軍裡——那時候他就用著現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幹部都集中在一個小縣城裡上大課，借一個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裡，搬到蕪湖去了。那陰黑的大廳，豎著一根根青石柱子，風颼颼的，有點像戶外的黃昏。大家都坐在磚的地下聽演講，各人記筆記，膝蓋上頂著一本拍紙簿。演講照例是以喊口號作為結束。大家一律站起來跟著喊，“毛主席萬歲!”同時把帽子紛紛毛到空中去，用盡力氣，能丟多高就丟多高。但是帽子落下來的時候，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頂。大家正手忙腳亂滿地搶帽子，演講的人倒已經又高高豎起一隻手臂，嘶啞也跟著往上一提。“史達林萬歲!”他高叫著
“史達林萬歲!”大家跟著一聲吶喊，一隻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飛上天去。
散會以後，王霖注意到一個女幹部手裡拿著帽子站在那裡，很為難的樣子。她搭錯了一個帽子。她年紀非常輕。別的女幹部的頭髮都是剪短了，油膩膩地披在面頰上，她卻是梳了兩隻辮子，盤在頭頂上，藏在帽子時面，完全看不見。所以平時一眼看上去，會把她當作一個男孩子，尤其因為她那清的沒有血色的臉，兩隻眼睛分得很開，是一個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現在沒戴帽子，露出辮子來，就完全像一個女學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顯得身材纖弱。
王霖把自己頭上的一頂汙舊的帽子摘下來，拿在手裡翻過來看了看，顯然是他自己的。實在不好意思走上去問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來了。有好幾個男幹部都拿著帽子去問她，但是沒有一個是她的。後來有一個人發現有一頂帽子高棲在一根屋樑上。一個姓俞的青年馬上設法弄了一舊梯子來，爬上去替她拿了下來。王霖離開會場的時候，俞同志還站在那裡和她說話。王霖雖然明知道俞同志職位太低，還沒有結婚的資格，但是並不因此就覺得安心。
“剛才鬧丟了帽子的那個是誰?”他彷彿很不耐煩地問另一個幹部。“真是笑話!”
“我沒有看見過她。是新來的——怎麼，你對他有意思?”“別胡說!”
飯後，他又試著問另一個人。“那梳辮子的那個——她的愛人是不是姓陳?”
“她沒結過婚吧?你是說沙明是不是?她來了還不到一年，在電訊組，沒結婚。”
“大概我認錯了!”他喃喃地說：“還當她是陳同志的愛人。”
女幹部都在合作社裡過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談話。
這裡也按照普通店堂的佈置，一邊擺著一排紅木椅子，兩張椅子夾著一隻茶几。他坐了下來，背後後牆上掛著紅紙對聯，祝賀合作社開張之喜。
“這該是好兆頭!”王霖想：“在一個合作社裡向她求婚。這應當是我們在革命崗位上終生合作的開始。”
清晨的陽光從門外射進來，照亮了他腳邊的一筐筐的米與赤豆，灰撲撲的蘑菇與木耳，還有大片的筍衣，發出那乾枯的微甜的氣味。女幹部們在櫃檯上大聲談講著，捲起她們的鋪蓋。她們昨天晚上還睡在櫃檯上。
然後他看見沙明匆匆地向他走來。王霖自我介紹了一下。“我想跟你談談!”他說。她微笑著坐了下來，顯然是準備著接受批評。後來她苦訴他，她當時以為他一定是為了她打辮子的事，來向她提意見，因為她兩根辮子已經引起了許多批評。
“我聽見說你還沒有結婚，”王霖說。“我也沒有。我提義我們向組織上請求結婚，你認為怎麼樣?”
她倒很鎮靜，他想。當然她彷彿是有一點詫異。我微笑著回答：“考慮考慮吧!”
“在我這一方面，是沒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我已經決定了。”
她仍舊微笑著說：“這是很嚴重的一個步驟，還是再考慮考慮吧!”
他沒有逼迫她馬上決定。在陽光中看見她，使他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她像一張泛了黃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樣年輕，而是褪了色的。他彷彿覺是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變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
兩星期後，他到二十里外的電訊站去找她，她不得不把一個夜班的同事叫醒了，給她做替工，才能夠抽身出去和他說話。
“我們還是遞一個申請書進去吧!”他建議。“如果兩個人裡面有一個是不宜結婚的，你放心，組織上一定會告訴我們的，這樁事儘可以讓組織上替我們決定。”
她仍舊是那句話：“考慮考慮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她，她讓步了，遲疑地說，“好吧!”於是他們遞了申請書進去，得到了上有許可。有一天傍晚，王霖派了勤務員牽著馬上接她。
馬蹄聲在黃昏的寂靜中聽上去特別清脆。他站在廟門前的石階上，等那蹄聲去遠了，方才進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們房門裡射出來的一些燈光，隱約可以看見旁邊一排神像的青臉紅臉，與他們金色的衣褶。破了的窗紙被風吹得啪喇啪喇響著。在他黑暗中走過，進了東配殿，那是他的房間。今天房間裡打掃了一下，東西也整理過了，燈光照著，彷彿空空洞洞，有一種特殊的感覺。
黨在戰爭期間是比較肯妥協的，所以他們駐紮在這座廟裡，並沒有破壞那些偶像，也容許女尼繼續居留。但是年輕的尼姑全都逃跑了。剩下一個老尼姑，住在後進，正在那裡作夜間的功課，“託託託託”敲著木魚，均勻地一聲一聲敲著，永遠繼續不斷，像古代更漏的水滴，為一個死去的世界記錄時間。
王霖在他的房間裡走來走去，等著那女孩子來，心裡漸漸覺得恍惚起來，感到那魅豔氣氛漸漸加深。那天晚上她來了，天一亮就走了，還是那接她來的勤務員送她回去，替她牽著馬。此後他每週期接她來一次。她永遠是晚上來，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裡幽靈的情婦一樣。
有時候他幾乎是掙扎著，想打破那巫魘似的魅力。他寧願把她看得平凡些，也像別人的妻子一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覺得他們確實是夫婦。那是有一次召開幹部會議，臨時因為軍事狀況，改在他駐守的小鎮上舉行。共產黨向來最注重會場的佈置，開會以前照例有一個高級官員到會場去親自巡視一週，如果認為臺上的桌子上擱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發雷霆，負責的幹部可能受到處分。但是在這戰區內殘破的鄉鎮上，花也沒有，鮮豔的紙帶、戲劇性的燈光裝置，統統沒有。甚至於連一張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
王霖非常著急。最後是沙明替他解決了難題，在正中的牆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張紅紙，寫上一行大字：“毛澤東萬歲”。本地人向來都是用鋼臉盆洗臉，她把兩隻鋼盆裡注滿了食油，放在桌上，一邊一個。在開會的時候，盆裡的油點上了火，燃燒起來，橙黃的大火焰躥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與影在紅紙的背景上浮動，所有的幹部全都舉起一隻手臂來，宣誓為黨效忠，會場裡充滿了一種神秘莊嚴的氣氛。
王霖得意極了，就像是他們在家裡請了次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績圓滿。事後他很和她談講那一天的經過，種種趣事與小小的不幸，回想起來都非常有興味。最快樂的一剎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她並不跟著走，卻住在他這裡過夜。
她告訴他參加新四軍的經過。她在高中讀書的最後一年，有一個女教師常常在課外找她談話，和她非常接近。這人是共產黨。在少女的心情裡，這一類的秘密活動太使人興奮了，深夜的輕聲談話，鑽在被窩裡偷看宣傳書籍，在被窩裡點著蠟燭。女教師告訴她：只有蘇聯這一個國家是真正幫助中國抗日的。她經常報告延安與日軍接戰大勝的消息，大傢俬下舉行慶祝。於是沙時與其他的幾個女同學，都成了共產主義的信徒。女教師後來離開滄陷區，跑到蘇北參加新四軍，就把她們幾個人一齊帶增了。
“沙明”這名字是她到了這裡以後才採用的。她認為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個時髦的筆名。
她告訴他她去年在這裡過冬的情形。四個電訊工作者，一男三女，駐紮在一個農民家裡，佔據了一間堂屋。白天在兩張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子上。堂屋沒有門，被兵士確了去當柴燒了。北風呼呼地直灌進來，油燈簡直沒法點，夜間工作非常困難。雖然沒有門，室內究竟比牛欄裡暖和些，所以屋主人一到晚上，總是把牛牽進來，系在窗檻上。每次一聽見那牛嘩嘩地撒起尿來了，值夜班的兩個電訊員中，就像有一個趕緊跳起來，跑過去把一隻木桶擱在牛肚子底下，然後回到她的座位上。牛撒完了尿，又得有一個人趕緊去把桶挪開了，不然就會給它一腳踢翻了，淹了一地的尿，腳底下全汪著水。
有牛在房間裡，也有一樣好處。在風雪的夜裡，三個女孩子都鑽在牛肚子下面擠緊了睡覺，像小牛一樣。
她告訴他這些，自己彷彿很難為情似的，也跟著他一同嘲笑她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
“小資產階級投身在革命的洪爐裡，這的確是一個痛苦的經驗。”他承認。“可是要徹底改造，非得經過這一個階段。”
他憐憫她，但是口頭沒有什麼表示，至多說一句，“你身體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過身體會好起來的。”
到了夏天，她因為小產，病倒了，躺在一扇板門上，給抬到廟裡來，廟裡有一個醫療站，住著傷兵。王霖很喜歡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沒有時間可以看護她。年來這一整情形很緊張，最後他們終於不得不倉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來的時候，是在後半夜。大家頓時忙碌起來，亂成一團。兵士借用的農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還人家，因為他們的口號“不取民間一針一線。”到處可以聽見他們砰砰拍著門，喊：“大娘!大娘”一個老婆婆睡眼朦朧扣著鈕子，戰戰兢兢來開門。兵士交給她一隻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隻破鍋，鍋底一隻大洞。他向她道謝，借給他們用了六個月。
“我們現在走了。不過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說：“我們要回來的。”
王霖有無數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發現沙明掙扎著坐了起來，把她自己的東西收拾起來打了個小包。在這一剎時間，他心裡很難過，不知道應當怎樣告訴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來，轉過身來面向著她，兩隻手掌按著膝蓋上，放出很威嚴的樣子。“我們要照顧到你的健康，你還是不要動的好。我跟方同志講好了，讓你暫時住在他家裡。”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務員。王霖很有把握，方家兩個老的一定會效忠於他，因為他們的兒子在新四軍裡，是一個人質。
她緩緩地繼續整理東西，但是她終於停止了，彷彿疲倦過度似的，身體往前撲著，把臉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堅強一點，”他說。“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們常常得要留在敵後打埋伏。”
“我要跟著一塊兒走，”她嗚咽著說。
“可是擔架不夠用。”他急了，終於把真正的理由說了出來。“也沒有那麼些人抬擔架。傷兵總不能不帶著走。你一個生病的女人，沒關係的。受傷的男人可混不過去。”
他自己也有些東西需要整理。過了一會，他再回過頭來，看見她已不哭了，在那裡繼續整理東西。已經有喔喔的雞啼聲，油燈的黃光被灰色的晨光沖淡了，透出一種慘淡的顏色。他覺得他們就像是要去趕早班的火車，心裡只覺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親和哥哥抬著一扇門板來了，把她攙下床來，給她躺上去，蓋上一條棉被。其實天氣很熱，但是總彷彿病人應當渥著點。王霖彎下腰來，把棉被在她頸項後面塞一塞好，輕聲說：“你不要緊的。不過還是寧可小心點，快一點好起來，我們就要回來的。”她在枕上微微點了點頭，她的臉潮溼而蒼白。
“同志!你儘管放心，不要緊的。”那老頭子大聲說。然而老頭子顯然心情非常沉重，無可奈何地等待著前途的無數麻煩與危險。他那勉強裝出來的愉快的語氣，讓王霖聽著，心裡突然有一陣寒冷之感。他站在那裡，他們抬著她穿過稻田，在晨星下。
軍隊移到了另一個區域。這已經是抗戰末期了，交戰的各方面由於極底疲倦，都變得滿不在乎起來，誰也不肯認真賣命。往往經過轟轟烈烈的一場大戰，一個人也沒有死，簡直成了鬧劇化的局面。無論哪一方一鼓作氣，向前衝過來，另一方就紛紛地集體投降；但是一有機會，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這樣倒來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團、整師的軍隊，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籌碼一樣，有牌桌上推來推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常常有人穿過疆界，帶信也很方便。但是時間一天天地過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軍完全失去聯絡了。不知道她出了什麼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計她被發現了；也許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說不定她的病熱又轉沉重，又缺乏醫藥，竟至於死亡。
王霖有一次設法派了一個人去，給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們兒子寫的，問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說他們把她送走了，因為當地有人認識她，有被發現的危險，所以把她送到距離很遠的另一個村莊裡，寄居住在他們的一個親戚家裡。但是他們聽說她已經自動地離開那裡了。
王霖終於得到一個機會，親自到那裡去調查。他化裝為一個小生意人，跑到方家聽說的那個村莊裡，去找他們那個親戚，叫做趙八哥的。
趙八哥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臉，頭皮得青青的。頭髮式樣好像是打扁了的。沒有下頦，那彷彿也是出於自衛，免得讓人一拳打在下頦上，給他致命的一擊。
他斯斯文文地穿著藍布大褂，並不是普通的莊稼人。若要問起當地的木材、蠶桑、茶山、鹽運、稅收，他無不熟悉，然而仍舊本本分分，十分各氣。王霖假裝對於木材很有興趣，是方家指點他，叫他路過此地時候，可以向趙八哥請教一番。趙八哥說得頭頭是道。他的口才那樣好，王霖以為“八哥”一定是他的綽號。但是後來看見他老婆出來了，大家稱她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確是行八。
趙八哥留他吃飯。在飯桌上，做主人的又詳細講解納稅手續的複雜與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關卡，又隨時可以碰上各方面的軍隊。這是一個不幸的“一不管”的區域，被日本兵、共產黨、和平軍、與各種雜牌軍輪流蹂躪著。
他們喝了幾蠱酒以後，趙八哥說起“那次日本兵從通州下來”的故事。
“我正在家裡坐著，”他說：’——走就走進來了。領頭的一個軍官開口就問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說：“是的。”那他又問我：“你喜歡中國兵呢?還是喜歡日本兵呢?”這一問，我倒不曉得怎樣回答是好了。我不曉得他到底是中國兵還是日本兵。說的呢也是中國話。”
“聽他們的口音，一聽就聽得出的。”王霖說。話說出了口，他才想起來，在鄉下人聽起來，日本兵的國語與北邊人的國語，都是同樣地奇特可笑。
趙八哥也並不和他分辯，只把頭點了一點，逕自說下去。“暖，聽口音又聽不出來的。只有一個法子，看他們的靴子可以看得出來。暖!兩樣的，不過，不敢看。”他把頭微微向後一仰，僵著脖子，做出立正姿勢，又微笑搖搖頭。“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著，沒說什麼。
“那麼我怎麼回答他的呢?我嘆了口氣說：“唉，先生!我們老百姓苦呀!看見兵，不論是中國兵日本兵，在我們也都是一樣的，只想能夠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聽了倒是說“你這話說得對!”——這麼著一來，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說到這裡，彷彿覺得很得意。
飯後，王霖站起來告辭。趙八哥聽他說馬上就要動身到鄰縣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趕到那裡，就放心大擔地挽留他，再三說，“可惜不能在這裡住兩天，難得來的。”
“八先生待人太熱心了，”王霖說。“不過你熱心地名是已經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個舍親，是個年輕的女眷，上次路過這裡，聽說也是在八先生這裡打攪了許多時候，我都忘了道謝。”
“年輕的女眷?”趙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來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說，一面盯眼望著他，看他的臉色有沒有變化。
趙八哥像是摸不著頭腦。“你弄錯了吧，我們這裡沒有年輕的女眷來過。”
她也許化裝了一下，隱瞞了真實的年齡。“我總還拿她當個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來。
“大概因為我以前看見她那時候，她還年紀輕得很，小孩脾氣得厲害。其實——暖呀!算起來年紀不小了吧!大概是個中年太太的樣子。”
“我們這兒沒有中年的太太來過，”趙八哥搖著頭說。“沒有。”
“我聽見說她有病。聽說這一場病下來，老得不像樣子了，簡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沒有老太太來過。”趙八哥堅決地說。
王霖不是不明白，趙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說實話，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務，在那裡追捕一個女共產黨員。於是王霖冒險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怕，對我儘可以說實話，”他說。“我是新四軍的人。你把事情的經過老實告訴我，可不許說謊。扯了謊給我們對出來了，我們的黑名單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從都不要想活著。”
趙八哥左右為難起來，這人自己說他是共產黨，但是誰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這一次是連看他的靴子都沒有用——他穿的是便裝，沒有靴子。
趙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時間，矢口否認有人到他家裡來住過，不論任何年齡的太太都沒有踏進他家的門。
“方家說他們把她送到你這裡來的。你把她怎樣了?出賣了她了?送到憲兵隊去了?王霖逼著問。
“老天爺，哪有這樣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這樣說，那他們是扯謊。天哪!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們，要這樣害我?”
“你把我們的人弄到哪裡去了?你老實說出來!你害死我們的同志，你不要命了?”
經過許多恫嚇，趙八哥終於吐出了實話，承認他這裡曾經收容過一生病的少女。趙八哥心裡想著，如果王霖結果又一翻臉，說出他是另一方面派來的人，他還可以為自己辯護，說他是被人逼得沒辦法，捏造出來這故事，因為不這樣說，就沒法打發那人走。
“她現在在那裡?”
“她是八月裡走的，說要到鎮江去，進醫院治病。她說她有親戚在鎮江。”
“一個人走的?”
“她走的時候，身體已經好多了。她說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
趿嘏濤柿慫許多，但是問來問去，趙八哥還是這幾句話。王霖認為他這話大概是可信的，因為沙明的確是有一個舅父住在鎮江。?br>王霖回到他的工作地點，心裡覺得相當滿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許多新的疑團包圍上來了。她為什麼一直音訊全無?如果她是在鎮江那樣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觸的，不至於完全消息隔絕。
漸漸地有謠言，說有人在鎮江看見過她。她顯然是背叛了革命，成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討論中常有時候提到她的名字，王霖有什麼可說的呢?只好說，“她可惜立場不穩。不過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向就是動搖性的。吃不了苦。我沒有能夠影響她，更進一步的爭取她，我自己覺得很慚愧，需要檢討。
她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是不是快樂的，他第一次懷疑到這一點。他們的結合並不為外間的世界所承認，那麼，很可能她已經和別人結婚了，安頓下來，過著一個小城市的家庭婦女那種庸俗無聊的生活。王霖對自己說，拋開一切私人的感情不講，他還是熱誠地盼望她回到革命的隊伍裡來。在現在這種吃緊的情勢下，正是用人的時候，組織上是特別寬大為懷的。只要她充分表示懺悔，大概不必經過長期的悔過，就會重新錄用的。
王霖跟著部隊，在有一天傍晚的時候開進一個小城。這城市易手多次了，經過一次次猛烈的炮火，已經大部分化為廢墟。疲乏的不整齊的隊伍走過沿河的碼頭，就踏上一條鵝卵石砌的長街。街上一個人影也沒有，兩邊的房子都炸光了，矗立著一堵一堵的殘缺的粉牆。舊式的房子屋頂高，雖然不過兩層，也就是很高的樓房了。大家排著隊走過一座沒有屋頂的白房子，上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房眼子。王霖偶爾一抬頭，向上面望了望，倒吃了一驚，看見樓窗裡有一個女孩子，伏在窗口向他望著，他真沒想到，這種房子裡還可以住人。
在暮色蒼茫中，那女孩子的臉只是一個模糊的白影子，但是仍可以看出她是美麗的。而且，最使他覺得驚奇的——她在那裡對他笑。他掉過頭來，望到別處去了。這一定是個妓院。這些婊子也傻，不知道對新四軍兜生意是沒有用的。但是他突然震了一震，立刻又抬起頭來。他心裡有一個聲音在吵喊：“沙明!沙明!”然而，那張臉龐已經不見了，就像是她聽見了他心裡突然起來的一陣狂風暴雨似的吶喊，把她嚇跑了。
他向旁邊跨了一步，離開了隊伍，站在那裡仰著頭望著那窗子發呆。她看見他就躲起來了?但是她剛才明明對他笑。她一定是性色慌忙地下樓梯來了，在那黑洞洞的樓梯上走著，一個不小心，跌下來會跌死的。他找到了一個長方形的洞口，顯然是從前的門，就一腳踏進門去。
在最初的一剎那間，有點迷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一陣陣的涼風吹在他面頰上。四面矗立著各種黑色的形體，但是頭頂上卻氵蒙氵蒙地透出紫藍色的微光。彷彿有蟋蟀在腳下吱吱叫著。他是站在戶外。整個的房子都被炸掉了，只剩下前面的一堵牆，那牆背後除了一些瓦礫，什麼都沒有。
他抬起眼睛來，去找那樓窗。剛才看見那女人伏在窗口，是左邊第一個窗戶，那麼，倒過來，該是右面第一個窗戶。這不過是牆壁上一個長方形的洞眼。那白牆缺掉一隻角，喘著暗藍的天，寂寞地站在那裡。他向那窗戶裡面望進去，裡面空空的，只有那黃昏的天色，略有風顆星剛剛出來，一閃一閃。他不由得腦後一陣寒颼颼的，就像把頭皮一把揪緊了。
他可以聽見軍隊在那空蕩蕩的街道上排著隊走，那有節拍的腳步聲噠噠響著。王霖聽見那腳步聲漸漸遠去，他突然恐怖得發了狂。他橫衝直撞跑到街上去，一路飛奔著，趕上了他們。
這件經驗雖然使他神經上受了很大的震動，同時也使他心裡充滿一種近於喜悅的感情。他相信她一定是死了，她今天和他見這一面，就是為了要他知道她是死了。她不願意讓他想著她是丟棄了他，又跟了別人。
然後他過去所受的教育又抬了頭，告訴他這完全是迷信。但是他確實親眼看見的。他一定是神經失常了。他傷心地想著，他不但失去了她，又還要失掉他的理性。
許多年之後，他才聽到一點關於她的確實的消息。共產黨佔領了大陸以後，他被調動到許多不同的地方。在這期間遇見了一個老同事，從前和他們倆都相當熟。這人告訴他說：他在蘇州看見過沙明。她見了面就像不認識他似的，所以他也沒有和她招呼。但是後來他去打聽了一下，聽說她結了婚了，有兩個小孩，有一爿店，賣藤器與草拖鞋。王霖聽到這消息，並沒有很深的感觸。感情上的極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許多。他也已經習慣於這種思想了，想著她還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漸漸地衰老了，在另一個男人家裡。
他得到一個機會回家鄉去看看。十七年沒回家了。他母親還在世，但是和他隔閡太厲害，他們已經沒有什麼話可談了。她反正見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這入場多年來的傷心事，吃的苦，受的損失，一樁樁一件件地訴說著。他無論怎樣安慰她，說從今以後，慢慢地就會有好日子過了，也並不能使她愉快起來。她對於共產黨統治下的光明遠景並沒有信心，而事實上家境也的確是越來越艱難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給制，當然也沒法往家裡帶錢。家裡還有一個童養媳，從前還沒有來得及圓房他就離開了家。那女人很老實，他這一二十年沒回來，她也並沒有跟人逃走，仍舊在他家裡。這許多年的勞苦操作，挨打受氣，已經把她折靡成一個老醜的婦女人。王霖心裡覺得有點對她不起。他和她結了婚，但是他難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時候，只有覺得更寂寞。
他雖然沒有什麼朋友，和一切人的關係都搞得相當好，但是因為太自信，太固執，對於上司不大肯遷就、敷衍。就因為這緣故，無論有什麼事情出了亂子，總是他挨批評。在開會的時候，他即使在爭論中佔了上風，主持會議的上級人員做起總結來，總給扭過來，使他處於不利的地位。共產黨席捲大陸之後，他不但沒有升遷，反而被貼上了“趕不上形勢”的招牌紙。當幹部是一個“死而後已”的職業，當然決沒有辭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許多別的老幹部一樣，被調到鄉下去擔任一個低下的職務，那也就是他們的養老金了。
他對於黨的一般性的政策絕對沒有意見。無論怎樣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訓練也能夠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來。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員的妻子永遠也做著官，吃糧不管事；此外，無論辦什麼事，也就跟舊社會上一樣，還是得靠認識人，得要“找關係”。同時他對於政府有些驚人的浪費的地方也覺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許多佛寺，造得金碧輝煌，僅只為了取悅於來訪問的西藏代表。他知道這些錢都是從哪裡來的，因為是由他經手，非常吃力地從農民身上一點一滴榨來的。
他常常感到憤懣，但是他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氣憤，像一個孤獨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悔辱，自己生一回子氣，也並沒有人去勸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轉圓。他除了黨以外，在這世界上實在是一無所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