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銷團伙中，與生活相關的口號都沒什麼人性，比如另外一個著名的“三多”：淚水多、汗水多、苦水多。“汗水多”是胡說，傳銷者大多過著遊手好閒的生活，既不勞動也不鍛鍊，除了年輕小夥子的腳汗，別無出汗之處。淚水和苦水倒是真的，在團伙中待上幾個月，基本上就和所有親戚朋友都斷絕了關係。當年的愛侶，此時的冤家；昔日的密友，今朝的仇敵，發短信沒人回，打電話沒人接，更別提理解和傾訴了，午夜夢迴之時，傳銷者思此及彼，見殘月如傷，寒星似淚，一時悲從中來，忍不住就會做長夜嚶嚶之哭。此痛無人知，此恨無處訴，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第二天腫著眼皮醒來，還得強作積極，讀《羊皮卷》，背《業務洽談》，用弱不禁風的身體扛著重若千鈞的夢，用屈原投江的心情抱著一戳就破的事業，此中孤憤不可言說，漢語中有個詞早就為他們準備好了，叫做“活該”。
同樣沒人性的還有“過三關”，面子關解釋過了，另外兩關是行動關和冷水關。行動關指的是真抓實幹，不能只看著別人賺錢，心動就要行動，必須拉下面子、拋開良心，去蒙、去騙，掘地三尺也要把親朋好友騙來。更殘忍的是冷水關，我們體系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哪怕地凍三尺，也只能用冷水洗衣服洗菜，女性月經期間也不例外。
上饒的冬天很冷，那水我試過，冰涼刺骨，我人老皮厚還扛得住，年輕人幾乎個個手上都有凍瘡，鄭傑的十根手指全部凍腫，小琳更厲害，手指頭全跟胡蘿蔔似的，顏色青黑，多處凍裂，右拇指靠近指甲處裂了一道筷子粗的傷口，深幾見骨，四周的皮肉全凍成深紅色，看了觸目驚心。我們相處二十多天，我陪她買過三次凍傷藥，可從來沒見好轉。她還勤快，總搶著幹活，有次我站在旁邊看她洗菜，水很冷，洗一會兒她就拿出手來哈氣，我想幫忙，她不讓，那時房間裡有一副黃色的橡膠手套，我說那你把手套戴上吧，她搖頭：“手套是洗衣服的，不能拿來洗菜。”不知什麼時候把傷口劃破了，菜葉上淋漓的血，我心中暴怒，低著嗓子罵她：“你傻呀，戴個手套能怎麼了？怎麼能這麼死板？我告訴你，疼可是你自己的，沒人替你疼！”她轉身微笑，大聲回答：“我這是為了自己的未來，值！”
我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始終在想：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才會使一個人如此麻木，又如此瘋狂？
一九六一年，漢娜?阿倫特到耶路撒冷旁聽了一場審判，受審者是著名的“納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他是“二戰”時屠殺猶太人的主要負責人，經他簽署命令而屠殺了超過五百萬人。漢娜?阿倫特目睹了審判的全過程，發現艾希曼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種猙獰惡棍，也不是特別聰明或在某方面獨具才能，他極其平庸，既淺薄又無趣，正如阿倫特的辯護詞中所言，艾希曼只是一個正常人，而且是“極度的、可怕的正常”，她把這稱為“平庸之惡”。
平庸之為惡，並不是因為失去了辨別是非的能力，艾希曼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而且熟讀康德，自稱“一生都依據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只是不想判斷，寧願放棄良知與邪惡同行。和大多數人一樣，他見慣了罪惡，就會對罪惡麻木不仁。殺第一個人時，他也許會膽戰心寒，夜不能寐；殺到第一百個人，他就能安然入睡，只是心中還有些許愧疚；等殺到一萬、一百萬人，殺人就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就像走路、睡覺和呼吸，人命在他眼裡就像砧板上的肉，不再有任何意義。後來艾希曼為自己辯護，說他並不仇恨猶太人，他只是在忠實地執行元首的命令。他不是犯罪機器的開動者，只是機器上的一個齒輪。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麻木不仁的齒輪，卻犯下了人類歷史上最令人髮指的罪孽：五百萬條鮮活的生命。
與艾希曼相比，那些洗過腦的傳銷者連平庸都算不上，艾希曼只是不願意做出判斷，而傳銷者根本就失去了判斷的能力，他們更麻木，也更糊塗，打電話騙人時，他們以為自己是在提攜親友；給人洗腦時，他們以為在幫助夥伴，哪怕用暴力囚禁新人，他們也覺得自己心懷善意，就像父母對孩子動用必要的懲罰，“他現在想不通，過段時間就想通了，我要給他機會，這都是為了他好。”他們從不以為自己行事卑鄙，反而有種聖徒般的情結，覺得自己在犧牲、在奉獻、在為國出力。後來我在上饒的派出所裡和小琳聊天，我問她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她一直強調一句話：“我沒覺得我在做壞事，我沒做壞事！”
我把這稱為“昏聵之惡”，如果艾希曼是罪惡機器上的一個齒輪，傳銷者就是這機器運轉時噴出的黑煙，他們受人控制，身不由己，可是依然有害，就像多年前那群抄家燒書的紅衛兵，不明方向，不辨所以，只知道跟著人群沖沖衝，犯下大惡卻不自知，就如同身在夢中。
當某種罪行以光明的謊言煽動人群，那些缺乏常識、頭腦昏聵、對“善”極度遲鈍的人就會洶湧其中，世上最恐怖的事物就是缺失了同情心的狂熱，一切集體暴行都出自於此。當人群變得狂熱，人性就會悄悄溜走，其後果往往比普通罪行更加嚴重。這樣的事在我們的歷史上一再出現，白蓮教如此，義和團如此，傳銷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