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後天已經黑了，我堅持要在外面吃，說今天是新年夜，應該慶祝一下。小琳和劉東都反對，說家裡已經做好飯了，不吃也是浪費。我將他們的軍：“那你跟劉東回去吧，我和小龐在外面吃。”小龐也很配合，說對，就在外面吃。他們倆沒辦法，只能打電話請示，組織上極力反對，可架不住我態度強硬，終於鬆了口：“那你們在外面吃吧，吃完飯早點回來。”我大為得意，領著他們走進“喜洋洋酒家”，點了基圍蝦、清燉雞、紅燒牛肉，還要了一瓶啤酒和一瓶大棗汁，一共花了二百多。
城裡人花二百元吃頓年夜飯是很平常的事，可劉東一直抱怨“太貴了”，說他當初在工廠打工，一個月工資也不過幾百塊錢，被我一頓飯就吃光了。這話說得真讓人心疼，我怒氣全消，不斷給他夾菜，教他剝蝦，他肯定沒吃過幾頓這樣的飯，眼睛始終直勾勾的，不過吃得倒不少。他吃東西咂巴嘴，很香甜的樣子。
劉東二十三歲，長得很精神，有時會戴副眼鏡，看著就像個大學生。對城裡人來說，二十三歲還是個孩子，可劉東已經快當爸爸了，他老婆懷孕八個月。有次我問他想不想家，想不想老婆，他長嘆：“想啊，可光想有什麼用？賺不到錢，談什麼都沒用。”他對那套荒謬理論深信不疑，堅信自己會發財，所以騙了很多親戚朋友過來。這些人至少交三千八，有的甚至交了三萬六千八，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這將是劉東無法承受的負擔。不知道他將怎樣償還這沉重的債務，回去繼續幹一個月幾百塊的體力活？借高利貸？或者，去偷去搶？天知道。那時他的孩子已經出生，可憐的孩子。
吃完飯回到住處，他們都在看中央臺的元旦晚會，每個人都很高興，出來一個明星就鼓掌喝彩，好像在看現場。王浩級別最高，站在旁邊一本正經地發表評論：“什麼叫成功？對我們這個年紀來說，成功就是上電視！”我暗暗好笑，心想我倒是上過電視，可真不明白這有什麼成功可言。
中央臺的晚會實在看不下去，我拉著管老漢聊天，聽他講農村的情況，管老漢一個勁兒地感恩，說現在農民的日子好多了，不用交公糧，也不用交農業稅，種地還有補貼，買家電都有補貼。說到情濃時，拉著我的手大發感慨：“哎呀，真要感謝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他兒子管鋒在旁邊插話：“在毛主席那個時代，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就是最高理想，現在我們農民全都過上了這樣的日子！”
我平時經常對種種社會現實有諸多抱怨，坦白地說，管氏父子給了我很深的觸動。在此後的日子裡，我不斷問自己：究竟誰更有資格代表中國人說話？是我這種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還是人數更為龐大的、善良而樸實的農民？
管老漢鑲了兩顆金牙，看上去很醜，也很庸俗。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掌心佈滿老繭。他生於一九五六年，三歲時差點餓死，所以一生都很珍惜糧食。有次桌上掉了幾個飯粒，別人都沒在意，他看見了，過去用兩根手指粘起來放進嘴裡，嚼得很慢，笑得很甜，他的金牙閃閃發光，不過一點兒都不醜。
他是老實人，從來不敢違反紀律，被騙進傳銷組織快一年了，沒吃過幾頓飽飯，也從來不敢偷吃。他小時候沒飯吃，很餓；現在五十多歲了，還是沒飯吃，很餓。
我在上饒認識了六十多人，他們大多都是管老漢的同類：善良、質樸、心地無邪，一生不曾作惡，一生與苦難為伍。他們被人欺騙，可同時也在欺騙別人。在此後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有種深深的無力感，不能叫出聲，不能說出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群善良的人一點點淪落為惡虎之倀。